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从洋务到时务:晚清的变局与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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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  

 

【内容提要】洋务为近代中国大变局的特定产物,“海禁未开,无所谓洋务”。葛士浚所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于“六政之外,别立洋务一类”,举凡朝廷六政之外的所有事项均在其中,包纳了外事与“自强新政”,如机器制造、铁路、工矿、银行、邮政、商务乃至人才培养等诸多实政。但1902年刊行的《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却把“洋务”范畴限定在交涉、教案和出洋三项,诸多实政出现脱洋务而入时务的变动。“经世文编”系列体现的这一变化,实际呈现的是晚清“化西为中”的制度性变迁。晚清大变局的形成及其运行趋向,早就蕴积在社会情势的演进之中;而社会情势与洋务内容的蜕变互为表征,也如影相随地构成晚清大变局历史的丰富内容。

【关键词】晚清 洋务 时务

 

在晚清“古今大变局”的历史演进中,相继兴替的夷务、洋务、时务等语义及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典型地呈现近代中国文化或言说递进嬗变的轨迹,又在“见之于行事”方面揭示实务即制度和社会变迁的深层含义。既往的史学研究或瞩目于同光之际的“洋务”新政,或聚焦于光宣时期的“新政”时务,对于由洋务到时务的时风流变和其内容的蜕变延展,则未有实证性研究的展开。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新开拓,对既往学术取向略有改变,“适当增加了清廷政局的部分内容,或是增加了部分外交、经济等内容,或是增加部分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内容,但其整个结构与体例却并无明显的改变”。崔志海等的《当代中国晚清史研究》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了民国以来关于洋务运动的学术研究,并特别着眼于当代学术研究的转向,关注到洋务运动研究摆脱“事件史”传统研究框架,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重视跨学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深度影响,促成洋务运动社会史、区域史、专题史研究得到明显重视和加强等新取向。同时,崔著也认为,21世纪以来“受史学界研究范式与学风转向之影响”,洋务运动史研究呈现消解与分化态势,甚至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该著分立“洋务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两章,详述学术研究的新进展,评述了洋务新政与清末新政研究的丰硕成果,呈现了清末新政颇有一时“显学”的景况;但也体现出学界整体上还是局限于“内史”(即事件或运动本身历史)之探讨,亦不曾注目于洋务新政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内在关联。新时期以来兴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研究,虽然整体上超越了事件史的结构模式和研究取向,却另有旨趣并各有所重,亦未曾触及这一问题。

在晚清历史的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两大事变中,所指称的洋务内涵和主要事项全然不同。那么,从洋务到时务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演化的景况如何?既往的历史研究不曾深入探究。囿于事件史或政治史既成的叙事逻辑,人们更多地关注事件本身,即对于同光新政或清末新政内容及其实施状况讨论甚详;或者以各类事件(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勾连成史,而对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两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演化却甚少体察。

在不同语义延绵流变的背后,历史变动的事实、观念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感知,常常被遮蔽或淹没。这显然不是岁月磨砺所致,而是基于“事件史”或政治史的史学取向所形成的弊害——即关注历史事件叙事,并借助于几大事件的勾连建构史学文本——而完全忽略了事件之间日常生活的流变及其对于事变的深度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期望引申这一论题的拓展和深究。

一、 洋务:六政之外别立一类

洋务实为近代中国“古今大变局”的特定产物,一定意义上可视之为近代历史的界标。时人认为:“盖世风有升降之殊,而凡济世之才亦与之而递变。本朝自乾嘉以前海禁未开,无所为洋务,故有志之士惟有专心经史,从事制艺以猎取功名而已。迨道光季年通商之局始开,在彼时中外之情,奚论人才,惟有任彼奸民从中播弄……中国之受亏实甚,其故皆由于无熟悉洋务之人。”由海禁宏开而夷舶辐辏,遂成此变局,从而引动朝士求对之策。魏源的“筹海三策四论”均不外于此;而王先谦的《条陈洋务事宜疏》亦是以审敌情、振士气、筹经费、备船械四条建构所论的洋务对策。这大体反映了当时朝堂上对于洋务的认知。

时人认为:“今日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洋务实“为国家怀远招抚之要政”,故朝廷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其事:

海禁既开之后,朝廷深知洋务之重,首于京师建立总理各国衙门,以王大臣统摄全权,外省则始设三口通商大臣,后改五口。迨长江各口开埠,事务既繁,又分设南北洋,以直隶两江督分任之,以专责成。

