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空间不再是人之外的物质属性，而就是人的空间实践及其表象。所以在空间拜物教批判的透镜之中，常识中的空间场所和对象物都被空间实践流和行动能量供需所穿透，“不动产”视域中的物性空间必然转换为制约社会实践发生的关系性场境。在对当代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的批判性透视中，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可以被用来建立全新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关键词：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空间拜物教; 空间政治经济学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  栏目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我们在此研究的《空间的生产》一书的主旨。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研究就是要对空间生产进行批判性的透视，这种批判性的能力源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种能力可以使我们在传统空间理论中看到物性对象和空场的地方，透视出与人的空间实践相关联的活动与能量，以及这种功能性实践中发生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列斐伏尔明确提出，可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批判方法延伸至空间研究领域，从而构建全新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构成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最重要的批判话语。我认为，这是继20世纪40年代创立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实现社会批判理论从社会宏观关系转向微观生活层面后，列斐伏尔原创性地提出的第二个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新形态，也是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最先确立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  何为空间的批判？

列斐伏尔说，在通常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批判一个主体性的人和理论观念，也可以批判一个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可是，“空间既非主体也非客体”，它如何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théorie critique）的思考对象呢？于是，独树一帜的“空间的批判”（critique de l’espace）就成为列斐伏尔要讨论的问题。列斐伏尔说，在常识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批评视域中，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或戏剧的批评是容易的，一部电影或话剧“不好看”是可以直觉到的，因为这些作品和活动本身都有很强的主体性特征，但是，大多数人很难理解，如何对看起来是人之外的物性建筑和城市空间进行批评。指认一幢大楼或广场“不好看”，是很难真的形成对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的批评的。列斐伏尔分析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传统空间问题总是停留于“纯粹透明的神秘形象”，或是相反“基于自然的晦涩的神话”，其结果就会是“空间隐藏了它的内容——通过意义这种手段，通过意义的缺乏或意义的过剩。最后还因为空间有时像物那样撒谎，尽管它本身并非物”。2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话语构境。

为了说明这种复杂的构境，列斐伏尔以实际建筑中作为不动产的物性对象为例。比如，我在南京龙江曾经居住过的居民楼，从外表上看，它不过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物性建筑，这是一个常人眼中的正常视觉图像。但是，列斐伏尔说，如果我们具有一种批判性的透视目光，就可以穿过常识，“摧毁这所房屋坚固的外观，把它拆卸开，露出它本来的面目”。当然，这并不是真的用工具拆毁这幢楼的物质表层，而是用批判性的思考透视这种看起来静止的物性外观。

其实，这种对空间的批判性透视，就是要从居住其中的我和其他人每天发生的生活行动和需要出发，重新多角度地观察这幢建筑物的空间实践本质。第一层透视，是对建筑物本身的功能性结构的拆解。在走近这幢我们每天熟悉的高层建筑中，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水泥表面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功能能量的流动，“通过各种可以想象的通道进进出出：水、气、电、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等等。房屋的不动的形象被一幅高度流动的画面所取代，被一束束进进出出的管线和信号所取代”2。当然，这里列斐伏尔提及的各种生产必需品、用具发生功用的通道系统，并非指它们实物性的存在，而是指它们通过管道完成的流动的能量关系。在今天，更重要的生活功能需要还有空调、信息网络，甚至人工智能系统。不难体会到，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从物性观察到功能性的“活动—关系”透视的问题式转换，在微观层面上是可以直接落地的。

第二层透视，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这幢居住建筑物中的每一个物理实在空间都是与空间句法中的生活行为流的功能需要相关联的。比如，我们在自己的公寓中每天使用的厨房与用餐，阳台与晾晒，起居室与活动，卧室与休息，卫生间与洗漱，窗户与采光，等等，它们都不仅仅是空间中的一个物性构件，而是某种生活实践流结晶而成的物性设施，它们的物性模板存在恰恰是一定日常行为现实抽象反向对象化的结果。它们的每天到场，保证了人们生活行为在特定空间关系构架中的重复。所以，在这个新的构境意向中，我们再看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的本质是流体动力学意义上的空间实践中社会关系场境的判断，就容易理解和入境了。在一个小小的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关系场境里，社会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生活行为，这种关系性行为的改变也会通过居所的功能结构和用具的历史改变实现出来。这里，有一个可以深入思考的构序点：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中的物性建筑设施中发生的生活行为流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各个民族的住所和家用物品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变化清楚地看到。其实，列斐伏尔上述生活空间中的大部分生活用具和管道系统，在农耕文明的皇宫和民居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列斐伏尔有些兴奋地指认道，这就是他所指认的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透视：

