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的特点、劳动过程及价值形成机制。研究指出，数字时代注意力表现出稀缺性、碎片性、被动性和浅显性等特点，成为市场主体争夺的核心资源。注意力生产的劳动对象是数据，劳动资料为数字平台和技术，劳动力包括数字技术工作者、注意力营销者和平台用户。通过劳动二重性分析，发现注意力生产的具体劳动创造了数据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进一步剖析注意力生产的价值形成过程，发现平台通过免费占有用户注意力劳动及其产生的数据产品，实现了剩余价值的无限增值。这种剥削方式具有隐蔽性，但本质上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揭示了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对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数字平台;生产劳动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爆炸与信息过载，催生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变革。尤其是随着数字平台的不断涌现，信息不仅在数量上呈指数级的增长，而且在内容上更新速度加快。人们不再担心信息匮乏，而是忧虑面对海量信息时的无从下手。这就是美国学者西蒙（Simon）所说的注意力资源匮乏问题，即信息无限而注意力资源有限。面对海量信息，人们只能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集中于自己认为正确或值得的信息上。在数字时代，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使注意力成为各市场主体争夺的对象，人们常用“吸睛”“博眼球”等词汇来形容平台博取受众注意力的现象，注意力成为数字时代的硬通货。正如《注意力管理》的作者达文波特（Davenport）和贝克（Beck）所言，注意力资源如此有限而又如此重要，谁能获得更多注意力，谁就能拥有更大的价值和更持久的财富。[1]可见，对于信息生产主体来说，如何吸引和获得注意力，在数字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各市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对注意力的产生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质上，注意力生产是消耗人类体力、脑力和时间的一种劳动现象，属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范畴。对此，只有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去解释注意力生产何以可能，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其本质和规律。
一、数字时代注意力的特点
“注意力”的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詹姆斯（James）于1890年提出。他认为，注意力是个人意识对某一事物的焦点集中。随后，人们对注意力的认识逐渐深入，并从不同角度对注意力进行了定义。首次提出注意力理论的是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1973年，他在著作《注意和努力》中，系统阐述了注意力的概念、形成过程以及分配机理，认为注意力应包括选择和强度两个要素。注意力选择是指人体生理机能对多个刺激的选择，通常新奇、独特、生动的信息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注意力强度是指停留在被选择对象上的时间长短。从注意力的形成过程来看，注意力是人的认知活动的起点，在外部信息的刺激下，注意力会决定接受哪些信息、拒绝哪些信息。信息通过注意力进入人脑后，注意力又对信息起维持作用。如果没有注意力，信息会很快消失，人们从事的任务也将无法进行。在整个注意力形成的过程中，注意力不仅受外部刺激的强度和新异性、信息的表达方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人的态度、兴趣、需求、知识背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注意力的重要。最早提出注意力资源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高德哈伯（Goldhaber）。他认为，在信息时代，信息过载使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货币资本和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2]
进入数字时代，注意力表现出以下四个明显特点。
一是稀缺性。自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尤其是随着物联网、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信息复制成本进一步降低，传播速度加快。我们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信息的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信息，信息量呈几何级增长，远超人类的认识速度和能力。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报告，到2025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达到175ZB，年均增长率为31.8%。[3]175ZB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将这些数据全部存储在DVD光盘中，光盘叠加起来的高度相当于地球和月球之间距离的23倍，或可以绕地球222圈。[4]无限的信息资源吞噬着我们的注意力，使原本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二是碎片性。根植于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上的搜索引擎、社交、购物等类型的数字平台，为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服务，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已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由于这些数字平台上的信息内容来自不同个体，零散且不成体系，将人们带入碎片化的信息世界，不断消耗并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碎片化注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习惯，早晨醒来，人们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摸手机看新闻；在上班的公交车上，人们总要打开手机找一个APP来消遣；晚上躺在床上，还会拿起手机刷朋友圈。
