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亚洲面临着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繁杂问题。在美方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等外部压力与挑战下，构建亚洲安全模式的意义格外重大。该模式以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为核心，强调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试图突破安全壁垒，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诉求。理论内涵上，亚洲安全模式把传统、非传统安全要素融合，倡议亚洲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平等参与、携手承担责任。实践路径方面，亚洲安全模式倡导通过强化对话协商机制凝聚安全认知，扩大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抵御新型威胁，同时坚定自主发展的道路，维护区域安全的有序格局，高效抵御外部搅扰。实施亚洲安全模式可促进亚洲国家的团结与协同，齐心应对外部困境，守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亚洲安全模式；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建共享；区域合作；国家安全

一、问题的提出

亚洲为人口数量最多的洲，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不断提升，已跻身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一极。亚洲安全问题不单单关乎亚洲的安全情形，也牵涉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昌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斗争背景下，亚洲的安全形势与经济稳定受到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贸易壁垒高筑等因素影响。一方面，经贸领域的紧张局势可能成为某些国家转移国内矛盾、制造地区紧张的借口，进而引发军事对峙、地缘政治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升级；另一方面，经贸摩擦导致的经济下滑、民生困境又可能滋生社会动荡、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形成安全与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拥有大量人口、广袤地域、多样文化且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亚洲，目前遭遇复杂安全挑战，这些问题损害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带来风险与潜在危机［1］。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国家之间命运相连、相互依赖，借助平等磋商、互利合作解决彼此间各种安全和发展问题。探求一种贴合亚洲实际的安全模式，成了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渴求，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这一探索给出了明确方向。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地区热点问题频繁涌现，海洋争议、领土纷争、恐怖活动、跨国违法等问题纷至沓来［2］，这些问题不只是考验亚洲国家的智慧和能力，还对既有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构成严峻考验。

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系统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周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科学分析形势，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此次会议不仅对我国未来周边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更是首次提出“亚洲安全模式”这一概念［3］。在周边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亚洲国家有必要携手以共，以安全合作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基于地缘政治角度，亚洲是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之一，稳定的安全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正是为了有效凝聚地区共识，推动地区安全合作，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4］。基于经济安全角度，实施“亚洲安全模式”将进一步巩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给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后盾［5］。在和平稳定的环境里，亚洲各国相互间的贸易壁垒将渐渐消除，经济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强化，为亚洲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筑牢坚实根基。对中国而言，这将带来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合作机缘，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层面的竞争力。基于周边外交策略角度，中国跟周边国家同呼吸共患难、命运相连，依靠倡导亚洲安全观，构建起相互信赖的合作机制，可以进一步增进周边合作，一起应对风险问题［6］。提出“亚洲安全模式”，正是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示例体现，有益于强化我国跟周边国家的互信与合作，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后盾。基于全球安全治理角度，随着国际安全局势日益错综复杂，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不只是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关键探索，也是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积极贡献［7］。它着重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倡导以对话协商、多边合作等途径处理安全事务，为亚洲甚至全球的安全治理给出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亚洲安全模式”还可带动地区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将会更加注重提升地区连通度与应急保障能力，这会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获得更多合作商机以及发展空间，拉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迈向国际化。此外，和平稳定的环境有益于亚洲国家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透明、金融合作深入推进。“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对降低金融风险有好处，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健程度和韧性水平，有利于我国金融企业改善经营业绩［8］。

二、亚洲安全模式的形成逻辑：多重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安全模式形成具有多重逻辑。一是复杂安全形势产生倒逼，传统安全问题像领土争端、军事同盟等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相互穿插，传统安全理念无法适应现有的形势，促使亚洲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新安全理念。二是区域合作需求起到推动作用，亚洲经济合作的加深态势凸显，经济融合使各国相互的依存关系增强，经济安全需求明显突出，同时经济融合影响了政治、社会层面，亚洲国家意识到需调整安全理念，注重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应运而生。三是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演变，因外部势力介入，亚洲的安全压力有所增大，解决跨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然而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亚洲国家应摸索安全路径，以维护自身利益，推动亚洲和平发展。

