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力发展实践引发生产力理论创新，生产力理论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实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论证逻辑，从导向论、表征论、生成论、保障论的组合出发阐述新质生产力理论，可以得出：（1）新质生产力的导向论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2）表征论是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形态、宏观国民经济的三位一体；（3）生成论是供给维度科技创新、需求维度居民消费、转换维度市场效率的协同发力；（4）保障论是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经济制度的动态组合。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一种具有系统性、创新性的生产力理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际比较中体现出“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统一，在方法论上体现出对“六个必须坚持”的充分呼应，新质生产力理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引言

生产力刻画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体现出的能力，它关联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决定着人与人结成的经济社会关系。在社会实践层面，生产力是一个历史概念，它随着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并在不同地域呈现出差异特征，生产力发展是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课题。在思想认识层面，人们对生产力内涵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持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新质生产力”概念首次进入中国发展实践和经济学理论体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同时也为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生产力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方向。2023年9月以来，新质生产力迅速成为学术界探究的热点问题，由此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就主题而言，已有文献涉及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多个领域的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测度、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等等，还有文献对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这些文献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理论和实践中的“术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在“两个大局”交汇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多个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进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同时数字化技术创新和应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已有文献探究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变革对产业、就业、企业生产率、共同富裕以及经济理论创新等的影响。

已有成果对于人们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重大意义和发展途径提供了重要启发，但人们对新概念、新命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针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还应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是理论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包括多个部分、且不同部分存在紧密关联的“结构体”，新质生产力研究需要从不同部分的探究延伸到对各部分“结构关系”的研究，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客观需要；二是本土化问题。已有文献通常从科技创新视角（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视角）来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这种科技变革是发生在多个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率先提出、契合本土发展特征的新概念，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应阐述“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将科技变革与中国语境结合起来细致阐述新质生产力发展问题；三是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基石在于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理论命题，也是实践命题。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需要统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操作性，在方法论意义上探寻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可行路径和支撑条件。本文在梳理生产力学说的基础上，从导向论、表征论、生成论、保障论的组合视角阐述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特性，以凸显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学术创新和实践指引功能，对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理论化、本土化、方法论等问题给予系统回应。

二、生产力理论：历史梳理及构成要素

自人猿揖别之后，人类社会发展即与生产力变迁相伴随，但人们对生产力的有意识探究、进而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却晚于这种社会实践。伴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生产力”逐步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不同学者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多维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基于唯物史观构建起系统的生产力理论。

（一）生产力的分散化探究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研究者通常聚焦于探究财富的生成原因或价值的决定因素，由此形成了对生产力的分散化研究。例如：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探究了财富的影响因素，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因素”，“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弗朗斯瓦·魁奈针对财富来源给出了不同解释，“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财富每年是由土地、工业和对外贸易创造的”，“和庞大的军队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在经济学说史上，配第第一次使用了“生产力”这个表述。亚当·斯密同样关注财富生成和价值决定问题，其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些论述是在财富生成探源中连带性地谈及生产力，其对生产力没有给予清晰界定，倾向于将生产力与财富、价值等同起来，且对财富生成原因和价值决定因素的解释很不相同，这表明其处在生产力的分散化探究阶段。

（二）生产力的概念化提炼

在生产力研究谱系中，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占据重要位置，其将财富的生产力与财富本身区别开来，并探究了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政策。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而且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各国现在的状况是我们以前许多时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积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一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应体现生产力增长准则，“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补偿损失而有余”。区别于此前的分散化研究，李斯特提出了有别于财富、价值的生产力概念，阐释了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及政策取向，其在经济学说史上推进了生产力的概念化。与李斯特的思路相类似，熊彼特依靠“创新”这个核心概念阐释了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形成的内在逻辑，“生产即意味着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区别于其他影响因素，企业家在推动“创造性破坏”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企业家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

（三）生产力的理论化构建

与分散化探究和概念化提炼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针对生产力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将生产力研究推进到理论化构建阶段。“理论化”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形成了解释生产力变迁和社会形态演变的动力学说，并系统阐述了生产力的各个部分——生产力发展的意义、目标、影响因素、表现形态、保障条件等等。揭示生产力的多个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生产力论述的鲜明特征，也是生产力研究转向理论化的关键标志。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针对生产力发展目标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论述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即生产力发展不是为了财富或价值本身，而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强调“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恩格斯指出“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也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功能。

