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数字时代的变革，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数字社会主义构想，形成传播学批判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平台社会主义、新计划经济等理论流派。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突破性，但均未能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束缚，并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乌托邦。其困局在于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所有制层面，混淆了公有制内涵、窄化了公有制范围；在革命主体层面，模糊了革命力量、弱化了阶级意识；在革命道路层面，忽视了无产阶级政党，并试图直接跨越过渡阶段。对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开展批判性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数字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 所有制 过渡阶段
自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基于数据与数字技术固有的共享特性，西方左翼学者纷纷扬起“数字社会主义”旗帜，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与积累模式、数字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与美好愿景展开了广泛讨论。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2009年发布的《新社会主义：正在走向网络的合作社会》被视为狭义“数字社会主义”概念的起点。凯文·凯利所兜售的“无处不在的分享、合作、协作、开放、免费定价和透明力量”的图景，既吸引了一众追随者，也被部分左翼学者抨击为贩卖童话，可见西方左翼对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分化与争议。尤其是随着“赛博共产主义”“交往社会主义”“奢华共产主义”“平台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计算社会主义”等提法不断涌现，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出现诸多概念的误用与混淆，亟需对不同流派的核心议题进行系统梳理，廓清其理论脉络及发展走向，并辩证看待其理论创新及局限。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一方面，学者们充分肯定了该理论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价值，并挖掘了数字经济中蕴含的合理社会主义因素；另一方面，也鲜明地指出了其浓厚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或揭示其陷入空想主义的宿命。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本质上仍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对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虚拟的数字世界，而是要回归现实的生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未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反而通过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遮蔽，阻碍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壮大。数字时代，无产阶级集体意识与斗争意识消弭，分散的无产阶级沉溺于理论炮制的虚幻愿景中，等待社会在技术加速的进程中自动迈入共产主义。这些都在启示我们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露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警惕其发展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
一、理论流派与发展动态：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形塑
由于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流派多样，且边界模糊，部分议题重叠，国内学界对其归类尚未形成统一结论，研究通常从凯文·凯利提出的狭义“数字社会主义”概念切入。从2009年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到2016年阐述的“进托邦”，凯文·凯利的理论始终以技术乐观主义为核心逻辑。基于此，以核心议题为方向、以理论演进为线索，可以将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流派归纳为四类：以媒介话语权争夺为核心的传播学批判社会主义、以公民自我组织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以技术加速为驱动的平台社会主义、以经济核算为基础的新计划经济理论。不过，理论流派之间也存在研究领域的交叉。例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是左翼加速主义与平台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对智利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进行了研究，提出数字时代的算力为克服智利实验的局限提供了可能，与新计划经济理论存在重叠，但这种重叠并未消弭理论分野。
（一）传播学批判社会主义
传播学批判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关于传播行业重要性的论述为基础，强调要重视夺取传播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权与媒介话语权，本质是对数字时代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从“加州意识形态”的出场到“公共服务互联网”构想的提出，传播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逐渐明晰，但内在问题也日益凸显。例如，如何夺取媒介话语权？如何落实传播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夺取话语权后如何实施民主自治？尽管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倡议，但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媒介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与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在数字经济最为活跃的加州，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对立。于是，受资本主义束缚的力量活跃起来，“加州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巴布鲁克和卡梅伦提到了法国、新加坡在通信与数字技术领域的特殊性，批判英美等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将最新的数字技术用于服务资本，而非构建连接所有民众与阶层的基础网络设施。在他们看来，仿佛数字技术应当天然地为用户服务，然而，“在社会资源不平等配置的现实前提下，互联网提供的这种资源的共享平等使用，更多时候会加剧而不是缓解社会总体的不平等。”最终，“加州意识形态”在黯淡的前景中式微。
自2019年起，福克斯尝试通过社会调查论证构建不受外部力量干预的公共服务互联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福克斯的核心观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约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建立类似合作社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摆脱资本对传播领域的支配；通过全球传媒从业者的集体斗争实现对传播生产资料的共同控制等。但是，其理论虽源于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却又与之彻底背离。福克斯一方面认识到“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克服这种阻碍会使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却将变革路径局限于媒介话语权的争夺，并将希望寄托于传媒从业者与部分知识分子，这无疑是延续了“工人阶级消亡论”逻辑，彻底淡化了阶级意识。
（二）数字时代的自治社会主义
“自治社会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具有特定历史渊源。该理论最初根植于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管理与直接行动实践，20世纪60—70年代的意大利社会运动便深受其影响。尽管工人运动逐渐式微，但“自治社会主义”在数字时代却焕发了新的理论活力。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等人围绕“诸众”宣扬适应当代的自治社会主义理论；而迈克尔·鲍文斯（Michael Bauwens）等人则致力于构建一种摆脱资本控制的“同业生产”模式。