（一）复杂安全形势倒逼：传统与非传统问题交织催生新理念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下，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9］，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交织叠加，形成了复杂且严峻的安全挑战格局。这种复杂的安全形势成为亚洲安全模式形成的强大倒逼力量，催生出全新的安全理念。传统安全问题根深蒂固，领土争端及海洋权益纠纷问题不断恶化。如南海问题，周边有关国家非法占有中国的南海岛礁且不断在南海地区挑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29个，菲律宾侵占8个，马来西亚侵占5个，文莱声称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拥有主权［10］。有关国家不仅在侵占的岛礁上进行大规模军事设施建设，还频繁派遣军舰和飞机进入中国管辖海域和空域进行挑衅活动，仅2022年菲律宾就多次在仁爱礁等海域制造事端，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军事同盟图谋和军备竞赛问题一直也影响着亚洲地区［11］。一些域外大国为了谋取亚洲利益，不断加大对亚洲的军事同盟压力和军事部署压力，例如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韩国、日本等盟友频繁举行联合军演，2025年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创下近年新高，参演兵力达3.5万人，投入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演习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压力与挑战。这种传统安全问题不仅直接威胁到一个国家的主权，而且会导致地区军备竞赛、造成大量经济资源消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对传统安全困境，亚洲国家开始意识到“兵器相加”不能真正解决冲突，必须寻求一种更加综合、更加包容的安全模式。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迅速崛起和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亚洲地区的安全困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对亚洲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12］。如2019年斯里兰卡发生的连环爆炸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该组织在亚洲多地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其组织使用暴力的手段制造社会恐慌，破坏社会秩序，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随着网络安全迅猛发展，信息安全技术所引起的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影响同样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等巨大安全问题。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安全形势，必须寻求一种可以涵盖多种安全领域、并且还能应对多种安全问题的新安全理念。

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这使得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越发复杂且难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亚洲国家必须认真审视现有的安全观念与安全模式，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即统筹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安全理念。亚洲安全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通过对话、谈判、合作等和平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为指引，着重发挥地区国家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13］。这种新安全理念的形成，不仅是对亚洲地区复杂安全形势的积极回应，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二）区域合作需求推动：经济融合催生安全理念革新

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范围越来越广，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互为彼此、互为对方”的经济发展格局。从贸易角度看，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深入合作。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与实施进一步推进了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高了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依存度。经济融合以及依存度的增加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能够迅速通过溢出效应传播到其他国家，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鉴于此，维护地区经济安全已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传统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理念已经不符合当前经济融合的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理念的创新发展。

经济交融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同时在政治、社会等其他层面也得以延伸。亚洲国家在经济交融进程中，政治互信逐步增强、人文交流不断深化、文化交融不断加深。亚洲国家意识到地区安全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强化地区安全合作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如“一带一路”倡议下大量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加强地区国家之间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项目顺利实施则需要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因此，亚洲国家在安全理念上需要调整创新，更加注重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基于经济融合过程中所带来的安全需求变化，亚洲国家需要探索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安全理念。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14］习近平总书记将亚洲安全观拓展到对世界普遍适用的安全观，提倡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是对经济融合背景下安全理念创新的集中体现。共同安全理念强调亚洲国家之间的安全是相互关联、紧密相连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15］。综合安全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各个范畴，需要全面统筹各类安全问题。合作安全倡导以对话、协商、合作等和平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16］。可持续安全强调安全与发展的相互促进，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17］。这种安全理念创新为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开辟了新路径，指明了新方向。它有利于推动亚洲地区在安全领域构建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亚洲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三）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外部压力促使安全模式探索

从世界权力结构转型的维度看，对于传统国际权力格局而言，西方中心主义渐趋失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逐步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3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达58.9%，世界经济重心持续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世界格局的演变让某些西方大国滋生战略焦虑，它们竭力用政策手段维护自身既有的世界霸权地位，对地区大国事务进行插手与渗透。诸如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从表面看是强调保障各地区自由开放，实际是美国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美国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军事合作，频繁举行联合军演，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外部势力的介入致使亚洲国家承担更大的安全压力，以往的传统安全模式难以有效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安全形势，亚洲国家急需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安全模式，以维护自身利益安全。

