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列斐伏尔主张重新追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境中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的生产概念。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概念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自然不生产，但生成作品，而人在物质实践活动中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改变对象，生产出劳动产品，并通过劳动产品（抽象物、符码、图像的话语赋型）制造了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定在，或者说不同于自然空间的社会空间。相比之物质生产，列斐伏尔自己的空间生产则更侧重于社会关系场境中的生产。

关键词：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生产 作品 劳动产品

亨利·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70部论著和大量文章，其中在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本文研究的《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的主旨。在列斐伏尔这里，空间生产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原创性的构序意向，因为它摆脱了空间的现成性和非历史陈见。他认为，进入空间生产构境的入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范式，以及作品与产品、自然与生产、生产和生产力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列斐伏尔认为，自然有作品但不生产，正是劳动生产塑形与构序构成了社会空间生活的基础，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走向以生产关系生产为本质的空间生产理论。这是列斐伏尔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进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境中，通过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讨论来进一步确定空间生产的理论质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深入思考，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上也是鲜见的。

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概念

列斐伏尔认为，要弄清空间的生产问题，除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新追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境中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的生产概念。如同黑格尔所言，熟知不一定就是理解的。列斐伏尔认为，在整个欧洲哲学思想史上，人们对生产概念的使用始终是含混无序和非反思的。在笔者看来，这是列斐伏尔故意贬低前人，以凸显自己在理解生产概念上的独特性。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并没有多少哲学家会直接关心生产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序关键词的生产概念，它来自于哲学之外的学科，比如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国势学语境中的《生产运动》（1843）。

第一，依列斐伏尔的观点，在马克思以前，是黑格尔首先关注生产概念，在后者那里，

“生产”（production）具有根本的作用：首先，（绝对）观念生产出了世界；其次是自然生产出了人类；接下来临到人类，凭借斗争与劳动，既生产出了历史、知识，又生产出了自我意识——从而精神又再生产出最初的也是终极的观念（l’Idèe initiale et finale）。

笔者认为，黑格尔并没有在自己的论著里集中讨论过生产概念，生产概念也并不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关键词，并且这里列斐伏尔对黑格尔哲学历史性生成逻辑的复述是极其粗糙的。因为，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黑格尔表达的并非观念生产的世界，而是抽象的绝对理念为了实现自身，有目的地将自己沉沦（外化和异化）于对象性的物性世界背后，这不是简单的制作东西意义上的生产，而是作为本质的“一”隐匿于物象生成之后；自然也不生产人类，而是观念主体在从无机物到有机生命的物质存在中显现自身，第一次使主体间性界划于外部客体；在精神哲学的构境中，黑格尔使用较多的是接近生产的劳动外化的概念，是人类通过劳作和斗争创造历史和知识，并在观念主体的自我意识中返回到大写的绝对理念本身。列斐伏尔并没有意识到，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是基于后者在耶拿时期研究的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的古典经济学。

