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效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需清晰认知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失语”困境、“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矛盾性认知等，对之构成了严峻挑战。国际传播进入“智媒时代”、国际舆论格局发生百年未有之变，以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则为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此，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传播”，对不同类型的受众实施“分众传播”，搭建“一体三翼”的多元主体传播矩阵，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效能。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智媒时代；国际舆论格局；分众传播；媒体融合

引言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这一表述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5。此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各种双边与多边国际场合深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5年9月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254 2017年1月，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习近平主席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416。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这一表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关联，标志着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回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历程［4］。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重要理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与零和博弈思维，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理念性国际公共产品。因此，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中国政府及媒体就开启了对之的全球宣介。其虽在国际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也得到了国外一些精英群体的赞誉与认同，甚至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认可与采纳，但也遭到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质疑、误解与污化，由此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意义、现状、困境以及具体路径。如徐艳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向度、传播体系构建和现实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5］；蔡文成等学者从时空、主体、利益等维度，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认同”应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性力量［6］；刘洋等学者分析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曲解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7］。虽有部分学者从跨文化传播与国际政治环境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但未较为系统地分析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鉴于此，有必要在“挑战—机遇—方略”的分析框架下，从技术维度、时代维度等做一系统分析，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针对性建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挑战

在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失语”困境、“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及其提倡的理念的矛盾性认知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构成了挑战。

（一）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失语”困境

关于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8］。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判断。在国际传播领域，世界各国已将之视为关键因素，开始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本国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作用。然而，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强化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霸权与发展中国家的“失语”态势，成为话语霸权国继续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工具。话语霸权国家通过算法技术霸权可对国际话语的内容、形式、点击率等进行操纵，持续放大数据偏差，使点击率更高的内容呈现于用户面前，使某些话语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的全景空间中成为主流话语，边缘化其他话语。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炮制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话语在国际舆论场域成为主流话语，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维护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话语，却在国际舆论场域遭到压制。这种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非西方话语的极限压制，造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难以逾越的屏障。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强化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霸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本就缺少国际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失语”境地。基于某种政治意图，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霸权国家凭借其权力优势和道义强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操纵社交媒体，制造或散布虚假信息，以攻击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被其视为竞争对手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事实与真相被遮蔽，让他们处于被动和失语状态［9］。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发布“全球信息诚信原则”时就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剧了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在全球层面的扩散。而不透明的算法也将人们推入各种信息泡沫，进而强化了各种歧视性偏见［10］。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西方现有国际舆论秩序带来的冲击，西方国家一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遏制与抹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抑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落地生根。

同样，由于难以解释人工智能算法形成的“黑箱”，国际舆论场域中的霸权者还可以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推卸到人工智能技术上，强调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中心—边缘”地位或强者与弱者的分野是人工智能技术自为的结果，因而给其在国际舆论领域中的霸权地位披上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外衣。例如，截至2025年4月，以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命运共同体）为关键词，搜索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只有390条相关新闻报道，而其中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闻报道只有6条；而以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只有4条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闻报道。

（二）“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

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他者进行殖民开始，其就凭借强大的“硬实力”掌控了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权。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将西方制度传播于世界各地的进程中，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对其他文明进行“文明优劣”的评判，在国际舆论场域构建起一套西方是先进的、权威的元叙事。在这套元叙事中，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至高点”，具有“普世性”和相较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性”。在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文明优越论”叙事下，国际舆论场域形成了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世界话语，构建了以西方话语规则为标准的国际传播规则与秩序。这一国际传播规则与秩序不但强化了其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霸权，而且加剧了“东西”“南北”之间国际传播的不均衡态势，呈现出信息主要从中心（发达国家）向边缘（发展中国家）流动，却很少从边缘向中心逆向流动的“中心—边缘流动模式”［11］。这一模式反映了一个事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当前国际舆论格局的“中心”，拥有话语霸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当前国际舆论格局的“边缘”，缺乏相应话语权。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形象一般是“自我”与“他者”共同形塑的结果。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塑造者”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塑者”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在美化自身的同时，以“新闻自由”为由，贬低、丑化其他文明形态，借各种理由歪曲、抹黑与其立场不同、阵营不同的国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在经历“百年屈辱”后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这一西方国家眼中的“他者”自然成为西方国家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对于中国这一西方国家眼中的“异文化”国家，其媒体虽有肯定，但更多的是质疑、批评、抹黑与污化。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常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话语进行负面解读甚至故意污化。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及学者对之的攻击、抹黑与污化不断，或认为其是中国为支持本国国家利益而制造的一种概念框架［12］，或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在改变国际规则与规范、传播中国的价值观［13］，或认为中国意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14］。鉴于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域中的话语霸权，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抹黑与污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明真相的公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认知，由此导致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错误认知。

