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典学进入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华文明研究进入新阶段。它担负着传承中国古典学术和赓续中国古典精神的双重文化使命。在生产知识时，须“学”与“术”并重，在“中国”与“古典学”的张力及对“典”的重新界定中进一步聚焦研究领域和主要议题，以确定自身的知识特点和知识范围；在沟通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核心概念时，须联通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数字化转型时，须设计好知识生产机制及相应的评价机制，重点联通考据学和义理学，为中华文明探源作出贡献。

关键词：古典学；知识生产；考据学；义理学；数字化转型

作为当代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将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更好地沟通起来，涉及到人类怎样理解和看待彼此，怎么谋划未来发展方向，怎么共同应对当下之大变局。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注入精神动力，中国古典学也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学的确立，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沟通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重要探索。中国古典学进入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华文明研究进入新阶段。它从历史纵深处呼唤着一系列中华文明宏大论题，如中华文明的生成、特质、价值等问题。由此构成的新时代中国古典学基本问题域，也指引着相关学术研究要从中华文明发端处和奠定期加以着重分析和深刻阐释。

在此背景下，中国古典学亟须在学术使命与社会期待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一方面，研究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个维度作出积极回应，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在中西古今学术不断激荡的宏阔进程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准确找到自身在现代学术版图之中的定位。为此，中国古典学应该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寻求问题域，明确关注领域，梳理学科知识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机制，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

一、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古典学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古典学需要积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自觉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展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就中国特色而言，可以先从“中国”与“古典学”的张力之中来寻求。其中的“中国”，至少包括“在中国”和“中国的”两种理解。如果侧重前者，“中国古典学”就是指“在中国学习、研究、移植和扩展古典学的种种努力及其工作之成效”；如果侧重后者，“其实质内容是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特有经验作为旨归”，“只有这两项内容都具备了，并且尝试融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所谓‘中国古典学’的内核”。这从中西互动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古典学学科定位。由是观之，中国古典学既需要深入梳理自身的概念体系、思想体系、文明脉络；也需要借鉴西方古典学已有研究成果，在问题、理论、概念、方法、路径、材料等诸多层面开展深度对话。依循这一理路，中国古典学的知识生产包括两类：一类是充分彰显自己文化传统和思想脉络的知识，这类知识往往与本土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紧密相连，以文化传承和国民涵育为基本任务；另一类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问题、方法、思想，就人己关系、群己关系、群际关系、天人关系等展开研究与阐释，涉及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概念范畴。

为了回应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中国古典学需要从古今对照维度加以定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西方文明从制度（包括科研制度和教育制度）上影响全世界的产物”，是“全球化的产物”。裘锡圭在多篇文章中论及中国古典学的重建问题，他说：“古典学跟其他学科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近现代，往往由于观念、方法的更新或重要资料的发现，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这可以称为古典学的重建。”“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可以认为是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重建“虽然可以认为从70年代就已开始，目前所处的阶段仍然只能看作初期”。“我们使用‘古典学’这个名称，是晚近的事，但从实质上看，古典学在我国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范畴。”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我们谈论的是“今天的”中国古典学——这是在近代知识革新所建立学科制度和知识生产机制之下的中国古典学，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古典学。它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成功应对新挑战、激活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文化实践。不同之处是，新时代的“中国古典学”需要回应的是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在现代学科制度之内，专指以现代学术范式来整理、研究与阐释中国古代经典的学术体系。“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着现代意识而呈现的，有什么样的现代性理解，便有什么样的古典学想象。”“古典学研究也可以是现代性的，本质上属于现代性的事业”； “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从古代延续而来的传统的语文学，开始抛掉了它单纯地通过研习古代文化经典以获得古人的文化教养的目的，而逐渐具有了历史批判的功能，也就是说，通过历史语言学的工作、历史哲学的工作确定古人和自己的历史差异——所谓古今之别，从而达到认识自己的目的。”因此，只有直面现代性，将自觉的历史意识运用到中国古典学研究之中，回应时代之问，才是我们今天所言“中国古典学”的时代品格。这样的“中国古典学”，需要有高度自觉的文化主体性，是文脉和学统的赓续，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放进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置诸全球化的现实处境，以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相结合的态度，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更深入的水平”，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二、“古典”的界定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范围

