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进入积累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和未来人类解放后的差异性空间。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绝对空间；历史空间；抽象空间；差异性空间

列斐伏尔^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我们在此研究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主旨。在讨论了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与人的“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构式下的空间感之后，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必须关注这些重要的社会空间生产关系场境和相应空间感的社会历史性，这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普适性的空洞概念，而是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相关的历史性社会空间建构密切关联的。于是，列斐伏尔提出要研究社会空间生产本身的历史，即特殊的历史性的空间实践所铸就的不同质性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在他看来，这就是绝对空间、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和未来的差异性空间。这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然而列斐伏尔没有更深地指认，这是一种走向关系场境异化的空间辩证法。

一、自然的进退：绝对空间与历史空间

列斐伏尔说，“如果说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如果说该种生产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便要面临历史的问题了”^［1］70。这与前述他在此书序言中确认社会空间的历史性特征是一致的。与恒在的自然物理空间不同，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特别指出：

空间的历史^②（L’histoire de l’espace），以“现实的”面目而出现的空间生产的历史、空间的形式（formes）与表征（représentations）的历史，是既不能同某个“历史性”（即过去了的）事件的因果链条混为一谈，也不能混同于一种时间顺序，且不论这个序列是目的论的，习惯与法律的、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还是社会经济结构或者制度（上层建筑）。^③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化的实在持续性中的流逝，比如作为空间用具的建筑物和道路等物性设施的历史实存与改变，它更是空间的现实生产、空间的formes（形式）与représentations（表征）的历史。这似乎对应前面他提出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他特别强调空间的历史不是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时间顺序，比如走向文明的不断递进的“五大社会形态”，也不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和观念结构的因果序列的历史。列斐伏尔说，空间历史的本质一定是“生产力（自然界；劳动与劳动组织；技术与知识）以及当然起作用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所以，“每一种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都有其独特的空间，所以，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外一种方式就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1］71。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几乎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理论复述，只是，列斐伏尔将其运用到解决空间问题的理解上来了。这里，可以体会到我所指认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的基本原则，它成为列斐伏尔研究空间问题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当然，列斐伏尔在这里并不是要像马克思那样具体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发展，而是要在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换中观察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演进。这是他理解社会空间历史性的根本构序逻辑。

为此，列斐伏尔专门例举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后，新的空间实践对空间表象中空间句法生成的影响，这具体表现为对城镇空间关系编码（与解码）转换的影响。他说，这时“正值封建体系瓦解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这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转换期，封建宗法制的生产方式正在让位给资产阶级的全新生产方式的最初表现——“商业资本主义”，这期间，过去那种宗教建筑中神秘化的空间句法逐渐地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教堂和皇宫中那种“弥漫着宗教与魔幻气息的表征性空间”，开始转换为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需要的空间表象编码，在这里，“这种编码（code）的确立意味着‘人民’（gens）—居住者、建筑者与政治家—不再需要从都市信息（messages urbains）走向编码，以便解译现实和城乡；与之相反，他们开始从编码回到信息，以便生产出某种话语（discours）以及适应这种编码要求的现实”^④。资产阶级空间表象的编码与物相化为物性空间用具的空间句法的构序，不再依从上帝的福音和皇权的象征，而是依存于从第三等级中涌现出来的gens（人民）。在空间表象的编码中，建筑物内嵌的空间句法已经摆脱了中世纪教堂和皇宫的复杂神秘编码，重塑和同一到易于直观透视，方便商人和政客一看就懂的建筑编码，比如在组织工业生产的工业厂房、便于商品流通的交通道路、商品交换的商业中心和立法议政的市政厅（法院）等。各种物性建筑的

外立面（facades）要保持和谐以便产生透视；入口与出口、门与窗，都服从于外观，因此也服从于透视的需要。街道与广场也安排得与公共建筑以及政治领袖和机构（市政权威性仍占主导地位）所在的殿堂协调一致。在所有的层次，从家庭居所到纪念碑性的大厦，从“私人”区域到作为一个总体的疆域，空间的要素（éléments de cet espace）按照一种既让人熟悉又让人惊讶的方式安排与构成。^⑤

可以看出，新型的资产阶级空间表象中的编码原则，完全摈弃了封建生产方式中那种遮蔽宗法关系的复杂神秘的空间表象和体验想象，等级森严的宫殿皇位与前后宫空间结构和不同质性的御道与便道编码，消逝在功用性的直接性和简单性空间句法之中。资产阶级的空间生产原则将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那种商业交换的实用逻辑，无论是普通家居、纪念碑性的大厦等建筑和道路的设计，从外立面到内部空间结构构想，都必须着眼于商人们和政客们一眼即懂的功用编码。之后，这种建筑构想会在包豪斯的建筑编码中获得象征性的实现。列斐伏尔专门提醒说，这里他所说的“空间性编码显然绝非仅仅是阅读或解译空间的一种手段：毋宁说它是在空间中生存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理解空间、生产空间的方式”^⑥。这是对的。因为，这里空间表象中的编码不是认知空间的工具，而就是实现于空间用具中激活空间实践发生的空间句法的构序。

在列斐伏尔的眼里，对生产方式这种深层历史“转型（transitions）的考察，将揭开一种在此转变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新生的空间（espace nouveau），一种此后被计划与组织起来的空间”^［1］71。这也意味着，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实际上正是生产方式的不断转型中新生的空间，列斐伏尔在这里突显的方面，是社会空间生产与一般物质对象生产的不同，即空间表象“计划与组织”对空间用具制造的先在性构想。这里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模式转换的历史性考察，会让我们想起多年以前他在《都市革命》中开始的城市历史进程。在那里，他还是简单模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认识论构式。在这里，列斐伏尔已经跳出了具象在城镇关系的“乡村城镇—政治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都市问题式”的时间轴，而采用了更加宏观和抽象的社会空间生产线索。所以他的空间编码线索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我以为，列斐伏尔这里列举的从封建宗法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转换期中，空间的生产的“设计和组织”中先在性构想（空间表象），从教堂和皇宫的渲染性空间句法和“弥漫着宗教与魔幻气息的表征性空间”，开始转换为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需要的金钱逻辑的功用性空间表象编码，已经是足够深刻的空间句法异质性转换的历史透视，可他批判话语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逻辑盲区，即在封建宗法制的空间生产开始，一直到资产阶级的金钱功用编码中，已经发生了一种空间辩证法中的复杂关系分裂和矛盾，因为在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的空间生产中，除去农民自己田间农活的道路和日常生活中的家居、生活用具的塑形和构序，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作为先在性构想的空间句法构序，这包括了列斐伏尔提及的“弥漫着宗教与魔幻气息”的皇宫、教堂和纪念碑等重要的社会空间生产和实践中的“设计和组织”的自主活动，都已经远离劳动人民，而恰恰是封建统治者的空间表象和构想，作为被奴役的劳动者只是实现这种空间句法物相化的劳动工具，有如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阿房宫的蚂蚁般运砖移石的民众。而今天我们能够在发达国家大都市中看到的所有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城市建筑群落和立体化的海陆空交通枢纽，比如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六本木，其作为先在性构想的构序空间句法的空间表象中的自主活动，肯定不属于工人和一般普通民众，而是资产阶级通过专业建筑师和规划师完成的专有的“设计和组织”。与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可能残留给农奴生活空间中窄小的自主活动空间不同，在资产阶级世界的空间生产中，无产阶级被彻底剥夺了空间表象的所有权力，因为他们生存的工棚、鸽子笼般的公寓和所有生活用具，也都属于资本空间支配关系中的边缘设置，他们也只是建造那些宏大城市空间物性设施的被动劳动工具。所以，列斐伏尔没有意识到的方面，是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的空间辩证法本身的历史性分裂。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一逻辑盲点。