郭嵩焘认为,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已渐成气象,而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等洋务大员皆以练习洋务为要,力筹富强之术,至精至博;“而于交涉洋务,亦深得体要,维持保全”。此时朝堂上“洋务”一语多与“夷务”并行,二者所指内容并无不同。如时任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殷兆镛在《密陈夷务疏》中即谓:当今国事最为切要者,则在于洋务、海防之一端;然则“议战、议守、议抚、议防至不一矣,而二三十年以来卒无定论”。虽然1858年6月《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清朝一些官员开始改变用词,从此前专用“夷”而“夷”“洋”掺用,再到全用“洋”字,逐渐完成了从“夷务”到“洋务”的演化进程。但这一转变,事实上不仅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官员文化心理认同上表现得更为复杂。1862年曾国藩在与李鸿章信中还谓: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甚至到1871年,曾国藩的奏稿仍是“夷务”“洋务”并用,即谕旨中多称“夷务”,奏陈中则多用“洋务”。而距此十多年后,朝野上下才不再有“洋”“夷”语义并用情形,洋务一语始独领时风。王韬曾言:

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

时人称:“六十年来,万国通商,当代才贤竞言洋务。”随着洋务新政的展开和时风的迁变,洋务的实际内容迅速扩展,其含义也不断扩充。王韬曾以《洋务》专篇论其义旨:

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四十年来事变百出,设施多谬……夫国家之一举一动,所以多左者,由于未能熟悉泰西之情,而与之往来交际也。

显然,王韬所论之“洋务”已不再拘限于“防夷”对策或单向度的涉外方面,而凸显为“自强”新政内容。他强调洋务之要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他一方面认为,通中外语言文字虽为首要之事,“欲知洋务”必先行此举,故设立译馆并译介各类政事日报,以便养成能明洋务者;一方面则强调,“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必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之创制为要务,“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富国强兵之本,当必以此为枢纽”。王韬还强调,处当今大变局之世,诚能富国强兵者实在于两端,一曰利,一曰强;“不然,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吾诚未见其可也”。就此而言,洋务事实上具有更广泛的内容,虽然也兼及外事,但其义项更多地侧重于内政:

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行。

洋务甚至是必然牵涉内政、变法的急务。因为“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其关键在于科举时文之弊。因此,废时文以设学塾取士,“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思想家的认识与官员的实政操持并无二致,如张之洞主政三晋时,也以倡导洋务为首选。他说:方今万国交互,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海疆诸省设局讲求,并著成效”。他在《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中申明:

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罕习……现于省垣建设洋务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于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酌派提调、正佐委员,先就晋中通晓洋务之人,及现已购来各种洋务之书,研求试办,详立课程,广求益友。

道咸同光之后,直面现实时务之论的“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以至新编踵起接续,其中葛士浚所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下称葛编)专列“洋务”一类,相对集中而典型地呈现了当时关于“洋务”的基本内容:

近来风会日辟,事变日繁,如洋务为今日一大事,非原书海防所能尽也;奉天、吉林、新疆、台湾各置行省,因地制宜,非原书吏治所能尽也;开矿自昔有禁,而今则以为生财之大道,非原书钱币所能尽也;军国之用取给抽厘,非原书榷酤所能尽也;有轮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轮车以行陆,非原书漕运所能尽也;中西算学日新月盛,朝廷辟馆以造就人材且宽其俗以取之,非原书文学所能尽也……

因此,葛编特别表明在既有“经世文编”体例的“六政之外,别立洋务一类”,并分列其内容为七项:即通论(上、中、下)、邦交(一至四)、军政(上、中、下)、教务(上、下)、商务(一至四)、固圉(上、中、下)、培才,其内容可谓至广且泛,举凡朝廷六政(即中央六部执掌事项)之外的所有事项均在其中。

《李文忠公事略》也特意对“洋务”名词及其实政内容有过评述: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廿余年之事业……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

文中特别指斥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并列表胪举其一生所办“洋务各事”:从在上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始,继以创设上海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并于各省分设洋学局,办洋务学堂,创设电报、铁路,以及购置船舰、派员出洋等20多项,“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基于此,学界通常也认为,李鸿章“从办企业到练新军,从开学堂、派留学到废科举、定学制”,皆为晚清督抚擘画与经营的洋务新政。