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诸众”是“当下唯一有能力进行革命的角色”。他们从非物质劳动出发，塑造了一个超国家、超阶级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生产“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开始占主导地位，而从事这些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都是“诸众”。“诸众”在非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合作形式，从而可能通过重构社会瓦解资本主义。维尔诺则更激进地提出：“后福特制以其自身的方式提出了典型的共产主义要求（取消工作、解散国家等）。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这一论断显然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读。鲍文斯等人在《同业生产：公域宣言》中提出了一种自由的、契合数字技术的生产模式。他们认为，全球范围内实现多对多通信的物质基础已具备，这使得个体能够在近乎不受时空限制的条件下进行连接、交流、组织，并参与共同的价值创造活动。基于此，劳动者可以形成松散的生产同盟，在自治而非资本压迫的条件下重建生产秩序，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温和跨越。法国左翼学者则提出另一种自治模式，即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推动集体行动，在平台国家的框架下实现民主参与和集体动员的统一，以突破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政治困境。总体而言，数字时代的自治社会主义普遍“超越”了国家与阶级的界限，弱化了斗争的必要性，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自动消亡与公民的集体自治。
（三）加速走向平台社会主义
在研究数字社会主义时，左翼加速主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分支，其核心关切是技术加速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噬作用。从理论渊源来看，左翼加速主义可被视为数字社会主义流派的一部分，且与平台社会主义的界限并不明晰，后者更侧重于技术加速的具体实践路径。尼克·斯尔尼塞克与亚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是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近年来，斯尔尼塞克转向了平台经济研究；詹姆斯·马尔登（James Muldoon）是平台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平台公有制改造、平台合作主义以及数据集体治理制度等具体方案。
2013年，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发布了《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奈格里肯定了《宣言》的进步性，同时也批判了其技术决定论倾向。《宣言》指出，解放的可能性已蕴含于技术加速与资本演化的进程中，“左翼必须确立其在社会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涵盖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及物质平台的控制权；作为全球社会基础设施的核心，平台不仅构建了操作框架，更界定了行为实践与意识形态可能性的边界条件。”此外，他们还针对劳动形态转型及其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即通过增加公共财政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推动自动化生产以提高效率、缩短劳动时间，并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突破资本主义对生存条件的限制。马尔登提出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公有制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即“平台社会主义”，并进一步阐述了平台合作主义方案，对数字时代的西方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批判“数据共有型民主”时还指出，需要制定一项更具干预性的数据所有权策略，不仅包括个人对数据的权利，还包括数据集体治理的制度及更广泛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等。尽管平台社会主义者认识到资本的内在限度，并敏锐地把握了数字平台与数据生产资料的关键作用，但在加速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们陷入了技术将加速摆脱资本主义束缚的乐观主义，缺乏真正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与决心。
（四）新计划经济思潮与数字社会主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强大的计算能力与海量数据促使西方左翼学者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引发了“新计划经济”的理论热潮。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大数据时代经济核算的技术基础，以及向共产主义计算模式过渡的可能性。丹尼尔·萨罗斯（Daniel Saros）、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与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是该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多次强调“反馈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并预言了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
萨罗斯率先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的“行会社会主义”，并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完善其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构想。他将历史上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失败归因于技术水平的局限，并从大型科技公司的运营模式中获得启发，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主体需求导向的反馈机制，其中工人委员会占据核心地位。莫罗佐夫重启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论争，构想了超越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逻辑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左翼应进一步关注数据反馈基础设施的所有权问题，并把重点放在社会协调方式的保护与发展上，培育多样化的社会协调方式，同时要揭露以往自由竞争模式导致的巨额成本。科克肖特的“赛博共产主义”则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新计划共产主义模式，他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已克服苏联时期的技术瓶颈，大数据、超级计算机与电卡支付等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了可能。尽管“新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信息技术进步能够克服苏联或智利模式的历史局限，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过往计划经济的失败是否仅归因于计算能力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不足？
二、突破与遮蔽：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特征与实践
西方左翼学者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兼具创新性与局限性：一方面，他们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与隐蔽性，部分解蔽了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美化；另一方面，其理论批判仍未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关系，甚至可能模糊社会主义与替代性发展模式之间的边界。尽管这些理论试图挖掘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潜力，并重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解释力，但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乐观与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导致其理论建构流于“数字”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嫁接。在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虽涌现了小规模社会运动及部分行业的平台合作实践，但这些实践已通过短暂的存在周期与有限的社会影响力被证明是一种乌托邦。