未来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亚洲安全受跨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正逐渐显现，像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犯罪等问题，应由国际社会共同处理［18］。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出于一己私利，采取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做法，拖慢了国际合作开展的步伐。就亚洲地区而言，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要求各国增进合作、共享资讯、统一行动，但外部环境的复杂特性和不确定性增添了合作难度［19］。面对外部压力，亚洲国家需要探索搭建能够促进地区安全合作、携手应对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安全模式，以此增强亚洲地区的安全韧性与安全应对能力。

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迫使亚洲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制定自身安全战略及经济外交政策。亚洲国家在外部压力的影响下，意识到只有团结协作才能谋取更大的地区安全。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地区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而亚洲安全模式探索是亚洲国家应对国际格局调整、争取亚洲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方式。亚洲安全模式探索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持久和平、可持续发展，使国际格局朝着更加均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亚洲安全模式的理论内涵：从理念共识到制度构建的内在逻辑

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涉及多方面逻辑。共建共享安全理念是核心要点，展现各国在安全事务方面平等参与、一起担责，促进安危一体，提升命运共同体认同感，为安全合作给予理论支撑。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打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界限，要求在制定政策时统筹兼顾二者，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统筹机制，给应对复杂安全问题作出战略指引。协商合作的安全路径强调要以对话为指引方向，把对话作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把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向前推进是重要目标，拓展合作的范围、深挖合作的内容、强化机制的有效性，增强地区机制相互间的协调衔接。此安全路径作为亚洲安全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保障地区和平与发展。

（一）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推动安危与共，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

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凸显了亚洲各国在安全事务中平等参与及共同担责的重要意义。即便亚洲各国在政治制度框架、经济发展态势、文化传统内涵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安全呈现出相互关联状态，任何一个国家若出现安全问题，都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产生影响。共建共享要求各国树立起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立足各国平等参与，携手制定安全规则、完善安全机制、实施安全行动。如应对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事宜，离不开各国的协作互助，各国借助加强情报互通与合作、联合执法等途径一起打造安全防线。这种平等参与体现出各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主体特性，提高安全合作的效率及效果。共建共享同样要求各国共同扛起安全责任，亚洲地区安全体现整体性，各个国家的内政安全皆关乎地区安全大局，不管国家大小如何，都需承担相应义务，皆有义务参与共同安全事务，合力应对安全问题。

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有助于推动安危与共，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20］。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依存度不断提高，亚洲各国逐渐形成了“一国安全事关其他国家安全”的安全利益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有助于促进各国深刻认识这一点，能让它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防范安全风险。如自然灾害发生时，各国可相互救援、相互救助，减轻自然灾害损失，这种安危与共的合作关系能够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各国更加团结一致。命运共同体意识让亚洲各国从更长远和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安全问题，共同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命运共同体意识让各国在安全合作中更加注重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会为了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影响地区安全大局。共建共享的安全理念是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的核心内容，是推动亚洲安危共济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基础，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未来，亚洲各国要积极倡导共建共享安全理念，深化安全合作，共同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实现亚洲长治久安和发展。

（二）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打破壁垒，整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维度

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本质上是打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固有的界限。传统安全通常指的是国家面临军事冲突、政治对抗等问题；非传统安全则指的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多样化安全风险与威胁。在亚洲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如在阿富汗地区，长期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土壤。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当地局势迅速恶化，塔利班重新掌权，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恐怖势力趁机在阿富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1］。恐怖主义活动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程度，增加了传统安全风险，周边国家担心恐怖主义外溢，一些国家加强了边境管控和军事部署。所以，既不能孤立地看待传统安全，也不能孤立地看待非传统安全，而是需要将两者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交织，要求亚洲国家在制定安全政策时需要在考虑传统安全因素的基础上，同时考虑非传统安全因素，进而打通部门间障碍、领域间障碍，使安全资源利用更加有效。这也意味着各国需要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机制，加强不同安全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共同面对各种安全问题。