二、 时务:审时权而先务之

时人称:“今天下谈者,莫急于洋务。”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历经冷漠、抵拒、排斥的洋务在跌跌撞撞中一路前行,竟然成为从风而靡的时风,“承学之士转移心志,弃其帖括词章而从事于西学洋务者,日见其多。于是洋务西学之书日新月异,层见叠出”。葛编中“六政之外,别为洋务一类”的坦言,既意味着洋务新政一时无法纳入旧政轨辙的事实,也昭示洋务乃“世变”之局的主导趋向。“忧时之士竞言洋务,于是船政、电报、铁路、银行、邮政局、机器制造,一切富强之术次第兴举。”洋务,几乎包纳了外事与内务(如新兴的机器制造、铁路、工矿、银行、邮政、商务乃至人才培养)的诸多实政。

然而,令人颇为困惑的是,就在洋务新政40多年后,1902年刊行的《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却把“洋务”范畴仅仅限定为涉外事务,在其“洋务”分类下,除通论外只有交涉、教案和出洋三项内容。原本属于洋务的许多重要时政或事项均分属于另立之“时务类”(如商务、财用、矿务、铁路、船政、电报等)和“变法类”(如学堂、兵制等),并明确认为开设机器局、学习西法、设立艺局等原本归纳在“洋务”项下诸多论说,一概归属于“变法”类目下。其编辑《凡例》指明:

政治之道不外六部,而近来变法时事以及洋务章奏如林,不能分归六部,故别为变法、时务、洋务三类以清眉目,若综论国事者,则以治法类括之。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之前“经世文编”在“洋务”项下的奏疏文论,现在基本分列在“变法”或“治法”条目中,如1895年时任新疆巡抚陶模之《培养人才疏》所言:

世变之奇,有先圣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犹以不谈洋务为高。夫不谈洋务可也,不知彼并不知己不可也……明明不如人,而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又安望有自强之一日。拟请敕总理衙门选择同治以来办理洋务奏折文牍、翻译各国政务诸书,呈备御览……俾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

时移世变中,“经世文编”系列前后所收取的“洋务”内容竟然完全不同,其变动之大实属惊人。

其一,此前归属于洋务新政的重要内容,如铁路、船政、电报及一切机器制造等实务,都被分列在“时务”项下。甲午败绩之后,朝野上下对洋务自强新政深痛反思,以其“规仿西法”而未得其要,“论者咸以为各国之兴,其要皆以商务为始基也”。时务当以商务为切要之图,而洋务新政实未洞达其要领:

今者招商有局,制造有局,纺纱、织布、缫丝有局,未尝不思规仿西法,改弦更张,而商务之未见振兴者,何哉?……官商之气未通,官商之情未洽,所谓规仿西法者,固未得其本,尚遗其精也。

“商务乃今日要政”,“重商论”成为一时之聚焦。清末“新政”布局中开始设立商部衙门,“以亲王大臣部理其事,各省均置督办商务之大员,以一事权”。从而,“商务既兴,而铁路、矿产、机造诸项自次第举行。商人殷富,国势亦与之俱兴,不必以讲兵为强,而兵自足以无敌于天下”。由总理衙门辖制的工、矿、路、邮电诸政统归并于商部,在制度建制上完成了其脱“洋务”而入“时务”的时代性变动。

其二,此前本属洋务核心内容的西学以及新学堂事项亦列于“变法”项下。郑观应曾作《西学》一文,认为洋务的主体内容不外乎西学:

今之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

郑文还特别指出,西学自有本末,其格致、制造等学当为其本,而语言文字则为其末,“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沈葆桢在办理洋务实践中亦深有体悟。他认为西洋器械日出其新,故洋枪洋炮非购之难,而知之难,用之尤难,因此自强之要应选才出洋学习,“取法于上,冀得渊源”。他特别强调,“外国权舆万事之方,胥根乎算学,而中国鼓励人才之用,莫捷于制艺科”。

显然,西学及其学堂之创设本为洋务新政的主体内容之一。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同文馆,创开风气之先,相继而起之南北洋及闽粤各省梯次设立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武备学堂,人才奋兴,成效昭著。由此,“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张之洞在《札委张斯栒总办自强学堂并兼办本衙门洋务文案》中也指出:“自强学堂为培植时务人才而设,实为今日急务,向委精通洋务大员办理。”