第二，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并没有精细地界定生产概念。他甚至极端地说，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实现其具体性”。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因为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将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概念设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基础概念，而且马克思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十分细致地研究和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从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全部历史进程，甚至十分深入地讨论了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崭露头角的科学技术的物相化生产过程。可以说，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和深入思考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构序方向上粗略地使用着生产概念。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作品（d’œuvres）的意义上广义地使用生产概念。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讨论过这种创作作品意义上的生产，列斐伏尔也没有精确地指认这里的“作品”生产的具体构序特征，从上下文的语境中推测，这可能是指不能简单归属于有直接功用性的生产结果。例如，山上的野果和野兽，艺术家们创作的画作和雕塑，特别是人不同于动物生存的生活关系场境中的存在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不是人类劳作的功用性产品。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产概念首先是在广义的维度上使用的：“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qu’êtres sociaux）被认为是生产（produisent）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意识、自己的世界。”这一说法并无大错。但是，列斐伏尔这里用以说明广义生产概念的所指，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那种意指“人的直接生产资料（对象物）”的物质生产概念，而是泛指人类创造出来的自己（leur）独有的生活、独有的历史、独有的主观意识活动及其独有的关系性的世界，这些人类独有的作品无不是通过“努力的实现和生产才获得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非功用性的生活、历史、观念和关系性的世界，人才成为社会存在物。列斐伏尔这里所谓的广义的生产概念，恰恰是他自己在《元哲学》（1965）中那个人本主义话语构境中的诗性创制（poièsis）的没影处。在那里，列斐伏尔区分了作为一般物质实践（pratique）的总体性人化实践（praxis），诗性创制是人化实践中非功利的创造性活动最重要的关系场境存在。并且，这个人的自己的世界（leur monde）也包括了打上引号的人的生活周围的“自然”（nature），而这个已经不同于天然自然的“自然”是“通过感官而在社会生活领域（vie sociale aux organes des sens）得到理解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被修改过，因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人类还“生产出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与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列斐伏尔将这些生产出社会生活关系场境和世界的结果指认为非功用性的作品，而不是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的有特定功用性的使用价值的产品。在这里，列斐伏尔关于生产概念的说明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使用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概念，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的经典表述中，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概念要比列斐伏尔此处刻意凸显出来的复述复杂得多。例如，作为社会定在之现实基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生产被列斐伏尔定义为狭义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生产关系的生产，以及作为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最后才是整个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讨论中，意识没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史，它不过是“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而出现在阶级社会中的法律、政治和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生产，则已经不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涉的内容了。其实，列斐伏尔只是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概念中不是物的生产的相关内容，慢慢靠近之后自己刻意雕凿的空间生产概念。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产品的视角进入了狭义的生产概念。在此，作为功用性生产结果的产品（produits），是列斐伏尔刻意用来区别于上述非功用性作品（œuvres）的概念。这种狭义的生产似乎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功用性的物品的使用价值相关。列斐伏尔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概念上的一种狭义化的使用，在此，前述那个生产更多地着眼于社会关系场境中存在的“广义上的作品不再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他们所关心的只有产品”，并且，这种功用性产品的生产更多地是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相关。在他看来，

它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因此也就具有了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单调乏味的意义。当涉及谁在生产、怎样生产（Qui produit? Comment?）这样一些问题，生产这个概念就变得更加狭义，它的意义与创造性、创造力以及想象力就更加无关。不如说它仅仅就是指劳动了。

列斐伏尔是想说，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概念狭义地嵌入经济学的语境中去了。这当然是不对的看法。首先，列斐伏尔这里出现的思想谱系线索中的错误，一是他恰恰没有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正是从古典经济学中来的，当然，更精准地说，还有舒尔茨的国势学的影响；二是他并没有更深入细致地注意到，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真的再一次从物质生产过程转换到劳动过程上来了。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其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概念恰恰是透过物性产品（财富）的创造性活动得以确立的，这就像马丁·海德格尔从“石化的存在者”背后发现存在一样，这一点正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透视直观对象物的实践活动的深化。更早一些，这种物相化的透视也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恩格斯的“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因为后者从其他经济学家只看到物性财富的地方透视出劳动活动。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实现存在论中的“路德革命”的基础。

至于为什么制造产品的生产和劳动活动就一定与创造性和想象力无关？列斐伏尔也没有给出必要的说明。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正是物质生产和劳动通过改变外部自然存在的创造性活动，开辟了不同于动物生命负熵存在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在初始的生产和劳动过程中，想象力和实际的创造能力是内嵌在劳作活动之中的，无论是种植业、畜牧业生产，还是手工艺劳作，生产劳动都是直接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活动。只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中，工人的祛技能化才使劳动本身丧失了创造性，而科技实践中的智能劳动却直接表现为脱离了生产过程的纯粹创造性构序。

这里，列斐伏尔引述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表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笔者推测，列斐伏尔援引这段话是为了验证自己前面所指证的狭义的生产概念背后那个指向功用性产品的劳动。可是，列斐伏尔根本无法理解，他所引述的马克思复述斯密的话不是在讨论哲学语境中的生产概念，而是在讨论作为斯密经济学语境中劳动价值论基础的社会化一般劳动的概念。在这里，列斐伏尔似乎是想贯彻自己前面已经提出的空间生产中“从物的生产向关系生产”的转换原则，这里的狭义的生产概念就是紧紧捆在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物的功用性“产品一般”的生产上。这是一种故意的逻辑捆绑。列斐伏尔声称，他还找到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狭义生产概念的抽象性问题，