通过描述波和流（ondes et flux）在这里汇聚的景象，一幅比任何绘画与摄影更加精确的画面出现了，它同时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所“不动产”（immcuble）实际上是一台带有两副面孔的机器，类似于一个活跃的躯体：一方面，它是一台需要巨大能量供给的机器；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一台以信息为基础的能量要求很低的机器。房屋的居住者知晓、接受和掌控这所房屋自身消耗的巨大能量（如电梯、厨房、浴室，等等）。

在空间批判的透镜之中，常识中的空间场所和对象物都被波和流——空间实践流和行动能量供需所穿透，不动产视域中的物性空间必然转换为制约社会实践发生的关系性场境。这正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所确立的“从直观对象背后看到不在场的实践、从实体性的人背后看到‘关系总和’”双重透视法在空间研究中的运用。不过，二者在具体的逻辑构序方向上却是存在差异的，列斐伏尔不是在捕捉塑形和构序这幢居民楼物性实存的不在场的生产实践，而是在这里抓住了正在消逝的不在场活动：这幢建筑中内嵌的空间句法转换成了人的空间践行和关系场境。这实际上也表明，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批判并不仅仅是对空间概念进行抽象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批判性地透视现实社会空间存在中的物象。

列斐伏尔说，如果从家居建筑转换到今天在城市中可见的商业中心、一幢商务大厦或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建筑的空间透视，情况可能就会更加复杂，因为不仅这些建筑中出现的功能性用具、管道和信息网络会远远超过生活建筑空间，而且在空间句法中会出现商品展示和买卖关系发生的行为流、公司运作的不同业务功能的行为流和科学研究、实验不同环节链的空间关系场境。列斐伏尔还说：

类似的观察还可以用于一整条街道，这个由输送管路所组成的网络，它具有一个完整的形式、满足需要的功能（fonctions），等等。甚至还可以用于整个城市，它消耗着（在该词的双重意义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能量（énergies colossales），其中既有自然的也有人工的能量，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燃烧过程，是耀眼的篝火（brasier）。

这是说，这种批判性空间透视，也可以用来观察一整条同时包括了商业、娱乐和餐饮建筑群落的街道。街道上会有不同类型的商店，人们在这里通过金钱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这里也会有电玩城、网吧、卡拉OK、电影院等不同的娱乐场所，满足不同人的休闲活动，还会有不同类型的饮品窗口、咖啡店和各式各样的饭店，适应着不同人群的饮食品味，等等。在街道的复合建筑群落中，复合式的社会空间的行为流和需要满足的功能性关系网络将会是非常复杂的。再说大一些，一座包括了生产企业、文化教育中心、金融中心、政府办公和国际交流等社会功能的现代化的中心城市，甚至由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组成的全球化世界，它们的空间句法和空间流体动力学图景将会更加复杂。

列斐伏尔想表明，在传统空间理论看到物性对象的地方，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则看到与人的空间实践相关联的活动与能量。在一个建筑、一个街道和一座城市物性实在的背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燃烧过程，是耀眼的篝火”，这团燃烧的火，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本原之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就是建构社会定在的“社会实践”（pratique sociale）。这一实现于社会空间中的实践，就是人的空间行为流塑和构序出来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在夜晚人们通通睡去的时候，这一切——物性的建筑、街道和整座城市还都在，可是作为空间生产的波和流却销声匿迹了。

在这里，列斐伏尔还以现代性的空间对时间的奇特规制为例来说明这种批判性透视的方法论本质。他说，当人们环视四周时，如同无法在物性的建筑中看到空间关系场境一样，也是不可能直观到时间的，“他们毕竟过着时日，他们在时间之中”。4很显然，列斐伏尔这里所说的时间已经不是传统时间观中那种外部物质的客观持续性，而是柏格森时间观中“路德革命”后的人的生命绵延时间，因为时间就是人们“过着时日”。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这就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社会生活时间。这种社会生活时间，内嵌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不过，在传统的农业生产遭遇的自然空间中，“时间是在空间中得到理解的”，太阳围着地球旋转一圈即一日，这是人们白日劳作晚间休息的时间；四季轮转为年，这是农耕轮作的再生产时间。显然，这是人的自然生活节奏。晚年列斐伏尔最后关注了这个生命时间核心的节奏问题。可是，在工业生产进程开始之后，这一节奏改变了：