创设学堂实为“储养洋务人才之用”,以学堂为洋务之当然范畴,“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所谓“兴洋务学校而士庶之学通”。葛编中关于学堂的奏疏文论,基本都列在“洋务”类目下,且在“培才”一目下条列《采西学议》《酌议同文馆章程疏》《论考试》《会议算学取士疏》《粤省创设水师学堂以储群材疏》等15篇。从李鸿章创设广方言馆,以学习西学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培养“我中华智巧聪明”之士,到张之洞创设水师学堂,专习西学“以为储洋务人才之用”,时论所关乎学堂、学制之奏疏,均为当时“洋务”类目中重要内容,而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中则统统归类于“变法类”卷七之“学堂”一目。

其三,原“洋务”项下的诸多实务被分划在其他类目中。如“兵政类 水师”之李鸿章《购置军火办法疏》(光绪四年)、曾国藩《酌议江苏水师事宜疏》(同治七年)、沈葆桢《覆议海洋水师片》、刘锡鸿《水师宜兼练陆战疏》(光绪五年)、彭玉麟《请造小轮船片》(光绪六年)、《请筹费赶造小穹船片》(光绪七年)、张佩纶《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光绪十一年),“兵政类 海防”之李鸿章《筹议购船选将疏》(光绪五年)、彭玉麟《代陈海防管见疏》(光绪十年)等,以及“礼政类 学校”,如宝熙《请变通宗室八旗学校章程疏》(光绪二十八年)所论:选各旗子弟出洋游学为“开通风气之至计,培植人才之要图”等。

曾经的洋务新政内容一变而为时务之要图,朝野上下均视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为条陈时务之大计。即以时务言之,“其大者要者有三,曰:广储人材以资富强;曰:开矿产兴商务以致富;曰:精制造修军旅以致强”。而出洋游历各国,“察其风土人情并及战守之法”,武备既修,国乃强盛,此又时务之一端。“挟富强之术以自固者,三代下之时务也。所谓时务者,审当时之权宜而先务之。”这或许是对其脱“洋务”而入“时务”历史变动的一个学理层面的诠释。

三、 日常之渐:趋于时务的洋务实政

所谓时务乃时局之要务,而大变局者,实为时局之巨变。1852年胜保在《敬陈时务五事疏》中说,切于时务者,无非敬天变、修人事以消灾害,严责成以弭祸患之类。郭嵩焘亦曾提及,大臣奏疏多聚焦于用人行政,所谓时务时政,大端在此。然而,“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竟然“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而开其端。葛编中“别立洋务一目”且与“六政”相区分,既呈现了“变局”的走向,也厘定了同光新政的基本内涵。

在30多年后,“洋务”新政中的大多事项化蛹成蝶为“时务”之要政,实际又构成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由洋务新政到清末新政的两大事变之间的日常演进以及内在的关联,当是晚清“大变局”的肯綮之所在。

“天下政事分隶部院,而总摄于军机”,其政事运作向以朝廷六部为根本。洋务初兴实为当时之急务,其规制却在六部之外。“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言兵事者,则曰枪炮之精也,舰艇之坚也,军法之严肃也,营制之整齐也,边备之周也,海防之固也。”时以洋务为富国强兵之取径,“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而自强之本则在于废时文而变取士之道,时人以此为“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问题在于,这个位列“六政”之外的洋务,又如何承担起事关“大变局”的重负?

“洋务意分畛域”,“无论中务、洋务,皆是国事”。既然畛域分立,洋务中的诸多实政(如坚船利炮之制造、矿产铁路之营建,以及与此相应之人才培育),显然与“中务”(或亦称国务)形成对立和紧张,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六政”(即旧政)与“新政”(即洋务)的对峙,以至于一些主政的地方官并不把洋务作为施政的主务,如《杜凤治日记》中所记粤抚张兆栋对洋务的冷漠态度:

唯这位大人闲谈则可,即如洋务、盐务,不关抚台主政之事,亦喜闻之,然欲其发一言谕司道照办,或洋务、盐务有不足于心者,请出一言万万不肯也。

对此,郭嵩焘曾言其隐忧:“臣以为今日之洋务,战守和三者俱无可言……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他认为洋务与中务实难两分,在权力运作上尤其如此,故而提议军机大臣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庶几讨论情势,通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在朝廷权力机制的运作层面上,洋务新政与传统旧政(即六政)的枘凿不合时有发生,其间由轮船招商局引发的户部与总署之间的纷争即其显例。