生产、产品、劳动（La production, le produit, le travail）：这三个概念同时出现并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它们是具有特殊地位的抽象物（abstractions），是使生产关系（rapports de production）成为可能的具体抽象物。就生产概念而言，只有当它与下列问题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变得充分具体或具有真实的内涵：谁在生产？（生产）什么？或如何（生产）？为什么和为谁（生产）? (Qui produit? Quoi? Comment? Pourquoi et pour qui?）一旦超出了这些问题及其回答的语境，生产概念就依然是纯粹的抽象。

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通常是对错参半。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是基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提出了“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一般生产方式问题，而列斐伏尔加上了生产主体（谁）和生产目的（为什么和为了谁），这就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方式概念扩展了。其次，不是抽象的生产、产品和劳动，而是现代性的工业生产、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场境和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现实抽象出来的劳动一般，历史地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列斐伏尔视作空间生产本质的生产关系是所有社会生产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政治经济学的特定抽象。最后，列斐伏尔在这里实际上无形贬低了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资料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视作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基础，因为，他所理解的只是狭义化的生产概念。在这里，他还专门列举了恩格斯晚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信中提出的那一著名说法：“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其实，恩格斯只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

应该指出，列斐伏尔在这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概念的讨论恰恰暴露了他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薄弱点。首先，他不能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概念的本质是人有目的地实现自身意向的物相化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通过使用工具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并使之成为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功用性产品，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是全部社会生活中特定社会历史负熵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这是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其次，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它起始于农耕文明中非物相化的畜牧业和种植业生产，而工业生产第一次在改变自然物质存在形式的过程中塑形和构序起全新的人工物质产品，并且工业生产也经历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化大工业、科学技术对象化应用的现代自动化生产等不同发展阶段，在每一种工业生产形式中，人们实现自己意图的生产塑形和构序方式都是不同的。最后，列斐伏尔在讨论物质生产概念时刻意不提及生产关系的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的发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互动，狭义的生产劳作关系赋型甚至就是生产构序的重要方面，从最简单的农业生产中的犁地插秧到劳动分工条件下的工业生产中工人之间的合作，以及现代机器大生产中科技智能物相化与对象化物质生产之间、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关系，无一例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甚至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而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则直接分析了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之间共同协作的结合力问题。笔者推测，列斐伏尔这里对生产关系的回避是策略性的，他似乎更想把关系场境中的生产放置到自己的“空间生产”中去。

第三，列斐伏尔在讨论生产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作为一定生产能力和水平的生产力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由这样一些要素构成：“首先是自然，它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是劳动，再其次是劳动的组织化（或分工，division），然后是使用工具（instruments employés），包括技术，最后是知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正确的，至少比斯大林教条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的物性三要素生产力概念要离马克思更近一些。准确地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改变自然的质性关系，这既包括对自然力的利用水平和使用生产工具，也主要体现为劳动本身功能的发挥，特别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组织化能力和实际发挥出来的功能水平，而不是几种实在意义上的东西（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之和。列斐伏尔的这一定论存在的问题是，他再次忘记了生产力本身的历史性本质，他这里所指认的劳动分工和技术（知识）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有的生产力构件，而非一般生产力的所指。所以，他所复述的生产力概念只不过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讨论的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内容。有趣的是，在对生产、生产力这些最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讨论中，他却忘记了自己曾经学会的历史认识论分析，比如他在《都市革命》（1970）中分析的欧洲城市的不同历史形式，以及他所讨论的“绝对空间”“历史空间”“抽象空间”的历史发展图式。具体到这里对生产和生产力的历史分析，则应该比较对风力、水能、电力和核能等不同的自然力的历史性利用，不同物质生产中对手工工具、机械化工具系统、自动化机器系统以及今天计算机系统软硬件的利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中的体力劳动、手工艺劳作与今天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智能劳动的异质性，一般劳动协作、劳动分工和机器化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组织和管理结构，体力劳动中的技能和经验、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的现实抽离及一般智力的作用，等等。