（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多重矛盾性认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始终把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强调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及其提出的倡议存在多重矛盾性认知，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首先，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能否走和平发展之路存在矛盾性认知。虽然中国一直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深受西方“国强必霸”历史思维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担忧中国是否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

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矛盾性认知。在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与掠夺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想学习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又想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之便车以推动其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在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炮制的“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论”等污名化叙事的影响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又担心过于“依附”中国而使自身利益受损。2022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访南太岛国时，虽然一直强调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做强加于人的事情，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15］，但部分南太平洋岛国对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仍心存疑虑。近几年，在全球经济危机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挑战和变化，西方诸如“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产能过剩论”等各种论调又开始鼓噪，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

最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矛盾性认知。由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被西方国家剥削、压迫与殖民的共同历史经历，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共同发展需求，还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获得应有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的共同国际诉求，这种相似的历史经历与共同诉求，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较为肯定与认同的态度。但由于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其对本国产生冲击。有东南亚学者就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会导致一种不对称关系的出现，使东盟成员国更加依赖中国，并失去自主性［16］。此外，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前西方宗主国存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多重依赖，其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态度也常仰西方国家之鼻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机遇

当前，国际传播进入“智媒时代”、国际舆论格局发生百年未有之变，以及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国际传播的“智媒时代”

从传播媒介演变的视角观之，随着5G、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的快速发展，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智媒时代”，即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新旧媒体融合而呈现数据跟踪、智能分发的时代［17］。这一时代的传播远不同于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物传播时代与电子传播时代，其将极大地冲击传统媒体所形塑的传播秩序，并对国际传播的主体、方式、内容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国际传播的主体结构发生改变。在以往的国际传播中，虽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也是国际传播的主体，但民族国家是最具影响力的传播主体。在智媒时代，虽然各国政府在国际传播活动中继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跨国公司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成为另一支国际传播的主力军，并与民族国家在充满无限商机的智媒领域展开博弈。新时代全球性问题的愈发凸显及其对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而曾经被动的受众开始主动创作、分享与发布讯息，成为国际传播的多元化主体之一。其次，国际传播的方式发生改变。人类早期的传播主要采用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符号媒介传播手段，近现代的国际传播则主要采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而在智媒时代，互联网新闻平台和平台型媒体的飞速崛起，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平台社会”，传播主体既可以通过传统媒体，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讯息。最后，国际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在以往的国际传播中，受众要了解外部讯息，常由传统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等“把关人”决定。在智媒时代，因人人皆媒、万物皆媒，国际传播的内容不再受传统媒体及“把关人”的限制而变得丰富多彩。

对于中国而言，智媒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机遇。首先，为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机遇。在原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实践中，我国主要以官方性质的传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其他传播主体的优势。在智媒时代，传播主体泛化，包括政府、媒体在内的传统国际传播主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公民个人与虚拟主体甚至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机器，都能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讯息的生产、分发与传播中。其次，为拓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形式提供了机遇。在以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主要借助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且更多采用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传播形式与模式都较为单一。在智媒时代，除了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外，还可借助互联网及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在延续以往国际传播采用图文及音视频的形式下，制作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运用VR／AR、超高清视频、智能交互等新型传播产品形态，通过精准的内容推送与分众传播，展现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国外受众带来“沉浸式体验”。最后，为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内容提供了机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以往主要以中国政府与中国媒体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闻类讯息为主，如中国领导人在双边与多边国际舞台上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与他国或国际组织携手构建双边与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传播内容难以满足国外受众对中国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庞大而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在智媒时代，科技赋能有助于传播主体创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内容，且形式更加多样，甚至“借助智媒实现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和形态呈现”［18］。

（二）国际舆论格局百年未有之变

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的舆论斗争格局以国际格局为基础，国际舆论格局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际舞台上的各种舆论力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19］这表明国际格局是国际舆论格局的基础，国际舆论格局会随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国际舆论领域的去中心化、技术驱动等变化，实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信息传播维度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国际舆论格局也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变。