在此时的列斐伏尔看来，在不同的生产方式转换基础上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可以分为这样一些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绝对空间（L’espace absolu）。在列斐伏尔这里，作为社会空间生产第一种形式的绝对空间，已经是对自然物理空间的超越，这实际上是指人类社会生存中还是以自然性存在为支撑的社会空间存在，当然，之所以已经是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存在，是因为这种空间关系场境一开始就是由人类生活的空间实践所构成。这一观点，最初是在《都市革命》一书中提出的，在那里，列斐伏尔讲述了一个“从0→100”的城镇空间发展轴线上的历史故事，“这条轴线（axe）从毫无都市化（‘纯自然’、pure nature，被放逐到‘自然力’之中的土地），直到都市化（urbanisation）的完成”^［2］8。依我的理解，这里绝对空间中的绝对性，并不是指向自然存在的物质，而是指人类社会空间关系中自然经济中劳作形式的循环不变，以及直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空间关系场境的世袭凝固性。这种绝对性的空间关系会由空间生产本身还直接依存的自然存在、作为空间实践基础的自然物性生产（农耕与畜牧生产）、人的血缘关系和宗法表象体系，以及神性的绝对表征共同编码构成。在列斐伏尔的说明中，这有三个构境层。首先，这种空间实践最初发生和依存于自然生成的物性场所中：

它由一些自然的碎片（fragments）所构成，位于那些因其固有的特性（例如洞穴、山顶、水泉、河流）而被拣选出来的地方，然而一旦完全剥夺了它的自然属性和独特性（caractères et particulantés naturelles），其神秘性也将告终。因此，自然空间（L’espace-nature）充满了政治力量（forces politiques）^［1］73。

这里的意思是清楚的，人类最初的社会空间生产恰恰是利用了自然存在的物理空间，如容纳人开展活动的洞穴、便于举行祭奠的山顶，以及可以触及延续生命的水源的山泉、河流等。可是，这里对自然存在的利用，并不是动物生存那样依存于自然的物理空间，而恰恰是在逐步将这些物性空间的自然性消解在社会实践活动和新生的社会关系场境之中。洞穴中逐步发生人类生活场境，这是后来人类栖居的房屋的缘起；山顶平台上发生的图腾献祭活动，这是后来人类交际相遇的广场的发端；以及河流转换为煮汤、清洗和农业生产浇灌的水源，之后，河流也会发展为交通运输的航道，这一切，都已经是非自然空间实在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的历史性缘起。毕竟，人类的祖先在洞穴墙壁上刻录下来的壁画中，已经可以看到逐步开始生成的异质于动物自然生存的社会历史生活和空间生产；山顶平台上的神性活动，已经在建立一种新型的象征符码的关系赋型。这是后来人类超出山洞建造自己的房屋、道路和桥梁的历史性前提。然而需要指出，一方面，当列斐伏尔谈及绝对空间中充满了政治力量（forces politiques）时，他显然跳过了那个没有阶级分化的从零度空间到绝对空间的历史时期——原始部族生活。另一方面，列斐伏尔没有指出，在这个社会空间生产的发端上，他的那个三元空间辩证法仍然处于襁褓之中，因为这里的洞穴和山顶平台是自然天成的，而非内嵌构想优先的空间句法的人造空间用具，空间表象的编码和构序在对自然物理空间的直接利用中几乎为零，并且，此时微弱的主体空间感也是同一于自然物理空间总体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初始发生的空间实践中，人类微弱的空间表象构想中的自主活动与生产是统一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细节。

其次，以列斐伏尔的看法，这种“以宗教和政治为特征的绝对空间，是血缘、土壤与语言混合的产物”^［1］74。这是正确的指认。但可以看到，此处列斐伏尔这个绝对空间的历史所指更多地是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神学关系场境。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起始处，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和自然的土地是绝对空间的基础，而在社会空间历史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关系性的语言则逐步生成为超出自然物理空间的社会空间实践、表象和表征的重要构件，因为，人们在农业生产劳作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关系已经离不开主体际的言语交流和理解，从洞穴和山顶平台发展而来的建筑物（皇宫与茅屋）中生活场境和权力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也必须通过话语方式来构想和体验。然而，列斐伏尔此处所指认的绝对空间并非简单对应一个具体的社会发展时期，而是特指一种空间实践关系的历史质性抽象。比如，作为空间表象和表征，它会从古代人类完全利用自然空间（山顶平台）的祭奠挪移到后来的宗教政治的现实教化，不再是天然洞穴的神庙建筑和房屋中供奉的神像对自然空间的绝对统摄，一座山上的大雄宝殿会让自然存在的山峦变成神性圣地，此时，一个“建筑通常靠一种象征物为中介，把所选择的自然地点转变成为一种政治领域”。在此，作为空间表象反向对象化的庙宇，以一种内在的神圣性空间句法使自然空间转换为新的社会空间关系生产，这里的“神圣的内在性（inténonté consacrée）将自身与自然的外在性（l’extériorité naturelle）相对立，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对那个外在性进行回应与恢复”。^⑦当人身于深山中庙宇建筑的神性空间表象中时，自然空间则消逝在新的神性关系会聚和想象空间构境之中。

相比前述人对自然空间的直接利用，这已经是另一种颠倒的假想统治关系投射的空间生产了。并且，人类社会生活必需的建筑（从不是自然洞穴的茅房开始），作为特定的非自然的社会空间用具，它所激活的空间实践关系场境、空间表象和想象，显然已经不同于动物的简单物理位置感。到了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绝对空间的生产中，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神性和宗法等级关系的构想性的空间表象，成为教堂（庙宇）、修道院、宗教广场和皇宫等建筑的先在蓝图，而想象中的空间构境，则是人在仙境般的天堂和堂皇宫殿空间体验中获得的全新精神塑形。由此，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第一次在社会空间生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直接维系着农业大地上的奴隶和封建专制关系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需要指出，列斐伏尔这里的分析同样缺少一种前面我们已经指认的更加深入的思考，因为此处他所讨论的阶级社会中支撑教堂、皇宫一类社会空间生产的构想性的空间表象和空间感，在空间实践构序的自主活动的意义上，并不属于被压迫阶级，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历史性地指认出人的“自主活动”的历史性分裂^⑧，奴隶和农民可能建造自己居住的茅屋和乡间小路，也可能参与教堂和皇宫的建筑施工劳动，但是他们都不可能生成此时社会空间生产中作为主要空间表象的教堂、皇宫、长城和巨大陵墓这些特定空间句法的观念构想，更不会生成统治者们才有的表征性空间感。这显然是列斐伏尔没有仔细注意到的方面。