独一无二的作品、可复制的产品与不生产的自然

在列斐伏尔看来，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生产概念是被“非常松散地使用的，以至于它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规定性”，这使得人们会不经思考地使用“知识的生产、语言的生产、意识形态的生产，或者书写与意义的生产、想象的生产、话语的生产、符码与符号的生产”这样的表述。他认为，这是对生产概念的滥用。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中，他这样谈及生产概念的滥用：“马克思之后一百年，‘生产’这个词已经丧失了任何清晰的、确定的指涉物，而且被用于指你喜欢的任何生产：意义、符号、话语、意识形态、理论、著作、文学，甚至任一种差得很远的‘生产的生产’（production de production）。”列斐伏尔似乎十分抵触将生产的概念泛化到人的精神生活中去的做法，他在此处的观点可能受到了同期出版的让·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3）一书的影响，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原则的根本否定。所以，列斐伏尔认为，必须对生产概念进行一种正本清源式的梳理。

在列斐伏尔看来，要科学地认知生产概念，就要“在一定严格性的程度上努力去界定‘生产’与‘产品’的关系，就像与之类似的‘作品’与‘产品’的关系，还有‘自然’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处理这些概念，努力去恢复其价值，并赋予它们以辩证法的意义”。显然，厘清这三重关系成了他重新清理生产概念的思考点。依他之见，

作品具有某些不可取代性与独一的特征；与之相反，产品则可以进行精确的复制（répétèr）或再生产，因而它其实是不断重复进行的活动与姿势的结果。自然创造（crée）但不生产；它为社会的人类从事创造性与生产性活动提供资源。但它仅仅提供使用价值（valeurs d’usage），而每一种使用价值——这就是说，任何产品如果不被交换，就此而言——它要么回归自然，要么充当一种自然的财富。

在这里，列斐伏尔首先在创作的作品与以劳动为本质生产的产品之间划了界线。内嵌着艺术家作用意向的艺术物相化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例如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而有目的地改变对象的生产物相化的产品则是可以不断重复生产和复制的。这个界划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准确，因为手工业劳作再生产的结果（比如一双鞋或一件衣服）也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复制性生产是在流水线上标准化的生产出现之后才实现的，今天的数字产品将这种可复制性推向了极端。其次，列斐伏尔进一步阐释了自然创造但不生产的观点。早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他就指出：“自然不劳动；它创造（La nature ne travaille pas; elle crée）。”自然生长过程没有目的性，野果和野兽自然生长中的负熵是非物相化的，自然只提供自然财富的“使用价值”，而不生成交换价值（社会财富）。更精准地说，自然存在中的创造不是劳动的结果，所以它的“作品”不具有劳动交换抽象而得的价值，而自然作品所谓的使用价值（用在性）也是在它处于人的世界时才历史地生成的。马克思曾经说，“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做人的食物。”列斐伏尔觉得，这样也就界划了创作与生产、作品与产品、自然与非自然的边界。

列斐伏尔解释道，说自然不生产，就是为了说明自然创造的过程中并不包含有目的的劳动，也没有主体性的自我意识，自然存在就是非人为性的本有。他说，与人的有目的的劳作生产活动不同，