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人类社会尚未形成全球性交往体系。自新航路开辟始，西方国家在殖民非西方国家的同时也主宰了全球传播规则的话语权与制定权。二战后，各殖民地虽纷纷获得了政治独立，但依然存在对原宗主国的信息依赖，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努力也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压制。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占据着国际舆论传播的制高点，牢牢把控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呈现“西强东弱”“北高南低”的国际舆论格局。如果借助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范式来分析国际舆论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处于国际舆论格局的“中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处于国际舆论格局的“半边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舆论格局的“边缘”。这种国际舆论格局如果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算起，已持续了五百年以上；即使从“资本主义大国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算起，也已持续了百年以上。然而，这种持续了百年以上的国际舆论格局严重违反了信息获取、信息分配、信息利用的公平原则，导致信息在媒体分布、传播内容流动上严重失衡，传播内容亦不真实。西方国家与这种国际舆论格局相互强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使国际传播的两极分化态势加剧。同时，他们利用自身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被动的”二次传播与多次传播，将自身信息及价值理念投射到国际舆论场域，对世界各国媒体及民众的认知与态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受国际格局变动之影响的国际舆论格局也必然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而变动。对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纲表示，“当前，国际舆论场的格局之变、话语之变、攻守之变在深度演进”［21］。一些学者也表示，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舆论格局也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变，以前“美英主流媒体‘双头’垄断的格局正在被破除，国际媒体间的关系开始由互相竞争转向全员协作”［22］。这种国际舆论新格局不但呈现出从隔离到融合、做朋友而非异己、要对话不要对抗、是竞合而不是竞争的特点［23］，还呈现出中国因素不断凸显的特点。

对于中国而言，国际舆论格局百年未有之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舆论场域“突围”甚至“后发赶超”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之变，意味着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域以其意愿与价值观肆意操控国际舆论场中的问题、规则与内容的能力将会削弱，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进行问题设置、规则制定的能力将会增强，这有助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推进国际舆论场域话语权的平等分配，为遏制西方国家污名化中国的行为，以及中国在国际观念领域与其他理念展开公平竞争、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另一方面，国际舆论格局之中国因素的凸显使中国日益成为西方媒体和国际舆论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也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契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舆论关注度已较为接近美国，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4］。对“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外交”等有关中国的虚假叙事就是国际舆论场域中各行为体关注中国的明证。针对国外对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中国话语与中国理念的错误认知与故意污化，中国媒体可展开基于事实的对话与批驳，构建与既有污名化叙事相竞争的替代性叙事或反叙事。

（三）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显著成效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科技实力取得跨越式发展，已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科技追赶型国家迈入了科技创新型国家，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迈入了“第一方阵”［25］。在能够颠覆国际传播格局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虽然属于“后来者”，但现已处于全球第一方阵，在智能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以及社交机器人、算法推荐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5G网络建设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22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83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14.53亿户，泛智能终端成为市场消费热点［26］。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在基础架构、智能终端、大模型等方面提升了国际竞争力。2024年12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刷屏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即是一例。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27］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1＋6＋N”的立体化外宣格局，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网络。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主力军，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海外拥有非洲、北美与欧洲三大区域制作中心和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五个语种六个电视频道，以及多个新媒体平台与广播频率，国际新闻自采率与首发率、独家新闻数量大幅提升，海外影响力、知名度、认可度及传播效果显著提高。在2021年底，CGTN英语新媒体脸书主账号粉丝达到了近1.2亿，CGTN法语新媒体脸书账号粉丝超过了2000万，成为脸书平台全球英语与法语新闻媒体第一大号［28］。我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方略

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应运用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类型受众实施“分众传播”，并构建“一体三翼”的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国际传播矩阵，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

（一）以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当前，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从传播主体、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影响着国际传播。鉴于此，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实践中，除传统的“人”外，也应加入人工智能机器。可采用人工智能生成＋人类协作的“人智协作”方式，为内容生产“赋能”，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选题、内容创作等提供高效辅助，进而生产出智能化、场景化、多样化甚至是个性化的新闻产品。特别是在视觉信息更具传播优势的情况下，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频产品，以小切口展现“地球村”的大图景，用小故事讲述“共同命运”的大道理。同样，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基础设施”。

此外，以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融合传播”。通过由“相加”变“相融”，构建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同频共振”的立体传播矩阵，将相关报道全范围展示于报、台、网、端、微等不同媒体上。一方面，不仅可以通过纸质刊物和电子刊物双向渠道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可以通过拍摄纪录片、制作专题节目等，在国际知名视频网站上发布。另一方面，可通过报刊报道相关新闻的大致情况、电视进行专题报道与深度剖析、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实时更新等，并加强与受众互动。借助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打破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讯息的分众化推送与“私人定制”的精准推送，由此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系列报道《数说命运共同体》，采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与生产独家内容，将数据可视化与视频表达进行有机结合，通过挖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共赢的鲜活故事，生动地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9］。