其三，列斐伏尔说，逐渐发展起来的“绝对空间是世俗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而保存并容纳了血缘的、家庭的和直系亲属的关系，但它将这种关系转换到了建立在城镇基础上的城市与政治国家之中”^［1］74。这里新涉及的空间实践，显然已经是宗法性的封建关系在新型的城镇和国家之中的布展，世俗的空间实践是皇族的血缘关系与神性表征的结合，天子替天行道，帝王道成肉身，皇城与封土成为空间生产的表象和物性载体。这显然涵盖了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所讨论的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城市（ville politique）”^［2］10。有趣的是，列斐伏尔特别指出：

制作空间（font l’espuce）的人（农民与工匠）与经营（gèrent）管理空间的人不是同一群人，也与使用这种空间来组织生产与再生产的人不是同一群人；正是巫师、武士、枢密官、国王掌握着由别人所生产出来的空间，他们取用（l’approprient）空间从而成为其全权的所有者。^⑨

列斐伏尔这里想突出说明的东西，是在绝对空间中已经出现的人对人的现实统治关系，这造成了一种在空间实践中的分裂。然而，用“制作空间”和“管理空间”来指证这一分裂却会生成一种深层次的思想混乱。因为，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此时的“农民和工匠”并非真正通过“自主活动”（空间表象）制作空间的人，“巫师、武士、枢密官、国王”正是这些特殊空间句法的构序者，他们不是简单地管理和取用“别人”生产出来的空间，他们就是这些空间实践构式的创造者，只是这种空间表象的对象化物性生产是由非自主活动中的农民和工匠完成的。并且，列斐伏尔没有意识到，如果将“农民与工匠们”视作制作绝对空间中教堂、宫殿和道路等物性设施的人，而“经营”和approprient（取用）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则是“巫师、武士、枢密官、国王”，那么，列斐伏尔自己原先所界划的那个抽象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是无法简单嵌入到这里的实际发生的“主奴辩证法”式的空间生产分裂中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空间生产在进入这里的绝对空间之后，就始终存在着一种组织空间生产和实施生产的分裂，自主性空间表象构想和空间句法与非自主性物性建筑劳作的分裂，并且，教堂、皇宫和御道中呈现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的基本空间关系场境属于统治者，对应出现的会是农民和奴隶身居茅屋和乡间小道的空间关系场境，在一定的意义上，绝对空间生产本身就是空间奴役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阶级社会中的空间生产辩证法本身，在一开始就是分裂和矛盾的。

第二种是以相对性（relativisé）为核心的历史性的空间（espace historique）。这个relativisé（相对性），我们在前面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一般界定中遭遇过，不过这里，相对空间中的relativisé（相对）与前面的绝对空间中的absolu（绝对）相对应，它更多地表征可变动的历史性。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关系性空间场境生产的发生；而这里的historique（历史性），并非时间持续性上的历史进程，而是特指反自然的人类社会历史负熵（积累）进程的发生。列斐伏尔同样没有具体地指认这一空间生产的现实历史时段依托，只是强调说，这一空间生产的质性已经从前述绝对空间生产所依存的自然性存在，彻底转换到由人类社会定在为主导的空间实践和生活。在他看来，在espace historique（历史性空间）中，“历史的力量永远地摧毁了自然性（naturalité），并在自然的废墟上建立起积累的（l’ accumulation）空间（所有的财富与资源的积累：知识、技术、货币、宝藏、艺术品与象征物les connaissances, les techniques, I’argent, les objets précieux, les ceuvres d’art et les symboles）”^［1］74。列斐伏尔这里的理论构序逻辑，是用积累性的历史力量摧毁自然性来说明绝对空间向历史空间的转换。在他看来，历史性空间彻底摧毁了绝对空间依托的那个物理空间的naturalité（自然性），以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为核心的历史性空间生产，创造了人类生存的直接基础，不同于动物在自然空间中的直接取用和耗尽，人创造出来的财富和资源的积累（I’accumulation）成了社会历史空间关系场境的基础。能看得出来，列斐伏尔这里的观念构序同样不是严格地依据历史现实发展进程，而仅仅是对空间生产方式转换的一种主要质性分析，我推测，这应该对应于欧洲社会历史发展中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这里有两个逻辑构境层：一是相对于绝对空间生产的自然存在（自然地理和血缘关系）基础，历史性的空间生产已经转换到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主的空间实践中来了。这里列斐伏尔使用了“永久地摧毁了自然”和“自然的废墟”这样的字眼。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历史性空间的真正现实实践基础应该是工业生产的出现，因为在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的自然经济中，自然仍然是母亲的脐带，而工业生产第一次给予自然物质新的社会定在方式，这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摧毁自然”的开始。二是这里作为历史性的空间生产核心的accumulation（积累）很重要，在列斐伏尔眼里，自然存在是没有积累的，社会空间生产中的已经不是自然产品的社会的“财富与资源”的积累是社会生活新的历史性的基础，他此处所列举的“知识、技术、金钱、宝藏、艺术品与象征物”等，都不是某种物性对象的堆砌，而是在脱离了自然存在法则之后的人类社会空间关系性存在中的特定历史积累，历史性的积累显然不再是血亲送终基础上不变的世袭，这也就打破了空间关系场境中的某种凝固性的绝对性。祛魅的知识是一种命名存在的关系系统，它打破了神创论空间句法的不变基础；功用性技术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工艺操作系统，它将建构完全不同于外部自然空间的不断革新的社会空间关系；金钱是一种商品交换价值关系系统，它会进一步将空间生产颠倒为疯狂追逐财富的物性空间辩证法；宝藏、艺术品和象征物都是关系性的编码存在，这些作为社会空间中生产的“财富与资源”的复杂关系系统的积累，都是摧毁空间生产中绝对性关系的历史性现实基础。这也正是列斐伏尔所指认的历史性空间的构序本质，在一定的发展程度之后，这种历史性的积累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先验的自主性，它们甚至是空间实践日常生活生产与再生产的伴生关系结构。魁奈最早的劳动价值论就是从区分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开始的，斯密的《国富论》中一般劳动创造的财富也是依据这种社会财富的积累逻辑。列斐伏尔同样没有说明的方面是，这里他所例举的历史性空间中发生的“积累”，只是在社会空间统治者那里发生的事情，而普通的劳动人民只是这种空间积累的非自主性实践者。并且，在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换中，这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在之后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生产中，这种积累中的金钱积累将造成空间生产中彻底的改变。