三是被动性。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媒体时代对信息内容的人为把关方式已逐渐被算法取代，算法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在信息收集、筛选、推送和反馈等环节具有支配性作用。算法通过网络日志分析，为用户精准画像，深入挖掘用户的兴趣偏好和个人需求，并进行个性化信息推荐，从而捕捉用户的注意力。可以说，日益完善的算法程序帮助平台更好地控制用户的注意力。当我们每天打开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时，看到的第一个视频、直播或新闻往往是平台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计算”后推荐的内容。用户的阅读时间、关注列表、点击量、下载量、收藏记录，甚至每一次搜索记录，都会被融入算法中，从而影响平台的推送内容。
四是浅显性。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互联网的普及，追求速度而忽略深度的“快餐文化”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微媒体的盛行更是为“快餐文化”的消费按下了快进键。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微媒体往往通过缩减节目时长或文字字数，满足人们对“快餐文化”的需求。在内容上，微媒体更多地提供富有挑逗性、通俗浅显的视频或文章。很多人习惯于观看或阅读短小、粗浅的内容，已无耐心去阅读具有深度的长篇幅文章，也不善于深度思考。久而久之，思维趋于表面化、简单化、情绪化，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也随之下降。我们与知识的距离，越来越像那看似近在咫尺的山头，看似很近，实则很远，正所谓“望山跑死马”。
二、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的劳动过程三要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过程包括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其中，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能动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的生产资料是生产中的客观要素，任何劳动产品的产出都是这三个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过程三要素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生产劳动的起点，也是揭示注意力生产机制的前提。从本质上讲，注意力生产涵盖了劳动过程三要素，因而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形式。
（一）数据是注意力生产的劳动对象
马克思指出：“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5]209劳动对象是指劳动者施加劳动的一切物质，包括从自然界开采的自然资源，以及经过加工而形成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等。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对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农业时代，劳动对象主要是土地、森林、河流、湖泊等自然资源，人类可直接从中获取生活物资；在工业时代，劳动对象则转变为物质资料和资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劳动对象更加多样化，劳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从电商平台的商品售卖到社交平台的互动交流，所有数字活动都离不开数据。数字平台上的数字、字母、符号、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信息内容，都被称为数据。[6]移动设备的普及使数据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刻，根植于移动设备上的各种数字平台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具有吸引力的数据产品，不断吞噬着人们的注意力。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关注互联网新闻，忍不住打开微信刷朋友圈，不知不觉被某个APP上的数据信息所吸引，不自觉地关注商品发货及物流配送信息。可以说，这些情形已成为当今人们的常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些数据是如何捕获注意力的？当我们拿起移动设备时，无论是为了学习、搜索还是购物，每一次浏览、停顿都可能表现出对某些内容的更多关注。云计算技术会分析我们留下的每一处网络痕迹，将浏览和搜索产生的注意力数据作为分析和解码的对象。这些数据被按时间或频率量化，并整合到算法程序中。当计算出的兴趣点与我们的关注点一致时，数据便成为影响我们注意力的一种力量，进而支配我们选择信息浏览和商品购买的行为。从整个过程来看，如果没有获取用户的注意力数据，算法将失去计算的基础，大数据技术也就无法通过捕捉用户的兴趣点来进行精准行为预测。正是由于注意力在数字时代具有稀缺性，它成为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对象。各类购物平台、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知识社群等通过预测受众的意愿、兴趣和情绪，提供独特、新奇且有价值的内容，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下次用户再次关注该平台时，平台会个性化推送之前关注的相关信息，并将需求相近的用户进行分类，协同推送其他需求相近用户之前关注过的信息，从而隐蔽且巧妙地获取用户注意力。可以将对注意力数据的收集、加工和分析过程视为提取“原材料”的过程，而注意力数据就是如同自然资源一样的“原材料”。
数据作为劳动对象与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料不同，它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不来自自然界的、具有不可耗竭特征的新生产要素。数据在注意力生产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既可能是原材料，也可能是数据产品。当数据作为数字技术工作者利用数字技术加工分析的对象时，表现为原材料；当数据作为平台用户关注的对象时，表现为数据产品。因此，在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过程中能够被人们获取和利用的数据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户的行为数据，例如用户点击、点赞、浏览、收藏、评论、搜索等行为产生的数据，数字技术工作者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这些免费的原材料，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以精准预测用户的兴趣点，进而生产出新的数据产品；另一种是经过加工处理后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技术劳动者借助平台提供的软件、硬件设施等生产资料生产出的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不同种类的数据，为平台获取剩余价值提供了基本条件。