2.针对生产力发展表现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要素、产业形态以及经济产出等多个维度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并特别强调生产要素特性对生产力水平的标志意义。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就不同产业而言，“社会劳动生产力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特殊发展，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这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就产出结果而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反映生产力水平最为重要的标志。

3.针对生产力发展成因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发展视为系统变迁的过程，并揭示了自然、技术等多种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恩格斯则强调“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影响因素时不是单纯从供给角度出发，“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力发展是在国民经济各环节顺畅对接、持续转化背景下进行的。“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

pexels-tomfisk-1595104.jpg

4.针对生产力发展保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唯物史观来阐述社会形态演变，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长历史时段看，生产力变化内在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转变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保障功能。生产力发展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更应被视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调整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的性质从来就不是纯技术的，而总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历史上有进步的一面，但长期看却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了制约。“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就土地要素配置而言，“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关系这个制度因素出发论述生产力发展保障问题，这使得人们对生产力生成发展的认识更为深入，推进更为主动。

区别于此前的分散化探究和概念化提炼，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论述了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导向、表现形态、生成因素、保障条件，这四个方面都建立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上，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它们之间的组合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彰显出生产力理论的构成要素：导向论、表征论、生成论、保障论，它们分别回答了“生产力发展为了什么、是指什么、如何发展、怎样推进”等关键问题。一个生产力理论不是片段性、零碎化的观点，而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构成、且各部分具有结构特征的完整体系。生产力理论创新也必然表现在对生产力发展导向论、表征论、生成论、保障论的创新方面，这为深刻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提供了切入点和根本依据。

三、新质生产力的导向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

生产力发展是由人的需求所引致、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取向。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在满足哪些人的什么需求方面并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在大历史观和“世界整体”意义上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指向，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一个特定国家怎样充分体现生产力发展的人本主义导向，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中国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创的现代化新类型。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理论内核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深刻阐明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征程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经济社会各项部署锚定的“参照系”和“远景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凸显了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整体事业中的基础地位和牵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深刻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紧密联系，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面对的实践背景以及发展取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确定的整体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中国经济建设形成了从战略到策略、从目标到路径、从蓝图到举措的完整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导向也就异常清晰，即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线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此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嵌套”关系，以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为基本范畴，中国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并探寻到契合于自身现代化的生产力形成源泉。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其导向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于人口和地理大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具有契合于本国国情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质与生产力发展紧密关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的客观要求。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是人口规模举世罕见的国家，世界银行数据库显示：2023年中国人口规模为14.10亿，占世界人口数的比重为17.58%，是仅次于印度（14.29亿）的人口第二大国。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以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发展为前置条件。以现有生产力状况为基础，依靠科技、产业和市场创新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促使不同时段的生产力发展保持顺畅转换，对于中国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扎实推进十四亿多人口的共同富裕，是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业，是一国范围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富裕和共享两个关键词，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从实践的角度看，一方面，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高财富增长水平、夯实共同富裕中“富裕”基石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共享型”发展，有助于充分激发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在长时段中为生产力更新迭代提供强劲支撑。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且两者关系需随居民消费结构转变而动态调整，恩格尔定律——即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比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即揭示了消费结构转变趋势。与此对应，中国发展生产力必须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持续变动的需求，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动、特别是新型需求涌现和不同需求组合往往成为生产力变迁——即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驱动因素，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提供了前置条件。中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客观上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途径。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均需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经历了“先污染、再治理”的曲折过程，在开放背景下甚至引发了“南—北”之间“环境不平等问题”，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污染储藏地”。与此相区别，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对生产力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即生产力发展必须统筹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避免落入“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窠臼，而且为生产力发展方向提供了崭新思路，即生产力发展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仅包括改造和利用自然表现的能力，而且包括保护和恢复自然表现的能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即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大作用。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有的部分发达国家是通过发起战争、对外殖民、扩张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的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指向，始终秉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则，这在国际关系维度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国内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动态跃迁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为支持条件。中国在生产力水平、层次、结构等方面的跃升，有助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有助于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和“增长极”，有助于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国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启示。就此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增强意义重大，它能够为中国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支撑力量。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宏观背景，它内在规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指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服务于中国战略目标的实践命题，其导向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上述针对导向论的阐释，表明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了人本主义原则，同时在一个人口和地理大国赋予“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内涵，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还意味着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实践中深化了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系统的、本土化的经济学“术语”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式现代化是战略目标，新发展阶段是方位判定，新发展理念是价值取向，新发展格局是实施载体，高质量发展是路径选择，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入，从目标到理念、到路径、再到举措的范畴体系基本形成，这为中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新质生产力的表征论：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