当下，不少学者就“古典”的释义发表颇有价值的看法，汉语词义溯源和中西译词对比是主要的分析方法。针对“古典”一词，学者们的解释无外乎“古代经典”“古代经籍”“古代典籍”“古代书籍”之类。由此，引发两个需要界定的问题：一是古代的界限，二是“经”“典”“书”“籍”的语义异同。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目前讨论较为充分，大致有如下意见。一种是整段说，认为“中国古典，是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另一种是源头说，主张中国古典学“主要就是研究作为我们文明源头的那些上古典籍”。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折中上述两种说法，范围取整段，重点取源头，“因此，早期元典作为研究重心，但不能排除历代阐释衍生作品研究”。不过，即使主张整段说的学者，也不否认源头说对典籍的特殊价值，“其中，先秦的古籍是后代古籍的源头，最值得研究，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不将古典学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研究清楚，两汉以后的历代古典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研究领域而言，取整段说也罢，取源头说也罢，均能自圆其说。但若从学科体系来看，这实际上是将中国古典学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画等号。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概念只表明一个大的学术领域，中国古典学的概念则好像指一门学科，那建立一门几乎无所不包的学科是否合适？”这涉及现代学科制度安排的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学科主要是按照研究领域来纵向切分的，是否有必要继续依循纵向切分的原则，专门设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中国古典学”。其实，“中国古典学”之于既有的“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等于是将文史哲诸科之内的部分二级学科重新打包，装进新的一级学科之内。这样的学科设置，既无必要，也无价值。一方面，相关二级学科在“中国古典学”学科之下，并未获得地位提升，相应也就无法获得更多的配套学科建设资源，自然不会有多大的积极性来参与所谓的“中国古典学”建设。另一方面，研究领域如此广泛的“中国古典学”也无法给现有学科分类体系带来实质性的补益，对学科壁垒的打破、学科之间的互动、整体研究优势的发挥影响不大。就中华文明发展史而言，秦汉之后是帝制中国，在此之前是三代文明，自三代以至秦汉，包括政治系统在内的多个层面都有比较显著的文明跃迁。因而，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典籍，下限应以战国为界。诚如吕思勉所言：“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对这一时期典籍加以整体研究和阐发，才最有可能深入回应“传统与现代”的时代议题，“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文化、价值、秩序的重建，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和寻求新的解答”，从而达成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使命——对传统加以创新转化，彰显中华文化的原创性、标识性和主体性。

现在我们可以继而讨论“经”“典”“书”“籍”的语义异同问题。回到汉语早期语义系统，“书”本为动词，义为“书写”，转指书写所形成的文化产品；“籍”多指名录之类的文书，故而《说文解字》训为“簿籍”；“经”和“典”都指具有权威性的重要书籍，前者侧重义理性，后者更强调规范性。近代日本学者拿这些词汇作为主要构词语素去对译Classicus／Classics／Classique／Classisch时，尝试过“经典、古典、第一等记者、典故、典章、经文”等词义，最后“古典”成为通行译法，并被中国学界所接受。从这一翻译与转化的过程来看，与Classics最为对应的译词，无疑是“典”。但需要注意的是，前者所谓的最优秀作品，更多是从文学性角度作出的判定，这一点既区别于“典”，也区别于“经”。“西方古典学中所指的‘Classics’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经’也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指优秀学者所著的最顶级文本，后者代表的是规范、权威的文本和文稿。”这一说法推及到“典”，其实更为恰当。《说文解字》对“典”的说解是：“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这一训释揭示了“典”的三大特征：一者，“典”必为古书，所以“古典”一词的“古”只是描写性定语，默认情况下并不存在与之对立的“今典”；二者，“典”必为重要之书，不管专指“五帝之书”，还是泛指“大册”，都有别于普通的书册；三者，“典”必为备受尊重之书，所以需要“从册在丌上”，“尊阁之”。《诗经·周颂·我将》云：“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这一用例很好地印证了“典”的语义特征。所谓“文王之典”，是需要周之后王们不断效法的实践规范，句中的“仪、式、刑”，三个动词并用，取的均是“效法”之义——“仪”之本字作“檥”，为测天之表；“式”之本字为“栻”，为占象之器；“刑”之本字为“型”，为铸器之土范。三者名动转用后，皆可有“式象”义。这些规范具有重大效力，可以用于指导“治理天下”的国之大业，并取得预期效果，最终得到文王的赐福。“典”是重要书册，在《周礼》的用例之中也有鲜明体现。《周礼》在“大宰”“大史”“司书”“司会”等职，均提到“六典、八法、八则”，其中“六典”施于邦国，后二者用于都鄙官府，这一区分也说明“典”高于“法”和“则”。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典”与“法”“则”的共同语义特征，它们对治理实践都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

