[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既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进程。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注重研究其使命任务；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注重探究其文明底蕴。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展开了研究，但还不够系统深入。运用大历史观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宿命；从未来走向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底蕴 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 现代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既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进程。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注重研究其使命任务；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注重探究其文明底蕴。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展开了研究，但还不够系统深入。本文运用大历史观的分析框架，致力于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

（一）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1]这里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自然包括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这一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文明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主体、对象、目的和方式。

中华文明中是否蕴含“优秀因子”，关键看它是否有利于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否有利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且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否有利于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有高度契合性，可以被激活；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彰显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应当被激活。由此，需要注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需要理清有哪些“优秀因子”需要被激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2]这一论述提炼出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激活这些“优秀因子”，可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激活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其中的宇宙观强调系统整体、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天下观主要包括天下为公等思想，社会观包括民为邦本、家国情怀、集体主义、德法兼治、团结统一、凝心聚力等思想。二是激活伦理道德中的精华。中国哲学中的道德观包括儒家伦理、道家伦理、墨家伦理和佛教伦理。儒家伦理注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道家伦理强调道法自然、顺应自然和内外兼修，墨家伦理倡导兼爱尚贤，佛教伦理主张慈悲为怀、严守戒律和修身养性。这些伦理道德对建构良性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现实意义。三是激活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如注重道德修养、强调遵纪守法、注重家庭伦理、倡导勤劳致富、提倡爱岗敬业、关切公平正义、强调团结友爱、主张诚信忠诚等。

其次，需要搞清楚赋予“优秀因子”哪些“新的时代内涵”。一是赋予中国哲学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等新的时代内涵。赋予中国哲学宇宙观所强调的系统整体、谐和共生、天人合一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人与社会关系上，推进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互成就，让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和机会，使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创新活力；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实现人和人之间共同发展、平等发展、和谐发展，尊重人的地位与价值。赋予中国哲学天下观中天下为公、亲仁善邻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就国内而言，把人人当作目的，在“利他”中实现自我价值，在为社会作贡献中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就世界而言，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普惠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中国哲学社会观中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厚德载物、讲信修睦、集体主义、和合共生、自强不息等思想新的时代内涵。要坚持人民至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要求新时代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根基，扎根人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坚持立德树人。厚德载物、讲信修睦，要求新时代化人为善、与人为善、德行天下、坚守诚信。要坚持谐和共生。集体主义、和合共生，要求新时代人人共同发展、和谐相处。要坚持勇毅前行。自强不息，要求新时代永不懈怠、团结奋斗。二是赋予中国传统道德观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传统道德观强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注重修身、齐心、孝道、忠诚，倡导内外兼修、兼爱尚贤，主张严守戒律。在新时代，这些伦理道德对建构良性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修炼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树立政德，强调以文化、文明明大德、树政德；主张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建构新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良性秩序，解决“精神懈怠”问题。三是赋予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注重家庭伦理，建设文明家庭，弘扬良好家风，尊老爱幼，亲仁善邻；倡导勤劳致富，尊重劳动，把劳动光荣理念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工作恪尽职守，把职业作为事业；坚守诚信，建设诚信社会，强调互助友爱；遵纪守法，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四是赋予“优秀因子”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新的时代内涵。在“激活”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激发中华文化创造创新活力，打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新空间，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展示中华文明标识，提升新时代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再次，要理解和把握如何激活“优秀因子”的问题。“激活”的实质，就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一是解决激活的认知问题，认识中华文明具有“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高度契合性。二是解决激活的主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需要去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它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具有注重“结合”的本性，它反对抽象普遍性和教条主义，注重具体的普遍性；同中华文明具有高度契合性；同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目标追求，即运用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建设力量，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三是解决激活的方式问题，自觉注重“两个结合”和“双创”，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交互作用、双向赋能、相互成就。激活，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的交互作用、双向赋能、相互成就的方式实现的。中华文明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合适且肥沃的土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能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时代价值，能通过“双创”，实现对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换，使中华文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现代的”。四是解决激活的目的问题，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在思想文化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旨向，是要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与宿命，解构“西方中心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新时代中华文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而巩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

