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洲政党制度、政治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席卷当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度影响着政党政治。自19世纪末以来，历经多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新和政治秩序重建，政党一直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为核心的制度组织和集体行动者，更是现代政治科学的经典研究对象，主流政党研究甚至就此延续了一条沿着“干部党—大众党—全民党—卡特尔党”的历史红线而展开的类型学传统。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政党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和挑战，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内外变化，要求学界及时跟进了解，保持不断更新的观察和持续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三个关键问题，亟需政党研究予以更多关注：其一，数字化时代的政党组织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二，数字时代的政党组织权力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三，政党数字化意味着政党类型学传统的解释效力和限度又在哪里？本篇笔谈并不是要给这些问题以确切的答案，而是试图在比较短的篇幅里呈现探索相关答案的可能性空间，致力于吁请学界同仁投之以更多的共同研究努力。

混合化组织生态：边界、尺度与领域

借用政治地理学中立足边界、尺度与领域三个重要维度所建立起来的空间概念，有助于理解数字化给政党组织机制带来的影响。当然，传统政治地理学所讲的空间仍主要是物质性的空间，根据地理区位关系形成空间属性，其中边界关乎身份特征，强调内外有别，尺度关乎关系层级，强调视野有差，领域关乎适用效力，强调范围有限。数字空间则完全不同，虽依托于具体的数字技术和能源支持，但其本质上是非物质性的空间，不受物理时空条件的限制，边界模糊而渗透性强，尺度灵活而敏感度高，领域多元而流动性大。如果说在21世纪之初数字空间还往往被冠之以“虚拟空间”之名，强调它不具有物质空间才有的本真性，那么随着千禧一代出生的年轻“数字公民”成长为政治行动的中坚群体，他们的生命记忆和生命体验都和网络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大数据形成了贯穿宏观社会与微观生活的通约规则，把物质性空间中的生活世界数字化，所谓的“虚拟空间”就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复杂性、公开性及透明性，成了比物质性空间更彰显世界本真性的数字空间。相应地，当社会人的生活更多地以数字形式在数字语境中被展开、被认知、被组织起来，作为社会人的政治的现代政党也撬动了自身组织机制的数字转向。

首先，数字化改变了政党组织生活的边界。在前数字时代，政党组织受限于地理区隔下的物质空间，也服从制度化的科层体系，保持封闭的成员边界和严格的内部纪律，围绕党部办公室和党员集会等场景展开政治行动，要求政治参与者身体在场。数字时代则不同，政治行动克服了时空条件限制，突破了政治参与的面对面场景壁垒，以实时互动的在线行动重新定义了政治参与的“在场”标准，也就重塑了政党组织生活中的参与伦理。参与个体的“在场性”不再绑定单一的线下场景，而是可以依托在线表决、直播会议等线上途径，对政党提出了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要求，要求政党超越原先自行定义的身份边界，不再坚守高门槛的成员身份，而是以去中心化的网络平台取代中心化的科层等级，创造更多样化、多层次的成员身份结构。

其次，数字化改变了政党组织生活的尺度。在前数字时代，政党和个体之间的匹配机制比较粗糙生硬，不仅政党跟踪、捕捉党员和支持者的诉求偏好的能力较低，工具手段较为匮乏，往往失焦或误判，个体也容易在宏大的理念叙事和微观的政治营销之间进退失据。数字技术工具包的丰富，大大改善了二者之间的供需关系，使双方都能够更为便利地在鸟瞰视角和显微视角之间进行切换，寻找到最佳匹配对象。一方面，对政党而言，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技术支撑，围绕海量信息的数据生产、挖掘与分析，算法设计与算法应用成为政党认知和回应民意的重要工具，开辟了政党筛选、抓取和引领政策议题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对个体而言，作为“数字人”的公民个体无须具备很高的教育水平、经济实力和政治兴趣，更可以从费时费力的信息搜集、信息分析和信息评估等事务中解放出来。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投票建议应用程序（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为例，注册选民用户可以借助由信息存储与算力强大的第三方数据服务器，匹配个人偏好与政党政策，从而在保障政治参与的独立性的同时，降低参与成本，提高参与质量。换言之，数字时代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进入了尺度敏感自如的高清时代。

最后，数字化改变了政党组织生活的领域。在前数字时代，个体的政治行动受制于物质时空条件的单一性限制，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行动领域，此处在场，它处就无法在场。因此，政党组织政治行动高度依赖职业化、本地化的干部精英，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都局限于地理空间范围内的行动网络。政治行动的数字解放则为政党和个体的多领域行动都创造了条件。以近年来涌现的网红政治为例，一方面，数字化为缺乏线下的本地支持网络的草根意见领袖和超级志愿者提供了变现政治影响力的线上动员平台机制，另一方面，为作为“数字人”的“社会人”介入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开辟了多元化的行动场域，方便了精英和民众在个体层面上的点对点互动，以及在群体层面上的点对面互动。

总体上来说，数字化使政党告别了封闭的、身份僵化的单一组织机制，走向开放的、身份灵活的混合生态机制。

精英分化与权力重构

数字化推动政党组织机制变化是否意味着政党组织权力发生了重构？从数字悲观主义的视角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数字悲观主义认为，数字技术演进非但没有破局，反而是沿袭甚至是强化了已有的不平等格局，政治经济学依旧发挥作用，穷人依旧是更加买不起和用不起数字技术设备软硬件的人，即便是造就了一批新的权力精英，但总体上数字化不过是让处于支配地位的有权阶层和当权派的权力更加稳固。就政党政治而言，数字化也不过是继续加大建制派政党和政党内的建制派精英的既有优势。这一技术批判视角有其合理之处，本文最后一节会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然而，关于数字化是否也推动了政党组织权力结构的重组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指出，数字悲观主义把数字鸿沟等同于数字不平等，给出了过于狭隘的简化论断，并没有细致地梳理旧的社会裂隙和新的数字裂隙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二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重合、交叉或者存在的变化空间，忽视了新旧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加入—吸纳”的格局更为复杂。

