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制于认知心理学的桎梏，人们无法解释为何历史类比在广受批评的同时依然屡见不鲜。借助本体安全研究的视角，本文从确保自传式叙事和自我—他者关系连贯性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类比如何为国家建构稳定的集体身份进行阐释。为了更好地突出本体安全研究与研究历史类比的传统认知心理学路径之间的区别，本文以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和拜登执政时期美国所面临的本体安全威胁以及为此采取的“新冷战”叙事作为案例。这一时期的美国因民主运转不良、领导地位衰落以及自由国际秩序深陷危机而陷入焦虑和本体安全受损的状态之中。为此，美国通过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进行类比，试图重振国内外对于民主的信心、建构极化的敌人形象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来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以及在讲述冷战故事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西方世界内部的共同价值认同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团结。

关键词：历史类比；本体安全；集体身份；中美关系；新冷战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两句在东西方广为流传的俗语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基本假设，即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人们理解当前与未来的重要参照点。国际关系史中不乏决策者利用历史类比来理解眼前之事的案例，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慕尼黑阴谋”。尽管如此，历史类比有时却会让人们误入歧途，而当前美国试图基于“赢得冷战的胜利经验”来框定中美关系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恰恰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越来越无法说服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历史类比的功能与作用，尤其需要尝试理解从与现实情况仔细比照看来往往并不奏效的历史类比为何会被一国精英反复使用甚至视为理所当然？为此，本文试图基于近年来兴起的本体安全研究，从维护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和自我—他者关系的惯例化的角度出发，对盛行于美国决策界的冷战类比在满足美国的本体安全诉求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析。

 一  历史类比与国际关系研究：运作逻辑与研究不足

（一）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类比：定义与功能

在邝云峰（Khong Yuen Foong）看来，历史类比是这样一种推论，即两个或多个在不同时间节点发生的事件如果在某一方面具有一致性，那么它们在另外的某些方面也可能是类似的，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X：BX=AY：BY。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似性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即人们不仅觉察到事件A和事件B之间存在相似性，而且也认为在事件A中引发特定结果的原因同样存在于事件B中，所以便能推断出事件B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使用历史类比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突破既有信息缺失的局限，从而用历史案例中的“默认值”或“普遍规律”来更加完整地刻画和分析当前的情势。心理学家认为，将自己在现实中遭遇的新情况与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进行匹配类比是人类认知结构的主要构型之一，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或是单纯为了比较而比较。

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目前对于历史类比的分析大多承袭认知心理学路径。在贾尼斯·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看来，复杂的国际环境给决策者施加了巨大的信息处理压力，但后者是一个认知能力有限或“认知吝啬”的行为体——他们往往不能或不愿对每个选项的成本—收益结构进行充分权衡。决策者会寻求一些简化策略来节省认知能量，避免认知失调或不相符，而历史类比就是一种有益的方法。这是因为历史类比不仅能让决策者迅速判断哪个政策选项最能实现其既定利益，还能够帮助他们认清自己所面临的局势以及说服国内外受众接受自己做出的政策选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到：“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受信息的解读······以往的国际事件为政治家提供了一系列可以设想的情景，使他发现规律和因果关系，帮助他解读所面临的世界。”从更加抽象的层面上来说，历史类比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在将决定引至特定方向上的同时让其他备选项被统统搁置在一旁。