（二）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

中华文明一直处在流动和变化中，虽然一直绵延不断，但是时而蓬勃绽放，时而遭到历史蒙尘。新时代，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文明，是由原住民在原居地从原始文明发展起来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3]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4]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与属于第一代原生文明[5]的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文明是从古埃及文明再到古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非原生文明，不具有连续性。[6]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上，内在要求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为“中国式”，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特色”，关键在于它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7]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守正创新。中华文明一直处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它是处在创新中的连续性，也是在连续性中的创新。其创新性，既体现在中华文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也体现在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新的创新空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开创并不断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也在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不断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源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不仅如此，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替和现代转型，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创新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待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上进行思想解放与重新定义，使其作用于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必将开启新的创新空间。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这种统一不是小国寡民式的统一，而是以广袤地域、超大规模人口、多元民族和多样性文化为基础的“大一统”，它既包括中华文化多样一体，也包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进程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既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决定了要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共同构筑、巩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坚持胸怀天下、互学互鉴。得益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广袤地理空间，多样性地域文化的五方杂糅赋予中华文明可以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包容性基因。对比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具有兼收并蓄、包容普惠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它能胸怀天下，对人类实现现代化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互学互鉴。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文明崇尚和合，哲学思想主张“和合共生”，商业活动中注重“和气生财”，日常生活强调“家和万事兴”，人际关系上倡导“和为贵”，中医学上讲追求“调和阴阳”，天人关系上推崇“天人合一”，对外交往中奉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这体现了中华文明不偏激、不极端，平和做人、平和处世之道，决定了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以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而且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是一个立足中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大命题。立足中国，就是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不忘本来，指的是“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既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文明“优秀因子”的激活和继承，更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由魂脉和根脉相结合而生成；吸收外来，是指“新的文化生命体”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面向未来，是说“新的文化生命体”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反映中国、世界、时代发展大势，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由此，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丰富内涵，是“第二个结合”形成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文明形态：它以“魂脉”“根脉”及其结合为根底，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内核，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滋养，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源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就蕴含着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的底层逻辑，并彰显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即塑造出“全要素文明”和“主主平等普惠型”文明。中华文明之“现代转型”，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是相对于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和西方文明的“传统形态”而言的。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主要是“伦理型文化”，相对侧重于人和人的关系，注重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尊重他者”。西方文明的传统形态，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主导逻辑的“竞争性文化”，相对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注重强人从己，也具有单向度发展的特征。[8]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就是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区别并超越西方文明的传统形态，基于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是一种全要素文明，这种文明超越单向度文明，是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全要素文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在哲学上就是注重“主主平等普惠”的文明。这种文明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哲学范式，主张任何国家不论强弱大小，在主权、机会和规则上都是平等的主体，应进行平等的交往，在结果上也是普惠的；强调任何民族不论强弱大小，在权利和机会上也是平等的主体，应进行平等交往，在结果上也是普惠的；注重任何守法的公民，不论地位高低和身份有别，在权利、机会和规则上也是平等的主体，应进行平等的交流和交往，不应受到歧视、得不到尊重，都能拥有和享受普惠性的成果。其背后的哲学根基，就是“主主平等普惠”，蕴含着“主主平等普惠”哲学新范式。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在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主要在东方的中国。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欧洲及西方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使中华文明蒙尘。[9]中国共产党既主动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具有创新力。作为需求方，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中华文明为支撑；作为供给方，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文明支撑，使其具有支撑力。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以重建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凝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使其具有凝聚力。中国从落后挨打到贫穷挨饿，再到失语挨骂，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跌宕起伏，也使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出现方向迷失、精神懈怠、心理无序，缺乏凝聚力。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中华文明作为思想资源，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明确其方向，拥有精神动力，建构心理秩序，使其具有凝聚力。

（二）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宿命

世界现代化首先由欧洲开启。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欧洲及西方国家在物质领域等取得较大成就，使世界文明的中心历史性地转移到欧洲及西方国家，随之产生了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现代化及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产生影响，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这种框架意味着把世界各国卷入现代化运动之中。由此，西方国家进一步把“东方从属于西方”看作东方国家的宿命。