（一）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资本主义批判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尽管理论关切各异，但均聚焦于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深刻变革，揭示了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私有化所引发的潜在危机，进而提出替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构想。例如，斯尔尼塞克指出：“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平台成为引领和控制行业的手段……它们使各种新行业从产品转向服务，导致一些人宣称所有权时代已经结束。不过，让我们明确一点：这并非所有权的终结，而是所有权的集中”；莫罗佐夫认清了数字巨头占有数字资产和基础设施的基本事实，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所有制变化；奈格里和哈特将非物质劳动纳入分析范畴，探讨了资本剥削范围及其主体的扩展；雅安·莫里耶·布当（Yann Moulier-Boutang）在考虑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剥削形式，区分了遭受一级剥削的体力劳动者与遭受二级剥削的认知劳动者，强调后者作为斗争主体的重要性。
不过，“新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会媒体）许诺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未来，但在没有其他要素变化的情况下，新技术却被资本纳入了新的资本剥削和资本积累模式。”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这句话颠倒过来便是对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的恰当概括：他们既批判资本通过新技术加剧剥削强度、扩展剥削范围并加速积累进程，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断激化；却又被资本的限度遮蔽，幻想资本主义能够自我超越，从而忽视数字时代资本权力的增长与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适应性调整。在此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否必然导向社会主义？数字技术能否自发推动社会形态的转型？对于这些问题，西方左翼学者只有冲破资本主义的思维框架才可能予以回应。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这种限制在数字时代尤为明显，于是，西方左翼学者将这一论断奉为圣经，幻想资本主义的自我超越，即数字资本主义的瓦解与数字社会主义的和平到来。但他们的理论设想一如马克思所说：“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西方左翼学者未能彻底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架，甚至时常陷进植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数字技术所打造的幻象与虚拟的未来。
（二）“数字”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嫁接
梳理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流派及其发展动态可以发现，当前各流派的边界尚不清晰，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合力。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左翼学者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与数字时代的特征简单嫁接，摇身一变，成为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义。左翼学者常以意识形态包装其理论，或通过“宣言”形式推广其主张。例如，“加州意识形态”深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与《公域宣言》则试图以遥远的目标激发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思辨。但“回到马克思”不应停留于口号，“数字”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嫁接无法产生深刻的理论影响力，而且，缺乏科学理论的引导，实践层面的社会转向也难以实现。
其一，多数理论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的深入考察，陷入技术乐观主义的误区，尤以左翼加速主义与平台社会主义为典型。不可否认，数字技术正迅猛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已深度融入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基于此，左翼加速主义者主张，技术加速将引发失控及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崩溃，从而加速世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部分学者援引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制度加速社会革命”的论述，给马克思贴上加速主义者的标签，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并未主张加速主义，而是强调了自由贸易对革命进程的催化作用，其理论核心仍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此外，平台社会主义将数据反馈机制简化为“数字基础设施+社会主义”，传播学批判社会主义则将传播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等同于“传播媒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均缺乏对数字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考量，未能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其二，部分理论存在对社会主义关键范畴的认知偏差，尤其是将被剥削主体或革命主体泛化，从而以“社会主义理论”之名遮蔽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未来图景。奈格里与哈特试图通过看似严密的逻辑建构了新的剥削理论体系及被剥削主体。他们指出，非物质劳动已成为数字时代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因而非物质劳动者也成为被剥削主体，即“诸众”；同时，非物质劳动范式与合作、协作及交流密切相关，而这些活动内在地蕴含“共同性”，即被剥削的是“共同性”，尤其是生命政治的“共同性”。好像一切都在被资本剥削，但又是一种抽象的、泛化的剥削，剩余价值这一核心概念就被抛诸脑后。关于革命主体，福克斯将希望寄托于传媒从业人员，布当聚焦于遭受二级剥削的“认知工人”，而奈格里与哈特则强调“诸众”的自发行动能力。这些理论或将传统无产阶级边缘化，或以虚化的革命主体替代真实的革命主体，未能准确把握革命主体的本质与历史作用，甚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
（三）小范围的数字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乌托邦走向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并非完全局限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也支持了部分社会运动与平台合作主义实践。但是，这些社会运动仅能引发短暂关注，未能实现结构性变革；平台合作主义的实践范围仅局限于少数行业，其深度与广度甚至不及欧文的“新和谐公社”。从发展趋势来看，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乌托邦走向。
奈格里和哈特在《大同世界》中指出：“在2011年各种各样的扎营和占领运动中，如‘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和其他欧洲社会运动，共同性成为理解这些运动的主张与力量的钥匙。2013年夏发生在土耳其和巴西的针对政府的抗议和冲突，革新并且发展了2011年斗争的诸多主张，强化了共同性的核心地位。”他们认为，“共同性”思想对这些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声势浩大的运动最终未能实现实质性变革。与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更具关联性的是直接针对硅谷科技巨头的系列抗议活动，包括2013—2014年的拦截谷歌班车运动、2018年的谷歌员工全球罢工活动、2020年的加州零工立法斗争等。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针对硅谷的抗议活动，焦点已从金融资本转向数字资本。尽管对科技巨头的抵抗运动能够引发较大舆论，但工人的处境并未改善，也未形成持续且规模化的反抗力量，脸书、苹果、谷歌、亚马逊至今仍是美国市值前十的巨头。