1886年年初,李鸿章在《遵议维持商局疏》中提出:轮船招商局之设以与外洋轮船相争衡,借以保中国之利权;故此呈请免北洋三口出口税二成:“朝廷视华商之轮船与沙宁船原无轩轾……所有本届商局轮船运漕应请仍照沙宁船现领之数支给,一体照办,不再区分扣减,亦不扣海运局公费,以免亏赔。”轮船招商局向为总理衙门所辖之洋务企业,而关口免税之事却为户部掌管事项。户部提出,轮船招商局之设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但本部向不知情:

当时如何招商集股,有无借拨官款,部中无案可稽,光绪二年前两江总督沈葆桢奏美国旗昌公司归并招商局,请拨浙江等省官款通力合作,是为招商局报部之初案。

此后行之十年,官本之盈亏,商情之衰旺,该局从未报部,部中均无从查悉。

户部认为“前后奏案颇有参差。且历年息银作何结算,亦未声叙”。故请旨饬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将招商局拨借官款某年由某省某项动拨银若干,某年于某案内拨还抵还某省银若干,现在未还系欠某省银若干,并查明前后八年……所请应还官本七十七万余两”等事项提交本部。轮船招商局属洋务新政重要内容之一,李鸿章特此申明:“朝廷主持于上,臣等乃得审度机宜妥为经营。”但户部却固执已见,坚驳其请:

前者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谟,固为收江海之利以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乃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

……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如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之败露于后,皆其明证……又安得以局本亏折诿之于海上用兵耶!

对此新政与旧制、洋务与中务的纠葛,身处其中的沈葆桢深有感悟:“天下洋务纲领在总理衙门,天下财赋纲领在户部,必总理衙门周知户部实存之款,而后洋务可通盘筹画;必户部周知各关实存之款,而后随时可应总理衙门之急需。”此番争执虽然不免部门权力缠斗和利益纠葛,但也凸显了“自强”实政难以分立于洋务的实情。“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自以为得气之先,而不知皆后著也。夫中外之局,和与战而已矣,通商与用兵而已矣,势如连鸡,莫敢先发。其战也,亦所以成和也;其用兵也,亦以为通商地也。”而“救时之急务,制敌之先机”则在于“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陈炽坚持认为应当变洋务为中务,变利器之仿制为政体之改革,非如此不能功成自效:

而不知中国谈洋务三十年,误于得粗而遗精,舍本而逐末,故财殚力痹也,拱手而让之他人。使当同治初年,早知培养人才,改革政事,以立富强之根本,时至今日,成效昭著,已当凌驾英、俄,何至俯首降心,受辱于区区之日本哉!

他认为,“一切机器制造之外,西人之长技,而实西法之皮毛也。无其人以用之,则有器与无器等,今日中倭之理可见矣”。自强之本原在政教,“迹其制度文化,往往暗合于三代圣王之古法”。从而提出包括学部、矿政部、桑部、商部、衢路、工艺、刑律、善堂、火政(煤、电、水)、议院十大改制之策。陈炽甚而提出:“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之时务,洋务而已矣。”梁启超对“洋务”的指斥也正体现着时风的转变:

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

“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王韬在《上当路论时务书》中虽然将兵事、枪炮、轮船制造、军法整肃、营制整齐及至边备、海防诸事务均视为洋务,却又进一步申论称:“今日时务之急,首在乎收拾人心……治民之本,当知尽其在我者而已。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王韬所论,已经蕴含洋务实政理当转向时务新政的诉求。郑观应似亦有所洞见,并试图弥合其中的歧分:“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欲救时弊,自当对证〔症〕以发药。”更有人提出,理应把属于外交的“洋务”与属于“内政”的自强实务区分开来,声称“近数十年来,吾国家柔怀远人与富国强兵之计,均目之曰‘洋务’,其称名已不正”。对此,“经世文编”系列中由洋务到时务的日常之变,为我们进一步的探赜索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成书于1897年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务洋务)》大致体现了甲午战后时论的基本取向:即叠出之洋务西学之书,“自谓家家抱荆山之玉,人人握灵蛇之珠,购者争先,览者恐后,如三都赋出,洛阳纸贵”。遂有续之三编专列洋务时务之选。

问题显而易见,其编目分类首“时务”共分为40卷,内容包括学校书院、中西学堂、官书局、自强大计、商务局、船政、矿务、铁路、邮政、银行、练兵以及丝茶实业与税则等项;有关变法自强的纵论对策等也归时务之类;次“洋务”共分为8卷,内容则为各国统考、列国编年纪要、教派考、博览会考、风俗考、英国铁路考等。

