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我坐在病床边，跟汤先生和乐先生聊胡适的一首诗。那是2013年早春的一个傍晚，先生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我去探望。闲聊间，先生说的还是未竟的《儒藏》。我只想劝他多休息——事情哪做得完？便聊到了这首诗。先生听得很认真，目光安静如水。其实我知道，先生有什么看不透的？只是不忍停下罢了。我问先生睡眠如何，他说：“能睡着。”“但也得用安眠药”，顿了一下，又补充道。那一瞬，先生笑着。一贯的雍容中，夹杂着些许难为情的意思。那笑容，连同窗外的雨夜，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印象中，先生永远是沉静从容的。

我第一次见汤先生是1994年年末。当时报考先生的博士生，想争取免试的机会。那时候汤先生还住在中关园。电话里约的是下午四点。我早到了十分钟，在单元门口等。先生从外面回来，见到我时楞了一下，我猜是惊讶于我的瘦。汤先生家好像在二楼，门厅里有一组老旧的沙发，坐上去会有吱呀的声响。对于我的情况，先生问得很细。我紧张得不行，回答了些什么完全记不得了，只记住了每次挪动时沙发的响动。临走时，汤先生让我再打电话。在后来的电话里，先生跟我说：“你还是考一下。这样公平，对你也有好处。”汤先生说的“好处”，应该是备考过程中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在这一点上，我是受益终生的。

博士生入学的第一学期，汤先生在莱顿大学客座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书信往来中定下的。随后几年守着图书馆的那套《正统道藏》，翻阅和摘抄的生活由此开始。90年代，汤先生的研究重点还在道教。那段时间，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也基本上都是道教方向。我选择以道教内丹概念的历史发展作为研究方向，先生颇为嘉许。

1996年8月中旬，在北京举办首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汤先生的学生，参与会务。除在机场接待海外的学者，主要工作是撰写会议论文的提要。与会学者太多，不能印制论文集。施舟人、瓦格纳等学者的论文提要，都是我写的。对我而言，是一段有趣的学习经历。施舟人教授对我的提要很满意，发表时直接照着念。几年后，我已留校任教。有一次陪汤先生和施舟人教授吃饭。施舟人提起此事。先生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回想起来，我也只上过汤先生的一门课——魏晋玄学。那是1996年的秋季学期，汤先生专门给在读的博士生开设的课程。我在备考期间，反复研读《郭象与魏晋玄学》等著作，很多重要段落几可成诵。所以上课时不做笔记，只是专心听讲。时常听到会心处，有喜不自胜之感。先生讲课极平实，不带个人色彩。仅有的一次，是讲到嵇康系狱、“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先生似乎颇受了触动：“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能有几个学生？”说话时，抬眼看向我们。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了先生心灵深处的激烈和沉重。

第一次跟汤先生讨论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也是在1996年秋天。记忆中那是一个下午，客厅里光线很暗。先生认为研究内丹观念的发展史，还是得以文献中“内丹”一词最早出现的年代为起点，即慧思《立誓愿文》中的“借外丹力修内丹”。我则对这一思路持否定态度。因为从《立誓愿文》内、外丹对举看，此时内丹观念必已成熟到不得不用内和外这样的概念，来强调其与金丹烧炼术的区别的程度。以这样的文献证据为起点，既无助于揭示内丹观念演生的内在动力，也无法确定内丹观念出现的大致年代。我想以上清派的存想术为核心，考察道教的种种身体技术的综合。而这种综合既出于道教理论的内在要求，又与金丹烧炼术的高昂成本不利于长生术的平民化有关。当这一综合达到足够系统和深入的时候，就有了用内、外这样的概念与金丹术区别开来的必要。汤先生听我说完，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先生沉默时，深邃的气息便弥漫在周边。“你说的有道理，”先生说道，“这思路很好，但也要注意传统史学方法。太过新锐，也会有问题。”

我性子急，先生交待的事儿，一般当天就办了。那两三年师兄们论文答辩，都是我做秘书。有机会聆听任继愈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议论，潜润默化间，获益极多。那时博士研究生稀罕，每场答辩会都要半天时间。会后答辩老师与学生相聚小酌。我有几次坐在汤先生旁边。先生那时还偶尔抽烟。印象中是台湾带来的“长寿”。汤先生话少，我就跟邻座的其他老师聊天，常忘记给先生倒茶。汤先生自己续上，有几回还顺道给我杯子里也倒满。很多年后，有一次给先生倒茶时说起，先生大笑。

1998年博士毕业后，我留教研室任教。北大当时还没有资深教授的头衔。汤先生到了退休年龄，有一段儿很少来系里。2001年左右，先生在密云买了一处房子，时常住过去读书思考。每次见到时，气色都很好。打电话去问候，电话里的声音柔和润泽，像年轻人。

编纂《儒藏》的想法，应该就是那段时间酝酿的。最早听说这个想法时，着实吓了一跳。倒不是对《儒藏》的价值有什么怀疑，只是担心汤先生的身体。我对版本校仇之学素未留意，所以没能参与《儒藏》的工作。此后在不同场合见面，先生身边都是来来去去的人和事儿。

汤先生在推动《儒藏》编纂与研究的同时，还主持《中国儒学史》的修撰。2007到2008年，我去德国教书一年。怕先生催稿，赶在出国前完成了北宋部分的写作。直到2011年，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才正式出版。前后历时十年。

北大儒行社成立时，我请汤先生作社团的指导老师。先生欣然应允。创社演讲在2008年9月。那阵儿汤先生身体不好，所以，只请他讲了十五分钟。先生讲《论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一章，诚恳真挚，发人深省。我至今仍记得理教那间座无虚席的大教室里，汤先生在讲台上的样子。那天的录音，我们珍藏至今。

一直觉得先生会很长寿，尽管也忧心他的劳累。然而，先生还是病倒了。2013年初汤先生被诊断为肝癌晚期。起初大家还瞒着他。但没过多久，先生就知道了。后面的日子里，我见证了先生的勇敢和从容，以及面对生死的达观。不在医院治疗时，先生常会在下午和乐先生坐在湖边闲聊。我去家中探望，有时会半路遇见。我曾经拍过两张先生和师母坐在湖边的照片，那是2014年5月中的一天，下午，光线极好，先生穿一件红底黑花的唐装，在镜头里灿烂地笑着。

最后一次见到汤先生，是他去世前一周。先生靠在垫子上，我坐在床前，握着他的手。“有机会为系里做事儿，就用心做，你有这个能力。没机会就专心做你的学问，努力当一个大学者。”“大学者”三个字，先生说得很重。“你是有可能成为大学者的。”他略停了一下，又说道。这是先生最后留给我的话。

先生离开有两年了。这篇回忆却一直拖延着。总觉得一写下来，有些东西就真地没了。总害怕写到最后一句，成了又一次的永别。

很多年来，先生有事儿找我，会打来电话。往往三言五语，事情说完也就挂断了。时不时接起电话，就能听到那一端先生温和庄重的声音，这对于我，早已成了习惯。如今，先生的声音归于沉寂，不会再从电话那端传来。但我总感觉，他还在那里。也许是先生的声音早已深入心底，时时给我提点和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