（二）重新诠释历史类比的功能：从认知心理学到本体安全研究

虽然历史类比具有各种积极作用，但是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曾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外交决策为例，详细刻画了“政策制定者常常误用历史”的情形。迈克尔·德希（Michael C. Desch）进一步归纳了历史类比无法带来预期结果的五个原因：过去的事件与当前情势根本就无关；政策制定者往往只会从历史中学到极为肤浅的教训；政策制定者很少会考虑除自己想到的第一个类比以外的其他可能；历史类比往往激起恐惧或愧疚等情绪以干扰理性判断的做出；进行类比的目的是解决当前的挑战，与准确刻画历史事实并无关联。罗兰·帕里斯（Roland Paris）则认为历史类比的负面效应源于大多数适合被用作历史类比的参照对象本身就存在内在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使得基于特定类比得出的政策方案并非唯一或不言自明。最后，阿克斯·库珀（Akos Kopper）等人强调历史类比造成的麻烦是它必然会限制可供人们进行选择的范围，经常暗示决策者要追求单刀直入的因果关联而非深入全面地分析问题，结果便是走向决定论或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值得一提的是，梅、德希、帕里斯以及库珀等学者对待历史类比的态度事实上反映了一种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立场，即采用历史类比往往最终只会带来糟糕的结果，所以即便不能完全抛弃这种做法，也最好尽可能地将其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然而邝云峰却提醒我们要意识到即便向决策者指出他们所偏好的类比与现在的实际情况并不相似，也无法削弱其对使用这一策略的坚定信念，并且他们在遇到新的问题时依然会诉诸这一方法——使用历史类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针对这一现象的存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至多会根据历史类比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来暗示政策制定者通常是非理性的。在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看来，这种批评是有违常识的：如果人类从不理性行事，那么谁或者什么东西还会理性行事呢？在本文看来，除去满足个体（决策者）向外认知周遭世界的需要外，历史类比还具有“内部指向”的功能，即为自我集体身份的构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认知心理学的传统路径之外来审视历史类比的作用。换句话说，特定的集体使用历史类比是为了向自己以及他人讲述有关“我们是谁”的故事，所以援引历史是一种传播自我身份的方式——历史有助于定义和证实人们的存在本身。

在这方面，本体安全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颇具洞见的视角，以便让我们在有关历史类比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脉络之外理解历史类比在稳定行为体自传式叙事和与他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这可能与其自身的物理安全相悖。事实上，一开始将本体安全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看上去并不理性的行为——国家愿意采取具有高度风险甚至破坏性影响的行为——实际上隐藏着合理化的根源。除了外向性的认知功能之外，历史类比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向内”为某个特定的集体提供一个熟悉的故事，从而抑制身份的自我确证因情势变化而产生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认知心理学对历史类比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明确回答之后如何形成对外部环境的理解以及相应行为策略的选择，其最终目标在于确保国家的物理生存得到保障。与此同时，认知心理学所着眼的分析层次是以个体领导人或政策制定者为主。相比之下，本体安全研究对历史类比的讨论则首先以集体为主要分析单元，然后侧重于集体身份形成并得以连贯运作这个内在过程本身，它并不否认集体身份形成之后历史类比发挥相应的认知功能，同时其所关注的重点也从确保物理生存转向了能否通过获得相应的承认以保证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实现。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传统路径还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由于使用历史类比的目的是确保物理安全，所以它总是出现在某些危机或国际冲突爆发之际。这意味着相关场景具有偶然性、紧迫性、短暂性以及威胁对象明确性的特征。但是正如下文所要表明的那样，历史类比还适用于那些具有持续性、非紧急性和对象尚不明确的非危机情境之中，而这对于维护国家的本体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  本体安全视阈下的历史类比