随着现代性的来临，时间从社会空间中消失了（le temps disparait dans l’espace social）。它仅仅被专门的测量仪器所记录，被钟表所记录，这些仪器就像时间一样被孤立化与功能专门化了。生动的时间失去了它的形式与社会意义——除了用于劳动的时间（le lemps de travail）之外。经济空间让时间归属于它；政治空间把时间视为对权力的威胁与危险之物，而将它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构境。在农耕文明的自然空间中，时间依存于空间，生命节奏依存于自然法则，而当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社会空间出现时，原先的时间却被从社会空间中消除了。这是一种三重消除：一是原先与自然空间相对应的自然时间（节奏），消逝于工业劳作的新的线性持续中，时间不再依存于自然，而是在工业的机械装置中“被专门的测量仪器所记录，被钟表所记录”。二是自然时间和生命节奏失去了自然空间中自然存在和生命本身的依托，现在“经济空间让时间归属于它”，资产阶级经济物象化空间中的时间就是金钱。三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生产关系的永恒性，在政治上将历史性的时间视作对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威胁彻底驱逐和消灭了。在列斐伏尔看来：

对时间的明显的排挤，无疑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它肯定比抹去印记、擦除纸上的文字具有更加深远的含义。既然时间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既然时间可以像任何一件商品那样被出售（时间就是金钱，le temps c’est de l’argent !），也就难怪它消失在物的形式之中了。

时间变成了可变卖的商品，时间就是金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成了劳动交换关系抽象后的价值关系事物化，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出现让时间“消失在物的形式之中”，这使得人们在今天的现代性社会空间中，根本无法看到真正的时间（劳动）关系。这与上述社会空间本身的非直观性及其透视感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批判话语。

二 空间拜物教的幻象

列斐伏尔认为，有了上述的批判性透镜，我们再来看传统空间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就更加清楚一些。由于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话语，人们在面对社会空间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一般拜物教式的幻象（illusion）。与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开始的物象透视不同，这种一般空间拜物教的本质，就是将社会空间存在视为抽象的空场和物性对象的堆砌。这种误认，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停留在感性直观对象上一样。因为，“面对这种拜物化了的抽象物（abstraction fétichisée），房屋‘用户’们也会本能地把他们自己、他们的表象、他们的‘亲历经验’以及身体也变成抽象物”。这是说，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中的人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要素和起着功能作用的身体，在拜物教幻觉中成为了虚假的抽象物。显然，列斐伏尔这里所指认的一般拜物教空间中的抽象，并非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抽象空间，后者是更加复杂的经济拜物教的抽象空间。可在此，他并没有做出必要的辨识。

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拜物教式的抽象会有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是将空间视为康德式的先天构架，这是一具模仿画框的格式而形成的“框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观念拜物教中的虚假空间逻辑构架；二是将空间作为中性类型的形式或容器，它像是等待被填充物性对象的空场，然后再看到这一空场中堆砌的建筑物和人的肉身，这是哲学唯物主义实在论中的抽象物性空间。这两种抽象化的空间幻象的根本问题，都在于将社会空间和空间物性设施视作与人的社会生活和存在相分离的东西，从而无法透视空间是社会的形态学（morphology），“它对于形塑了它自身的亲历经验就像之于活的有机体（l’organisme vivant）一样，也同样地与功能和结构（fonctions et structures）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列斐伏尔要突显的重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那个作为社会关系场境生产的空间本质，也是他继柏格森的时间观念中的“路德革命”之后，在空间研究领域所实现的一次新的“路德革命”：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空间不再是人之外的物质属性，而就是人的空间实践及其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指认，人生活其中的空间绝不只是一种先验观念构架，也不是某种中性的与人可以分离的物性空场，社会空间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定在，它就是社会的形态学。在社会生活中固然有着不同的物质对象，比如人的肉身、建筑和大地，但人的生命实现却是通过感性的社会空间活动，在自然负熵的基础上构序和创制出社会历史负熵，这也是人的生命机体对社会生活的直接空间体验。这种活动和体验由一定社会空间的关系场境的功能和结构历史性地当下建构起来，社会空间中物性的实在只是实现这种空间活动的客观基础。列斐伏尔认为，如果我们只是将空间视作外在于人的观念构架或者空场中的物性对象，那么我们将在空间拜物教幻象中失去对社会空间的科学认识。