以“东方从属于西方”为框架的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掀起一次次被动防御性回应。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一改过去被动防御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也一改过去外逼式现代化为内生式现代化，取得的总体性重大成果，是开创并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宿命，确立并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宿命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持久更鲜明的，是开辟“建设文化强国之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10]“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现实展现。其内涵和意义是鲜明地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文化样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旗帜，使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和基因，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彰显主体性的独特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注入强大动力和时代内涵，从主体性上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主体特性和独特魅力，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尤其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可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扫清思想障碍。“古今中西之争”，在根本上归结为思想和文化上的主体性之争。“古今”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1]这就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文化支撑，也彰显其时代价值，解决了“今”的问题。显然，解决“古今”问题，有助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西”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西体中用”（以“西”为本体、主体），还是“中体西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体、主体）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12]“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13]如前所述，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身是一种新的“体”，具有涵概性、集成性、整体性和创新性，它既不是“西体”中用，不是以“西”为本体、主体，也不是“中体”西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体、主体，而是以“魂脉”和“根脉”相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体”（体系、主体），并强调明体达用。这就是破除了“西方中心论”，解决了“中西”问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西方现代化创造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承认，西方现代化及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历史贡献。然而，当今的西方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逻辑、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却创造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只能生长出西方的单向度文化、资本型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

从目标上，西方现代化本质上追求的是资本增殖，是稳居世界霸主的地位。以此为目标的西方现代化只能内生出所谓的资本文明、西方文明，内生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道路、路径和方式上，西方把西方现代化看作是一元的，把西方现代化道路看作世界或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强调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唯一性、单线性，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文明具有唯一性、标准性和普遍性，因而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把“地域文明”解释成“普遍文明”，否认后发国家之现代化道路和文明的多样性、主体性、自主性、独特性和创造性，强调后发国家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这里，它倡导人们膜拜的只是西方现代化道路或所谓西方文明，而不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是人类文明，它发展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主体和动力上，西方现代化并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不注重使所有国家或民族迈进现代化社会，并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更多更主要的是注重少数精英的作用，注重资本的力量。这样的现代化创造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性质和立场上，西方现代化是站在资本和资本家的立场上，它主要是把握资本家的愿望、少数资本利益集团的愿望，而不是从人民出发。资本性，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这样的现代化自然发展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文明观上，西方所讲的西方现代化蕴含的所谓文明只是单数文明，是“我的”文明，是“为我”的文明，因为坚持个人利益至上的市民社会，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西方坚持“单数”一元文明观，常常罔顾事实，由他们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把他们所解释的文明当作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其实质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根本发展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民族观上，西方认为，西方现代化把作为西方文明主体承担者的西方种族看作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种族，具有充分的文明“优越感”，认为西方世界的种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藉此，以求确立西方种族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这样的民族优越论，只能衍生出所谓的“帝国”文明，内生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人性观上，西方大多强调人性首先是人的自然性，而“人”主要是具有自然属性的实体个人，这样的个人从本性上首要追求的是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认为这是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而且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中，在私有财产占有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这样的人性论内生的是所谓“自私”性文明，根本不是人类文明，与人类文明相距甚远乃至完全相悖。

从价值观上，西方极力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世界各国应普遍接受的。这里，自由、民主、人权的主体是西方，而不是全世界人民；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是西方定义和解释的；是为了获取西方的利益。这是一种所谓美丽的神话和包装，具有抽象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内生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更要从哲学根基上，揭示西方现代化内生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现代化的哲学根基，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所蕴含的“唯一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致力于为现实物质世界寻求作为最后本源、最高权威的形而上学的所谓“本体”，把这一本体看作最高的“一”，用这种“一”来解释“多”，认为它具有至高无上性，是主宰“多”的最权威的“主宰者”，是统治现实世界的绝对的“终极存在”。这种哲学，就是强调“一”高于“多”。而这里的“一”，就是西方的现实化身。显然，西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大都是为“西方中心论”作哲学论证的，其实质是强调西方的至高无上性，非西方世界要受西方世界主宰和统治。以形而上学为哲学根基的西方现代化只能内生出“帝国”文明，创造不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能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能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的，无疑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哲学上讲，这意味着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加以探究。就是说，文明不仅要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这一特殊性，还要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贡献”这一普遍性，要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机理。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彰显了历史发展规律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其中具有总体性的一条规律，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类发展的“三形态”，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在未来理想社会，人的发展将呈现为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毕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即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制度逻辑，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总问题既涉及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解决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人类文明走向。马克思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仍需要后人从实践上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致力于从总体和实践上破解这一问题，这主要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中华传统以家庭伦理为基点的伦理型文明，也超越了西方立足于市民社会的“物的依赖”基础上的“资本文明”，开创了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人本文明”“类本文明”，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正确方向。