平台合作主义直接受左翼学者提出的“同业生产”影响。它在消费者、提供商、投资者和生产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模式下运行，这将在平台自治的情形下把现有的合作社与工会重新团结起来。以住宿平台为例，荷兰的公彼迎平台（Fairbnb）是对爱彼迎（Airbnb）的模仿与反抗，公彼迎更强调社区利益、公平交易和环保理念，并将平台收入的50%用于支持当地社区项目。尽管公彼迎在欧洲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市场规模完全无法与营利性住宿平台相提并论。类似的合作平台还有电子商务领域的“Fairmondo”、物流领域的“CoopCycle”，它们都面临着和公彼迎相似的困境。无产阶级需要联合的行动，但又缺乏现实基础、理论指引与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只能形成散落在各地的零星乌托邦。
三、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三重背离
“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马克思开始强调科学社会主义。鉴于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兼具批判性与空想性，对其进行批判不应局限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而应回到科学社会主义。透过数字表象，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主体及革命道路三个维度揭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这种背离不仅体现了数字技术与资本结合对资本权力的强化，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的迷惑性，从而为探索科学的数字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一）在所有制层面，混淆了“公有制”概念或窄化了生产资料范围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受此影响，西方左翼学者亦强调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例如，马尔登提出，数字社会主义具有的第一个特征涉及数字资产的社会所有制，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中的生产性资产（科技公司、数据中心、专利软件系统等）不应继续为私人所有。然而，西方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所倡导的公有制存在两个显著缺陷：其一，未能明确界定数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及其归属问题；其二，忽视了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现实。因此，他们提出的公有制实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生产条件的抽象概念，完全悬浮于数字空间中。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财产的最终归属权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是‘所有制’的首要含义，甚至是本来含义”。论及数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制，应当是它们的最终归属权，即归谁所有的问题。不同于棉花、纱锭、纺纱机等传统的生产资料，数据生产资料具有“零边际生成成本、复制无差异性、非竞用性等特点，它打破了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这种特性导致了一种误解，即数据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因而似乎也可以被任何人占有。然而，现实表明，即便是在平台合作模式中，数据和数字基础设施也仅作为共同使用的资源，用户甚至需支付费用以维持平台运营，这揭示了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因此，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应明确主张数字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而非仅限于共同使用，并进一步阐明其实现路径。
除数据与数字基础设施外，其他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同样至关重要，因为“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在此并非否定数据、数字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料在当前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数字经济的基础仍根植于实体经济，对公有制的探讨绝不能局限于数字空间。尽管被资本控制的数据支配着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数据资本的泡沫持续膨胀，但这一泡沫终将破裂，并回归现实生产领域。毕竟人类生存的根本需求并非虚拟数据，而是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与精神层面追求的满足。因此对所有制的考察必须涵盖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环节所涉及的全部生产资料，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有制。
（二）在革命主体层面，泛化了“无产阶级”概念或忽视了真正的革命力量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所依赖的主体力量。然而，这个论断在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中“过时”了，他们找到了“诸众”“认知工人”等新革命主体。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概念的泛化及革命主体的窄化，不仅难以唤醒虚无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更无法依靠少数知识分子形成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因此，必须厘清数字时代“无产阶级”的内涵，明确影响其集体意识和斗争意识的关键因素，重新凝聚无产阶级革命力量。
西方左翼学者明显受到“工人阶级消亡论”“无产阶级无用论”等思潮的影响，对无产阶级概念与革命主体的认知产生偏差，背离了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这一基本判断。例如，自治数字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处于霸权地位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变化，革命主体转变为“诸众”等泛化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摒弃了暴力革命的方式；传播学批判社会主义者将革命主体限定为以传媒从业人员为主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夺取媒介话语权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这本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寄希望于民主化的社会运动。然而，在数字时代，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依然在场，“无产阶级就是当下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信息生产资料和数字生产资料，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或数字玩劳动，在物质产品和数字产品的收益分配中处于贫困地位，并在数字罢工中反抗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总称。”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不应将无产阶级概念泛化，而应将其具象化，明确其阶级利益，并凝聚其阶级意识。无论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数字平台中的程序员、支撑数字资本运营的劳动者，还是为数字平台提供数据的用户，都应被团结为有效的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时代无产阶级的分化现象愈加显著，包括劳动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国家间不平等交换所导致的分化。西方左翼学者或忽视这一分化现象，或基于分化的现实将革命力量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尽管数字时代的剥削对象仍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由于劳动形式、技能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显著差异，无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中心—半外围—外围”的结构，包括技术精英、零工劳动者以及被数字技术边缘化的群体等。如何有效组织分化的劳动者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全球市场攫取巨额利润，并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机制改善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削弱其斗争意识。例如，“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垄断利润对本国工人阶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买，美国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持有较为友好的态度。”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科学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回应如何唤醒被分化的无产阶级这一关键问题。