列斐伏尔认为，拜物教式的抽象空间理论，其根本的错误就在于看到一个外在于人的现成的物性空间，“空间套着空间，可见物套着可见物——格子间套着格子间”。比如一个城市空间中套着城区和郊区，可见的建筑群落中内嵌着不同的房屋和道路，房屋中再分隔出不同功用的“格子间”，一切都是物与物的关系；然后，再假设它是中性的、客观的、固定不变的、透明的、清白无辜的或者是无立场的，或者再无思地从“环境”、生态、自然与反自然、文化等视角来讨论它。列斐伏尔认为，“这是一连串的错误，是幻觉的罗网”。因为，这一切拜物教式的观察和思考，始终无法批判性地透视空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依他之见，在这种拜物教式的空间幻象中：

甚至可以让我们全然忘记还有一个总体性的主体（sujet total），它的活动连续不断地维持与再生产着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即国家（以及它的基础，即特定的社会阶级和阶级的一部分）。我们也忘记了还有一个总体性的客体（objet total），即绝对的政治空间——战略性空间（l’espace stratégique），它强行把自己作为一种现实，尽管事实上它是一种抽象物，尽管它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因为它是权力的中枢与介质。因此，一旦遭遇一种巨大的物神（grands Fétiches），“用户”们以及所谓的批判性思维的抽象物，便失去了全部批判能力。

这是在更大尺度和层面上对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透视，也是总体性的历史主体的社会实践与总体性的社会客体的战略性空间关系。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社会阶级与国家的空间行为互动，将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权力功能流的生成，但如果从拜物教的眼光去观察宏观社会空间，就会止步于可见的金碧辉煌的皇宫和充满神性光芒的教堂一类巨大物神面前，丧失穿透其意识形态遮蔽的批判能力。列斐伏尔说，在今天，这种空间生产中巨大物神的发生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可视化逻辑”（logique de la visualisation）对空间的虚假赋型（formation）之上的，比如国家暴力机器、民主议会和高级法庭等庞然大物：

摩天大楼，特别是傲立楼群的公共与国家建筑，它那拔地而起、垂直耸立的气势，在视觉领域中引入了阳具崇拜，或者更确切地说，暗含阳具主宰一切的因素；这种展示的目的，这种表现的需要，向旁观者传达了权威和威慑的印象。垂直性与巨大的高度，向来是潜在暴力的一种空间性在场（spatialement la présence）。

在人们的觉识中，白宫等于美国政府的最高权力，青瓦台等于韩国政府，国家议会大厦则象征着法制权威，警察局象征着暴力机器，这都是空间拜物教式的可视化逻辑的结果。列斐伏尔认为，这种基于可视化逻辑的空间物神体现了两种逻辑和双重性策略（double stratégie）：一是换喻性逻辑（La logique de la métonymisation），这也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强制性策略”，人们只要看到这些庞然大物就会产生一种“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连续不断地、来来往往地重复运动”，在象征性的巨大空间物神权力前面不断体认自己的臣服。二是隐喻性逻辑（La logique de la métaphore）和策略，这是从空间拜物教直接向虚假的空间表象的过渡。这种逻辑十分接近德波所指认的景观社会，即存在被颠倒的景观所替代。在这里，人的“活生生的身体”，不仅沦为“被分割已毕的空间所设下的天罗地网的俘虏”，而且还只身陷入哲学家们所说的“类象”（analogons），即想象、符码与象征物的囹圄之中。这种虚假的类像不是对真实发生的空间实践关系场境的反映，而是空间拜物教中的物象幻觉。

这些身体通过眼睛而从其躯壳中被调出、转换与抽空：形形色色的吸引、刺激和教唆被调动起来诱惑它们，让它们加倍地表现出矫饰、欢笑与快乐的姿态；这场把身体掏空的事业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所提倡的形象与被这些形象所塑造起来的“需要”完全相符。因此，这正如一个向中心汇聚的信息巨流，迎面遭遇了一股逆流，这股逆流正从所有生命和欲望身体的最深处撤离。