（二）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是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的劳动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前提条件包括物和人两方面的因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则是劳动力。“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5]209也就是说，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中除劳动对象外的所有物质性条件，具体包括直接用于加工劳动对象的生产工具，以及间接发挥作用的生产建筑物、道路、辅助设施等物质条件。生产工具的演变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类征服自然程度的主要标志，也是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从生产工具的发展来看，人类依次经历了早期历史阶段中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阶段。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战略性资源，作为数据生产的数字技术相应地成为生产工具。而作为数字技术作用场所的各种购物、社交、休闲平台，如天猫、抖音、头条等，如同厂房、道路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据统计，截至2024年初，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为53.5亿人，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50.4亿人，并且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7]这意味着数字平台成为继电视机之后人们最为青睐的信息传播平台，而数字平台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完全依赖于注意力的生产和保持。如果没有关注度，这些数字平台也将失去其价值。
在数字时代之前，人们的信息主要来自报纸、广播、杂志和电视，注意力基本由这些传统媒介主导。这些媒介提到什么问题，就表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关注的，从而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正如传播学之父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报纸、广播、杂志像山坡上的守望者一样工作着，它们必须决定向人们报道些什么内容。这种选择的行为——选择报道何人，选择拍摄何物，选择引用何人言论，选择记载何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所知、所论。”[8]传统媒介常通过两种方式捕获注意力：一种是利用议程设置来影响受众的注意力，借助媒介测量来争夺注意力市场；另一种是利用制度赋权获取垄断性资源，通过控制新闻源来把控信息传递渠道，从而对注意力市场形成规制性影响。[9]可见，在数字时代之前，议程设置和制度赋权是注意力生产的直接工具，而报纸、杂志和电视等传统媒介是注意力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辅助资料。
数字平台是如何捕获注意力的？一是利用算法进行资源配置。传统媒介依赖人为的价值判断来选择传播信息内容，而数字平台则以算法取代了人为把关。算法凭借精确的计算法则，成为信息资源配置的新权力形态，能够操控和引导用户的注意力：第一步，算法通过网络爬虫、系统日志采集等技术抓取用户在媒介上的社交和行为数据，并快速聚合于数据平台；第二步，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识别出能引起用户关注的信息，并决定其推送的优先级；第三步，通过跟踪和测量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偏好，优化信息的编辑和推送方式。二是利用协同过滤构建受众偏好。协同过滤将具有相同或相似阅读、评价等行为的用户群体聚合在一起，预判其兴趣偏好，从而实现“越相似越推荐”的效果。这种机制使兴趣偏好相似的用户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构建起规模庞大的用户群和注意力市场。三是利用个性化推荐构建传受关系。个性化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为其推送信息，构建起以用户为中心的“千人千面”的信息传受模式。这打破了传统媒介一对多的传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有效解决了信息过载的问题。
可见，在数字时代，算法、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等数字技术成为注意力生产的直接工具，而根植于智能手机、电脑等设备上的数字平台作为辅助劳动资料，为数字技术的运用提供了载体。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相结合，共同构成注意力生产的劳动资料。一方面，数字平台为用户进行交互性活动和注意力活动提供场所，用户通过数字平台进行阅读、评论、点赞等；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为技术劳动提供基础设施保障，与数字技术和技术劳动力相结合，进行数据产品的生产，并在技术劳动者搜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发挥劳动资料的作用。