自然（nature）一词的初始含义意味着相反的东西：伸出与向前（conduire et mener en avant），从深处产生。但是，自然并不劳作（nature ne travaille）：劳动甚至是自然所创造出来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之一。它所创造的，即个体的“存在”（êtres），仅仅是涌动与现身（surgit et apparait）。自然对这些创造物一无所知——除非你假定自然中存在一个精于计算的上帝与天意。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这里指认的自然观已经脱离了神创论的构序逻辑，因为自然本有就是自然界自发性的涌动和现身，“所谓‘自然的’就是指自发的（spontanété）”，它本身的创造不是某种“天意”或“绝对观念”有目的指向的生产物相化。自然就是天然状态中的自然而然，“自然所显现出的力量是狂暴、慷慨、吝啬、丰裕，但最重要的是开放。自然的空间（L’espace-nature）不是‘被设计好了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可以构想的表象社会空间，自然空间（L’espace-nature）的生产是没有主体构想和有目的的表征性的。列斐伏尔颇具诗意地说，“一朵玫瑰花并没有为何或因此之类的问题。它绽放仅仅就是绽放”，一枝花并不知道自己是一枝好看的花，自然中突现的生命负熵仍然是非主体性的存在，“它创造的‘存在’是作品；而每一个作品都‘有些’与众不同，即使它确实属于某个物种或类：一棵树是特殊的树，一朵玫瑰是特殊的玫瑰，一匹马是独特的马。自然像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诞生地。‘物’（choses）降生、成长与成熟，接着衰老、死亡”。这里的choses当然不是无机物，而是抗拒了无序耗散的生命负熵质，可是，即便生物存在也在每天创造独一无二的作品，但这并非重复性的生产，因为天下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每一种自然的存在都是非人为的本有。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假定。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此处对自然概念的解释还是停留在抽象的假想之中，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证的费尔巴哈的直观自然观一样，他没有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自然已经是经由人的实践中介过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更加深刻，他解释了列斐伏尔这里所说的自然的“涌现”本身，已经是向着主体需要的用在性到场。在存在的关系世界中，自然已经成为for us的“涌现”。

不过，列斐伏尔也告诉我们，今天，自然存在本身的本有在人的世界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自然正在被‘反自然’——即被抽象物、符码与图像、话语，还有劳动及其产品——所绞杀。自然和上帝一起正在死亡。‘人类’（L’homme）将它们二者都杀死了——也许除此之外还正在自杀”。依列斐伏尔的观点，人在通过劳动和抽象的编码杀死自然与上帝。可以看出，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不同，列斐伏尔这里不是在关注自然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的被历史性地改造和用在性地到场，而是简单的消逝和死亡，这种观点显然是肤浅的。

在列斐伏尔看来，在自然的逐步死亡中出现的人是与反自然的社会实践相关的。他说：

“人”（L’homme），也就是指社会实践、创造作品与生产事物（la pratique sociale, crée des œuvres et produit des choses）。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劳动都是必需的，但是对作品而言，劳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作为劳动者的创造者）似乎是第二位的；而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劳动是起主导作用的。

人是在三个存在论层面上出场的。一是社会实践，这是一般性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社会定在的所指，正是社会实践创造的社会生活（空间）得以区别于自然存在。列斐伏尔没有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认的新世界观的起点——社会实践也是分层的，因为它可以包括社会交往活动（比如后来的政治斗争和列斐伏尔自己指认的空间关系场境），物质实践活动的真正基始是物质生产。这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人也创造独一无二的作品，比如工匠在自然存在的基础上创造工艺制品、画家创作美术作品等。但与自然存在中生成的作品不同，人的作品已经是对自然存在的改变和主观投射。令人不解的是，列斐伏尔在这里专门交待说，在作品的创作中，“劳动是第二位”的，其实，无论是手工艺者还是艺术家，在创造“作品”的过程中，其创造性表象都是内嵌在劳作活动之中的，并没有什么“第二位”的劳动。列斐伏尔的意思可能是说，这里出现的创造性活动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重复性劳动。三是人也在最基础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改变对象，生产出劳动产品，这当然是对自然存在中所没有的人工事物的可重复生产。列斐伏尔特别指出，劳动是构成这三个方面的基础，只是在作品的创作中，劳动是第二位的，而在产品的生产中，劳动则开始成为主导性的力量。显而易见，列斐伏尔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解释作品创作与产品生产的异质性关系。而如果回到人类社会历史负熵的进程中，更精准地说，在自然经济的农耕生产中，相对于“庄稼”和“牲口”等自然物（“作品”=自然财富）的生长，人的种植和畜牧劳动是辅助性的；在工业生产中，人的劳动则成为改变自然的人工产品（社会财富）生产的主导力量；而到了机器化大生产中，劳动的主导作用开始从体力劳动转向知识产品（数字化财富）的智能劳动。