由此出发来界定中国古典学所谓的“古典”，需要明确以下两点。一者，不是所有上古的古书或文字材料都可以被视为“典”；二者，被纳入中国古典学的文献，在重要性上会呈现差异。这样一来，就涉及“重要”是相对于谁而言，相对于什么问题而言。中国古典学的“古典”范围，应该在充分尊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需要作出调整，选择能更好传达、维系与激活当下社会秩序和中国精神的作品。因此，古典的选择标准，应该成为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议题。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深入讨论。对此，冯天瑜作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根据他对人类各民族“元典”的普遍性界定，我们可以推导出“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创造的集中体现，通过中华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将相关的民族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物化为文字作品，以特定的典籍形式将中华文化的类型固定下来，规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并对中华文明未来走向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这些元典既包括儒家“十三经”及《老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经典，也包括一些专门之学创始之作，如军事学的《孙子兵法》、医学的《黄帝内经》、茶学的《茶经》等。“元典在诸相关民族的历史生活中拥有的崇高地位，不仅由元典‘文本’的内涵（‘本义’）丰富性所导致，也由元典的不断被诠释（‘引申义’）所强化。元典‘文本’的自身性质与元典‘文本’的被反复解释发挥的过程，共同铸造了元典的历史地位。”“元典精神的不朽价值，应该从人类的这种历史记忆力中得到解释。”上述分析和思索，不妨作为讨论古典范围的出发点。除此之外，根据“典”的语义特点，我们还是需要强调其“规范性”和“指导性”。其中，“重要性”是被反复强调的概念。不同时代的学人不厌其烦地对典籍加以注释和解释，证明它们记载内容意义空间足够丰富，思想价值足够吸引人，与社会生活可以发生关联，发挥着指导规范之用。当然，这一标准似乎对出土文献而言有些不公。适当放宽一点，若某些出土文献，颇有裨益于我们今天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传世古典，这样的文本自然也称得上是我们今天的“古典”。比如，出土的《诗论》《五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尚书》《诗经》《大学》《孟子》《荀子》及其背后的整个先秦学术思想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也可以纳入“古典”之列。

三、概念建构：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化的基础工作

概念是学科的基础，将概念按照其内在逻辑加以联结，才有学科的知识体系。因此，概念建构是学科知识生产的起点，也是学科知识体系化的基础性工作。既然“典”注重引导性、规范性和实践性，中国古典学所建构的概念就不应该局限于事实范畴，还应该延及价值与规范范畴，故而也应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性概念，主要回答“是什么”“如何做”的问题；另一类则是规范性概念，主要回答“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这大致对应梁启超所言的“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前者“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主要就是“整理国故”，是“急务”；后者“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即“人生哲学”，是“我们最特出之点”。这一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古典学概念也有启示之用。

有学者对西方古典学发展历程作出如下诊断：“为古典学术而彻底放弃古典精神，这正是现代古典学的成功之道，但同时也深化了它的困境。彻底放弃古典精神的古典学术，只能尾随其他更具现实性的学科力求‘合乎时宜’，而难以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格局担负任何精神使命，这其实才是古典学所面临的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不管是从回应当下社会期待还是从学科内在发展理路而言，中国古典学的体系化，须古典学术与古典精神并重。一方面，通过沟通古今中外描写性概念，在分科背景下重新激活中国传统的整体研究范式，传承中国古典学术；另一方面，通过对价值、道德实践相关概念进一步加以学理化，赓续中国古典精神，使之有所裨益于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安身立命问题。唯有如此，中国古典学才能真正“维系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从古典精神去关照并融摄现代精神，从经历时间淘汰的恒久价值来评估瞬息万变的当下价值，并从中生发出反思和批判的现实意义”。

总体来看，中国古典学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整理、研究、阐释、体证，进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作出深刻理解，是围绕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根本关系来沟通古今中外，重新确立人类与世界、个体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关系。上述根本关系，是人类不同文明在奠定期就着重加以深入思考的问题，并且根据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的历史语境，给出了契合自身生存状态和发展愿望的解答。在此过程中，人类不同文明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承阐释传统，留下了各个族群沟通古今、凝聚人心、赓续文化记忆的经典世界。就中国而言，就是以“十三经”为内核的中华元典，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注疏文本。对于这些文本，我们首先需要一套用于分析的概念群：从文字到书籍，从书籍到经典，从典到经，从文本到作者／编者／读者，从形制到内容，从字到词，从句到篇，等等。这一环节，主要是整合既有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史、传统文字学与训诂学以及文学理论、修辞学等分科基础术语，以获得一个中国古典学分析任何单一文本所需的共享概念体系。