统筹治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推进新时代安全战略的必然之义。亚洲国家应全面把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内在关联，让非传统安全融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既维护传统安全，又要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应进一步加大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抵御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阶段，要充分借助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安全机制及资源，依靠加强国际合作、联合执法等方式打击跨国犯罪及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格局；同时借助安全理念的革新、安全文化的构建，树立以综合、共同、合作为核心的新理念，培育亚洲命运共同体［22］。要增进安全教育及培训实施，增强公众的安全警觉与应对安全威胁的本事。如新加坡政府通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统筹融合的安全战略是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的核心组成内容，它突破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界限，聚合了安全维度，为亚洲地区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问题给出了有效的战略指引。在未来，亚洲各国应积极落实此战略，增进安全合作，携手营造更为安全、稳固的亚洲安全格局。

（三）协商合作的安全路径：坚持安全对话优先，推动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

协商合作的安全路径强调坚持对话导向。亚洲国家由于处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中，有差异化的文化背景、安全需求等，安全对话共识形成难度较高。而对话是解决安全问题争议、增进安全互信的最基本方式，也是国际关系中处理安全问题最直接、最有效、最易接受的方式。目前，亚洲已经具备对话的平台和空间，如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都为各国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条件，推动了地区安全对话的可持续开展［23］。如在南海问题上，相关国家之间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海上安全、资源开发等难题，这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对缓解紧张局势、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坚持对话导向还意味着各国应用和平的、理性的、有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安全分歧，而不是使用对抗的、冲突的方式。

推进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是探索协商合作安全路径的重要目标。机制化的安全合作可为亚洲国家间构建一种稳定且规范的安全合作机制，提升安全合作效率和效果。亚洲地区已经建立了一些安全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在合作范围、合作深度、合作执行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从机制建设、机制规则完善、机制适应性提升、机制有效性增强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扩大安全合作机制的合作范围，将更多的亚洲国家纳入安全合作机制，使安全合作机制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另一方面，深化安全合作机制的内容，不仅注重传统的安全合作，更注重非传统的安全合作。这需要各国建立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对安全合作中的表现进行监督和评估，促使各国积极进行安全合作，进而提高安全合作的效率。此外，推进地区机制化的安全合作还需要增强地区机制之间协调和衔接，避免地区机制之间的重叠和冲突，形成合力以共同解决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

以对话为导向的协商合作安全路径，是亚洲安全模式理论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各国在安全领域协商合作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助于推动亚洲地区的繁荣与进步。在未来，亚洲国家应该始终坚持安全协商合作，逐步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化，共同营造更加安全与稳定的亚洲安全环境。

四、亚洲安全模式面临的挑战：复杂局势下的多重考验

亚洲安全模式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与安全诉求相互碰撞，导致共识构建陷入困难，影响到地区安全合作的协同效果。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扩散与强化，诸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具备跨国性、突发性和复杂性，给亚洲安全模式造成巨大压力。外部势力的地缘博弈干涉，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途径扰乱地区安全秩序，导致亚洲安全局势呈现不确定性与不稳定的态势。面对此类挑战，亚洲国家需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加大沟通交流力度，守住战略节奏、抵御外部搅扰，探索贴合地区实际情况的安全合作机制。

（一）差异多元下的共识难题：多样政治文化与安全诉求交织碰撞

亚洲区域内国家数量众多，政治文化呈现显著的多元性。不同国家具备独有的历史发展路径、文化风尚和价值信念，这些缘由造就出不同的政治文化模式。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熏陶甚久，重视集体至上、等级安排与安稳和谐，在安全意识上更倾向用协商合作维持地区和平［24］；南亚和中亚国家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其政治文化浸透着深厚的宗教色彩，安全诉求通常与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紧密结合［25］。这种政治文化的多样属性，促使不同国家在安全问题的理解及处理问题的态度与做法上出现差异，有时难以就安全理念、安全价值观等思维内容达成共识。此种文化差异使拥有不同政治文化的国家投身安全合作时，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利益边界存在分歧，在安全抉择和行动上不易协调统一，提高了安全合作的门槛。