这应该是“经世文编”系列中变“洋务实政”为“时务新政”的开端,此后完成的各类“经世文编”虽然体例略有不同,选文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承沿其例。麦仲华所编《经世文新编》即以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略分21目。梁启超赞颂其“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1902年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下称“求是斋编”),其例言亦明晰其旨:

甲午以后,朝野上下莫不讲求西学,是书蒐罗新政时事,为卷三十有二,分门别类,内分三十余门,再为细目。其特出之处为取中西名人新著言西事之书为富国策、富强策等,并各国日报论说等,凡有关世道者。

求是斋编不仅在“六政”之外专设“外交政”篇目,将之前“洋务”所及之国家交涉如互市、分界、传教、通使、游历、国际公法、私法及各国交涉归入该目,而且在“六政”篇目中分别融入“洋务”所属内容:如户政,包括国家岁用出入、丁赋漕粮、盐课、商税、图法、邮政、俸饷、仓储、蠲贷、荒政及各国财政之属;礼政,包括国家典礼、贡举、学校及各国选举教育之法等。而1901年邵之棠所辑《皇朝经世文统编》的分目则全然不同既往,“依经济八科以为之目,其无可专属者,以通论杂著二目系之”。以文教、地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物、通论、杂著分类。至此,分立于六部之外的所谓洋务其实已不复存在,其自强要务事实上在借助于“时务”或“变法”进行了重新定位。

其实,这是一种深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渐变,在习焉不察的过程中走向了新径。比较1879年李鸿章在《议覆中外洋务条陈疏》中所指陈的洋务事项,其中不仅有各项实政,如整学校以新吏治、练兵民之武技以自强、精机汽之器械以利用;参西国之例以谋远,握朝野之利以储费;也包括各类实业,如“直隶之开平、湖北之当阳、安徽之贵池、台湾之鸡笼”等。开办机器制造局原属洋务新政重要事项,“福建之船政创始于前,北洋之海军踵兴于后;各省机器制造之局,水师武备之堂,铁舰水雷,快枪巨炮,肇开船坞,广筑炮台,亦步亦趋,应有尽有,此强兵之实效也”。但此类内容在1902年何良栋辑录的《皇朝经世文四编》中,也都归入“六政”中的“工政”项下,如《论北洋整饬制造局事》《利国宜广制造论》《各省推广工局议》《重工论》等。因此,“经世文编”体例上关于洋务内容的这一变化,呈现的是晚清之际“化西为中”制度性的日常之变。

对于各地新兴的实政和实业,主掌洋务的总理衙门颇为时人诟病。“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实际上,对于“自强新政”,总理衙门也自感无力:“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人未能周知”,以致倡行多年,“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甲午战后,实业救国热潮蜂拥而起。江西绅民要求在本省举办蚕桑新政,并拟有章程;然“蚕桑三事,总署议准,恭邸未画稿,以致迟延”。对此,陈炽愤言:“中国之事,一涉官场,即不阻挠,亦多迟误,决意与民为仇,与天为仇。衮衮诸公,吾不知葬身何地矣。”因此,宜设商部“管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税四司,分任其事……此救时之急务,制敌之先机”。

徐琪在《请添设商部衙门疏》中提出:“今在外既有商务大臣,而京师无商部衙门,则言时务者无所附丽。”无所附丽则各成一说,从而纷争,以致畛域出而祸端现。“莫如设商部衙门,使谈时务者尽处其中。”所谓商部之设既可融中外,亦可化新旧:

户部昔称民部,亦呼农部,与工部并列,民工既可名部,则增设商部一署与农工商并重之意正合……则新旧之名可忘,中外之迹俱化。

曾经属于“洋务”的机器制造以及学务、商务、矿务、邮电等事项蜕变为时务后,朝野上下纠结数十年的所谓中洋之分、新旧之别俱化于无形,不仅构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推演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时潮。张之洞曾坦言,清末新政之改革虽然是“切要而急行”之为,但并非骤然之变,“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因其“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此不过推广力行,冀纾急难”而已。