列斐伏尔还告诉我们，与自然的摧毁并不同步，绝对空间并没有在历史性空间出现之后消失，它恰恰保留在新的历史性空间的表征性层面之中。

绝对空间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消失，毋宁说它作为历史性空间与表征性空间（宗教、巫术的与政治象征）的基础而幸存下来了。在一种既促使其走向衰落又延长其生命力的内在辩证过程的激发下，绝对空间表现出一种既充实又空洞的自相矛盾状态^［1］74。

在空间生产的维度上看，绝对空间所依托的物理空间中的自然性被摧毁了，可是，在表征性空间层面，它却通过“宗教、巫术的与政治象征”幸存下来了。在列斐伏尔的这一空间历史的描述中，不同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之间的转换都不是简单的线性构序逻辑中的替代，而会是一个相互迭加和融合的过程。当然，新生的空间生产实践将会占据统治性的地位。

说实话，列斐伏尔这里对所谓绝对空间和历史性空间的划分是十分牵强的，因为无法对应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依特定构序质点的绝对性和历史性来界划不同的空间生产类型，多少有些制造逻辑模块的嫌疑。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不可见的抽象空间

很明显，列斐伏尔所指认的第三种抽象空间（espace abstrait）对应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依他所见，历史性空间中已经开始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积累进程，突然被一种全新的空间实践所打断。这将是列斐伏尔此处讨论的重点。他说，这种由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抽象空间如果用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来体现，空间实践中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抽象成为统治”的资本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空间表象中则出现了与抽象的科学知识同谋的无脸权力，这将是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中自发生成的无形支配力量，最后表征性空间中只会有一种想象，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功用性象征符码体系。相较于前述的绝对空间和历史空间，列斐伏尔在空间历史分期中对抽象空间的讨论是最深刻和精辟的。在列斐伏尔看来：

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出了抽象空间，它包括“商品世界（monde de la marcbandise）”及其“逻辑（logique）”、全球战略、货币以及政治国家的权力。这个空间建立在一个庞大的银行、商业中心以及重要生产实体的网络的基础上，此外还有公路、飞机场以及信息网络（réseaux d’ information）。在这个空间，城镇——一度是积累的温室、财富的源泉，以及历史性空间的中心——瓦解了^［1］81。

这是一个从客体向度观察抽象空间的总括性的说明。它恰恰缺少了一种从主体向度出发的观察维度，因为，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出现的商品世界的空间生产，贯穿于金钱逻辑和国家政治权力关系场境的布展，公路、铁路、飞机场和网络信息系统建构起来的复杂空间表象构序和编码中的创造性的自主活动，与这一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中处于边缘空间生存的无产阶级毫无关系。此时的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呈现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只是资本自主活动创制的空间生产的辩证法！这是列斐伏尔此处分析没有触及的真实历史现实层面。与前面含混不清的绝对空间和历史空间的关系定性不同，这里的抽象空间的生产直接对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历史发生和发展。并且，这里呈现了非常清楚的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逻辑：一是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首先是商品—货币—资本的抽象关系王国，这是马克思那个“抽象成为统治”的颠倒的世界。这里出现的支配性的逻辑（logique）和环球战略是资本“自主活动”中的世界历史的逻辑，无形生成的抽象的权力由金钱关系构序并构建起国家政治权力。二是这种抽象空间的空间实践由城市空间中工厂的生产活动——商店的流通交换活动——银行的金融活动所当下建构起来，仔细去想，这里的生产活动已经是劳动分工条件下，畸形的片面劳动行为在外部工序中生成的抽象社会劳动整合；商品交换活动中价值关系的现实抽象，正是构成劳动异化和事物化颠倒结果的经济抽象物——货币（资本）的秘密；而抽象的金融关系符码，则是这种远离具体空间实践的抽象财富游戏的升级版。这里列斐伏尔的思考没有深入到的构境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辨识过的问题，即斯密-赫斯那种抽象的市民社会中“人人都是商人（小贩）”的抽象假设，因为，这里列斐伏尔谈及的资产阶级经济空间生产中的组织商品生产、交换和金融游戏的空间实践，只是发生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场境（虽然这些资本家只是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人格化），这与创造了这种空间关系场境现实基础的剩余价值创造者——劳动者并无直接的关联。这足以说明列斐伏尔这里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空间辩证法的残破性。三是在新型的都市化关系场境中，越走向当代，空间生产的基础空间表象（用具）就会出现公路、飞机场（还有铁路）建构起来的远程运输条件，它使得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的生产变得更加快速和去远化，加上新型的信息网络系统，这让空间表象的抽象编码和虚拟设计变得更加容易和纯粹化，光速传递的信息构序成为抽象空间的核心支撑点。列斐伏尔在此同样没有指认的方面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空间用具的公路、机场和网络信息系统的设计和规划，其空间表象中的自主活动已经是抽离于劳动生产过程的独立构序和编码过程，这是资本家通过专业建筑师和规划师的空间表象构想完成的，这是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空间表象本身的分裂和矛盾。四是传统社会空间中作为社会积累温室和历史性空间的中心的城镇，便消失在抽象空间的大都市关系场境之中。当然，这同样也不是一种线性构序逻辑中简单的替代。对此，列斐伏尔以中世纪的社会空间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幸存为例。在他看来，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即封建的生产方式，它以其诸多变形与地域上的特殊性——创造出了自身的空间。这里，列斐伏尔并没有交待“中世纪”与前述“历史性空间”的关系。可能是受到资本主义这样清晰的历史断代概念的影响，他才突然不加说明地使用了“中世纪空间”这样的表述：

中世纪空间建立在过去时期所建成的空间的基础上，并将这些空间作为其基底和象征物保存下来。它们也以相似的风格幸存到了今天。庄园、修道院、天主教大教堂——它们作为锚点，把一条条通向被农民村社改观了风景的小径与大路的网络固定下来。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说，这个空间是出发点，是源泉，也是城镇的摇篮^［1］81。

这是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出现，并没有将已经存在的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性社会空间消除为零，“抽象空间把历史性空间接管过来了，不过，这种历史性空间仍然作为表征性空间的载体或支撑物而存活下来了，尽管它的作用逐渐地在丧失”。过去，它是与乡村对立的城镇的摇篮，也是历史性空间中“积累的温室、财富的源泉”，而现在，则是作为了新型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起点。在资产阶级的城市中，教堂仍然随处可见，只是作为空间用具，它不再是神学—宗法统治的空间实践场地，而成为历史文化遗存。这一点，与前述历史性空间对绝对空间遗存的内部扬弃是一致的。