显而易见，德波的景观拜物教被嵌入到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话语中来了。拜物教式的空间再被图景化了，无数被制造出来的影像取代了真实存在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人的生命本有的欲望被景观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所篡位。有趣的是，列斐伏尔在这里并没有激活他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构境中那个人本主义的需要存在论，他似乎也“忘记”了自己拿手的“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中人的异化批判逻辑。列斐伏尔平静地说：“存在谬误或幻觉的地方，这样的图像反而更容易隐藏与强化谬误而不是去揭穿它。”在对社会空间中各种“事物的剪贴、剪裁（découpage）和蒙太奇（montage）”中，人们丧失了对空间生产中真实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批判性透视，迷失在五彩缤纷的虚假图景之中。

三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资本论》 汲取批判的力量

列斐伏尔明确地说，要解构资产阶级空间研究中拜物教式的可视化逻辑，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毫不犹豫地立即“从马克思的《资本论》 中寻找灵感（inspirer）”，这个灵感才有可能铸就空间批判真正的力量。应该指出，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 中集中讨论马克思《资本论》 的方法与自己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内在关联。从《资本论》 中寻找方法论上的灵感，这并非列斐伏尔的一时兴起，这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时就已经在做的事情，可他真正破解《资本论》 的方法论逻辑，却是从1968年写下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一文开始的。这也正是他的思想方法论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真正占上风的缘起。列斐伏尔十分清楚，这种方法论上的灵感“既不在于寻章摘句以便引用，也不在于对它进行通盘的注释（ultime exégèse）；而在于遵循《资本论》 的计划（plan）来处理空间问题”。显然，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借力绝不是像传统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引经据典和寻章摘句，而是要依循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计划，面对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新问题。这个“计划”不是指《资本论》 写作的计划，而是分析和透视经济物象遮蔽起来的资本关系的透视方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资本论》 的“计划”呢？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在全面展开《资本论》 的研究之前，阐述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概念即劳动（travail）。这是有道理的判断，依我的看法，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从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转换到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过程，这保证了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为劳动。当然，这个作为逻辑出发点的劳动概念，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使用的那个理想化的人本主义劳动概念，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条件下社会劳动的现实抽象（斯密—黑格尔—马克思）。列斐伏尔分析说，马克思在这里对劳动概念的讨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劳动存在于所有社会，它得到了表征（痛苦与惩罚，等等），但直到18世纪，劳动才作为一个概念出现。马克思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和表现。在完成了初期的准备工作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劳动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实体（substance）或“实在”（réalité），而是一种形式（forme）。

这是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 中，一是他所明确标识出来的劳动概念，实为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生成的历史性的范畴，它并非所有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般劳作行为。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特指工业生产进程中工人创造财富的现实劳动，并且这个劳动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那个作为价值悬设逻辑出发点的本真性劳动类本质。二是这个18世纪才真正确立的资产阶级世界中出现的现代性劳动的本质不是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功能性的抽象形式。请一定注意，劳动是一种形式，这不是说，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劳动活动本身是一个形式，而是说，在我们面对的复杂资本主义经济物象化现实中，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实体性对象存在背后，劳动分工条件下现实抽象劳动以及抽象劳动作为一种本质性的交换关系（价值），经过复杂的事物化颠倒成为所有经济物象化存在的内在形式。这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构境。列斐伏尔没有指认，这正是马克思透视经济拜物教的初始路径。这一透视是不同于他前述的一般空间拜物教批判的。列斐伏尔分析说：

马克思首先集中揭示了一种（近乎）纯粹的形式，即物质商品的流通，或称交换。这个准逻辑的形式与其他的纯粹形式——例如同一与差别、等价、连续性、相互性、循环、重复，等等的关系——相类似并且密切相关。物质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既不同于、但也不脱离符号（语言、话语）的流通与交换过程。这种“纯粹的”形式有着两极性结构（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具有《资本论》 所揭示的功能。