四、 时与势:时风所趋与社会情势

人们通常关注聚为焦点的变局时刻,而常常忽略了事变之所以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渐进过程。正如布罗代尔感到遗憾的那样:“我们会不注意历史的潜流——那些活水。”恰恰是这些隐伏于日常生活中的“最轻微的运动”,它的日积月累形成的力量,最终掀起了历史事变的浪涛。“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一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而且只有根据这些命运,事件才能得到解释。”惊人的历史事变即“大变局”的形成及其运行趋向,其实早就蕴积在社会情势的演进之中,而“情势”则从深层意义上呈现着历史的走向。“一国之政治独有之性质,多从本国历史之习惯及其现时之情状构合而成,故法生理,理生法,理法又从情势而生。昧乎情势者,不能通;远乎法理者,不能久。故性质又从法理情势而生,法理、情势,殆性质之性质也。”

面对晚清的“大变局”,日常生活中的民情所趋,与朝堂上纠葛万端的“中西之争”全然不同。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夜,洋货以及由此促动的风尚已显端倪,“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然至贫者亦间竭蹶而从时尚”。曾国藩颇多感慨地说,欲制夷人或与洋人交际“颇难措置”,而民情所在却是另一番景况:

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

尤其在洋务新政之后,不仅沿海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即便穷荒僻壤,洋货流行亦为世风所趋:“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近代社会确实已今非昔比,人们的生活态度及其价值观均不同于以往:“今之富人无不起家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骛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者里党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矣。”

时人注意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观念自这次之后就有显明的改变……凡是外国人的东西和行为必都是好的。上海人从此不再蔑视外国人了”。虽然在每一次具体历史事件中民意激发的动因和表征并不尽相同,但这种社会情势演进却以执拗而恒久的态势呈现着自身的趋同性。及至30年后,张之洞所见的民情世风更加令其忧惧:

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国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浸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

时风之流变其实就是晚清“大变局”演进的征象之一。清末《上海县续志·序》中简要而切实地记录着时风的迁变:“迩来,世变迭起,重以沧桑,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且倍甚于今日。”正是这种深刻而漫染于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它们无分贵贱地进入了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人们的日行起居”。更为重要的是,“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时人称:“夫时至今日,纵使周公孔子主持国是,亦不能深闭固拒,因陋就简以驭其外,虽使尧舜禹稷复出而理天下,亦不能酣嬉寝息无改弦更张,因时变通之念以动其内。”“经世文编”系列以学术经世的理念求取“治乱”之理数,“取道光以来臣工入告之章,录为一帙,聚而观之。不必远稽古籍,即此数十年中,而治有所以治,乱有所以乱者,了如指掌也”。在辑录时论的同时,它也呈现了惊人的时势之变。事实上,由洋务趋向时务的微渐之变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已见于士论之中。1891年,时为广西学政的宋育仁完成《时务论》初稿,其对洋务新政颇多指斥:

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有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

他认为,数年来洋务与顽固即习于夷者与拘于墟者,“二者之论,交哄于朝野……其谬相等,皆亡治术之本矣。世局虽变,富强之道则不变,岂可以已之术厚诬圣人乎”?据此他提出,所谓时务乃时局之要务,即救时之策,即富强之道。《时务论》从政治、法律、财政、工商等诸多领域,对比中西制度的优劣,提出富强实与“夷夏之辨”无关。此论不仅将洋务自强诸多事项列归于“时务”,而且以此“拉近了中学和西学的距离,也同时改变了它们的面貌。”

晚清之“变局”既属意料之外,而洋务实为急切应变之举。陈炽认为:“洋务肇兴,其时未稔敌情,姑为敷衍目前之计。”“惟当创始之际,均以为权宜立制,日后终当减裁,故草创规模,未遑深计。”然历史的运行远远超出此“权宜”之应对,“以轮船、铁路、电信三事观之,从此万国通商,遂将一成不变,敦信明义,不能无使命之往来,建威销萌,岂可少师船之游驶。天意所格,人力所通,断难绝市闭关仍如前日,则暂立之制,将成永久之章”。从而“改权宜之制,成久远之规”的时务新政终将成为时流之所趋。

“盖世风有升降之殊,而凡济世之才亦与之而递变。”在世风所趋的情势下,洋务的定位及其社会认同也不得不变。“今之所谓洋务人员者,既非学生出身,又无真实学问”,又何以成为入时之选?故薛同寅在《办理洋务人员以何者为称职论》中提出:“当破除陈格,特开洋务一科,而报考者则又各随所长,如兵法、制造、天算、矿务等类各列一科,于通商各省先行举办,所取之士,即其所长授以所事,则事无不理,职无或旷矣。”时势所趋和潮流所向的变局,所引动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