本体安全的提出源于精神分析学家莱恩（R. D. Laing）的论述。在他看来，一个感到本体安全的个人“可以经历自己空间上的真实、生动、完整以及时间上的连续”。与个人类似，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集体也被认为存在一种建立强烈生存确证感与对自我身份怀有安全感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将本体安全界定为国家存在的安全，而非物理或身体的安全，即一种对自己是谁的主观意识，而这种意识能够推动和激励国家开展行动和做出选择，从而使得国家具备必要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这里，物理安全或“作为生存的安全”是指免于对有敌意国家的恐惧，而本体安全或“作为存在的安全”是指抑制焦虑、形成主体性与能动性的能力。焦虑与恐惧的区别在于它不像后者那样总指向某个明确的对象，暗示了采取应对措施的紧迫性；相反，焦虑是一种模糊、非对象且令人感到不悦的忧虑感。一般来说，焦虑存在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即对人终有一死的必然性感到不安；第二种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即对丧失精神世界的价值与终极关怀的担忧；第三种是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即要求人们追求完美以及道德上的自律。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实现本体安全需要借助各种惯例来实现，其目的在于维持自传式叙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的连续性和自我—他者关系的稳定性。在这里，惯例是一种被情境信号自动并重复激活的程式化反应倾向，从而让人们在很少或几乎不进行有意权衡利弊的条件下进行思考和行动。显然，历史类比是各类惯例的其中一种，并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于当前情况并非完全一无所知的“安慰”。建立历史类比能为人们营造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环境，让人们认识到各种新问题不过是此前情况的复现，并且已经掌握针对这类情形的程式化应对方案。除此以外，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激活有关过去的叙事，不仅是为了当前选择的合理性做辩护，而且是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时，过去可以提供某种方向感；当他们漂浮不定时，过去可以提供锚定之所；当他们陷入绝望时，过去可以昭示指引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类比在唤起人们对意义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意识方面具有极为强大的引导作用，在抑制与无意义和非道德有关的焦虑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历史类比首先是构建国家自传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自传式叙事是指国家以反身性方式来理解和认知自我的那些故事，其目的在于将对国家“自我”的描述或理解与特定政策相连，并赋予后者以符合国家自我认知的意义。自传式叙事通常源自被一国普遍接受的话语、对话和修辞，用于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断裂和歧义整合为连贯的故事整体，让人们理解国家行动的原因以及经历了怎样的遭遇，从而使得这些行动具有特定的意义。通过展示国家所忠实信奉的道义秩序和美德伦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类型的国家”这一问题通过自传式叙事得到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利用历史类比来建构自传式叙事凸显了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考量：一个国家的集体自我身份首先产生于对本国此前历史经历的解读和诠释，即要构建起一个有关“这个国家过去是谁、现在依旧是谁以及将来继续作为谁”的叙事。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历史类比都不会完全忠实于真实历史本身，而是以目前希望建构的自我形象作为出发点省略一部分史实而突出另外一些内容，从而赋予那些我们选定的内容和基于此开展的行动以意识形态和情绪上的意义。为了凸显这种意义的连续性，被用来与当前情况进行类比的历史经历往往是那些“美好的过去”，并且省去了可能会令人感到羞愧不安的创伤遭遇，而这有助于让国家满足其当前的本体安全诉求。作为一种内向型过程，历史类比将政治共同体引以为豪的历史记忆重新投射到了现实政治之中，以便确保自传式叙事拥有一种“贯穿时间的连续性”。

其次，历史类比还具有让自我—他者关系趋于惯例化的功能。这种自我—他者关系首先存在于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之中。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导致一国无法完全掌握有关他国实力、意图、决心和结盟情况的信息，外加身处其中的国家都拥有那些能够对彼此造成巨大伤害的武器，各国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成为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空间，诱发国家在本体论层次上对于死亡、价值空虚和道德模糊的焦虑。面对这种焦虑的侵袭，国家有强烈的动机利用作为一种惯例的历史类比来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确定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要么将其作为敌人，要么就将其作为朋友，从而让自己非常确信“我们是谁”“我们需要在互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们是谁”“他们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因为历史类比能够为国家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有关敌人和朋友形象的叙事，从而为某些行动提供必要的理由，让某些行动成为可能，甚至可以为行为体提供超出其原本认为适当可行范围的其他选择。自我—他者关系除了与其他国家有关以外，还涉及如何与作为整体的国际秩序建立稳定联系——宏观外部环境作为体系性他者而存在。国际秩序只有在其特征和边界上都具备比较充分的主体间共识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个可识别且运转良好的实体得以存在并对国家产生持续的影响；当构成这种秩序的结构性力量分配、规则规范与制度安排发生明显变化时，身处其中的国家就会感到焦虑。为了满足对于自身本体安全的需要，国家不仅看重秩序本身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它们对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规范是否得到有效遵从和维护的感知也至关重要。有别于在认知层面上理解外部世界复杂性的功能，历史类比提供一种情绪上的庇护与安抚作用：它为感到焦虑的国家营造了一种家园感（A Sense of Home），使其在国际秩序的大变动之际既能确信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未来，也能获得免于外部监视与威胁以及世界不确定性侵扰的轻松舒适感。

图1总结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历史类比的两种分析逻辑，从而为下文对当前美国面临的焦虑以及援引历史类比来克服相应本体安全威胁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学术分析的必要性和清晰性，本文将历史类比所发挥的功能拆分成了认知心理学和本体安全研究两种不同的路径。然而在实际运作层面，这两种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所承担的功能会出现在同一个历史类比之中，共同构成行为体使用这种类比的关键原因。

 三  当前美国面临的本体安全威胁 

胡戈·冯·埃森（Hugo von Essen）等人的最新研究解释了构成国家本体安全威胁的3个主要来源：国家因觉察到本国的自传式叙事缺乏连续性而感到焦虑，国家因对自己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缺乏信任而感到焦虑，以及国家因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规范与制度的连贯性存疑而感到焦虑。据此，下文将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分析美国在当前所面临的本体安全威胁（如表1所示）。