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中国样本”理解其内生人类文明的内在机理，具有实践基础。人类文明形态有多种，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一般要通过特殊来实现，特殊蕴含一般。走向人类文明的路径和方式是多样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类文明的具有典型“中国样本”的实践方式，对走向人类文明能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甚至一定意义上引领着人类文明的走向。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逻辑理解其内生人类文明的机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走自己的路。这既告别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依赖，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独特性，从而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具有了主体性。这就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主体性基础，具有了“中国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又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就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性突破，就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核心的本质和理念上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所谓资本文明进而创造“民本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主体性”，实质上讲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创造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实质上讲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民本文明”，实质上讲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与核心。

三是基于系统整体思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机理，有其框架性依据。我们可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实现方式、动力、立场、性质、主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人民、民族、世界、人类都直接与人类文明本质相关，都是朝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前行的。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目标的道路和方式是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是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以共创共治共享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种方式是有利于走向人类文明方向的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在动力上，不是主要依靠资本驱动，而是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不是依靠少数人，而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是喊出震撼世界的词句，而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15]这样的动力有助于推进并实现人类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具有人类眼光，其远大志向为的是使全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和人民的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来，党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16]

四是基于“主主平等普惠”的哲学根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机理，具有哲学基础。从哲学本源（本体）逻辑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以“多样统一”“主主平等”为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赢文明，区别于西方那种具有“同一性”“主客二分”的一元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在哲学上坚持“多样统一”“主主平等”，强调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注重世界各国要遵循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注重世界各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和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的平等性和互鉴性。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哲学范式上的体现，关乎人类存在和交往方式，属于本源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过程逻辑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即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社会文明、[17]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它区别于西方工业化进程中那种单向度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过程逻辑上体现出的全要素文明。

从关系逻辑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坚持人民至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民本文明，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至上、两极分化的资本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关系逻辑上体现出的社会主义人本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本文明。

从空间逻辑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世界大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文明（和合普惠文明）。它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狭隘民族主义、殖民扩张的所谓地域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与世界交织互动中开创出来的，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织互动，能彰显出人类文明元素。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空间逻辑或人类逻辑上的体现。

从真理和道义统一逻辑讲，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世界谋大同、为马克思主义谋发展的真正社会主义文明。它坚持多元共赢文明、全要素文明、社会主义民本文明、类本和合文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那种虚伪性“文明”，是一种真正文明。

（二）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当今的西方现代化因其“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范式发展不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甚至遭遇文化和文明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新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而具有引领力。