接下来，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的本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具体分析。首先，抽象空间生产的基础是劳动在分工条件下发生的现实抽象。这正是上面我已经指认过的方面。在这里，“生产活动（劳动）不再与社会生活得以永久延续的（perpétue）再生产过程连在一起，而是独立于那个过程之外，劳动变成抽象的牺牲品，成为抽象社会劳动与抽象空间（espace abstrait）”^［1］75。可以看到，此处列斐伏尔突然使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这里有两个质点：一是空间生产中的劳动不再是依存于一种凝固的关系，过去社会空间实践的永久性的自然性血亲—宗法关系基础被解构了。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定在的本质是“一切凝固化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是相近的，因为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客观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不停止的自我革新。二是与个人主体相一致的工艺劳动转化为在劳动分工之上的劳动者劳动的片面在场，劳动产品成为客观生产现实抽象中的一般社会劳动的结果。这个马克思已经讨论过的重要的社会劳动的现实抽象问题，最早缘起于斯密和黑格尔。列斐伏尔是在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中第一次明确提及这个重要的劳动的现实抽象问题的^⑩。后来，列斐伏尔在《论国家》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抽象劳动的发生确定在17世纪，他说，“从17世纪开始，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把那些失去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投向抽象（难以理解）劳动之中。这种抽象劳动是以工具和机器为媒介，是在一些抽象场所（车间、作坊、企业）中进行的，是为了一种遥远市场进行的”^［3］20。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更重要的现实抽象是劳动交换关系在市场的现实抽象中生成价值等价物。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抽象劳动与不可见的抽象空间实践占据了原先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实物空间。这种现实抽象是造成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变革和流动性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本质。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看法。

其次，在具体的抽象空间生产中，物的抽象、形式化和量化铸就了资本主义空间实践和表象的基本功能和结构。这是一种重要的新观点。在列斐伏尔眼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抽象空间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

作为一系列物—符号（choses-signes）以及它们的形式关系——诸如玻璃、石头、水泥、钢铁、角度与曲线、实与空等——抽象空间“客观地”（objectalement）发挥着它的功能。抽象空间作为形式与数量（formel et quantifié），消除事物的差异性（différences），其中既包括那些源于自然与（历史的）时间的特性，也包括源于身体（年龄、性别、种族）的特性。这个抽象空间的总体，其意义就在于指向一种摆脱了意义之网束缚的超级意义（sur-signifiance）：发挥资本主义的功能，这种功能企图在明里暗里同时发挥作用。^⑪

可以看出，一是列斐伏尔原创性地提出的物的抽象问题，这是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触及到的现实抽象的方面。列斐伏尔在这里举的抽象空间中物的“抽象”的例子，大多与作为空间表象的建筑设施的构件相关，与绝对空间中的原初洞穴和茅屋所依存的自然存在（天然茅草、木材和石块）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建筑中使用的玻璃、石料、水泥、钢铁，都没有了来自自然的原初性，它们都不是在自然物性本有（海德格尔语）状态上出场的，它们本身是自然物质存在的重构中的一种客观“抽象”，这种现实抽象的本质是自然存在本有的自然构序和关联的祛序和失形，石料从山中被开采和加工，而玻璃、水泥和钢铁都已经不再是自然物，而是工业生产之上塑形和构序的社会空间存在方式，当这些“抽象”物依特定的空间表象构想物相化为一定工厂建筑物、运输公路、铁路和其他物性空间设施时，这就建构起全新的抽象空间的表象和主体表征基础。其实，这种物的抽象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衣物材料已经是天然棉花、蚕丝的抽象重组，药品已经是种种药材或医用元素的现实抽象重构等，青铜是红铜与铅、铝的现实抽象（合金）^⑫。列斐伏尔同样没有深入的方面是，在工业生产基础上发生的物的抽象，并不是外部物质自发出现的抽象，而出于一定物质生产中人的自主活动的塑形和构序，而这种历史性的现实抽象中的自主活动，显然已经脱离了劳动者，而属于资产阶级趋利的“爱多斯”意图。二是作为资本主义空间表象的规划与设计中使用的“角度与曲线、实与空”，已经是几何学上的抽象符码。与“抽象的物”一样，在抽象空间的形式栅格化之后，抽象空间都没有了自然物的特性和来自主体直接关系场境中的感性特性，这正是资本主义全部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功能。三是因为这种形式合理性和可计算的量化特性，生成了齐一性、标准化中可操作的超级功用意义，造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有的否定价值合理性的中立化空间表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公正性和不在犯罪现场，列斐伏尔将其指认为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的独特的“炫耀夸示和遮人耳目的伎俩”。在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中，所遮蔽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空间形式，也即财富与权力的中心，竭力去塑造它所支配的空间（即边缘空间），它经常诉诸暴力去消减它所遭遇的障碍与抵抗”^［1］75。这一点，正是列斐伏尔在阐述绝对空间和历史性空间时没有深入界划的方面，这是对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内在矛盾的揭露，因为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中发生的抽象符码和抽象的形式合理性量化，一定是资本家在“财富与权力的中心”得利，处于“边缘空间”中的劳动者受到盘剥和迫害。比如，泰勒制工业流水线的空间抽象分隔机制将每一个工人劳作的动作依精密的抽象形式切片，再由抽象的自动化工序建模实现出一个外部物质生产机械流程，这种现实发生的空间抽象构想当然属于资产阶级谋取剩余价值的自主活动，而劳动者只是这一物性抽象中的牺牲品和被盘剥对象。这当然会是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论构境层。

再次，列斐伏尔还告诉我们，抽象空间不是自然存在简单的缩减，而是在不可见的意义上在场的。如果说，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其本质就是非物性的不在场的在场性，那么，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则将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性发展到极端，并在直观的层面上生成事物化颠倒后的可见经济物像的空间拜物教。这也意味着，可见经济物像将遮蔽看起来不在场的资本关系在场。列斐伏尔分析说：

抽象空间不能被界定为树木的消失，自然的退却（éloignement de la nature），也不能仅仅界定为国家与军事行动的巨大而空旷的空间——类似于游行队伍所走过的广场；甚至也不能将它界定为塞满了商品、货币与汽车的商业中心。事实上，抽象空间是不能以所感知到的东西来界定的^［1］76。

一是抽象空间不是直观可见的在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空间实践中表象物已经从自然存在走向了玻璃、钢铁那样的非自然的“抽象物”，但它并非仅仅是自然存在的退缩，也不是等待人们游行的空空的广场，或者堆满商品的商业中心，抽象空间是在一种否定性的关系存在中出场的。这是很难理解的一个界定。抽象空间不是可以直观的对象实在，这是不难理解的，甚至，作为一种空间关系场境的生产，它也彻底摆脱了血亲关系场境的直接在场性。二是列斐伏尔指认的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出现的monde de la marcbandise（商品世界）和金钱逻辑，恰恰是在一种“可感的不可感性”（马克思语）中在场的。这也会导致人们遭遇商品、货币和资本物时，误将这些劳动对象化、异化和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后生成的经济物像当作直接的现实，由此错失抽象空间关系场境的不在场的在场性。应该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发生的根本原因。列斐伏尔后来说，马克思的“拜物教的理论（商品的、金钱的、资本的）指出了社会的抽象是怎样在社会上存在和起作用的”^［3］52。这是极为深刻的说法。