多样的安全诉求交织碰撞是亚洲安全模式建构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安全环境等存在差异，这使得安全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一些大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考虑，在安全合作中可能更加突出自身的主导性以及利益需求。中小国家则更加关注本国的主权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习惯于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自保［26］。当前，亚洲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非传统安全诉求：有的是恐怖主义问题诉求，有的是网络安全问题诉求，还有的是气候变化问题诉求，等等。在不同安全诉求的碰撞下，亚洲各国有时难以形成共同利益平衡点，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合作思路以及行动方案。

差异多元的共识难题集中体现为政治文化与安全诉求的多元碰撞、交织，这使亚洲安全模式构建面临极大挑战，不仅影响到亚洲国家安全合作的协同配合，而且减弱了亚洲地区整体安全问题的处理效能。怎样在复杂多变的亚洲安全局势下突破这一难点，谋求最大程度的共识要点，是亚洲安全模式亟须处理的关键事项。这需各国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展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信任、探索亚洲地区安全合作协调配合的模式与体系，借此推动亚洲安全模式不断趋向完善。

（二）新型威胁带来的压力升级：非传统安全挑战持续扩散与深化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深化体现为其影响范围扩大。亚洲最突出的安全问题是恐怖主义活动，其活动范围突破了国界限制，恐怖组织借助亚洲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差异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在亚洲诸国建立恐怖袭击点。就“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而言，虽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中东地区，但其影响范围已蔓延到亚洲各国。跨国犯罪同样是亚洲地区正面临的严峻非传统安全挑战之一。亚洲地区也面临毒品走私、人口贩卖、网络犯罪等问题，此类犯罪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更严重威胁到各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非传统安全挑战之所以造成不良影响，重点在于其复杂属性。这类问题大多呈现出跨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的特点，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造成的。实际面临的风险中，既有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干旱、台风这类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还牵涉资源欠缺、环境破坏、土地盐化以及人口迁移等系列社会问题。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全球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等紧密相关，所以应对气候变化需各国合作完成［27］。非传统安全挑战之间还存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关系，如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相互勾搭，依靠网络技术实施违法活动，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让亚洲国家在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而在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各国需加强合作协调，但亚洲各国在安全利益、发展程度、应对能力等层面存在差异，造成合作协调环节容易产生分歧及矛盾，使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处理难度上升。新型安全问题引发的压力，让亚洲安全模式的构建面临严峻挑战。亚洲国家需要加强协作统筹，相互交流借鉴经验，采取有效对策，以推进亚洲安全模式不断完善。

（三）外部干预引发的稳定困境：地缘博弈影响区域安全秩序重塑

亚洲地区由于其关键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充裕的战略资源，成为大国地缘争夺的核心地带。域外大国从自身战略利益角度考量，争先插手亚洲区域事务，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搅扰亚洲地区安全局面。如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推行“印太战略”，扩大域内军事同盟规模，密集安排军事演习及部署，企图维持其在亚洲区域的军事领先优势与战略领导角色。该军事干预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的恶化，也打乱了亚洲国家间形成的安全平衡架构，使部分国家在安全保障上陷入两难困局。如菲律宾一方面要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等域外大国的蛊惑，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提高了地区安全的不可预测性。域外大国的经济干预也会对亚洲地区安全秩序造成负面影响，某些大国施行贸易保护、经济制裁等招数，试图牵制域内国家的发展势头，阻滞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开展。这种经济干预会影响社会稳定、破坏经济秩序，进而对地区安全秩序产生冲击。

地缘博弈也对亚洲区域安全秩序重构进程产生影响。亚洲各国寻求符合地区实际的安全合作机制及安全秩序，以达成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域外大国的干预令此进程充满变数。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干扰了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运转，各国在安全合作中的立场和行动为外部因素所影响，不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如亚洲地区若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因域外大国干预，造成各方安全议题分歧难以消弭，安全合作进程遭遇障碍。地缘博弈让亚洲地区安全秩序在重塑方向上充满未知，域外大国时常妄图依据自身意愿与利益塑造亚洲地区的安全秩序，这与亚洲国家的自主诉求及地区实际状况相悖。此偏差极有可能阻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重塑进程，甚至引发新的安全矛盾与危机，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外部势力的干预使亚洲陷入稳定困境，尤其是地缘层面的博弈对区域安全秩序的重塑产生了不利影响，给亚洲安全模式的构建带来了严峻挑战。这种干预破坏了亚洲区域安全平衡，影响亚洲国家安全合作，阻滞亚洲地区安全秩序重塑进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亚洲国家务必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强化团结与合作，共同应对外部干预所带来的挑战，推动亚洲安全模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稳步迈进。