（三）数字技术工作者、注意力营销者和平台用户是注意力生产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前提除了物的因素，还有人的因素，即劳动力，劳动力是指利用其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生产力中，劳动力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没有劳动力，生产资料将无法发挥作用，只有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才能生产产品并创造价值。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使用和表现形式也不同。农业经济时代的劳动力主要表现为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力表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则表现为人机智能融合。从事生产、销售注意力的人成为注意力生产中的劳动者，他们的出现顺应了数字达尔文主义的发展需求，通过关系建立过程吸引社会关注，注意力资源越稀缺，注意力劳动者就越重要。[10]根据工作特点的不同，注意力劳动队伍至少包括三类人员：一是数字平台中的数字技术工作者，即数字平台企业雇佣的具有一定专业信息技术的劳动者，他们是数字平台企业的主要工作人员，也是数字平台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二是注意力营销者，即具有市场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掌握网络传播策略和技巧的营销人员，例如网红主播；三是平台用户，即对信息的阅读、搜索、评论等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受众，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生产注意力数据，另一方面消费平台上的数据。
在注意力生产中，劳动类型也分为三类。一是数字技术劳动。这种劳动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要求，如软件开发、程序设计等。该劳动属于有酬劳动，主要任务是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平台，并对平台收集的注意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精准捕捉用户的兴趣爱好，预测其个性化需求，进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二是注意力营销劳动。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在其代表作《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提出了“受众商品”理论，他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斯麦兹认为，广播、电视等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并非节目，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具有诱惑力的节目为受众传输一种刺激物（如礼物或免费午餐），正是这些刺激物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11]受众通过付出无酬的时间获得大众媒介传播的节目，看似享受了免费盛宴，实则支付了数字经济时代中最重要的硬通货——注意力。媒介通过将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来赚取超额利润，捕捉到的注意力越多，利润也就越大。因此，数字平台通过精心设计富有刺激性和诱惑性的信息内容来争夺市场中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例如制作网络游戏和搞笑视频等。这催生了数字时代的一种新职业——注意力营销者或注意力商人。他们挖空心思从事数据产品的营销活动，试图通过强烈的视觉快感掀起一场场注意力狂欢。注意力营销者因拥有大量粉丝的注意力而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权力和财富中心，而粉丝则因贡献了自己的注意力而成为新一代的数字劳动者。三是注意力劳动，与前两类劳动相比，注意力劳动更隐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劳动”，对数字时代而言更重要、更关键。杰哈利和里文特提出的“观看即劳动”的观点，实际上指的就是注意力劳动。[12]注意力劳动主要体现为关注者在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浏览网页等活动上投入的时间。关注这些媒介的时间越长，阅读、点击、浏览、评论、交流的信息内容就越多，投入的注意力劳动也就越多。这些媒介会将捕捉到的受众注意力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则根据这些数据的分析，预测受众的需求，并投放更多广告，从而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如果没有注意力，媒介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注意力的生产劳动是一个由数字技术工作者、注意力营销者和平台用户利用数字技术，在数字平台上对数据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其中，平台用户的注意力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免费劳动，能够产生被资本异化和剥削的剩余价值。而注意力时间数据的生产，既表现为用户的劳动过程，也是注意力劳动价值增值的过程。
三、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的劳动二重性
从以上分析可知，注意力生产劳动满足了劳动过程三要素，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注意力生产作为一种劳动过程，与单纯的注意力活动的区别在于，它不仅生产出数据产品，还创造了新价值。劳动二重性学说把生产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形式：具体劳动是指具有特定性质和目的的有用劳动，它只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则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脑力和体力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劳动二重性学说阐明了价值的形成机制，以及不同劳动形式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理解价值形成过程的起点。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注意力生产劳动是一种以交换为主的生产活动，能够创造价值，因而具有二重性，即数据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首先，注意力生产的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具体劳动通过人的自身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从而产生使用价值。数字时代是去中心化的信息传递时代，每个人既是信息消费者，也是信息生产者。数字平台与用户的交互行为源源不断地产生巨量数据。如果不去采集和挖掘，这些数据将成为毫无使用价值的数据垃圾。此时，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交互行为只能被视为注意力活动，而非注意力生产劳动。