在廓清新质生产力导向论之后，需要进一步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征，从而为辨识生产力类型以及探寻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提供依据。在生产力的概念化和理论化阶段，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生产力的表现形态进行了探究，例如，熊彼特将生产力发展与创造性破坏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资料视为区分生产力以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指示器”。此外，卡罗塔·佩蕾丝提出了阐释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技术—经济范式”，强调技术革命会引致经济活动的生产函数转变，其可视为生产力形态转变的关键标志。这些论述为理解中国新质生产力问题提供了启示。然而，从生产资料或技术变革视角来认识生产力表征，意味着不同国家如果生产资料、技术变革相同，则生产力形态也相同，这一判断在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值得重新思考。新质生产力是置身于中国本土发展目标和国情特征的概念，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纯粹的要素或技术变革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微观企业活动、中观产业形态、宏观国民经济的系统事业。新质生产力表征须从生产资料或技术变革扩展开来，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中进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从微观、中观、宏观维度来阐释新质生产力表现形态，具有鲜明的系统集成特征，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表现论述的重大创新。

在微观层面，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整合各类要素的基本单元。生产力首先体现为企业在获取、运用、组织各类要素中体现出的能力，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转换是生产力形态变迁的直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企业通常是运用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依靠机器大工业和流水线来整合这些要素，批量化地生产某种产品以获得规模经济。主要使用有形要素、劳动—机器直接结合、依赖特定的物理空间是这种企业经营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具有相对于农耕社会的要素组合优势，其对生产力发展而言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企业经营使用的要素范围、种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工业时代呈现出向数字时代转型的显著趋势，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也成为工业革命之后的新经济形态。与其他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独特性质：虚拟性、高流动性、强整合性和非独占性等，数字技术则具有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特征，数字化基础平台存在着“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就企业经营而言，数据不仅作为一种新要素参与其中，而且其对其他要素发挥着再组织、再整合功能。建立在大数据获取、应用、反应基础上的工业物联网，对机器大工业和流水线生产方式形成了冲击，在劳动—机器结合方式之外出现了劳动—数据—机器的新类型，“智能化机器占据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地位”，企业经营倚重的物理空间开始转向虚拟和实体空间相互切换的新模式。这些意味着：企业经营所需的要素及要素组合出现了重大变革力量，这种变革不是对工业时代发展方式的“简单外推”，而是与数字时代要素和技术特征相契合的“迭代更新”。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也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实践场景，例如，2024年6月底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接近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工业物联网平台则为部分企业发展提供了“增长的第二曲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数据是生产要素，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关注数据要素以及要素组合变迁的新趋势。在微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可通过企业要素获取、应用及组合形态的跃迁进行辨识。