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生产

这样，进入到自然作品与劳动产品关系中的生产概念本身就成了列斐伏尔最后要聚焦的对象。在他看来，马克思杜绝了将生产引向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企图。在走向经济学语境的过程中，马克思努力探究了这一概念及其内容（即活动）的合理性（rationalité）本质。

第一，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哲学性对立，以及一系列在对立基础上由哲学家们所建构起来的关系”。这一看法是深刻的，因为生产活动就是现实发生的人改变外部自然的创造性关系。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的生产活动在农耕经济中并没有根本改变人的主体与外部自然客体的二元对峙关系，农业生产只是生命负熵的辅助，而在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人才成为社会历史负熵的直接创造者。依马克思的说法，人第一次成为自己的历史史诗剧的编剧和演员，由此，传统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才在现代性生产中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其实，应该先是马克思的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概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简单对立，实践作为一种透视物象的历史性活动和关系场境，消除了一切旧本体论的合法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生产概念根本就不属于传统哲学的话语，它来自德国国势学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是社会实践形式中最基始性的方面。

第二，在列斐伏尔看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概念主要是指物质生产塑形和构序，这区别于他的空间关系生产的概念。这是一个刻意的界划。作为物质生产，

它首先将一系列看得见（vue）、具有一定“客体性”（objectif,即被生产之物）的活动组织起来。它表现为某种在操作性链接（d’opérations qui s’enchaȋnent）之上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构序（ordre），其结果乃是一种共存性。从这样一种面向目标的活动（l’activité orientée vers un tel but）出发，空间性要素（éléments spatiaux）——身体、四肢、眼睛——被调动起来，既包括原料性质的（materials，石头、木材、骨头、羽毛），也包括模具性质的（matèriel，工具、武器、语言、戒律、词条的构序，langage, commandements et mots d’ordre）要素。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真的实现了自己在对简单、抽象和泛化的生产概念的批评中的承诺，因为这真的呈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构境。第一重构境层面是强调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客观性，它是一种作用于可见的被生产对象的物质活动，作为生产的主体方面的劳动者本身由他利用工具所发动的劳动来塑形和构序活动，这个有目的的物相化活动是当下可见的，也是瞬间消失的，在这一“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劳动生产对象（自然物或其他被塑形的对象）获得超出自然无机物和一般生命负熵的客观的社会历史负熵和定在方式。第二重构境层面是凸显了生产的本质是怎样生产的操作性链接方式，即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性之上的特定构序（ordre）方式，它使生产主体和塑形对象在一种特定的有序性功能关系中获得共存性（coexistent）。这当然已经是在强调生产的空间场境特征。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十分具体地讨论这种怎样生产的“操作性链接”，而是在进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复杂空间之后，才关注到出现在劳动分工的协作、机器工序整合与科学技术构序中的“操作性链接”，以及商品经济关系中更加复杂的、以颠倒方式呈现出来的货币操作性链接的异化总体。而海德格尔则是在哲学存在论的研讨中深思了这种上手功能性关系的世界性场境。第三重构境层面是说明了物的生产本身是社会空间的建构基础，生产是面向目标的物相化活动，被塑形对象面向生产主体，从主体的空间性要素看，能够感受空间关系场境中的“身体、四肢、眼睛”（还应该加上头脑）被发动起来，同时被动员起来的还有作为空间生产中客体性要素的“模具性质”的“工具、武器、语言、戒律、词条的构序”，以及“原料性质”的“石头、木材、骨头、羽毛”。一是因为这个空间性要素很重要，它表明社会空间不是放置对象的空场，而首先是以人的身体活动为核心的空间性要素活动建构本身。二是因为在客体要素中，除去空间用具塑形和构序中的建材原料，还有空间生产模具的matèriel设定，不仅工具和武器是劳动技能和军事技能的现实抽象且反向对象化的模具，而且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刻意凸显了“语言、戒律、词条”的模具性，因为在这些观念模具中可以重新激活空间表象和体验活动，这是过去我们在思考物质生产时不会留心的方面。列斐伏尔在这是想强调，即便是在客观的物质生产中，也不能缺失主体精神层面上的投入，这一点正是他所强调的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对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超越。