在注意力生产过程中，技术劳动、营销劳动和注意力劳动等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将软硬件及自然资源变换为文字、数字、字母、特殊符号、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形式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收集、加工、整理和分析等技术劳动过程，去除重复数据，剔除错误数据和无用数据，填充缺失数据，并通过统计分析找出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深入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此时形成的劳动成果是以分析报告、统计报表等形式展现的，成为趋势预测和规律推断的基础，从而创造了实际使用价值。比如，购物平台通过分析购买者的历史购买和浏览记录，为其进行精准画像，预测个性化需求和兴趣偏好，并进行商品推荐，从而使购买者在购物平台上留下的数据记录产生使用价值；再比如，许多学术平台通过分析用户搜索和阅读记录，为其提供可能感兴趣的文章，也使原始数据产生了使用价值。所有的这些使原始数据产生使用价值的收集、加工、整理和分析的技术劳动，都属于具体劳动。这与其他产品生产中的具体劳动形式不同，比如，生产衣服的具体劳动包括缝和织等，最终生产出的是服装产品。
其次，注意力生产的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抽象劳动是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消耗。尽管注意力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和劳动产品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上仍然是对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消耗。平台用户在网络平台上产生的交互行为数据，以及技术工作者通过加工原始数据形成的新数据，都消耗了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是劳动力消耗凝结而形成的人造物。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与其他生产商品的劳动形式并无二致，这使数据具备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价值。在注意力生产的过程中，具体劳动将软硬件生产资料中包含的物化劳动转移到数据商品中，而抽象劳动则将新价值凝结在数据商品中。数据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不仅使其具有承载信息的使用价值，还具有在数据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价值。数字化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信息的DNA”正取代原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6]数据成为数字时代最具价值的生产要素，其应用已深入各个领域，如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能交通、智慧政务等。这些新名词早已被人们所熟知，每个领域背后都蕴藏着巨大商机。平台用户的注意力活动数据通过数字平台的算法计算，精准挖掘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通过智能推荐影响其价值取向和兴趣偏好，使其按照平台的意图创造数据。用户在无意识的注意力活动中创造了价值，从而使注意力活动转换为注意力劳动。通过注意力劳动生产出的数据产品，成为可交换和售出的数据商品。如果没有进行交换或出售，这些数据产品就被视为劳动产品，而非商品。
四、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性
劳动二重性表明，注意力生产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别创造了数据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进一步来讲，具体劳动对应注意力生产的过程，抽象劳动对应数据价值增值的过程。那么，注意力生产的具体劳动过程是什么？价值又是如何增值的？这两个过程是否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性？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人们理解注意力的生产机制，从而有效地生产并控制注意力。
（一）注意力生产的一般过程
在数字时代，数字平台的注意力在生产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并产生四种产品：数字平台、数字初级商品、注意力数据产品和数据高级商品。这四个阶段并非割裂独立运行，而是一个相互承接、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不断升级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继起。
第一阶段是构建数字平台阶段。平台通过购买硬件、软件等生产资料，雇佣数字技术工作者，利用数字技术构建能够提取注意力行为数据并生产数据产品的数字平台。平台与技术工作者之间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数字技术工作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平台，平台将这种劳动力与数字平台及其他硬件设施等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注意力生产过程第一阶段的产品——数字平台，作为注意力劳动的场所。
第二阶段是生产数据初级商品阶段，即注意力营销阶段。在数字技术工作者构建起数字平台后，平台为体现平台价值，通过制作网络游戏和视频、树立意见领袖、包装明星和“网红”主播等方式开发一系列数据商品，吸引大量用户。例如，抖音与罗永浩签约，创立直播品牌“交个朋友”，从而拥有了庞大的粉丝群体和强大的流量吸引能力。再如，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开发健康类APP，以此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个阶段，平台与广告商、明星、网红等注意力商人之间形成典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平台向注意力商人支付巨额资金，注意力商人则通过生产各种吸引人的数据产品来吸引用户。实际上，用户付出了注意力这种“硬通货”，而注意力商人获得的注意力越多，其自身价值越高。在这个阶段，平台通过提供数据产品，从用户那里获得了注意力这种“硬通货”。由于平台与用户之间发生了交换，此时的数据产品具备了商品属性。