在中观层面，产业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企业“集合”，是微观企业活动和宏观国民经济的链接“桥梁”。微观层面的要素类型和要素组合方式变迁，如果从个别企业扩展到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则必然会引致产业形态（以及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转变。这说明产业形态也是反映生产力水平和类型的重要尺度。中国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时，强调其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即关注到产业转变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紧密关系。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成为经济总量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中国在经过工业化阶段之后，整体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或服务业化阶段，这种情形持续至今，未来仍将延续下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8.3%、54.6%。与其他国家相区别，中国产业结构在发生上述转变时恰好与数字技术进步相交汇，结果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三次产业的交叉融合趋势明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重塑功能不断加剧。例如，数字技术和农村产业的结合，提高了自然风险的预警能力、生产经营的管理效率、供求对接的精准程度以及农村产业的种类数量，数字技术和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结合，推动了这些产业转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从集中于“制造”环节逐步走向“制造和创造”领域。这些转变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生产力基础的重大回应，也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在中观层面集中体现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里的“深度”体现为在产业链中逐渐分布于“微笑曲线”的各个环节，在生产中广泛应用数据等现代要素或数字技术等现代技术，在产品供给中提供匹配居民需求的多样化产品。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特征，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基础并不相同，这为不同类型产业充分发展并组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同地区需立足于“深度转型升级”总体方向，基于市场逻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推进本地产业持续发展。

在宏观层面，生产力体现为一国财富的增长程度，更体现为一国财富增长中投入—产出的转化关系，生产力与生产率变化息息相关，“经济增长根本上是一个生产率现象”。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因素：要素供给数量和要素组合效率，后者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来表达，其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供给均出现了趋势性变化，特别是人口模式转变导致“劳动力数量红利”由增到减，老龄化程度快速攀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之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2010—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从9.99亿降至9.62亿，占人口比重从74.53%降至68.26%，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从1.19亿增至2.17亿，占人口比重从8.87%增至15.38%，人口老龄化加速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了冲击。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倚重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生产力在宏观层面集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据此，中国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是“集合”概念，它受劳动者素质、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只有与要素充分流动、市场充分竞争等结合，才能持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波动特征，“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TFP增速大幅下降，并在此后多年持续徘徊在1%左右的水平”。如果利用佩恩表10.01进行跨国比较，则2019年中国TFP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差距，中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存在较大空间。与其他国家相区别，中国现阶段面临着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双重转型，即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城乡二元结构阶段转向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中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除了科学和技术创新之外，还具有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转型形成的巨大潜力，即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情形下，要素优化配置会成为中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重要途径。

生产力总有具体表现，新质生产力也可观察、可感知，新质生产力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生产要素获取和组合方式的跃迁，在中观层面表现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其在表征论中具有三位一体的显著特征。这相对于此前的生产力学说是重大创新。三位一体的新质生产力表征论意味着：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变化相互联系但并不相同，从微观领域到中观领域、再到宏观领域，转换都是有条件的，企业要素获取和组合方式变迁，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能转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是全球现象，微观层面的企业要素获取和组合方式变迁，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特征。但中国的产业深度转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面临着特定的发展目标和国情条件，其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差异特征，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提出的、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新概念。

五、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论：供给—需求—转换三者的协同推进

新质生产力表现在多个维度，在操作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其生产逻辑，瞄准其影响因素精准施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存在紧密关联，必须结合国民经济的整体、连续运动来理解生产力生成问题，这为中国探寻新质生产力生成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相类似，库兹涅茨从部门结构变迁视角来揭示增长的逻辑，“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中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引致生产结构变迁的主要是三类因素：需求结构变化、运输及通信技术的革命、生产中工艺技术的变化，它们分别从市场需求、供求对接、产品供给三个维度推动了生产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人们在供给和需求交互作用、动态平衡中体现出的能力，它总是与产品供给状况、供求转换程度、产品需求强度密切相关。就此而言，中国强调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即是从系统集成视角来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和生产逻辑，高科技主要体现了产品供给的创新水平，高效能主要体现了产品供求的对接效率，高质量主要体现了产品需求的满足程度。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以及产品供给对居民需要的满足程度，是生产力发展能否契合高质量特征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凸显供给—需求—转换的协同推进。特别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必须与居民需求结构变动和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相关联，这为立足于国民经济整体运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方向，新质生产力生成论也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

