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险北上
1948 年时，我的父亲黄炎培与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已经势不两立，张治中、杜月笙等人也都递来消息，说他已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且被列在首名。所以，父母亲离开浦西，到母亲位于浦东南汇周浦的老家姚宅，住了一段时间，但发现仍不安全。1949年初，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安排父亲出走，让他在老友王艮仲的协助下，假装要在常熟路的家中宴客三天。其实第一天他便偕母亲姚维钧带着我大姐黄当时，从家里后门外的常熟路112弄弄堂出走，转到永安公司前门入，旁门出，次日便化名登船，离开了上海，转道台湾又赴香港。而我的大姨母则带着二姐黄丁年和三岁的我留在家中，继续如常宴客。几天见不到父亲，当局也弄不清他的去向，便派来荷枪实弹的特务进驻里弄，直接盯着我家。所以我三岁时，便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的对象，出入都有人紧紧跟随，实际上就是“监视居住”，那一场景，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记得。
父母亲从香港坐船辗转北上，1949年3月23日登岸天津，受到当时上任不久的黄敬市长及市军管会参谋长王世英、市政府秘书长吴砚农、交际处处长连以农等人的热烈欢迎。休息一天后，他们于25日清晨坐火车奔赴北平（今北京），近中午抵达前门火车站，受到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及先期抵平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的欢迎。当日下午，父母亲与众人一起赶赴西苑机场，迎接自西柏坡北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家一起拍照。毛泽东与父亲自重庆别后再次重逢，两人分外兴奋。毛主席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还邀父母次日来做客。毛泽东等检阅了部队，当晚众人欢宴一堂，庆祝进入北平，不胜热闹。
国民党当局抓不到父亲，真是气急败坏。当时我家二兄黄竞（敬）武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工作，他系留美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归来，担任银行的审计专员，也是民盟上海支部的负责人。当时国民党正在做撤退到台湾岛的准备，要将各大银行里存储的黄金抢运到台湾，中央银行首当其冲。黄竞（敬）武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组织职员罢运。未抓到父亲的国民党当局本已十分恼怒，此时更恨他入骨，便抓捕了黄竞（敬）武。竞武坚决不肯供出背后的中共地下组织，竟被打断腿脚后惨遭活埋，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剩下9天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失踪多日的黄竞（敬）武未有下落，市领导下令全城搜寻也无果，父亲更是焦急万分，夜不能寐。6月初，其遇害的消息得到确认，陈毅、潘汉年等相继致电告知父亲这一噩耗。6月4日，周恩来赶来慰问。次日，父亲复电陈、潘等说：“承以儿子竞武遭难，赐电齿及，不胜哀感。竞儿仅一专门技术人员，只因为民主服务，惨遭杀害，亦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犹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以补诸先生对此儿已绝之期望。敬此道谢！”
为减轻父亲的哀思，周恩来安排，让他与柳亚子、王艮仲等老友一起，在接待处余心清等同志的陪同下，赴颐和园小住。游园中，柳亚子向父亲赠诗，父亲也作诗三首赠还，并决定把哀痛洒向笔端，提笔念儿，追忆其生平，成《我儿竞武的一生》一文。后来，这篇文章与竞武友人余生所写的纪念专文放在一起，集结成册，印制了几十本专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上海市的负责同志，以答谢诸公关念。
定居北京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的次日，也就是3月26日晚，父亲便应邀来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他成为毛主席下榻此处后的第一位客人。那天，迎在大门外的毛主席亲自上前扶父亲走下汽车，与他热情的打了招呼。
那晚，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在座。毛主席对父亲讲，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受教于黄炎培），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知道你长于教育，办了几十年学校，但希望你在新中国成立后去搞工商业，我希望发展我们的民族工商业，想请你继续做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们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主席还强调说，新中国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主席希望父亲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迅速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
对于牵头民族工商业一事，父亲并不感到陌生，蒋介石当年也曾推崇他为民族工商业的领袖，请他以此身份出来做事。但除了抗战的特殊时期，父亲曾应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蒋本人担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一职，主持其事外，其他职务都推托了。他虽长年从事教育，但与经济界的关系也很密切，甚至被称作“老板的老板”。因他所从事的职业教育为实业界提供了许多人才，本人对工商业也并不陌生，中华职教社也是一个经济实体，有铁工厂、木工场、珐琅厂，还发过企业债。1921年，父亲还牵头组建公司，建设了上海城区到浦东川沙的上川铁路和到南汇的上南铁路。