第三阶段是生产注意力数据产品阶段。在数字平台提供的各种吸引性活动的驱动下，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搜索、阅读、点赞、评论、收藏等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注意力劳动，并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产品。这些数据产品被数字技术工作者免费收集，作为原材料用于第四阶段的生产活动。在整个过程中，平台用户未获得任何补偿，因此这一阶段的数据产品仅具备使用价值，而不具备商品属性。
第四阶段是生产数据高级商品的阶段。与其他商品一样，数据商品也必须根据用户需求不断更新换代，否则将被市场淘汰。在第三阶段，用户与数字平台在交互过程中生产出的大量注意力数据，将被平台免费获取，作为生产数据高级商品的原材料。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对注意力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预测并挖掘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最终生产出分析报告、用户标签等高级数据商品。这些数据商品是在第二阶段初级数据商品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对接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称为数据高级商品。它们被用于吸引用户的注意力，用户在获得感官享受的同时付出了注意力，因此，这些数据商品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5]215同时，劳动过程还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5]216可见，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从劳动过程来看，它是人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制造使用价值的活动，这是所有社会形式的共同特征；二是从劳动归属来看，不仅劳动本身，而且劳动生产出的产品都归平台所有，这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特征。注意力的生产过程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同时也有其特殊性。
将注意力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特征进行对比，发现数字平台的构建和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均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体现了数字技术劳动者、注意力营销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在生产注意力数据产品阶段，平台用户的劳动过程仍然是一种制造使用价值的活动。他们在数字平台上通过阅读、点赞、评论等交互性活动产生各种数据产品，这些产品首先是用户自己的所有物，是可追踪和收集的，对于用户而言，其使用价值在于给自己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对于平台而言，其使用价值就是可以通过免费收集这些数据原材料，加工后生产出更高级的数据商品。然而，注意力劳动过程不再具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两种特殊现象。首先，平台用户作为注意力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并未建立雇佣关系，也不在平台监督下进行劳动。平台在为用户提供服务时，用户并未出卖自身劳动力以换取报酬，因而其劳动力并不属于平台。其次，注意力劳动产生的数据产品并非平台的专属物，任何掌握数字技术的人都可以获取用户与平台交互行为的数据，例如，许多研究者通过网络爬虫技术从网站上收集各种数据并进行分析。
从表面来看，平台与用户之间似乎并未建立起典型的剥削关系。用户是为了满足自身感官享受而自愿进行注意力劳动，并未向平台出售自己的劳动或让渡其使用价值，但事实上，平台采用了更为隐蔽的剥削手段，这与典型的资本主义劳动存在显著区别。一方面，平台可以免费获取用户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用户通过无偿的注意力劳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产品。平台免费获取这些数据原料后，进行加工并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数据商品，从而获取超额利润。这一过程实现了对用户注意力劳动产品的占有，将用户作为劳动者转化为其剥削的对象。然而，用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力被免费利用，也未意识到这种关系实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反而认为这种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平台不会对平台用户做强制性要求，而是借助数字平台及其配套的诱导性营销活动吸引大量用户，随后利用算法控制用户的注意力，使用户源源不断地提供免费数据。这些数据体现为数据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实现对用户注意力劳动的剥削。
两类劳动过程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两者都创造了使用价值，并形成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差异之处主要在于：平台用户与平台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以及平台对注意力数据的免费占有。然而，这种差异仅是表现形式上的，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差异。因为平台不仅剥削了用户的劳动，还无偿占有了用户注意力劳动产生的产品。因此，注意力劳动仍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然而，仅从劳动过程分析还不能解释平台为何想方设法控制用户注意力的原因，毕竟平台最终关心和追求的仍是剩余价值，这需要对注意力生产的价值增值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注意力生产的价值形成过程