三、无脸无实在的抽象空间奴役

列斐伏尔认为，如果从主体向度观察社会空间生产，可以发现前述那个“感知—构想—亲历”的主观空间体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特定主体际关系场境，特别在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它直接表现为空间实践关系场境中的社会支配和统治，这正是空间生产实践中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重要层面。列斐伏尔没有进一步内省的方面，正是他所指认的这种历史性的空间支配关系将会造成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自我分裂和矛盾。依他所见，在资产阶级创造的抽象空间中，这种特殊的空间支配关系与前述历史性空间中那种有脸的皇帝和主教权力不同，抽象空间中的统治力量在空间关系场境生产中发挥着一种非直观的否定性（négativement）功能；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统治表现为非权力支配。他说，“抽象空间与那些感知它并支撑它的领域，即历史性的与宗教政治的领域，保持着一种否定性的关系”^［1］76-77。这意味着，原先在封建土地上构序支配性空间句法的那些有脸的空间关系统治者和主教牧师们将会消逝，抽象空间中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会在一种直接在场的否定性的关系中将可见的空间政治强制转换为无法感知的中介性的抽象奴役。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断言。然而，这里出现的négativement（否定）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入境的关系场境，从此处列斐伏尔具体的话语格式塔来看，它显然不是那种常识中与肯定相对立的消灭、扬弃和替代关系，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特有的隐性奴役关系的不在场的在场性。

首先，依列斐伏尔的看法，在这种抽象的社会空间生产中，主体性支配关系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与历史空间中总是直接到场的外部专制中的君主、帝王和教主不同，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中，空间生产的统治者恰恰是以无脸的场境关系方式在场的。如果说在奴隶—封建统治者那里，建造金壁辉煌的皇宫和通往天庭的教堂，是为了维系土地上残暴的专制等级关系，那么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这种支配性的空间构序权力则会隐匿到为了保障所有人平等法权的法庭、面向民众的立体化交通、商业中心和自由广场背后，空间表象中编码的关键词现在表现为普世价值关系中的“平等、博爱和自由”。这是资产阶级空间统治方式的重要转变。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资产阶级在统治和支配整个社会空间生产，它奴役和杀人，却始终不在软刀子杀人的犯罪现场，它永远有不在场的一种空位证明。列斐伏尔说，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中，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一种‘主体’，但却像一个主体那样传送与维持着特定的社会关系（certams rapports soctaux），消解另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与其他社会关系相对抗”^［1］77。这是极为深刻的观点。依我的解读，这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世界中，法权个人主体的主体性是作为无主体的“激情”被否定和解构的，而背后真正起主体支配作用的“看不见的手”却是无脸资本关系赋型的市场规律，这种看似公正的“理性的狡计”恰恰是自发生成的。这就好像人们在股市中的沉浮，即使是赔光了从各处借来的钱，你也只能接受这种“公平”的掠夺。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空间场域中，市民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人的空间政治行为和言说活动恰恰是无真实主体的，那种均质化的“民意”同样是无主体的空间政治抽象，在票选总统和民意调查的表象背后，呈现为工具理性和法律的抽象力量背后真正的统治力量，仍然是不直接出场的资产阶级。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理论透视。列斐伏尔很哲学地说，这是一种“物化的异化”（l’aliénation réifiante）^⑬。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断言。我推测，因为在资产阶级抽象空间异化关系中那个被异化的主体本身，已经成了抽象的无主体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物化结果，所以，如果存在一种异化，这也会是物化形式中的异化。需要格外注意，这里突然出现的aliénation（异化）概念，可能也是在这本《空间的生产》中的第一次出场。不过，这里指认的空间主体关系异化，显然已经不同于列斐伏尔过去在日常生产批判理论构境中常常挂在嘴边那个人本主义话语构境中的核心关键词。在这里，我—它自反性的异化概念已经不是在表征某种价值悬设中的本质性的丧失，而就是现实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经济政治关系的复杂颠倒和异己化。在本书中，列斐伏尔一共10次使用“aliénation”一词。从思想考古学的词频统计上看，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战胜人本主义话语的显象^⑭。他有些感叹地说，这种空间生产中主体际奴役关系的l’aliénation réifiante（物化的异化）主要表现为：

我们似乎拥有的是一个表面上的主体，一个非个人的伪主体（pseudo-sujet），一个现代社会空间的抽象物，而藏匿在其身后并被其虚幻的透明性(transparence illusoire)所掩盖的，则是那个真正的“主体”，即国家（政治）权力。在这种空间中，并以这种空间的主体为基础，一切事物皆被公开宣说：一切事情皆可被说出或写下^［1］77。

在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中，生活在商品拜物教的世界和形式法权的抽象平等构境之中，能够一票一票选出总统或首相，可以充分自由发表批评政府意见的每一个人，都会自以为是有个性主体的，可实际上却一定是抽象的否定性关系中被阉割的“表面的主体”，一种被抽象的经济关系和法理型空间结构支配的伪主体，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看起来可以选择的细节都是被控制的。在这里，真正在现实社会空间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一个当了总统的演员或者财阀，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即韦伯所指认的那个铁一般运转的法理性官僚权力结构。在抽象空间中，一切事物都是透明的，这是启蒙的祛魅性，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是可以直观、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这是被操控的前提；在一种“非暴力意义上的契约”（contrat de non-violence）”中，一切话都可以说，你可以天天骂政府，每时每刻自由地发表批评性意见，但却改变不了实际的空间实践中的权力，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法宝。抽象空间中发生的无脸的统治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这个世界上最精妙的政治。列斐伏尔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让人想到“乔治·巴塔耶所谓的间歇性发作的畸形（es spasmes de l’Acéphale）”^［1］79。列斐伏尔指证的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发生的这种伪主体现象，恰恰证明了我多次指出的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的内在悖结，在此，空间实践中的社会关系场境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人格化，而空间构想中已经分裂了的自主活动本身，也成了受资本无意识驱使的伪主体性，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对空间政治的统治的无脸方式。

其次，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生产自由言说中的政治沉默和无语，同样也是一种深刻的空间关系悖论。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这种无脸的统治必然产生“抽象空间的‘用户们’的沉默（silence des usagers）”！请一定注意，这里的沉默并非过去专制社会空间中的禁言，也不是说住在公寓和践行于城市建筑中的空间用户们不说话，因为，直接呈现在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最多的就是自由的言说，但遵循了抽象和透明空间使用法则的用户们，已经没有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实质性批判和根本性否定。这里的沉默不是不说话，而是什么都可以说的假象背后隐匿着的空间政治革命的沉默和不在场。这是一种更深的反动的否定性。在这里还应该深究的问题，是列斐伏尔使用的usagers（用户们），如果具体落实到资产阶级现实社会抽象空间的不同建筑设施中去，就会发现，用户本身也会是分裂的。在华尔街中操纵金融空间的金融大亨们和帝国大厦中制定资本全球化战略的跨国公司老板们，与城市建筑物中的普通劳动者，在政治沉默游戏中承担的角色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空间句法构序和游戏规则的自主制定者，而后者才是列斐伏尔此处揭示出来的特殊空间用户们——被统治空间关系场境中沉默的99%。列斐伏尔质问道：为什么那些用户们甘愿被操纵，即使他们的空间与日常生活遭受巨大伤害也不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呢？^［1］78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是因为无脸的空间统治者十分善于把“用户”的注意力与利益转向别处，比如“过得更好”“让生活更丰富多彩”“提高生活质量”“让生活变得有风格”，再对他们的要求与建议施以小恩小惠，或者通过一种满足欲望的替代性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由此使用户们从内心臣服于抽象空间，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其三，列斐伏尔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空间实践中关系场境本身的抽象化和空心化，一个由符码和景观建构起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表象和体验世界掏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德波《景观社会》中景观拜物教批判话语的接受和发挥，只是那个泛泛的景观概念被内嵌到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中来了。在列斐伏尔看来，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空间作为一个总体，其地位已经被那一部分赋予了虚幻特殊性（illusoirement privilégiée）的空间——也即有关写作与想象的、以书写文本（杂志、图书）为基础的、由媒体传播的那一部分空间——所侵夺；简言之，那一部分空间相当于与亲历经验相对立、施展着令人生畏的消解性力量（puissance réductrice）的抽象空间^［1］8-79。