本文建议，在承认数字技术批判视角有效性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数字时代造成了政党精英的三重分化。其一，新的权力相关者入局，包括数字技术专家、网红明星、网络意见领袖等；其二，旧的权力相关者发生分化，从领袖层、科层干部、积极分子三个层面上，都呈现出积极拥抱数字化和消极逃避数字化的分野；其三，潜在的外部权力类型介入的可能性，如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接入权、决定数据生产和推送的算法权及打造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权。

政党精英的分化超越了精英循环的传统路径。首先是前两个维度上的精英分化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悬殊曲线律”（law of curvilinear disparity）的经典命题，构成了有可能彻底颠覆米歇尔斯“寡头铁律”的数字时代版本。在梅伊（John D. May）于1973年所提出的悬殊曲线律版本中，政党领袖单方向地靠近中间党员和中间选民，能够取得节制党内科层精英的权力优势。数字时代的政党则更进一步，领袖和超级志愿者的个人化行动都得到了强化，从两个方向上制约了科层精英的组织化行动：一方面，去中心化的数字网红从中心化的积极分子群体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个人化的领袖精英从寡头化的科层政治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地，当政党越来越依赖于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就不仅降低了边缘政治精英和草根明星向核心精英圈层跃迁的适应性需求，也降低了精英领袖对封闭性成员组织的依赖程度。

此外，第三个维度上的精英分化将政党权力格局放置到了更为语境化的复杂结构之中。无论是政党还是参与个体，一旦接入数字网络，只能选择默许算法权力的游戏规则，被动地参与数据信息的供给、搜索、跟踪、推送等各个环节，成为平台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被算法权力瞄准和俘获的被治理者，臣服于统摄性的数字利维坦——一种传统的“国家—社会—市场”分析结构无法容纳的权力面向。

反思政党数字化：真相抑或迷思？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技术批判导向的数字悲观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数字化真的有用吗？政党数字化真的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吗？

正如上文所揭示出的，数字技术改变政党的组织生态与权力结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选战数字化、精英网红化、党员用户化，事实上都在宣告，只要政党开始部分地或者坚决地全面采纳数字技术，那么政党组织传统中所依赖的大量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源，都面临更新换代。而一厢情愿地只想以数字为辅，继续坚守政党的线下生态为主要标准，也许不过是体现了代际差异在年龄结构不利于数字公民的政党组织中的惯性影响罢了。

然而，至于数字技术是否真的改变政党的组织效能，学界就此争议不断，发出根本性的诘问：政党诉诸数字化转型，通过模糊边界改变自身规模和认同的标准，这究竟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活性创新，还是掩盖或者绕开组织凝聚力萎缩这一后物质主义时代政治难题的技术策略？即便是在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混合化分析框架，一方面试图在工具论和本体论之间采取相对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试图跳出数字乐观和数字悲观的二分法，但也都严格把理论效力限制在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意义上的政党形塑，而没有论及组织目的和组织理念的意识形态塑造。然而，最新的几项相关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出，政党数字化无法对个体的政治情感、议题极化、政治知识、线下政治参与等个体层面或者群体层面的政治行为施加有效的塑造性影响。即使像投票建议应用程序这样的技术辅助工具，无法影响选民的投票率，也无法帮助某个特定政党获益。有学者指出，也许把算法捧上神坛是有问题的，政治的基本单元还是要回归人性，真相即便可以被捏造和瓦解，但总有客观性。

让我们把问题变得更尖锐一些：数字技术改变认同吗？人的数字解放真的能够提高民主质量吗？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一篇短短的笔谈并不是要给出答案，而是试图揭示这些关键问题是如此无法回避。而如何去理解这些问题的内涵，甚至检讨有没有更恰当的问题提出方式，也许比给出答案更为重要。也许我们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毕竟政党的组织生态和权力结构如果发生了改变，我们很难说组织理念和意识形态依然绝对不发生任何改变。正如前面所指出，随着口衔数字密码出生的数字公民最终成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主流人群，数字技术的代际效应可能才真正发生作用。

最后，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大爆炸，一系列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是否会为理解数字化冲击政党政治这一研究问题开辟新变量和新维度？从本体意义上考察，人工智能和一般数字技术的区别是什么？虽然当下的人工智能并不是独立于人的自主智能，我们是否要为基于人的政治留出基于非人的政治的空间？本人所提出的混合化视角理解下的政党，仍旧承认人是基本的行动者单元，无论是数字人还是社会人，政党中的技术混合，包括人的技术混合，都是立足人的政治。然而，如果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手段、组织环节、生态场景，而且是社会要素，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政治的本真性？这并不是在拾人牙慧地重复我们将臣服于“末世论”的机器统治寓言，而是在认真地展望，由人类个体组成的社会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由数字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子集？在这种可能性下，政治组织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沟通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传统问题，而且是如何沟通数字国家和数字公民之间的未来问题：国家的数字存在与公民的数字存在，要求我们去理解非人格政治的政治伦理意义。

文章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