那晚在双清别墅，毛主席与父亲共进晚餐，谈到深夜。受到与毛主席谈话的鼓舞，父亲第二天即向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们发出五份电报，把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传递了出去，稳定了人心。后来，刘靖基等人都讲过，上海解放前夕他们曾撤离上海，前往香港等地，是受了黄炎培的影响才重返沪上的。
上海解放后仅几周，父亲又受中共中央委托回沪做工作，以安定沪上人心。此事行前已酝酿多日，6月21日出发当日上午10时，李维汉又来我家与他谈了一个小时。父亲是个办事认真的人，凡是重要的政治性谈话，都由母亲在旁记录，那天的谈话也被记录了。李维汉刚走，11时周恩来又来谈了一个小时，不仅交代去沪做工作的事，且向父亲表示了中共要与他“永久合作”的意愿。
周恩来与父亲谈话后，中午又和陈云、李维汉在中南海设宴，为父母亲返沪送行。当晚，父母亲与邓颖超等一行七十余人离京，坐火车返沪，25 日便回到上海住进了常熟路116弄7号自家寓所，与曾掩护他们离沪的大姨母，还有我和二姐相逢。大家悲喜交加，泪如泉涌。父亲在沪月余，接洽各方人员，出席各种会议，并公开讲演多次，完成了临行时周恩来交托的诸事。7月底，父母亲带上二姐及我，大姨母也一起同行，来到了北平。
1949年夏，新中国的建国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8月1日，毛泽东主席邀父亲赴中南海，他们在颐年堂里从下午五时至晚上九时半，长谈了近五个小时。周恩来也在晚餐前赶来，三人共进晚餐后继续长谈。此次会谈，不仅是为刚从上海归来的父亲洗尘，也是听他汇报此次上海之行的观感，涉及新中国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等诸多重大事项。
7月底父母从沪返京后，我们全家便定居京城。8 月，从暂住的六国饭店迁入东城小雅宝胡同65号院，第二年迁居西城宣武门内安儿胡同1号院，但此房不仅老旧且也仅有十多间，当时父亲身边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就有十余人，因此大家住得很挤。有关部门曾特批要在北京东城圆恩寺胡同给他建造一座小洋楼，但他看到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坚持不肯接受，所以后来就一直住在安儿胡同直至他逝世。
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常来我家，不仅与父母，而且与我们，尤其与我的姐姐很熟。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他来我家，谈完工作后从屋里出来看见在院子里我们姐弟几个，叫着“当当、丁丁、方方”（孩子们的小名），我们拥上去叫“周伯伯！周伯伯！”周总理拉着我们的手，动情地说 ：“我没有孩子，你们以后就是我的孩子，我有时间就来看你们，以后你们有事情就来找我，我们对你们管到底。”当时任职于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公朴夫人张蔓云受周总理托付，也常来家里看望我们。
参与建国
1949年4月初，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已基本云集北平，中共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的草案。4月1日，民建常务理事会议一致通过了该声明，推举父亲作为民建代表参与签署。4月3日晚，应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约请，父亲代表民建，与代表民革的李济深，代表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进的马叙伦，代表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代表救国会的李章达，代表致公党的陈其尤及蔡廷锴、谭平山等人同赴双清别墅，与代表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共同签署通过了《各民主党派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在国际上正式宣告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
8月23日，民建发表了由父亲签署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斥责美国国务院白皮书。24日即收到毛泽东亲笔函，高度评价民建的声明，认为民建获得了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动性。父亲回函表示感谢，并告知此声明为民建骨干孙起孟（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执笔。这是毛泽东和父亲第一次互致亲笔信函，从此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亲致黄炎培亲笔函六十封。据悉从入京到去世，毛泽东共写出亲笔信一千八百封，给父亲的信大约占了其中的三十分之一，父亲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函也有约一百二十封。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筹备新中国建国事宜。毛泽东致开幕词，周恩来报告会议筹备，之后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等代表先后致辞。父亲在大会致辞中将新中国比喻成一座新建的大厦，表示自己愿作大厦的一砖一瓦，为新中国作贡献，他的发言赢得了台下掌声。