（三）在革命道路层面，越过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与过渡阶段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最具资产阶级与空想色彩的方面体现在其关于斗争方式的论述中。他们的理论中几乎未提及“国家”与“无产阶级政党”等核心概念，似乎数字技术能够直接跨越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超国家、超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这种观点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绕过必要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科学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明确数字时代的革命领导力量与过渡阶段的必要性：其一，必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领导，才能确保革命方向的正确性与斗争的有效性；其二，必须承认不同国家在过渡阶段道路选择上的多样性，因为各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等存在显著差异，单一的革命模式无法适用所有国家。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这一原则在数字时代依然适用。部分左翼学者试图通过左翼政党影响国家政策，但相关主张并未触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缺乏斗争意识。例如，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呼吁政府增加技术研发投入以改善劳动条件，这一主张虽具进步性，却缺乏革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需分阶段探讨：在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政党需团结数字无产阶级及其他可联合的力量，以科学理论激发阶级意识，并通过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阶段，鉴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需领导革命阶级改造或摧毁这一机器，只有在这一阶段，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的诸多构想才具有实践的可能。
从比较政治的视角看，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及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过渡阶段与数字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正如列宁所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指导数字时代的革命与建设道路。这一过程不仅为迈向共产主义创造必要条件，也为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奠定坚实基础。西方左翼学者若不能摒弃脱离实践的理论建构，就无法迎来真正的数字社会主义。
结语
综上观之，西方左翼学者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以数字技术为切入点、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为依据，积极探索数字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具体方案，并在学术争鸣中形成理论分野与流变，产生了一定的学术与实践影响力。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性体现在揭露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与隐蔽性，阐明了数字技术蕴含的社会主义潜力，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其局限性则在于未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桎梏，导致现有理论存在妥协性与不彻底性，无法为全球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及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需要与时俱进，但这种与时俱进绝非背离和歪曲，而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实事求是进行创造性发展。显然，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并非如此。因此，必须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批判，防止这种不彻底或歪曲的理论干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首先，所有制问题是核心问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而，现有理论或模糊了使用权与占有权的界限，或将数字生产资料完全凌驾于其他生产资料之上。其次，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重要原则，而现有理论未能清晰界定数字时代的无产阶级概念，未能明确可依靠的革命主体，也未能提出有效团结多元力量的具体策略。最后，无产阶级专政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保障，而现有理论试图绕过国家与无产阶级政党，直接跨越过渡阶段，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想。
此外，对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性认识提供了理论启发。其一，新计划经济理论等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启示意义。习近平强调：“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被放在更突出的战略位置，只有精准识别人民的多样化需求，以需求促进供给，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萨罗斯、莫罗佐夫等人提出的数据反馈基础设施及数据反馈机制构想与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契合。数据反馈基础设施是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数据反馈机制能将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连接在一起，使产销对接更为精准、商品流通更为便利，并且能够通过数据积累与算法优化提高匹配能力及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推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其二，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中脱离实体经济探讨数字经济的倾向，为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提供了重要警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这不仅关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成败，更是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实体经济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承担着社会财富创造、民生就业保障和经济安全维护等重要职能；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二者协同发展才能有效规避产业空心化与僵化的双重风险。这种协同并非技术层面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深层次的系统性融合创新，构建数字赋能实体、实体支撑数字的良性循环机制。
张紫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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