五、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路径：区域探索对全球治理的启示

亚洲安全模式实践路径的探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面对共识问题，亚洲各国增强对话磋商，以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为依托增进互信，积攒安全层面的共识，探求共同利益的契合点。面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亚洲国家扩大合作，增进情报共享与提升能力。亚洲国家秉持自主发展理念，通过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合作强化自身实力，抵御外部搅扰，打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秩序。这些实践不仅维护了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形势，也为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体现了多边合作、情报共享以及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推动了全球安全秩序的健全与进步。

（一）针对共识难题：强化对话协商，凝聚安全共识

亚洲地区的国家数量庞大，各个国家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与安全诉求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让各国在安全问题范畴内达成共识面临较大挑战。但是依靠强化对话磋商机制，可以切实增进各国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为凝聚安全共识奠定有利基础。亚洲地区已存在各类对话协商平台，譬如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皆为各国搭建了平等交流的平台，亚洲各国能在这些平台就安全事项进行商洽。如东盟地区论坛定期安排召开论坛会议、研讨会等活动，研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上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难题，互相分享信息和经验，共同摸索解决方案，搭建对话协商机制，增进相互理解信任，为达成安全问题共识奠定基础。

为扎实凝聚安全相关共识，亚洲各国应依托对话协商途径，踊跃探索共同利益的最大契合点。虽然各国在安全需求上存在差异，但在保障地区安全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有共同利益，各国可借助对话磋商，精准地界定共同利益，并把它作为安全合作的核心与关键着力点。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难题之际，亚洲各个国家均遭遇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等棘手挑战。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数据库（C3S）的公报，截至2024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12个月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水平高出至少1.5摄氏度；极端气候事件如暴雨、热浪等的发生频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加。此类问题对各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威胁。各国可借助沟通商谈，共同商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及手段，深化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亚洲各国需相互借鉴全球治理相关经验，建立更公正合理又具实效的安全合作规则及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各国依靠多边合作方式，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难关，取得了一定效果［28］，亚洲各国可借鉴这种多边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以对话协商作为根基，确立贴合亚洲地区实际的安全合作规则与机制，保障各国在安全合作中的权利与义务得以落实。

强化对话交流、凝聚安全共识是亚洲安全模式实践路径之一，采用这一路径，亚洲各国能顺利破解共识障碍，拓展安全合作范畴，维系地区和平安定局面。该路径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有益借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亚洲的智慧和方案［29］。在未来，亚洲各国需不断强化对话磋商，持续拓宽安全合作的领域，为亚洲地区的长久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二）应对新型威胁：深化非传统安全合作，提升应对能力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提速，亚洲地区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呈现出愈发错综严峻的态势。为高效应对此类新型威胁，亚洲各国需进一步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目前亚洲地区已搭建起一些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范畴内的安全合作、东盟在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的配合等。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停演变，仍需进一步深化拓展安全合作机制，各国之间需强化情报信息交流与共享活动，设立便利、高效的情报信息互通渠道，以保障能够及时洞察非传统安全问题动态，及时采用相关举措应对。如在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活动中，可利用情报共享掌握恐怖组织运行模式、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情况，再实施打击行动。

提升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是深化合作的关键环节之一。亚洲各国应当增进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共同组织培训、演练等事宜，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领。亚洲各国可在网络安全范畴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培养网络安全人员，共同抵御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方面威胁。亚洲各国需开展应急响应机制建设方面的合作，设定一致的应急预案及响应机制的标准，加快应急响应的步伐，提升应急响应效果。就公共卫生危机而言，亚洲各国合作构建了公共卫生危机监测及预警体系，巩固了医疗物资储备以及人员培训机制，以此保证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可以迅速且高效地采取防控手段。