在注意力生产的第一阶段，数字技术工作者通过具体的技术劳动构建数字平台，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通过抽象劳动，将计算机软硬件、数字平台等生产资料的部分价值、数据原料的全部价值，以及数字技术工作者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转移到数字平台上。在第二阶段，平台支付巨额费用雇佣注意力商人进行诱导性活动，创造出数据商品。同时，用户通过支付注意力获得这种数据商品，该商品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第三阶段，用户作为劳动力，以平台为劳动工具，以平台提供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为劳动对象，通过具体的注意力劳动生产出注意力数据产品。平台可以将这种数据产品作为原料应用于数据商品的再生产，此时注意力数据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但由于未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不具有价值。在第四阶段，数字技术工作者以数据产品作为劳动对象，通过对数据产品的收集、分析和加工等劳动过程，生产出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高级数据商品。其中，使用价值体现为平台可以将数据商品作为原料进行进一步加工；价值则体现为用户通过支付注意力换取数据商品，其来源是数字技术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通过对这四个阶段的分析可知，注意力生产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是统一的。注意力劳动者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仅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产品，并作为免费原料进入新数据商品生产中。这种商品是一种需要用户支付注意力而非金钱的特殊商品，这也解释了平台竞相争夺注意力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活动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只有具备使用价值的商品才可能在市场上实现交换价值；二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这是推动生产活动持续进行的重要因素，其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额。在注意力生产中，除了存在典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外，还存在平台对用户注意力劳动的新剥削方式。这种新剥削方式导致剩余价值空间增大和无成本复制。剩余价值空间增大是指平台在生产数据商品时，仅付出了技术劳动者劳动力和硬件、软件设施等生产资料的成本，而注意力劳动力和注意力数据原料均为免费。这节约了成本，从而增大了剩余价值空间和利润空间。剩余价值的无成本复制是指数据产品作为一种虚拟的特殊产品，可以无限复制而无需任何成本。剩余价值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达为：剩余价值总额=（单位商品价值-生产该商品的成本）×出售数量。其中，单位商品价值和成本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而出售数量可以无限制、无成本地增加，从而增大了数据商品的剩余价值总额。由此可见，注意力生产过程具有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即平台对技术劳动者和注意力营销劳动者的剥削，这是剩余价值的基本来源。除此之外，注意力生产还存在与典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不同之处：平台免费占有了用户的注意力劳动及其创造的注意力数据原料，使剩余价值实现无限增值，从而赚取巨额利润。这是平台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建立平台的最终目的。
五、结论
在数字时代，注意力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稀缺性、碎片性、被动性和浅显性。为了掌控注意力，真正成为注意力的主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注意力生产机制。本文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对注意力生产的劳动过程三要素、劳动二重性及价值增值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
首先，本文对注意力生产劳动过程的前提条件——劳动过程三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时代的注意力生产是数字技术工作者、注意力营销者、平台用户等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与数据原料、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等劳动资料相结合，进行数据商品生产的过程。由此可知，注意力生产劳动满足了劳动过程三要素，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注意力生产作为一种劳动过程，与注意力活动的区别在于它生产出了数据产品并创造了新价值。为研究注意力生产劳动的价值形成机制，本文利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进行了分析，指出注意力生产中的数字技术劳动、营销劳动、注意力劳动等具体形式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
其次，本文对注意力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分解，结果表明，这两个过程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性。同时，本文对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比分析表明，注意力生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主要表现为：本质上是平台对数字技术劳动者、营销劳动者、平台用户的剥削，对前两者的剥削形式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而对平台用户的剥削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平台占有了三类劳动者的数据产品。
最后，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还具有与资本主义典型生产不同的特征：平台对平台用户的剥削使他们能够获得免费的数据产品，而这些数据产品又是进一步生产数据商品的原材料；数据产品的无成本性和无限复制性，使平台能够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总之，数字时代注意力生产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劳动，数字技术工作者、注意力营销者、平台用户通过劳动生产的数据产品的特殊性，扩大了平台剩余价值的赚取空间，这正是平台想方设法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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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临沂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