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总统共同签署了《三国国界交界点条约》和《永久友谊宣言》，并为矗立在三国交界处的友谊碑揭幕。这一极具标志性的事件解决了百年来困扰中亚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使得整个中亚地区迎来稳定、安全和互利合作的新机遇。

三国领土争端的“死结”所在

中亚各国边界是1924至1936年间苏联加盟共和国划界的产物。苏联时期单纯强调以民族识别划界，忽略了费尔干纳盆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居格局、人地矛盾突出的地理特征及游牧民流动迁徙的历史习惯，导致了吉、塔、乌三国边界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局面。三国交界处大大小小的飞地多达十余处，例如索赫地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但被吉尔吉斯斯坦领土包围；沃鲁赫地区属于塔吉克斯坦，却嵌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苏联时期，乌、吉、塔三个加盟共和国间的边界与资源纠纷就已经存在。1974年、1982年和1989年，沃鲁赫附近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村民间多次发生械斗。中亚各国独立后，费尔干纳盆地的领土和民族矛盾趋于尖锐化，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绊脚石。20世纪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一度在与吉、塔的边境地带实行签证制度并设置地雷区。吉、塔边境居民围绕水源和牧场的械斗频发。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地区的中心位置，与中亚其他四国接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面临更多双边问题。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总统后，将改善同中亚邻国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与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开始提速。2017年，乌、吉两国签署协议，划定了85%的边界。2022年11月，两国完成了全部划界工作，通过大规模领土交换解决了所有领土争议。乌、塔两国也于2018年签署协议，划定两国边界，并启动边境排雷行动，恢复过境通行。

吉、塔两国边界总长980公里，其中约400公里未划定。两国虽然在2018年恢复了划界谈判，但因在适用地图标准、过境道路性质、水源地等问题上争议较大，进展相对有限。2021年4月，吉、塔因边境一处供水设施发生争端，双方居民爆发械斗，冲突在边防军卷入后迅速升级并持续了三天，造成双方55人死亡、180多人受伤。2022年上半年，两国边境又爆发十余次边防军交火事件，造成双方29人伤亡。冲突导火索从水源争议扩大到公路和土地的归属纠纷。同年9月，两国边境爆发了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两军在边境15个地区使用火箭炮、无人机等装备交火，双方伤亡超过300人。这场冲突过后，吉、塔明显加快了边界谈判的进程。其间虽有波折，但双方最终在2024年12月达成初步协议，划定了全部边界，并就领土交换、居民搬迁安置、跨境公路和水资源的共同管理等达成共识。今年3月13日，吉、塔正式签署边界协议。协议还包括重新开放两国中断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联系等内容。

“解套”领土争端的四大因素

综合来看，此番中亚领土争端得以解决，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三国都希望为国内的改革、稳定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2016年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包括国内改革、对外开放和区域睦邻政策在内的全面转型进程。边界问题的解决，拓展了乌与中亚各国的合作空间，重建了良好的政治互信氛围。吉尔吉斯斯坦在2020年后形成了总统扎帕罗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塔西耶夫的“双核”权力格局，两人均致力于改变吉国内地方主义横行、政令不畅的弊病，将解决边界问题作为稳固执政基础以及打击反对派和地方寡头的重要契机。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各国独立以来唯一尚未完成政权代际更替的国家。总统拉赫蒙年事已高，希望减少外部风险，保障政权的顺利过渡。

其二，三国都不希望领土争端问题被域外势力利用。此前，各种域外势力频频利用领土争端问题，干涉中亚国家内政。2021～2022年，吉、乌两国划界谈判过程中，吉同意将肯姆皮尔—阿巴德水库转让给乌，以交换部分土地。2022年10月，吉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在美国支持下，宣布组成“保卫水库委员会”，计划抗议政府举措并煽动政变，被吉政府挫败。

自中亚各国独立以来，费尔干纳盆地因复杂的族群分布结构、薄弱的治理能力和治安水平、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美西方非政府组织渗透的重点，也是“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蔓延的重灾区。位于吉、塔边境的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一度盘踞有40余个美西方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经常煽动当地土地、水和牧场资源争端，引发民族和族裔群体间暴力事件。费尔干纳盆地也一度是极端组织“乌伊运”的主要据点，并且长期是塔、吉间跨国贩毒网络的中枢。解决边界问题，有助于各国增强对边境地区的治理与管控。

其三，三国在边界谈判中采取了互谅互让的务实合作态度。吉总统扎帕罗夫指出：“边界问题绝不能只由一方决定，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须相互作出让步，双方必须都满意，才能实现和平。”为了保障当地居民的长期利益，杜绝未来重演资源争端，吉—乌和吉—塔边界谈判中都采取了领土交换、人口迁移、道路桥梁共建、开放边界口岸、过境便利化等措施来保障飞地与本土的联系，也通过水源归属重定或共享缓解河流下游方的安全顾虑。各方还在边境地区州长之间建立联合工作组，共同对民众开展解释和协助迁移工作。

其四，各类多边地区机制促进了三国领导人间的互信。三国领导人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领导人峰会、中亚元首峰会等机制，每年至少进行四至五次会晤。这为三方增进互信、完善边界谈判的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平台。2022年9月吉、塔边境冲突爆发时，正值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召开期间，两国领导人立即举行会谈并实施停火。

总的来看，中亚百年边界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说是亚洲国家间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共同发展与安全的一次重要尝试。

康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转载自《世界知识》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