从供给角度看，生产力涉及特定时空的产品生产能力。在不考虑要素供给状况的条件下，生产力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应用和创新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在现代化实践中则总结提炼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重要论断均立足于科技创新会改进或扩展生产要素、促使要素组合方式发生变革，其结果是推动生产力发生跃迁。新质生产力同样依赖科技创新，与模仿性、改进式、应用型的创新相区别，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往往是颠覆性、原始性、基础性的创新，前者是1—10的创新，后者是0—1的创新，前者通常取决于后者的推进程度。颠覆性科技创新对企业、产业和地区发展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它通常会引起生产单元一系列生产函数的变化，从而在整体层面形成“创造性破坏”和生产率提升。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决于科技领域中“创新的创新”或“基座式创新”。推进颠覆性科技创新是中国突破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难题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更好满足居民需求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全球科技变革趋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来看，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以及它们的结合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中国“十四五”规划强调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和未来产业（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以及类脑智能），均以发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领域的颠覆性科技创新为基础。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有赖于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科技创新，但创新需要相应的“生态”条件。特别是，科技、教育、人才三者之间紧密关联，教育和人才是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在供给意义上体现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部署。

从需求角度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产品生产由需求诱发，并以完成市场销售和获取利润为依归，企业只有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与市场需求的规模、层次和强度等紧密相关。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须立足国民经济的整体运动，将市场需求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在把握和适应需求变动趋势中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已有研究发现：消费是另一种投资，消费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很重要。从需求角度看，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一系列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形成并增强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家庭的收入状况也不相同，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层次性特征更为显著；与经济总量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相伴随，中国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311.2元增至32994.0元，恩格尔系数从57.5%降至28.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16.1元增至18175.0元，恩格尔系数从67.7%降至32.4%，居民生存型消费主导模式已转变为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主导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需求维度还面临若干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遏制举措延续，这些因素对中国扩展域外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导源于经济体制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在跨国比较中，现阶段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仍然偏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为37.4%，低于世界（55.3%）、高收入国家（58.0%）、欧元区（52.3%）、美国（68.0%）、日本（55.6%）、印度（60.9%）等相应水平。显然，放大有利条件、回应现实挑战有助于形成市场扩展效应，从而在需求维度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着力点。

从转换角度看，除供给和需求因素之外，生产力发展还取决于供求对接效率。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形下，供求对接渠道越广、市场交易成本越小，则人们运用已有资源创造的生产力就越显著。商品和要素充分流动、优化配置才可能激发企业要素组合方式变迁，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进而实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目标。1978年以来，中国在供求对接领域出现了三个显著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拓展了微观主体进行商品交换、要素流动的经济权利；国际关系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这扩大了微观主体开展商品交换、要素流动的空间范围；基础设施从低水平供给向高速度发展转变，这降低了微观主体推动商品交换、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可以依据市场信号在城乡之间自由流通，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或城市的非农产业中自由就业。商品和要素流动方式的转变、流动范围的扩展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整体经济增长。2008—2023年中国铁路里程从79687.3公里增至159000.0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从671.5公里增至45000.0公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在供求对接意义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如此，现阶段中国在提高市场转换效率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导源于技术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仍面临较多障碍，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现象较为突出，劳动力的跨城乡跨地区配置仍不充分。例如，1978年以来中国始终存在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落差，始终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落差，2023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当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4.22倍和3.63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18个百分点，劳动力要素在供求对接中存在着明显的效率损失。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来提高供求对接效率，毫无疑问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六、新质生产力的保障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动态组合

生产力发展是系统工程，它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通常表现为经济制度。经济制度会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而阻滞或推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关系视角来探究生产力保障问题，这同样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启示功能。中国不仅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作用，而且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保障因素，即在方法论中，侧重依靠生产关系优化来汇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些重要论述和工作部署凸显了新质生产力的保障论，即依靠生产关系优化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国加快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区别于此前计划经济阶段的生产关系，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转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关系调整；新型生产关系不是某一个领域或层面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组合体”。新型生产关系主要是指在坚持根本制度条件下推进基本制度完善和重要制度创新，由此形成不同制度之间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时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强调“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这为中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强调经济制度的结构化、层次化特征，在生产关系调整中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表明中国立足于本土化特征来思考和对待生产关系变动问题，这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保障论的重大创新。