这个illusoirement privilégiée（虚幻的特殊性），正是德波那个在今天资产阶级世界中无处不在的景观。它由平面媒体和广播—电视一类媒介构成，在今天，则是网络信息的数字化媒体。列斐伏尔同样没有细致地区分的地方，是这里的空间生产中实质上也存在着一种制造景观的资产阶级和被景观支配的无脑观众的分裂问题。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抽象空间中，真正居于特权地位的是由资产阶级制造的各种符码和影像构序起来的空间表象和抽象表征性，再经过大众传媒的鼓噪，人们亲身经历的感性世界倒显得灰头土脸，社会空间中的空间实践所发生的真实经济和政治关系场境已经被幻象的表征性空间所掏空和褫夺。由此，幻象构序起来的“这种空间的先在（existence pré-supposé），决定了主体的出场（présence）、它的行动与话语、它的能力与执行；但是主体的出场、行动与话语，在它们预设了这种空间的同时，也一样否定了这种空间”^［1］86-87。这又是一个悖论。因为，列斐伏尔自己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在这里会再一次爆裂：在景观先在编码的幻境中出场的伪主体的空间实践，这种伪主体的空间构想和空间感，会多重炸裂于处于景观制造顶端的资产阶级、自以为在编码空间句法的专业建筑和规划专家以及处于受动空间情境中的普通用户。于是，事实很少被说出，因为亲历经验（vécu）已经被“构想之物”所碾压和征服。历史被作为一种怀旧情绪，自然被作为一种遗憾、一种在我们背后快速消失的地平线而体验着。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情感以及感觉/ 感官领域，均不能够获准进入抽象空间，从而也无法传达象征——是通过一种既表意主体又表意拒绝主体的术语来指认的。这个术语依托一种荒诞的空间理性，这个术语就是“无意识”（inconscient）^［1］77-78。

前面我们讨论过的空间“感知—构想—亲历”三元辩证法，在这里的抽象空间生产中被具象化了。也因为空间实践的抽象化，走向金钱和财富的空间关系成了唯一的空间句法，现在人们在表征性空间中的vécu（亲历）想象，无论是什么建筑物中发生的空间感，已经被资产阶级强大的意识形态空间表象所支配和碾压，所有关于真实历史和本有自然的感知都是无法进入到抽象空间中来的，抽象空间生产中的主体体验方式只能是一种空间表意中的社会无意识。不仅时间就是金钱，空间也是金钱，人们是在满脑子发财梦的构想中进入所有空间场境的。他们不知道却如此构想和体验空间，其背后正是资产阶级景观意识形态制造的“成功人士”“美国梦”之类的“构想之物”的隐性支配。

其四，抽象空间经济学中的“非暴力约定”。列斐伏尔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之所以能够构序上述那种政治沉默和社会无意识，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抽象空间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发挥作用，其中存在某些对话（dialogue）性质的内容，这意味着其中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合意、一些不侵犯条约，也可以说存在某些非暴力的约定（contrat de non-violence），它推行一种互惠原则，一种用途的共同性”^［1］69。这倒是列斐伏尔的新看法。这是说，在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中，生成着一种空间关系中的非强制性的约定，这种空间关系构成着一种新型的空间经济学（économie spatiale）。这种空间经济学，显然不同于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指认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在那里，空间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作为战略性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生产理论^［4］88。在列斐伏尔看来：

这种经济学为特定地点（商店、咖啡馆、电影院）带来了稳定的人际关系，因此也造就了一种关于这些地方的含蓄的话语；而这些反过来也导致了一些共同理解和惯例，据此，例如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麻烦的、宁静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和平相处，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如此等等。至于这种语境中的指称性的（即描述性的）话语，它们起到了准法律的作用，并且调节着舆论共识：这里的空间是留给自由的，逞强好斗在这里找不到立足之地^［1］86。

这是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出现的新的空间场境关系。依我的理解，这正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空间生产话语中的落地。列斐伏尔意思是说，在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生产中，保留了一些特定的空间地点，并生成着某种人们之间相互约定和共识中的特殊空间关系场境：在商店中自由地逛街、购物，在咖啡店喝咖啡和无目的地聊天，在电影院中沉迷于观看电影，大家平静地做自己的事情，仿佛这些特定的空间“是留给自由的”。依列斐伏尔的观点，这正是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看起来逃离了资本强制的自由空间。而实际上，这种没有了“逞强好斗”的和平式的空间经济学中，却发生着构序“共同理解和惯例”、调节“舆论共识”的隐性支配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由此，一种无意识的权力认同悄然生成。在今天，则会增加网吧、卡拉OK和电子游戏屋的非暴力关系场境，甚至人们低头沉迷于智能手机中的非共在空间，这都会成为资产阶级抽象空间中隐性意识形态霸权的支配对象。

四、从矛盾性的空间走向差异性空间

当然，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肯定要批判和否定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一方面，抽象空间中已经内嵌着复杂的空间性矛盾（contradictions de l’espace），这些矛盾有历史空间留下的旧有矛盾，也出现了一些“倾向于促使抽象空间轰然崩溃的全新的矛盾”^［1］79。这是资产阶级抽象空间自我否定的客观前提。然而，列斐伏尔并没有在元哲学的构序逻辑中具体地指认这些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另一方面，如何才能阻止抽象空间对世界的统治和占领呢，他的答案，还是马克思所指认的阶级斗争（lutte des classes）。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出现就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直接结果。列斐伏尔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古老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一个空间，这种斗争的标志仍然清晰可辨。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历史城镇被那些冲突所改变，它们的踪迹与结果还很容易看见”^［1］87。与传统阶级斗争研究不同的地方，是列斐伏尔将斗争本身就视作空间实践的一种主要形式，原来是封建庄园周边农耕生产的空间表象的村镇，被资产阶级所必要的劳动力集聚点所替代，新型工业—商业城市出现了。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有些类似布尔迪厄的斗争关系场论。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场境更多地表现为对抗性社会中否定性的不同资本力量关系博弈的斗争关系场（champ）^［5］18。列斐伏尔以巴黎为例，他说，胜利的资产阶级在原来属于贵族的社会空间里建立了工厂和公寓：