列斐伏尔关于马克思复杂批判话语的复述，总是有太多的省略，这使得他的表述常常失去了精准性。首先，马克思这里的所谓形式，当然是指以抽象劳动为本质的价值（交换价值只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实现的形式。与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不同，抽象劳动是在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而成的关系形态，即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在交换中可以生成“等价、连续性、相互性、循环、重复，等等的关系”，有差异的使用价值就必须转换为同一的抽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关系，可价值关系自身形式如果要实现出来，则不得不将它变为一般价值等价物的神秘在场形式——货币。货币的本质是过去的劳动价值在交换中生成的抽象价值形式，一旦它重新投入生产过程，在吸收活劳动新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增值自身，它就异化成结构性统治力量的资本关系。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之中，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物性关系，商品、货币和资本背后的劳动交换关系（形式）被遮蔽起来。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可视性现象层面，我们只能看到经济事物，而看不到商品、货币和资本物背后的劳动的交换形式。所以，劳动的交换形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抽象（absrtaction concrète），在直接的物性层面是不可见的。然而列斐伏尔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中，“交换形式这个几乎是空洞之物，这个近乎不在场之物（presque absence），作为核心，主导着社会实践”。依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即商品的劳动交换形式异化和事物化颠倒为金钱和资本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由此“抽象成为统治”。列斐伏尔立刻说，在社会空间的历史中，这种交换形式absrtaction concrète（具体的抽象）的出现，是“晚近才发生的事情”（Elle est venue au jour récemment）。这与福柯所说的“人的出现是一个晚近的事情”是异曲同工的说法。不难看到，列斐伏尔从马克思《资本论》 中找到的“灵感”，显然不仅是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而且是一种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的历史现象学话语。显然，这一点与前面列斐伏尔已经讨论过的从一幢物性建筑中透视出空间行为流和一般拜物教批判不同，这是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物象后的经济拜物教批判了。由此，穿流于摩天大楼的行为流和高速公路上的物流空间，会被金钱的逻辑所编码。这是较之一般空间拜物教批判更深一层的空间经济拜物教透视，而这一批判话语，恰恰是列斐伏尔后来提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然而他并没有辨识这一点。

有了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提出的劳动—交换形式—具体抽象的方法论“计划”，这一“计划”实质上正是历史现象学的经济物相化透视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由此，列斐伏尔再一次回到社会空间的问题域中来。显然，他开始明确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形式（forme）这一概念。依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的方法，这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空间形式正是一种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 concrète），它背后是以现代性劳动的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空间实践，它是这些空间中出现的物的关系性支撑结构。有了《资本论》 的批判方法，在列斐伏尔看来：

我们便很有可能对这种形式进行解释，对其结构（核心与边缘，centre-périphérie）进行说明，还有它的功能，它与劳动（各式各样的市场）因此与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它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历史城市与现代都市结构（tissu urbam moderne）的作用，等等。我们也可以进入与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辩证过程：爆发、饱和、由内在矛盾引起的挑战、由对边缘的挤压所导致的反击，如此等等。

这是说，资产阶级抽象的社会空间形式背后，隐匿着劳动交换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正是这种关系形式塑形和构序着社会空间中可视的物性存在，其中不乏不同力量关系之间的爆发、饱和和矛盾，同时也必然产生城市空间结构中核心与边缘的“挤压”和“反击”。并且，在这种形式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历史性地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及历史城市与现代都市空间场境之间的历史关系，因为这可以看到空间实践本身的历史性变化。可以看到，列斐伏尔这里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分析，直接挪移到了城市空间的视角上。在列斐伏尔看来：

社会空间的形式是偶遇性、聚集性与同时性(la rencontre, le rassemblement, la simultanéité)。但是，是什么聚集或被聚集起来了？回答是：一切在空间中（dans l’espace）的事物，一切或被自然创造或被社会创造之物，或者通过合作或者通过冲突而形成之物。一切物：生物、物体、对象、作品、符号与象征（êtres vivants, choses, objets, œuvres, signes et symboles）。

列斐伏尔认为，与自然物理空间中的物的并列和分散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物与原子化的个人一样，也是“在某个孤立点上，或者围绕着这个点，表现出实际上的或潜在的聚合性。它体现出积累的可能性（在特定条件下得到实现的可能性）”。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资产阶级世界中处于空间结构中的物首先不是从属于某个人的，比如作为商品的宠物、一部智能手机、一部文学作品，甚至一个象征性的口号等，总是通过市场交换中介后，在可变卖性这一形式上，才重新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信息交换空间和文化象征等社会空间中聚焦和积累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空间中的偶遇性、聚集性与同时性。这种社会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将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在城市空间中实现出来。列斐伏尔强调说，资产阶级的“城市空间汇聚着人群，市场上的产品，活动与符号。它将这些集中起来，并将它们累积起来”。它们在生产产品的厂房、储存物品的仓库、商品运输的道路、实现商品买卖和商业街道之中，簇拥着生产者、运输工人、营业员和服务生等劳动者的忙碌人群。今天，在各种科技企业的建筑群落中，也会有新型蚁群式的码工们（程序代码的编写者）。当然，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和郊外豪宅中，也有掌握着空间表象自主活动支配权的脑满肠肥的资本家。这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关注的社会空间维度。在列斐伏尔看来，一座城市的空间功能形式就是生产、汇集和积累商品，并使它们通过发生在不同物性建筑设施中的交换活动、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和金融符号的编码走向世界。也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上，列斐伏尔再次强调：