关于生产原料与模具的关系问题，在下面进入空间生产后的讨论中，列斐伏尔在述及空间表象问题时再一次涉及到。列斐伏尔提出，需要学会区分空间话语分析中的两种不同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在空间之中（dans l’espace）的思想与话语（la pensée et les discours，即处于一个有时间和地点的空间之中）和在空间之上（sur l’espace）的思想与话语（即限于词语和符号、想象和代码），与空间的（de l’espace）思想（即制造出来的概念，concepts élaborés）之间的区别。

这一话语区分与列斐伏尔所说的在空间实践之上的空间的表象相关。“在空间之中”的是空间的直接表象，它可以是以特定时间和地点呈现出来的话语，也可以是在具体的空间之上的词语和符码；“在空间之上”的则是关于空间的观念构想。列斐伏尔说，这些空间表象和构想都离不开一种更基本的区分：“一方面是原料的（materials）（词语、图像、象征物、概念）使用；另一方面则是模具的（matériel）（收集的程序、分割的工具与重新编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科学的劳动分工的框架之内。”通俗些说，这里的原料也就是空间研究中涉及建筑和规划的基本概念和词语，有如建筑中的“石头、砖头、水泥、混凝土”；而模具则是将这些基本概念组织起来的方式，有如建筑中的如何具体塑形和构序房屋、修建道路的方式和空间句法构序。用海德格尔的方法论区分就是“什么”与“怎样”。相比之下，作为方法论的“怎样”构序的方式更加重要。

第三，列斐伏尔声称，对于生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抽象地使用这个现成的概念，却没有具体地分析其内部构成和本质，而这正是他所要深入探寻的方面。列斐伏尔的这一指责是不实的，因为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过极为详实的分析，只是马克思的确没有在哲学层面对生产概念进行过具体的界定。在上面的初步定义中，列斐伏尔明确将生产活动的本质确定为一种把共时性与同步性整合起来的构序关系。这明显是在刻意凸显一般生产向空间生产关系场境的转换。并且，他再次强调说，生产作为一种物质活动，恰恰离不开先在的智力活动的方式。列斐伏尔这一观点的合理之处在于：一方面，这凸显了生产是人的有目的的物相化活动，这里的智力活动是指生产的物相化过程总是一定的主体意向的实现，人们种植农作物，动手制作遮体的皮草，搭建茅房和桥梁，都离不开最直接的需要和想法，在手工制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中更是构想优先。这一点可以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认的那个建造房屋的劳动者头脑中先在的“蓝图”来理解。这在海德格尔那里则表现为关涉性活动的“何所向”。另一方面，这还是在强调从主体出发的生产概念对主—客二元模式的超越。但是，列斐伏尔可能忽略了，在人类社会历史之初的狩猎和种植生产中，与直接需求相关的经验想法很难被称得上自觉的“智力活动的方式”，物质生产活动真正成为通过一般知识智力有目的地改变外部对象的物相化活动，只是发生在工业生产进程中，特别是科学技术时代的大机器生产和自动化生产。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具体讨论到的问题。

在列斐伏尔看来，所有生产活动总是内含着特定的功能构序结构。这当然是正确的。他指出：

所有的生产活动，与其说被一种不可更改的或永久性（invariances）的要素所规定，不如说被在时间（连续与连接）与空间（同时性与共时性）之间不断地来来往往的过程所规定。这种形式既无法与面向某种目的的方向相分离，无法与功能（例如活动的目的与意义，用以满足某种“需要”的能量使用）相分离，也无法和运行中的结构（la structure mise en mouvemen,技巧、技能、手势与工作中的合作，等等）相分离。