（二）加强对不同类型受众的分众传播

在媒体平台化和平台媒体化的背景下，受众已由“被动的受众”转变为“主动的受众”。在此情况下，要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效能必须打破以往“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走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符合全球传播观念发展规律的全新传播模式［30］，对不同类型的受众实施分众传播。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受众来看，总体上可以分为“顺意受众”“中立受众”及“逆意受众”三类［31］。其中顺意受众是指认可与赞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受众，逆意受众是指不认可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受众，而中立受众则是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态度较为模糊的国际受众。针对上述三类国际受众，宜采取稳固并不断扩大顺意受众、努力争取中立受众、尽力转化逆意受众的传播策略。针对顺意受众，可借助大数据大致确定其分布于哪些国家，在此基础上保持和加强与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与合作关系，不断扩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朋友圈”，由此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顺意受众的数量。针对中立受众，由于其较易受理性说服方法的影响，可通过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等搭建知识共享平台，使他们参与到对全球层面危及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挑战、区域层面危害地区各国的传统安全挑战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威胁的讨论中来。通过“争论、讨论与对话”等规范性劝服这种“诉诸理性”的方式来达到其向顺意受众转变的目的，避免其退化为逆意受众。针对逆意受众，在改善、缓和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视频、图片等向逆意受众展示类似于全球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问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运用对逆意受众更有说服效果的“两面提示法”来增进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核心内涵的了解与认知，由此使之由逆意受众转变为中立受众，甚至是顺意受众。

（三）搭建“一体三翼”的多元主体传播矩阵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中，还必须推动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搭建以政府为主体、以国际组织与中国跨国企业及以个人为支撑点的“一体三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国际传播矩阵。一方面，继续强化中国政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在本文搜集的LexisNexis新闻数据库中，国外英文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闻报道，其主要的信息引用源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政府行为体与官方媒体，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与中国政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宣介力度总体上呈正相关。因此，中国政府在重要的主场外交、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等场合，在谈及人类社会、区域国家或双边层面面临的共同性挑战时，继续阐述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内涵，强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阐明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努力。政府新闻发言人要善于利用新闻发布会平台，紧跟国际社会与各国民众普遍关注的人类命运与共的热点话题，第一时间发表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把握对全球性问题的表达权、叙事权以及舆论主导权。

另一方面，推动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公民个人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中。在借助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发声的同时，继续加强与不同类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其主动发出“人类命运与共”之声，并力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嵌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草案、决议、文件甚至宗旨与原则中，推进其在国际组织内的制度化。可通过包括智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向国际社会分享知识，或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来讲好诸如中国式现代化与减贫的故事。还可通过参加相关国际会议，或支持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举办国际性论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与愿景以及中国的实际行动传递给国际公众。应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在维持和增进企业经济利益与传播本国价值观念方面的历史经验，探索企业经济行为与国家对外传播价值理念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形成企业高管、企业新闻发言人、企业对外传播部门、企业驻外员工及企业当地员工等五类传播主体协同共进的组织架构，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所在国的相关既有话语“联系”起来，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在地化”。应开展“人人皆大使”的公共外交，学会用百姓的故事、百姓的语言和百姓的视角来诠释自己［32］，通过推动国内民众与国外民众的沟通与交流，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以及类似于Rose夫妻①(即一位非洲女子Rose嫁给中国男子，她通过短视频内容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以及融入中国文化的故事。)这种平凡百姓的故事等，增进国外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认同。

结语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植根于中华文明“和合共生”哲学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新理念，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有力地回应了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为有效应对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与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宣介和推动下，其正从一种理念转化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三大倡议，中国始终以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诠释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中引起了思想共鸣。

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回归、民粹主义兴起、大国战略竞争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话语霸权，一直在污名化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阻挠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对此，中国不但需要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全球共享的“物质性公共产品”“观念性公共产品”与“制度性公共产品”［33］，还需要以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为目标，秉持“论辩逻辑”与“说辞逻辑”［34］，加快构建更具韧性、更能共情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智能传播矩阵，搭建“一体多翼”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传播网络，打造跨文化对话的柔性传播范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真正融入世界不同文明的价值与伦理谱系。特别是要秉持“分众传播”，注重在世界不同区域的精英群体中构建理性对话空间，在国与国的民间交往中厚植情感认同基础，形成具有代际传承效力的价值共同体，由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在国内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5］的同时，在国际社会推动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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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涛，法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19XKS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