民有四,而士为之首。夫士生中国,从孔孟之教,受尧舜之治四千余年,未之或改,一旦驱之以习洋务,理固不宜,势亦不能。而幸也有科名,可以转移也……今日士农工商,洋务岂非急务哉!夫至难变者,士也,至易变者,商也。农工务得其中,若因四民之次序以为变化,则潜移默夺矣,所谓宜急而又宜缓也。

即便僻处山西的乡村,民情时势之变也实属惊心,山西乡绅刘大鹏即感触极深:“世道大变,自庚子年始。人心于是大坏,风俗于是大乖,至学界风潮于是大涨。凡出洋游学,即在学堂之人,多入无父无君之境。诚有不堪设想者。”这种深刻而普遍的日常之变,由学堂而乡野,渐成流风:“士风如此,则民俗之弊随之。”时至20世纪初年,传统社会“四民结构”的稳定性已经发生根本性动摇:

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已不再称“士农工商”,标志着“商”社会地位的变动——引者),具为国民之一分子……方今拒约事起……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

与权力纠葛的政局之变和利益较量的政制之变不同,基于民情士风的社会情势在波澜不惊的变迁中,冲出了具有方向性的河道,以繁复多样的面相演绎了历史性的趋同。“无如国民教育方始萌芽,而各省学风嚣张已甚,大率以聚众要求为团体,以蔑弃礼法为文明,服从约束,则斥为奴隶性质;反对抗议,则美为社会义务,种种流弊,可为浩叹。”社会之变化常常超越了政局之变化,且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左右或影响着整个时局。而社会情势的演进与洋务内容的蜕变,互为表征也如影相随地构成了晚清“大变局”历史的丰足内容。严复曾以“运会”一词言此世变:“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萧一山则敏锐地指出:

洎英法之役,一般人尚不能接受海防时期之教训,以夷之长技而制夷,惟事喧嚣,力求保守,乃连战而败……于是推求战败之故,于是各种洋务论出焉……(甲午中日之战失败,人们认识到我们的船坚炮利并不亚于日本——引者)再进而与西人相近,知西人所长,不仅工艺,于是西学之名尚焉……因此洋务论又变而为时务论。

20世纪初,伴随着清末新政而起的各项改革和改制(如学制、法制、兵制、礼制、税制、官制乃至地方自治等)层层推进的,还有立宪运动、学潮涌动、民变四起、革命风潮……当诸多实务脱出洋务的范畴而成为时务后,实际上就从国家直接掌控的政务蜕变为社会事项,从而成为社会重构的要素。“无论何种商务,凡商人于创造营运各节遇有为难之时,必须官为保护,官、商之气久隔,又须绅为贯通。”从而苏州商务局、镇江商务局、通海商务局等均由地方绅商经理;各绅由各局给予照会。商人实力筹办实业、绅商经办学务、绅董筹办自治等,一时蔚为风潮。“各帮大商公举董事经理其事……统由各商自行筹办,官不预闻。”不啻商务如此,学务亦然,“应请……于省城及外府州各设兴学局,轮举公正绅士,按年领款分发各学堂”,且概由“绅士设局经理,官不经手收发”。

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深度地回应着社会变革的诉求:“近来世变日棘,而论事论势之人日多,尽有读书万卷,发挥千言者。”所谓“国家改革之事,本国民公共之事,岂一二人之私心所当据为独断?岂一二人之私见所可底于成功乎?……天下之大,非借众力不足以图成”。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人员和思想的新流通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舆论’,却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由于社会及社会观念的部分西化,开始出现一些愿意说话甚或‘出来干’的人。”及至20世纪初年,各省绅商士庶纷纷言政谋政,竟然成风:“遇有内外政事,辄借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讹传讹,浸寻日久。”这一方面增持了社会的实力和影响力,一方面则弱化了国家(或政府)对社会的主导性:

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以至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借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

不仅“时政吏治,民情风俗,皆足为乱阶,无日不怀危惧”,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先天下之忧”的自觉奋起抗争尤其是青年知识群体的“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社会情势的演进和时局之变,已经完全超脱了王朝控驭的范围和能力。身在时局中人也惊叹其遽变:“迥非光绪初年之旧,时局已非常局”,“不惟五十年前所无,且亦非历代所有”。

晚清“大变局”的历史行将终结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时也!势也!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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