在根本制度方面，中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为新征程上生产关系的变动提供了本质规定，即生产关系调整是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根本制度地位，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为其他各项制度的变动和运行提供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凸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主旨的呼应。在英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通过多种渠道扩大了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才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充分动员起来，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是人口和地理规模举世罕见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凝聚全体人民力量推进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思想、组织和制度保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攀升等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生的。已有研究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大国基础结构——即将中国经济社会组织起来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网络，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优异绩效的根本原因。新征程上中国依靠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制度“基座”，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稳定“内核”。

在基本制度方面，基本经济制度是链接根本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的“枢纽”，新征程上中国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之后，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此后伴随着不同时段发展战略和客观条件的转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也呈现出动态演变特征。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动态演变特征，这意味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能够将政府作用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一方面促使政府在保持经济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实施宏观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持续为企业和居民放权让利，扩展微观主体的经济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激励微观主体在科技、产业、市场等方面开展创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色，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两大“奇迹”的制度成因。新征程上中国通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基本经济制度为此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意味着中国可以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和联合攻关来推进颠覆性科技创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意味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在不同方向探索，从而推动颠覆性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创新和市场创新。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导向论、表征论、生成论中具有独特性，在保障论中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同样有独特性。中国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主要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规定，坚持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的“三位一体”，坚持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分配制度中的按劳分配为主等等。“完善”主要体现为：完善两个“毫不动摇”的落实落地制度；完善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营商环境；完善三次分配之间的组合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些完善的指向是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消除供给、需求、转换中的制度性约束，以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在重要制度方面，重要经济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在某个领域的体现，其对经济参与者的行为选择会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创新一系列重要经济制度。“创新”有两重含义：一是在横向比较中，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重要制度契合于本土特征，它不是对域外类似制度的简单应用；二是在时序比较上，相对于此前阶段，现阶段的重要制度导源于时代特征，它不是对以往类似制度的直接外推。中国着力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与此相匹配，经济领域的多种重要制度变革就具有必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一系列重要制度改革进行了部署。例如，在企业制度改革中，中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着共生关系，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表现为国民经济中分工互补的共容关系、产业链上的竞争共存关系，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共生发展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决于各类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新征程上中国需要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中国特色企业制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通过制定和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制度保障。这些变革有助于促进各种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而在企业活力激发和功能协同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制度中，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科技创新又取决于多重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但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现阶段中国研发投入规模、基础研发投入占比、成果转化程度偏低。新征程上中国必须不断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并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这些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实践针对性，有助于消解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若干制约因素。在市场运行制度方面，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建立在要素充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交易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在这方面，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征程上中国必须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产品均等化配置，构建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等等。这些重要制度的创新性变革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需求规模，激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汇聚中国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强大力量。

七、结论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各国现代化面临的普遍课题。在经济学说史上，不同研究者针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第一次完成了生产力问题的理论化构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在经济增长取得“奇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的范畴，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依赖与之关联的生产力理论，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四根支柱——导向论、表征论、生成论、保障论研究了新质生产力问题。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导向论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生产力基础，表征论是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形态和宏观国民经济的三位一体，生成论是供给维度科技创新、需求维度居民消费、转换维度市场效率的协同发力，保障论则是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经济制度的动态组合。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针对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论述和部署形成了完整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坚持和创新，“坚持”体现为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导向、表现、生成和保障的系统特征，强调生产力形态和影响因素的动态性质等等。“创新”则体现为新质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与“两个大局”交汇下的经济格局相匹配，与中国不同制度的组合相关联，体现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进行的生产力部署。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拓展了经济学说史上生产力的现有论述。

新质生产力理论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相统一的特征，与其他国家相类似，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在技术场景方面，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具有相通性。然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旨在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观产业形态和宏观国民经济中有不同表现，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结合来实现，通过完善基本制度和创新重要制度来推进，这相对于其他国家也具有独特性。在实践层面，不能将新质生产力视为一个全球性概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与中国发展目标和环境嵌套的本土化命题。新征程上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强调重要性，而且要突出操作性，新质生产力理论凸显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特别是强调供给、需求、转换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力，强调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的动态组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与“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高度契合，是“六个必须坚持”在生产力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总之，新质生产力理论系统地、明确地回答了新征程上中国发展的生产力“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如何做”等关键问题，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共同构成了本土化的经济学概念，其对于中国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对于中国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

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