这个哲学说明是不错的。我们又看到了在列斐伏尔的思想中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三个关键词：形式、功能、结构。对这三个范畴的集中研究是列斐伏尔为了应对1960年代法国学术界来势汹汹的结构主义思潮，主要体现在1968年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一文中。它可以具体分成这样两个构境层。一是生产是由空间结构布展与历史上连续发生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共同建构起来的交互活动，共时性是当下的生产活动，历时性是历史性的再生产过程，再生产同时又会是新的共时性活动，这是人类社会生存无法中断的客观基础。二是生产总是针对生产对象的、有特定塑形目的的物相化活动，这是马克思和列斐伏尔所说的“生产什么”的体现，生产活动必定是以一定的结构化构序功能发生的，或者说是以特定的技术方式（狭义的生产方式）发生的，这也是马克思和列斐伏尔所说的“怎样生产”在技术层面的体现：开始是简单生产活动中通过手势实现的劳作交流，然后是劳动生产中的工艺技巧，最后是所有劳作之间必然发生的协作。并且，列斐伏尔强调说，生产活动不管是搬动一块石头，还是制造一个简单的或复杂的物体，都是在特定形式下发生的个人和集体活动，也都必然遭遇一定的历史性物质条件。这是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就是刻意不说明内嵌于生产活动中的生产关系。

第四，列斐伏尔明确对那些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概念指认为“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里，他特别点出了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概念的攻击。根据鲍德里亚的思路，人们在斯密—马克思的生产之镜中获得了一种意象，并由此建构出一个虚假的功用世界、一个对效能性实践主体的自我指认，而这种镜像的本质恰是功用性的价值逻辑，因此生产之镜也可以扩展为全部政治经济学之镜、大写的自然之镜和历史之镜。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性本质与资本主义是同体同质的，马克思却将现代工业生活构序的生产力中性化了，并将其视为一般社会定在和进步的基础，从而未能意识到生成整个功利性的价值存在坐标即是这种效用性的有序生产体系本身。列斐伏尔认为，鲍德里亚“这种包藏祸心的做法，旨在和虚无主义打情卖俏，到头来则和抽象的普遍性沆瀣一气”。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因为动物界的生存原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之所以能从动物界中超拔出来，最重要的不是强体，而是存在方式的改变，首先就是改变获得生存条件的活动方式，或者说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当人想要满足自己的生存条件时，就得通过使用工具创造一种不同于动物的、能获取自身必需物质对象的活动，亦即生产，这是动物生存中所没有的改造自然和制造人工物品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正是生产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这里的生产绝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符码中得来的有特定历史结构和布尔乔亚商品—市场经济场境存在的生产，而只是泛指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生存活动的、用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物质实践创造活动。对于全部人类社会定在来说，现代性工业生产确实不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但任何人类的生存都无法离开获得外部生活资料的客观实践活动。没有了改变自然物质存在的生产，人类一定会像大多数因自然条件变迁而灭亡的生命体一样消亡。

同时，列斐伏尔也对试图掏空物质生产概念的所谓非物质的劳动和知识生产理论进行了质疑。他说，真的很难想象非物质劳动和知识生产论中那种“没有生产过程的产品或者没有产品的生产，以及没有创作者的作品（没有‘主体’——或者没有‘客体’！）” 的画面。这正是鼓吹非物质劳动的人所说的，服务行业不生产具体的产品，知识生产没有传统的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然而，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事实、没有社会存在的或‘主体’的话语，你是否可以说是谁生产了概念？”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非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的现实基础必须是物质生产，人不可能吃那些没有产品的食物，也不会穿戴知识概念招摇于市。列斐伏尔认为，那些鼓吹“知识生产”观念的人可能没有想到，

知识或许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构想出来的，其结果就是对现存的劳动分工和机器的使用、特别是对自动化机器的使用，采取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态度。或者也就是说生产的概念和知识的概念，其特定的内容全部被掏空了。这一点从一种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观点来看——也就是把它们悉数委托（carte blanche）给狂热的思辨与纯粹的不合理性了。

这是说，鼓吹知识生产论的人们忘记了，知识本身就是工业生产模式的产物，知识生产论就是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和自动化构序的必然结果，可是如果由此否定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就一定会掏空生产和知识概念的具体内容，导致狂热的思辨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判断。其实，在今天的网络信息化条件下，计算机空间中的纯粹构序和赋型如果不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一部智能手机如果仅仅是原代码的程序，而不是在富士通工人的物性流水线上装配成型，这种非物质劳动就会落空；电商平台中的购物如果不是真的是被生产出来的物质商品送到家，那么，这种知识优先的生产论就会是一句空话。

［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