政协会议上讨论到国名、国旗、国都、国歌、纪年等问题。讨论国歌时，多数赞成《义勇军进行曲》，有些代表如郭沫若等认为原歌词内容为抗战而作，主张更新。对此父亲坚决主张沿用原词，张奚若等人也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发言支持保留原歌词，父亲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在政协会议正式召开之前，6月和9月都召开过筹备会讨论一系列相关问题。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围绕要不要写上“职业教育”条，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共同纲领》第五章为文化教育专章，当时的主流意见是不同意写上“职业教育”条，理由有三：其一，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产物；其二，苏联无职业教育；其三，说中、高等教育，已将职业教育包含其内，没必要单列。父亲搞了半辈子职业教育，当然主张要写上，朱德、李立三、马寅初等人也支持他的意见，他们的理由如下：其一，美国职业教育的鼻祖华莱士（1944年曾访问重庆北碚，参观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和扶植自耕农实验区，并发表演讲鼓励中国抗战）不代表美帝国主义；其二，苏联根据教育史专家麦丁斯基制定的教育制度，有技术学校，有职业学校；其三，小学、中学毕业后，接受不同式样的长期或短期的职业训练，这种情况不能称之为中、高等教育。当时的争论也只能在当时的语境与概念逻辑之下进行了。最后调停的结果，是在该章第四十七条中加了一句“注重技术教育”。
受邀任职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着手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曾来父亲临时下榻的六国饭店与他长谈，希望他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陈云，薄一波也将担任副主任。父亲因觉得自己已长年不当官了，没有马上答应。15日，周恩来又来找他长谈，仍邀他任职。父亲提议他的老友马寅初代替自己出任副主任，认为马深谙经济，是合适的人选，周表示马寅初也可以担任副主任，但仍请他也出任。父亲考虑再三仍不同意，最后仅同意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参与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举行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1日夜，周恩来驱车来到小雅宝胡同我家，与父亲又长谈了两个小时。他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邀请父亲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是受毛主席委托来请你，我们中共同志对你黄老都有好感，中共中央开会大家都赞成你（担任）。父亲听后尤为激动。他自 1914 年因看不惯民国官场的腐败而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一职以来，几十年都拒绝当官从政，北洋政府曾三次宣布他为政府教育总长，父亲都坚辞不受。面对此次周恩来的邀请，父亲经过好一番思虑，最后请求周总理让他考虑一天，以便和自己的好友们商量一下，周总理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8时，父亲请来了在职教社和民建工作中关系最密切的友人江问渔、杨卫玉、孙起孟商量，三人一致赞成父亲接受任命。当晚8时半，周恩来再次造访，父亲告知自己的决定，周总理欣然而去。父亲出山任职一事，对自己、对朋友都有了交代，但他觉得还需要向社会有所交代。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刊登在报上，告示社会各界自己出山任职所为为何。且由于自己将要担任政府要职，不宜再在公司任职，他又立即写信给中铁（中国铁路公司）、上川（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劝工（劝工银行）、浦电（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铅笔（中国铅笔公司）等六家企业，辞去所任的董事职务，并致函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辞去所任监事一职。完成这些事情后，父亲便一心去上任了。
毛泽东曾问父亲现在心情如何，父亲答曰：“有决心，无信心。”毛主席对父亲讲：“送你四字：调查研究。”父亲记住，也照办了。
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父亲投入到紧张的行政事务之中，大如人事安排、小到落实办公地址都要一一过问。陈云派秘书曾群来与他接洽，商量部址，之后是落实办公桌椅橱柜等一应杂务。当时秉持因陋就简、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原则，连我的母亲和姨母都出动了，大家十分紧张和投入，因为周总理要求各个部委要在11月就开始办公。我那时也随大人们去过轻工业部办公的西交民巷的那个院子，看到里边假山流水、郁郁葱葱、曲径通幽。那时事无巨细都有人找上门来要父亲处理，他忙得不可开交，好在他长年领导中华职教社，对行政并不陌生。
轻工业部其他三位副部长也很快到位：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杨卫玉是黄炎培在职教社的主要助手，龚饮冰是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秘书，王新元则是当时未公开的中共人士。筹备工作就绪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薛暮桥带着父亲与杨、龚等人来到轻工业部，向全体部属宣告对父亲等人的任命，又介绍了父亲等人的履历。当时父亲不光忙轻工业部里的事情，还要忙政务院的事，那时政务院一周开一次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四位副总理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父亲出席，全体政务院委员均在座。
1949年11月1日，轻工业部开始正式办公，父亲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今日起，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了。自民纪三年二月辞官以来，卅五年了，不意老后为此。但我不认为是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