亚洲地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提升联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能力的经验借鉴。在全球范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体具有复杂属性，这需要各国强化合作、携手应对。亚洲地区的实践历程说明，采用构建有效合作模式、增进情报信息共享以及强化能力培育，可提升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世界各国可汲取亚洲地区的实践经验，打造更宽广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网络，加深在国际组织中的协同合作，共同健全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

（三）抵御外部干预：坚持自主发展，维护区域安全秩序

部分域外大国基于其战略利益经常插手亚洲地区事务，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影响亚洲地区安全和发展，试图谋取亚洲地区安全格局的“领导权”。这种外部干预行为打破了亚洲地区原有的安全平衡，阻碍了亚洲国家自主发展的进程。亚洲国家必须坚定地走自主发展道路，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与战略自主性，有效抵御外部干预。在经济发展方面，亚洲地区国家须加快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提高经济自主性和竞争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依赖度。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机制，提高区域经济风险抵御能力。如东盟国家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是亚洲国家抵御外部干预的重要保证。亚洲国家有必要共同建立适应地区安全状况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安全秩序，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一方面，亚洲国家需要强化安全对话协商，借助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推动安全互信建设，化解安全矛盾［30］。在立足国内安全的基础上，亚洲国家还要从安全能力建设方面提高军事防御能力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开展联合军演等方式，提高区域安全合作的协同性和有效性。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为亚洲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天顶．地缘经济割裂、再全球化及中国的应对［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4（2）：49-56．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30．

［3］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N］．人民日报，2025-04-10（1）．

［4］ 江时学．论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必要性、路径及中国的贡献［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6）：1-19+133．

［5］ 孙云霄．国际规范转变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24-136．

［6］ 钟联．同舟共济向未来［J］．当代世界，2022（4）：1．

［7］ 凌胜利，王秋怡．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3（2）：1-21+165-166．

［8］ 徐政，宁尚通．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32-142．

［9］ 高祖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J］．科学社会主义，2015（2）：4-10．

［10］ 唐盟．越南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数据集［J］．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2018（2）：210-214+333-337．

［11］ 董向荣．识别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与非安全困境［J］．东北亚论坛，2019（1）：102-115+128．

［12］ 汤光鸿．非传统安全——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J］．太平洋学报，2005（9）：11-20．

［13］ 王亚军．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J］．国际安全研究，2019（3）：3-22+155-156．

［14］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4-05-22（1）．

［15］ 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J］．世界经济研究，2004（7）：10-14．

［16］ 徐步，唐永胜，傅梦孜，等．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施路径笔谈［J］．国际问题研究，2022（4）：20-38．

［17］ 余姣．论中国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安全合作［J］．社会主义研究，2021（3）：158-169．

［18］ 李怀义．亚太安全：概念与模式［J］．国际政治研究，2001（1）：89-94．

［19］ 蔡拓．全球学：概念、范畴、方法与学科定位［J］．国际政治研究，2013（3）：1-22+186．

［20］ 欧佳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特征与方案［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2）：95-104．

［21］ 魏亮．“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3）：88-103+120．

［22］ 李洪才，杨光海．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J］．和平与发展，2015（2）：15-26+115-116+131-142．

［23］ 王俊生．中美安全秩序观的差异与亚洲安全秩序构建［J］．东北亚论坛，2024（5）：20-33+127．

［24］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7．

［25］ Zhai Yida．A Peaceful Prospector or a Threat to Global Order：How Asian Youth View a Rising China［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9（1）：43．

［26］ Cui Shunji，Buzan Barry．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J］．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6（2）：182．

［27］ Hameiri Shahar，Jones Lee，Sandor Adam．Security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Transformation：Moving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J］．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2018（1）：464．

［28］ 林宇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社会风险的辩证审视［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5-11+21．

［29］ 王帆．全球安全倡议与中国外交方略［J］．国家安全研究，2022（4）：143-147．

［30］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强调解决时代课题，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1-01-26（1）．

基金项目：贵州省商务厅招标课题重点资助项目“深入研究全省开放型产业现状，大力发展开放型产业，培育壮大开放型企业”

黄正松，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单凌涛，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