法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的胜利之后，资产阶级摧毁了位于巴黎中心马莱区的贵族空间，强迫这片奢华的地区为物质生产服务，在那里建立起工厂与公寓。通过一个“世俗化”（popularisant）的过程，这片空间变得既丑陋不堪又一片生机，带上了鲜明的资产阶级风格^［1］78-88。

在列斐伏尔眼里，空间实践中人改变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也体现在物性的建筑设施之中，因为，过去巴黎城中的皇宫和庄园，每日激活的是皇亲贵族们“奢华”的生活场境，而正是在旧巴黎的废墟上，在新建立的资本家的工厂和城市公寓之中，才会激活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中资本家盘剥工人关系的场境，这也是激起无产阶级起来反抗的阶级斗争的空间基础。列斐伏尔认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伟大空间实践的主要构成，在所有对抗性社会的空间生产中，它都“镶嵌在空间之中”。这是对的。可列斐伏尔并没有指认这种“镶嵌在空间之中”的阶级斗争的根据，正是空间辩证法本身的分裂和矛盾。所以在今天，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也同样会面临新的斗争。

的确，也只有阶级斗争才能阻止抽象空间对全球实行霸权以及隐藏一切差异。唯有阶级斗争才有能力区分和产生出各种差异性，这些差异并非以战略、“逻辑”或“体制”等面目出现的经济增长的固有物。也就是说，各种差异既非由增长所引起，也无法被增长所吞并吸收。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远比从前多样化，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少数族裔的政治活动^［1］84。

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答案。列斐伏尔仍然相信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发动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阻止资本逻辑对整个空间世界的吞食，只有阶级斗争才会中断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蔓延的历史进程，从而恢复社会空间生产的差异性，建设一种全新的差异性空间。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提及了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以及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的文化阶级斗争。列斐伏尔这样论述这种替代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的未来空间生产方式：

我将称之为“差异性空间”（d’espace différentiel）。这是因为，既然抽象空间倾向于同质化（l’homogénéité），倾向于抹杀现存的差异性与特殊性，那么一种新型空间除非强调差异性，否则是不可能诞生或产生的。这种新型空间，它要恢复被抽象空间所破坏的统一性——即社会实践的功能、要素与环节的统一。它还要终结那导致了个人的身体、社会有机体、人的需要的集合以及知识集合的完整性受到毁坏的地方化（les localizations）现象^［1］79-80。

在列斐伏尔理想中的差异性社会空间中，一是要恢复被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同质化力量消除的差异性关系场境和空间存在特性，它的空间本质，将是内嵌丰富差异性的直接取用性关系，取代抽象空间中发生的商品交换同一性；二是重建被幻像空间所遮蔽起来的现实空间统一体，以消除空间存在的非总体性，真正实现人在空间关系场境中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我认为，当列斐伏尔涉及空间革命的具体实现道路时，如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他再一次回落到人本主义的逻辑推论之中，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真正解放，是要在变革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将空间实践和空间构想中失去的自主活动归还给劳动者，将空间关系场境中的支配权力交还给人民，所有人在空间生产中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

当然，列斐伏尔并没有说espace différentiel（差异性空间）就一定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这可能只是一种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走向革命性未来的假设。因为在他看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生产出新的空间，“这种革命实际上没能改变生活本身，而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或政治设施”^［1］81。在这里，列斐伏尔并没有充分展开对这种未来的差异性空间的分析，而在这本书的第六章中，他具体讨论了差异性空间。

①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9年在索邦大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8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从事研究工作。1954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61－1965，1962年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巴黎大学楠泰尔分校（1965－1971）、巴黎高等研究专科学校（1971—1973）等不同学校任教。代表作有：《辩证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1939）；《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导论》（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1947）；《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1958）；《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性的社会学基础》（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1962）；《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1965）；《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La vie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 1968）；《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1970）；《空间与政治（城市权利第二卷）》（Henri Lefebvre, Le droit à la ville, vol. 2: Espaceet politique，1973）；《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La survie du capitalism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1973）；《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1974）；《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走向日常的元哲学）》（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I. De la modernité au modernisme［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1981）等。

②“空间的历史”（L’histoire de l’espace）概念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精心设计的一个关键词。它既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历史观的“空间化”改写，也是对海德格尔晚年的“存在历史观”思想的蓄意和挑战性的模仿。在列氏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的空间历史先后经历了并存在着如下形态：1.绝对空间（l’espace absolu）：自然，各式各样空间的滥觞与原型；2.神圣空间（espace sacre）：城邦、暴君与神圣国王，古埃及王朝；3.历史性空间（espace historique）：政治国家、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可透视空间；4.抽象空间（espace abstrait）：资本主义、财产等等的政治经济空间；5.矛盾空间（l’espace contradictoire）：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性意义的对立；6.差异空间（d’espace differentiel）：未来的能够体现差异与新鲜体验的空间。（参看Rob Shields Lefebvre,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1999,pp.170-172）——中译者注。

③［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0-71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 57.

④［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2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 58.

⑤［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2-73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 58-59.

⑥［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3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 59.

⑦［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3-74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59.

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关系下，人的创造性的“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一种从属形式”（ ［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因为，自主性活动往往由奴隶主和地主据有，而奴隶和农民只是这种自主活动对象化的生产劳动的承担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人的自主活动力量颠倒地表现为事物的力量》，《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⑨［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4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60.

⑩在那里，列斐伏尔指出：“亚当·斯密从社会的一般职能所必需的各种个别的和专业的劳动出发，通过抽象（absttaction），得出了社会劳动（travail social）的概念。这个抽象概念有一种完全具体的客观内容：社会第一次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表面上看来很简单的这个概念，概括、提炼出经济与社会现象的一个复杂体，或更正确地说：一个总体（totalité）。各种现实的具体劳动被吸收在社会劳动这个抽象概念之中而消失了。”［法］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李元明译，三联书店（北京）1966年版，第48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0.pp.65.

⑪［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5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61.

⑫当铜与铅、铝合金后，其熔点会从1080℃降到800℃，且耐磨损程度则大大提高。这是将自然物质中对人的用在性抽象出来重塑和构序的典型。

⑬［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7页。中译文有改动。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Ed.Anthropos, Paris,2000.p.62.

⑭如果对列斐伏尔的一些主体文本中“aliénation”的出场频次进行一个粗略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逻辑话语能指地位的改变：在人本主义话语处于主导地位的《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中，“aliénation”使用了234次，《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仍然维持了171次的高频使用，而到了《都市革命》一书，“aliénation”一词的使用频次突然下降到超低频的7次，这正好对应于我前面所指认的列斐伏尔真正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的方法论转折时刻。并且，“aliénation”一词在文本中的低频情境，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的幸存》和《空间的生产》中的10次。

【参考文献】

［1］［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法］列斐伏尔.都市革命［M］.刘怀玉，等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法］列斐伏尔.论国家［M］.李青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4］［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M］.谭立德，译.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