（一）自传式叙事的不安全：美国民主的危机

许多美国人现在依然认为美国是民主的同义词——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就曾宣称“民主是美国从建国至今最为神圣的事业”。在他们眼中，这个国家诞生于反对暴政和君主制的革命中，时至今日仍然致力于捍卫民主、消灭专制。因此，美国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民主的共同认可就成为保持美国自传式叙事稳定性的核心支柱，对此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直言：“拒绝民主信条实际上就是拒绝成为美国人”。美国有关民主的自传式叙事始于《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并在1787年美国宪法中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口吻昭告天下。进入19世纪，美国各州几乎所有的白人都逐渐获得投票权，这就让美国比当时的欧洲各国更具包容性。在20世纪，美国宣称已经让全体美国人无论性别或种族都能平等享有公民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标榜自己的民主体制是其他国家应当效仿的典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借助自己的实力优势进行大范围的民主输出，同时给那些与美式民主不一样的国家贴上“恶劣民主”或“专制国家”等标签以进行打压。

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倒退的现状很好地反映出美国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正遭到破坏。目前只有很少的美国选民在投票时会将符合民主原则作为选择候选人的首要标准。相比之下，他们通常会基于自己的党派认同或是对具体政策的偏好来进行投票。选民意愿调整的背后折射出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富裕的个人、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政党之间极化严重并容易导致政治僵局的出现；选举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得许多选民的利益并没有被充分代表。这些负面因素还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中被进一步放大。为确保自己的意志能够得到充分贯彻，特朗普试图绕开代议制度以及主流媒体的传统渠道与其支持者建立起直接的个人联系。这被认为是与民主对法治精神的追求背道而驰，并且破坏了作为民主原则核心的权力制衡与公平竞争。特朗普对于主流媒体的持续攻讦和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的各种煽动性言论还使得公共话语变得日趋极化对立，丧失了原本理性且开放的特征，而后者对于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特朗普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当选后都曾频繁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毫不掩饰自己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屑，任用具有种族主义背景之人担任政府高级官员以及颁布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穆斯林禁令”。所有这些无不与美国自诩为民主典范的自传式叙事相冲突。

（二）自我—他者关系的不安全：美国领导地位的危机

从一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自我—他者关系的不安全首先表现为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由于美国的实力优势以及昭昭天命的信念，“领导与追随”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界定自我—他者关系的惯用方式，同时也构成美国民众骄傲和自信的主要基础。二战后几乎每一场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官方演讲都会提及美国注定有责任要领导世界、美国价值观具有优越性、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救世主”角色，以及全球各国那些“明事理”的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承担领导责任表示欢迎。2017年1月奥巴马在离任前给特朗普的信中这样写道：“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确实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行动以及发挥自己作为榜样的力量来维持国际秩序自冷战结束以来稳定发展的趋势，同时美国自身的财富增长和安全保障也有赖于这种领导地位。”

进入21世纪，美国领导地位所获得的承认和赞许面临多重挑战，触发了日益明显的“地位焦虑”。这种焦虑首先源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恐怖组织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威胁，而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得这些行为体更容易削弱美国政府的反应能力和对议程控制的能力。其次是全球南方国家在美国面前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自主性。在俄乌冲突中，即便是加入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印度也不愿意完全追随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严厉的制裁，而巴西、南非、印尼和阿根廷等国同样也采取了相对平衡中立的态度。同时它们还积极利用本国掌握的独特优势，与美国在不同议题领域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最后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自己对于是否继续承担领导责任的承诺产生了疑问。跟此前历任总统所不同的是，特朗普并不认为加强美国对于全球事务的领导能够解决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相反，他将这种领导存在本身视为是问题根源。结果就是让美国与既有的国际规范与制度安排发生脱节，致使那些对维护美国优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盟友和伙伴认为美国变成了一个“陌生且难以辨识”的国家，动摇了后者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惯例化承认。

（三）自我—他者关系的不安全：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于美国本体安全至关重要的体系性他者大致可以被视为是其所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包括开放性原则、对基于松散规则关系的承诺、建立一定形式的安全合作框架、强调“权力政治”可被驯服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观念以及推动国际秩序朝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等要素。美国精英基本上都认可这套秩序从建立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它为1945年以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环境，实现了对于共同威胁的有效威慑；其次这套秩序推动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得作为其核心成员的美国与西欧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最后，这套秩序让民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接受，带动了国际人权机制的建立，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美式价值观的全球感召力。