在此基础上，开始进入文本与文本的比较，以及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沟通，更多的是从语言规约的“义”走向个体言语的“意”，关注重心也会从具体实际的物质、制度转向更为抽象灵动的思想和价值。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我们需要将中国早期不同经典个性化的概念表达加以归纳和整理，类聚同义或近义词语，从中挑选出最富有代表性的概念形式；另一方面从天人关系、身心关系、群己关系、知行关系等中华文明核心议题出发，回溯至早期中国，探求既有概念新的意义空间和阐释路径，并萃取出富有当下问题意识和时代气息的标识性概念。例如，当我们因为思考“典”而切入文本时，我们除了去梳理“典”的语义演变，还需要去类聚“经、法、礼、仪／义、则、式、刑／型”等字词，在语义场背景下去归纳字词的分合，析取字词的语义特征，进而确立理想的概念场和代表性成员。就此而言，《尔雅》《说文解字》等专书及其历代注释成果，无疑是我们今天类聚概念的重要路径。再如，当我们重新措意于以新的理想来思考国家及世界时，“天下”概念重新回到学术视野，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诸学科均有较多讨论。在此背景下，我们就需要结合新问题重新淬炼中国古典的“天下”及“天下观”，对以下一系列议题进行梳理和整合：中国“天下”观的发展历程，“天下”和“中国”“大一统”的复杂关系，中国“天下”与古希腊ο?κουμ?νη／oikoumenē（字面义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指由共同法律凝聚起来的大一统的文化世界）的共通与区别，“世界”与“天下”的语义张力，“天下”的当代性和未来性。

在建构概念时，“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特别是在研究中国古典的思想、价值和规范时，更需如此。进一步来说，此时要格外注意区分传统所言“义理”的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有关“义理”的学说，二是有关“义理”的实践。前者是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可用思辨形式来系统加以展现；后者才是传统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其“命脉”全在“凡躬以践其实”的“工夫”，“有此凡躬以践其实的工夫，义理学才能得到真的生命”。目前，已有学者将以体证为主“工夫”论加以体系化阐释，区分为“工夫”“功力”“功法”“功效”，进而用“功夫”来统摄这一“四维一体的概念簇范畴”，以《大学》八条目为框架来展开作为“生活艺术”的儒家功夫哲学，旨在促进传统工夫论的哲学转向、当代哲学的功夫转向，“揭示中国文化的核心，发掘其中的合理资源，以改变世界文化的图景”。该学术探索过程成功提炼了中国传统学术“工夫论”的标识性概念，并加以体系化，对整个中国古典学的概念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四、数字时代与中国古典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和评价机制

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创制、印刷术的发明和纸张的普及无疑给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面对雕版印刷曾感叹：唐以前的写本时代，“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也精详”；五代之后，随着刻板书籍日益增加，“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数字化对知识生产带来了诸多便利：文献占有状况，不再对个体学者的知识生产形成较大制约；数字检索和自动比对，有利于更高效地在文本内部获取重要材料，并在其他文本之中迅速找到关联内容；量化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的采用，有利于提高发现问题的速度，加强质性研究的论证力度等。同样，今日学界面对数字化的巨大浪潮，也常提及电子版本不精良、电子考据不细读文本、文本抄袭更容易等问题。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在21世纪初乐观预测：“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因特网和电子数据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