社会空间就其本身而言，既是作品又是产品——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化（réalisation de« l’ être social » ）。当然，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社会空间可能会呈现出一幅对物的（商品的与货币的）拜物教化和自主存在（fétichisés, autonomisés）的特征。

社会空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社会定在在生活空间中的实现。如果说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社会定在是以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的客观活动和互动关系，那么社会空间就是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实践的现实化（réalisation），关系性的社会定在是社会空间的形式本质，社会空间是社会定在关系的对象化，其中，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被赋型于空间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社会定在和关系结构都表现出经济拜物教的实体性误认，并成为自主存在的谜一样的物神。

列斐伏尔说过，他在空间研究问题式中援引马克思，只是一种在方法论上的“寻求灵感”，而绝不会将其作为圣经一样的“引经据典”。他认为，即便是《资本论》 的“计划”也未必十全十美，如果马克思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关键就是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革新自己。

首先，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资本论》 本身的具体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目标是解释而不是内容；它构建了一种严格的形式（forme rigoureuse）结构，但却是一个由于还原论（réductrice）所导致的内容缺乏的形式”。显而易见，列斐伏尔这里所关注的《资本论》 研究，并不是前述那个历史现象学的批判话语，而是特指这一论著在经济学学理中的讨论。也是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觉得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过多地关注了经济学表述逻辑的某种还原论形式。也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主要致力于资产阶级经济物象化空间中“准—纯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之上的同质化的合理性（rationalité homogenéisante）”，这可能使得马克思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与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的思考上陷入贫乏。列斐伏尔认为，相比之下，马克思之前写下的《大纲》 （Grundrisse，即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则没有那种形式化的钳制，故而能够充分“强调各种层次的差别性（différences）”。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精准，因为《资本论》 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他已经完成的经济学伟大发现——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的经济学系统表述，所以马克思会比较留心这一理论在经济学和普通读者眼中的呈现和被接受。在《大纲》 中，马克思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思想实验，实现了这一“伟大发现”。因此，后者不仅涵盖了特定情况下的经济学，还包括了哲学方法论以及对历史现象的批判性话语。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省略了在《大纲》 中出现的大量在经济学话语格式塔中无法呈现的内容，所以这不是列斐伏尔所指责的什么“内容缺乏的形式”。在列斐伏尔看来，由于马克思在《大纲》 中的讨论“少了些严谨性，少了些对逻辑一致性的强调，因此也较少进行复杂的形式化或公理化（formalisation ou axiomatisation），但所有这一切向更具体的主题敞开了大门，特别是与城乡之间、自然实在与社会现实（la réalité naturelle et la réalité sociale）之间具有辩证关系的主题。在《大纲》 中，马克思将一切历史性媒介（médialions historiques）都纳入了思考范围，包括村级共同体、家庭，等等。于是，‘商品的世界’变得与真实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距离近了一些”。

其实，列斐伏尔以是否讨论到空间关系问题为尺度来衡量文本的差异，这一判断是不合理的。《大纲》 是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马克思在其中会较少考虑到学科边界和研究对象的具体所指，所以这一文本的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不仅是涉及列斐伏尔关心的空间问题，也是诸多学科的重要思想财富。这是说，与《资本论》 中严格限定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以及解决剩余价值形成的特定思考对象不同，《大纲》 的思想实验是发散性的，在对一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中，马克思往往会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维度获得支撑点，于是，《大纲》 多少涉及列斐伏尔关注的社会空间的问题，如“城乡之间、自然实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甚至谈到村社、家庭的空间问题。而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只是“草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了”。列斐伏尔实际上意在表达：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不应仅限于《资本论》，而应从《大纲》等手稿中汲取更丰富的内涵。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其次，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只有随着新的社会现实变化而变革自己，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是正确的认识。在他看来，虽然在空间研究的方法上，“我们还保留着马克思的概念与范畴（包括生产力的概念）在其理论中核心位置”，但是“在最近一百年以来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方法推向新的方面。他认为，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问题正是这一新的理论前瞻。这应该是指1970年刚刚译成法文的马克思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 ，特别是这一手稿第一册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此章并没有被马克思收入到之后公开出版的《资本论》 第一卷中。实际的历史情况是，这一文本1933年已经问世，只是法国学术界在1970年重新“发现”了它，并掀起一股有趣的“再生产”热潮。布尔迪厄和阿尔都塞几乎同时写作和出版了“再生产”的书稿。在此，马克思的这一文本明显是一个列斐伏尔支撑自己观念的一个经典文献由头。其实，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才提出来的，在《大纲》 ，特别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中，马克思多处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与资本剥削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是一个新的方法论可能空间。虽然马克思的新认识是“以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为基础的，也是以产品的扩大性即量的扩张的再生产为基础的”，但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与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进程中出现的抽象空间关系场境的“重复（répétitif）、再生产（或复制）的能力”相关联。列斐伏尔认为，这一新的构境意向，恰恰涉及现代性社会空间的生产本质。这似乎是说，马克思在晚年突出强调了一种与“生产资料再生产”相异的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它预示着列斐伏尔这里探索的不同于物的生产的空间生产本质的合法性。或者说，这也是资产阶级面对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新发展，在生产关系上所做出的反应，而这种空间关系场境上的再生产，也会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某种重要改变。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说：