但是该秩序近年来正展现出内外交困之势，从而给美国造成了自我—他者关系的不安全。这场危机始于全球实力分布格局的总体变化。作为这套秩序核心成员的美西方国家目前的实力远不如秩序建立之初时那么强大，而非西方国家正快速崛起并试图在这套秩序中争取到更大的影响力，双方的利益分歧动摇了这套秩序的稳定性。被称为“中等国家”的那部分国家近年来也一改过去积极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立场：由于国内政局的变化，它们在国际上参与人权保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冲突调解等领域事务的意愿以及投入的资源有所下降，自身所标榜的中立性受到质疑，并且对于推动国际规范扩散的意愿也大打折扣。另外一些美国精英则将破坏自由国际秩序的矛头直指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修正主义大国”。在他们看来，虽然中俄没有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正在试图颠覆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国际秩序的各种关键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这套秩序的核心成员现在也愈加频繁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就在美国竭力攻击所谓中国“修正主义”的同时，一些研究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自己不遵守甚至故意破坏这套秩序的情形。美国历史上充斥着其一边敦促其他国家接受国际规范与制度的约束，但自己却将此束之高阁的案例，而这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中就已经非常明显。除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愈演愈烈之外，欧洲形势的变化也同样令人瞩目。长期以来，欧盟被认为是全球化与自由相互依赖的典范，重视经济力量、外交合作以及国际制度和规范，致力于将自己塑造为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传统以巩固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近年来兴起的“地缘政治欧洲”概念则体现了一种倒退和悲观的立场：它认为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来自大国博弈的剧烈冲击，所以需要回归重视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考量的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西欧普遍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因其反对民主原则、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违背了自由国际秩序对于开放性和平等性的承诺，从而构成了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又一重要威胁。

 四  冷战类比与美国本体安全的重构

就在美国的本体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同时，所谓“新冷战”“第二次冷战”以及“冷战2.0”的说法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逐渐走红。这些概念最早被美国方面用以理解21世纪初美俄关系的变化，即俄罗斯为了反制西方通过北约东扩挤压其安全战略空间所引发的一系列对抗。但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以后，美国有关“新冷战”的叙事指涉对象开始从俄罗斯转向中国，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进行类比，强调两者都是超级大国之间围绕世界领导权的零和斗争。

（一）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进行冷战类比的表现

人们普遍认为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于2018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是所谓“美国对华冷战宣言”。彭斯声称中国方面正在利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宣传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利益，同时直接指责中国“正毫无疑问地破坏美国的民主”。在澳大利亚学者阿兰·杜邦（Alan Dupont）看来，彭斯的讲话贯穿着对抗和遏制这两大主题，勾勒出一个与冷战明显类似的战略竞争轮廓，预示着美国政府将会在多个战线上对中国发起前所未有的反击。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丘吉尔当年发表的“铁幕演说”。彭斯的这一表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明确地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大国”，认定两国都在努力塑造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左的世界。

随后，上一任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又于2020年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了四场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从意识形态维度框定了美国官方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奥布莱恩认为中国与当年的苏联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在政治体制架构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污蔑两者不仅都试图谋求对于国内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而且企图根据自己的意志重塑世界。作为这一系列演说的收官之作，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Pompeo）特意将地点选在了带有强烈冷战痕迹的尼克松图书馆，特别强调自己在冷战时期的服役经历对形成关于共产主义的认知是极其重要的，指出美国不能再继续无视与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甚至仅仅是因为采用的政党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就被蓬佩奥妖魔化为一个“非正常的国家”。蓬佩奥还声称美国与世界上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一道，必须像冷战时期的尼克松总统那样促使中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针对这一系列演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研究指出，与其关注对中国行为的具体控诉，不如重视其背后反映出的一条逐步升级的逻辑，即从对潜在威胁性行为的正常关注发展到蓬佩奥最后对中国领导层的蓄意攻击，而此时的美国已经认为自己与盟友无法容忍中国的行为。