在此背景下，以古籍为主要研究材料的中国古典学的知识生产，自然需要直面这一技术革新的挑战。在数字时代，中国古典学应对知识生产机制和评价机制加以合理设计，以保证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合理实现其学科使命。具体来说，至少须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研究材料上，需要建立全面、精良、共享的数字文献库和数据库。所谓“全面”，是指中国早期经典的各种版本（含注解本、翻译本）都应该包括在内，相关出土文献及考古实物资料也需要纳入。所谓“精良”，一方面是指数字化文本要精确，字符层面的基础工作要扎实，相关图片要高清；另一方面是指数据整理和挖掘要深入，文献源流脉络要清晰，进而以概念为单位建立知识关联，内嵌各类统计和可视化功能，提升知识发现能力。所谓“共享”，是指制定文本数字化的统一标准，将各家数据平台联通，提升学者在学术研究时利用相关信息资源的效率。有了全面、精良、共享的中国古典学数字文献库和数据库，“E-考据学派”才有扎实的底座，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被人诟病的文献硬伤。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打通传世经典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认识提供了革命性契机，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需要以篇为单位，重新整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系统展示写本之间的源流关系、时空关系、异文关系，以及写本与作者、编写者、抄者、阅读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以数据为驱动，助力考据学与义理学相通。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整个学科建构的实践问题。在认识层面，学者们都希望由考据通达义理，但在具体实践时，却往往侧重一端，很难做到“通”。结果，一方面，我们可以见到大量与义理无甚关系的考据，这些研究常被视为“饾饤之学”；另一方面，我们又会遇到诸多“六经注我”色彩极浓的古代思想阐发，给人空泛无根之感。而中国古典学的数据驱动，正好有利于实现“实”与“虚”的有机结合，使中国古典学成为建立在分科协同基础之上的综合之学。在数字时代，研究者在共享数据的基础上，围绕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议题，可以跨越空间实现联通，将考据、义理各有偏重的学者集聚在一起，在处理数据、细化议题、分工研究、汇通研讨的过程中实现学科之间的知识沟通和方法互鉴。一方面，学者在选择考据内容时，会更多注意义理之学所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开展义理阐释时，也会尊重考据学的基本方法、程序和用语。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将考据学和义理学融为一体的学科术语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最终形成一个将“考据义理统一”作为基本理念的跨学科深度协同的中国古典学学术共同体。

第三，在知识生产评价方面，中国古典学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问题。首先，中国古典学整体研究需要有较为宽松的研究环境，助力相关学者积极突破自身的学科知识，激励相关学者围绕中国古典学主要议题，建立长期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其次，随着人机互动、学科协同的深化，学术主管机构须重新思考如何评价个人创新和团队创新、机器生产知识和学者生产思想之间的关系。最后，高校和科研院所需要考虑哪些数字产品应纳入评价体系，以及如何加以分类评价，比如如何评价中国古典学知识平台建设、数字出版等工作。这都需要系统思考和整体考量，制定更为合理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以促进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的协调发展、古典学术传承与古典精神赓续的有机统一。

五、结语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是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对“学”和“术”的界定。继而，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作出了如下诊断：“我国之弊，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一用诸他事。离术言学，故有如考据贴括之学，白首矻矻，而丝毫不能为世用也；离学言术，故有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袭取他人之名称，朝颁一章程，暮设一局所，曾不知其所应用者为何原则，徒治丝而棼之也。”

对照上述论述，人文学科总体上是朝着“学”的方向不断专门化，这一发展“并非仅是知识进步的自然结果，而且也是体制和社会因素的产物，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发达的复杂社会中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如今，中国古典学进入学科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社会因素。中国古典学在坚持学术原则之际，如何生产出符合社会期待和民众文化需求的知识，就成为其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即需要对“术”有整体的思考和及时的回应。在回应过程中，我们还要时时警惕为一时之需而产生的应景之“学”，这又要求该学科具有足够的“学”的定力和长远的“术”的考察。由此来看，中国古典学的知识生产，一方面需要用“学”的要求对“术”加以学理化和体系化，即在现代学科版图之中围绕基本概念进行知识体系构建；另一方面，需要对“术”予以长远考量，回应时代之问，将中国古典学的知识生产与现代化转型过程相结合。在“大人文”视野和数字协同大趋势下，相关力量要充分发挥整体研究优势，在分科之学的基础上打通考据学和义理学，沟通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核心概念，建立描写性概念与规范性概念并重的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最终实现对中国古典学术和中国古典精神的双重赓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中国精神和中国品格。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仍会遇到不少的挑战和疑问。比如，中国古典学与出土文献研究、写本学、语文学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学和中国古典学如何实现有效对话，从而促进中国古典学的中外汇通？中国古典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文明的诸多研究领域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借助数字化转型，如何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利于中国古典学整体研究的评价激励机制？中国古典学如何回应时代之问，确立有价值的问题群，进而在协同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统筹推进？考据学和义理学的统一，如何从团队协同层面，逐步转变为学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和方法自觉？中国古典学术的学术传承，如何促进中国古典精神的赓续，进而有益于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的重大使命？这些都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华建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明德书院副院长、中华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100872。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