如果说空间的生产确实对生产力的飞跃（在技术、知识和对自然的支配中）做出了一种反应，如果这种趋势推进到了它的极限——或者更好一些，克服了它自身的局限性——那么，最终必然会引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autre mode de production），它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capitalisme d’État），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对空间的联合管理（gestion collective）、对自然的社会管理，是对自然与反自然矛盾的超越。因此，很显然，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范畴的运用。

这是说，今天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正是资产阶级利用技术和知识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和社会空间）的结果。如果能够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之外，真正形成一种“对空间的集体协作化管理，对自然的社会管理”，超越自然与反自然的二元悖论，那么就有可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空间生产的他性生产方式，这正是造成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努力已经不完全是对马克思经典范式的应用了，而是他自己的理论贡献。

其三，列斐伏尔认为，面对今天的社会空间研究，我们必须将马克思已经开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延伸到空间研究领域，创立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关于这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列斐伏尔最早是在1973年出版的《空间与政治》 中提出来的。列斐伏尔认为，自马克思去世以来，出现了大量新的专业学科知识，这些学科都处于“相互隔离又相互渗透”的关系之中，很多科学家会以独特的专业视角与社会空间问题发生联系，可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会按照他们学科的“独特的原则”获得某种“特殊的空间表象”，比如建筑学家眼中的“建筑空间”和“建筑生产”，这种做法会使空间研究陷入到某种学科的自我隔离状态之中。列斐伏尔提出，应该建立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空间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 l’espace），这是将旧的政治经济学从破产中拯救出来的努力。当然，这也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延伸到空间研究中来。应该注意到，与前述空间拜物教批判不同，这将是一种系统的关于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列斐伏尔说：

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它与经济学领域的知识是相同的）因此得到复兴，它无疑将证明空间的政治经济如何准确地与空间的自我表象一致，这种空间的自我表象是作为资本主义最终设立的全球媒介。类似的方法也许会被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等，所采纳。

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研究的方法论支撑，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则是他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思想武器。一旦这种新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被创立出来，它将影响到一批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当然，列斐伏尔也十分清楚，新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并非只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学概念挪用到空间研究中来，它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路径和具体方法，或者说，要生成与空间实践相一致的空间表象和体验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此，列斐伏尔列举了一个材料与模具（matériau et le matériel）关系的例子。他说，在空间生产中，“原料是经久耐用的：如石头、砖头、水泥、混凝土，等等”，而作为“建筑工业中，新技术与设备”的“模具则相反，它必须很快用掉或经常替换；它是由工具及其专门用途所构成的；并且它对应的性能是有限的：当新的需要出现时，新的模具便被发明出来以满足需要”。这就好比说，人们在空间生产中建造一个商业中心或者一幢教学大楼，我们会在之后的物性建筑中直接看到“石头、砖头、水泥、混凝土”等物质材料的恒在。然而，那些使这些空间句法得以实现的模具却是无法在场的，它们以一种非直观的技术物象化在建筑设施“专门用途”之中，而对建筑工艺方式现实抽象且反向对象化的模具的改进，却是建筑空间表象和表征发生转换的真正决定性空间生产因素。对此，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的《资本论》 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只能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和“计划”，以形成空间生产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境，这将是对现代性的复杂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完整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他所创立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关于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的系统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