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虽然拜登在2022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时直言美国方面“不寻求新冷战”，但这一表态也从侧面印证冷战类比在美国政府核心圈内部早已流行开来。2019年，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联合撰文强调，美国虽然应该拒绝那些认为冷战逻辑至今依然有效的观点，但也应该充分吸取冷战的教训。在他们看来，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进行类比的做法在直觉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都是持续性的全球挑战，而美国也需要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进行充分的国内动员来应对这种挑战。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频突出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一贯以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为中美关系设定基础，中美之间的竞争被其反复渲染为21世纪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斗争。2021年2月4日，拜登正式就职后首次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说，提到“美国的外交必须根植于美国最为珍视的民主价值······这是美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同时指责中俄等所谓“专制势力”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在2021年3月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拜登政府进一步强调美国正处于一场“关于世界历史未来方向的历史性和根本性辩论”之中，而民主对于美国应对这个正处于变化中的世界以及各种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时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2022年5月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说中谈到，美国的任务就是证明“未来属于那些相信自由的人们，所有国家都将不受胁迫地自由地规划它们自己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要与自己的盟伴在人权领域展开协作，围绕新疆、西藏以及香港问题对华施压。无论是拜登还是布林肯的言辞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47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希腊和土耳其形势所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杜鲁门同样谈到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多数人自愿选择的自由体制和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压迫体制——之间做出抉择。美国的责任就是“必须支持自由国家防止其遭到少数武装分子或外国势力的支配，必须帮助自由国家让他们能自己决定自身命运”。在《纽约时报》专职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的评论员看来，拜登针对中俄的一系列表态与肯尼迪总统1961年就职演说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后者强调美国必须“为迎接黎明而肩负起反抗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本身的漫长重任”，必须“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二）美国冷战类比的本体安全意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关注冷战类比是否真正符合历史事实本身，而是试图说明这种类比对于消除美国本体安全威胁可能发挥的作用。第一，通过将当前的美中关系视为当年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翻版，冷战类比有助于单方面重新恢复美国有关民主叙事的连续性。在“民主对抗专制”的叙事框架下，美国精英们将“破坏民主”的罪责推给中国，试图以此来掩盖美国自身民主异化、背离设计初衷的事实，试图为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开脱的借口。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认为自己必须抢占道义与信仰的制高点，而强调意识形态之争意味着突出一种民主与专制之间在道德伦理上的不对称性，以便构成美国的关键战略资产。相比于近年来美国民主的乱象丛生，冷战时期美国民主的质量虽然存在起伏，但总体呈现出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善的趋势，帮助美国的政治体制维持一个较为良好的声誉。同时美国对于促进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一系列战略投资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相对好的成绩。对于一个自身民主状况不断恶化的国家来说，采用冷战类比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重新唤起美国人对于冷战时期自身民主事业积极发展的记忆来恢复民众对美国致力于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的信心，为断裂的自传式叙事重建连贯性和稳定性。

第二，有关冷战的叙事会提及美国领导的正面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单方面缓解美国自我—他者关系的不安全。美国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指出，由于美国正是在冷战期间才愈发坚定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生存最优越的组织形式，所以美国领导世界的这一特殊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冷战这场“人心之争”加以确立的。有关冷战的历史被美国刻意包装为一个自己遏制邪恶帝国并领导自由世界走向胜利的故事，从而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盟友之间坚定不移的友谊和与敌人之间全面竞争对抗的二元关系。在伊莲娜·苏伯蒂奇（Jelena Subotic）等人看来，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叙事代表着美国真正展现出了对国际事务的结果进行有效控制的强大权力，这对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树立霸权身份与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屡遭挫败的经历已经让人们怀疑美国是否依然有能力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施加强大控制力，所以通过类比冷战这样一个胜利故事来框定当前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长期以来，敌人的形象是美国民族身份、国家利益结构的前提，也是美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这就让美国领导地位的自我确认始终与存在一个特定敌国所绑定，而敌国的模糊或者缺失就会导致美国对自己的领导地位感到迷茫与焦虑。当前的美国以“有罪推定”的预设持续强化对华威胁感知，推动对华身份向负面他者化的单极演进，希望借助约束、限制和遏制中国在安全、防务、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所有战略层面的扩张来锁定中国作为其“头号大敌”的定位，从而为其领导权的延续提供必要的支持。冷战类比在突出了自我—他者敌意关系的同时，还起到了打消传统盟友对美国担忧和疑虑的功能，进而获得后者对自己领导地位的重新承认。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清晰地界定了究竟谁才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朋友：它描绘了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共体等“志同道合”国家通力合作的历史惯例，从而扭转特朗普给人留下的更愿意同普京、埃尔多安、杜特尔特以及博索纳罗等非民主阵营领导人打交道的印象。除此之外，冷战类比对于巩固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够通过美国带领自由世界走向胜利的故事消解美国的盟友对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二三十年间错误行使领导权的不满，后者主要产生于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毫无节制的军事干预和民主输出行动。