人类实现现代化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走向，是实现世界人民共同富裕。在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当今西方所实行的现代化导致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整个世界的对立、分裂、冲突、暴力和战争，把整个世界引入歧途，这不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正途。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使中华文明的天下为公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得以彰显，从“共同富裕”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人类实现现代化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走向，是实现全要素文明协调发展。在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当今西方所实行的现代化导致了单向度发展，即物质文明有余而精神文明不足，消费主义有余而为人类创造贡献不足，利己主义有余而集体主义不足，短期主义有余而长期主义不足，注重自我发展有余而注重他者发展不足，单赢有余而共赢不足，对立冲突暴力战争有余而和平和谐发展不足，这不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的系统整体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得到彰显，从“协调发展”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人类实现现代化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走向，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当今西方所实现的现代化，往往是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这不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选项。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使中华文明关于天人合一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得以彰显，从“生态文明”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人类实现现代化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走向，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今的西方现代化一定意义上蕴含野蛮的基因，也异化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西方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样的现代化把世界引入迷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注重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包容普惠，注重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它使中华文明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与和平特性之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得以彰显，从“和平发展道路”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人类实现现代化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走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西方所实行的现代化使整个世界陷入分裂与冲突、暴力与战争，把人类文明引入歧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避免世界的分裂与冲突、暴力与战争。它使中华文明的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充分彰显，从“人类共同命运”上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及其破解“现代化之问”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底蕴及其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之内涵简要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鉴”；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源”；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体”；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向”；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具有鲜明特质。一是它坚持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统一。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基因，又立足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还积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二是坚持立足中国和放眼世界相统一。它立足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坚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它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之中，又立足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四是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统一。五是坚持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复兴相统一。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推进中华文明复兴。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现代化之问”。在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遭遇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复杂矛盾和难题，可称为“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有助于破解“现代化之问”。

一是目标何求？即在目标追求上，是物质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人类实现现代化初期，首要解决的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问题。西方推进的现代化是如此，中国推进的现代化也是如此。在集中解决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历史阶段，价值目标追求主要是物质至上，人则成为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的手段。由此，在西方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便滋长出一种单向度发展的物质主义。

如果在推进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物的依赖，物对人进行统治，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在这种情境下，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是坚持物质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物质的单向度发展，还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华文明强调民为邦本。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问题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地注重解决人本身的全面发展问题，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求使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为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服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解决了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目标追求问题。

二是道路何选？即在道路选择上，是一元的还是多样的，或者是只能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还是可以立足本国国情实现自主发展？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西方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在这种框架中，西方将其看作“主”，把非西方世界看作“客”，倡导客随主便、主统治客。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对中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就是产生了把“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就是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这种西方现代化模式对许多国家也产生较大影响，以致于拉美一些国家一味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然而大都未能走向富强稳定，反而导致社会分裂和动荡。

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只能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还是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其独特发展道路？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也没有离开一般的个别。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个别的纯粹抽象的一般性，一般都是以个别为基础的一般，或者普遍都是具体的普遍。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强调革故鼎新，注重实事求是。以中华文明为根脉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也具有中国特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现代化，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国情而推进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破解了“一元”与“多样”、“发展”与“稳定”、“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两难命题，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和拉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道路选择上，各国应立足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其发展道路。

三是动力何来？即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还是其阻力？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糟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阻力，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自强不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之一，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同时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古为今用，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这种“中国式”既区别且超越于西方现代化，又彰显出与西方现代化相比而言的独特优势，克服了当今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从而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四是后发优劣？即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是被动从属于西方模式，还是主动以后发优势走出西方现代化模式？这涉及先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问题。西方认为，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其显著优势，后发国家因“时空压缩”而具有诸多劣势，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沿袭西方模式。历史和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照搬和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要么成为西方的附庸，要么难以取得成功。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这种道路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也可以避免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弊端和付出的代价，还可以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发挥自身优势、补齐自身短板（受资源、环境、科技、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的约束）、打牢自身发展支点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如此。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先发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创新性地克服了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和弊端，如单向度发展、两极分化、殖民主义扩张，还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宿命，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中国奇迹的独特发展道路。

五是范式何谓？即现代化的哲学范式是“主客对立”还是“平等普惠”？西方现代化的哲学范式是“主客对立”，西方想把这种范式向世界推广，认为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范式。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且超越这种范式，注重以“平等普惠”为根基的哲学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之深层哲学范式，就是注重“平等普惠”。

注释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3]文扬：《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5页。

[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5]文扬：《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第55、59页。

[6]文扬：《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第55页。

[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7页。

[8]刘梦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专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光明网：https://theory.gmw.cn/2024-03/06/content_37187959.htm，2024年3月6日。

[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1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页。

[1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页。

[12]《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页。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27页。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27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4页。

[17]韩庆祥、张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基于对中西现代化哲学根基的比较分析》，《哲学动态》2023年第3期。

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孙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学术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