第三，冷战类比对于重新巩固自由国际秩序的价值提供了历史背书，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伦理提供了情绪上的支持与安抚。美国正是在经历了冷战以后才从单纯适合移民的“机会之地”转变为向世界各地输出生活方式的“典范”。美国的电影、快餐以及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扩散是冷战期间最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以至于当时的人们要么认为世界已经“美国化”，要么觉得冷战就是美国的世纪。换句话说，在美国看来，冷战代表了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盛时期，彰显了这套秩序在价值观和制度设计方面的优越性，而这也是美国自信与骄傲的重要来源。正是在美式资本主义体制的强大影响之下，整个西方世界在冷战期间逐步形成了一套共同的公民身份，即认可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种族宽容和宗教自由，从而在抑制狭隘的种族和民族认同的同时赋予自由国际秩序以充分的凝聚力。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期间所经历的一切都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欧洲和更广泛的自由民主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共同的命运、价值和认同感界定的政治共同体，身处其中的国家可以借此实现稳定的生存和持续的繁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冷战所代表的跨大西洋团结与信任对于今天被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分裂的西方世界来说显得极为重要，并且也为当前的自由国际秩序重新校正了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准则。这将超越单纯的“我”而建构关于“我们”的共同认知，并且推动朝着具备同情、互助以及更加人道的方向发展。最后，冷战类比所能创造的情绪价值还源于它提供了一个有关国际秩序高度明确而稳定的叙事：有一波“好人”（资本主义阵营）与另外一波“坏人”（社会主义阵营）作斗争，而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有效的核均势与核威慑广泛存在，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法想象与对方直接兵戎相见，所以整个国际体系似乎是稳定且可以预测的。就连在美国国内，两党关于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形成了“政治止于水边”的心照不宣。

 五  结论

中国一直强调美方抱持对华错误认知是中美关系如今陷入低谷的根源。在本体安全研究的视角看来，美方的错误认知源于其将冷战期间与苏联对峙的历史经验简单套用到当下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目的是单方面地缓解美国因为民主叙事、领导地位以及自由国际秩序面临危机而引发的本体不安全感。冷战的历史首先被美国用于在国际上抢占道义和规范的制高点，重振其近年来民主倒退的不利境地。其次，由于自己的领导地位不断受到威胁，美方利用冷战叙事重新框定事关领导权维系的朋友和敌人形象，以便重新获得其盟伴对其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惯例化承认。最后，对冷战叙事的重新激活有助于自由国际秩序重拾其传统的共同规范和身份，并且冷战那种敌我分明的经历让美国能够更为简单明了地理解外部宏观国际秩序的整体情况以及应当采取的行动策略，甚至还能重新激发出两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共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关系性的视角对美国采用的冷战类比进行审视，就不难发现美国这种单方面强化本体安全的做法只会挑战中国的本体安全、对于自我身份的意识以及在国际秩序中所处地位的认知，进而让两国陷入本体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冷战类比的指引之下，美国充分整合国内外的相关资源和力量，全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显得更加突出，从而造成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持续快速上升。面对美国基于本体安全诉求驱动的冷战类比，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既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强调“‘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国在筹谋如何跳出美方冷战类比的话语陷阱之时需要充分考虑对方在本体安全领域的合理诉求，妥善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避免意识形态领域对立的进一步升级。这就需要中国方面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中国的改革发展与对外交往中的核心重大问题，形成一整套逻辑连贯、符合中国实际的叙事话语体系，破除美国方面对华的污名化标签。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通过更为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及其盟国就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展开合作，共同为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发展注入更加公正合理的因素。最后，中国方面还应该切实履行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从而打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信任的稳固程度。

引用格式：周灏堃.历史类比的本体安全逻辑：以美国对中美关系进行冷战类比为例[J].战略决策研究,2025,16(03):39-61+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