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目前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拥有近八百个军事基地，在韩国与日本的驻军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日韩两国所处的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集中、安全局势复杂，美国近年来不时发出从该地区撤军言论。2017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战略顾问班农指出，“如果能实现朝鲜实质性的‘弃核’，美国可以讨论撤军问题”。2018年3月，特朗普声称，“如果不能解决好贸易问题，他考虑从韩国撤军”。近年来美日矛盾不断，两国关于冲绳普天间基地“噪音扰民”问题的矛盾已持续多年。2019年11月，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政府欲要求日本支付80亿美元左右的军费，为此前的4倍。同期，围绕驻韩美军军费分担问题美韩分歧严重，美国又传出“将考虑撤走一个旅的驻韩美军”。这些观点遭到日韩两国强烈不满，两国越来越质疑美国的安全保护诚意。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影响不仅局限于东北亚，也投射到其他地区，比如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第5舰队潜艇部队以中东为主要防区。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走向不仅对东北亚安全局势有深远影响，而且对相关地区局势也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军事同盟的逻辑来分析其未来趋势，并提出“弱军事化”建议。
一、美日和美韩同盟的地区意义
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同盟关系的建立既有偶然性因素推动，也有必然性因素使然。偶然性在于美国占领与改造日韩两国之初并没有完全想到要建立牢固盟友关系，而是随着此后相关事件爆发逐渐走向同盟关系。冷战爆发和中苏结盟成为美日同盟建立的直接诱因，朝鲜战争则使美国迅速终止了从韩国撤军，转向建立紧密美韩同盟。所谓必然性使然则表现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均是在冷战背景下建立的，美国的目的在于与苏联争夺霸权及所谓“遏制社会主义制度蔓延”。
日本与韩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日本是最重要盟友，韩国是重要盟友。“美政府将它海外军事基地分为四类，其中，日本是一级‘战力基地’，韩国是二级‘战力基地’”。相比于美日同盟的地区与全球意义，美韩同盟从表面上看更侧重于朝鲜半岛，但实际并非如此。其一，美韩同盟从建立之初就具有地区意义。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之所以投入巨大资源，主要认为这可能是苏联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1953年7月27日各方刚签订《朝鲜停战协定》，8月8日两国便通过草签《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式建立同盟关系。
其二，美国在韩国驻军以陆军为主，与在日本以海军和空军为主的驻军形成互补，构筑起美国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两翼。当前，美国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在韩国和日本均有驻军；在韩国驻军中，陆军近1.8万人，空军近8000人，但海军仅为333人左右；在日本驻军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近4万人，空军近1.3万人，而陆军仅为2511人左右。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多次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参与美韩联合军演的美国航母战斗群基本都来自于驻日美军基地，多次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上空飞行的侦察机均是从驻日美军冲绳嘉手纳基地出动起飞的。
其三，近年来美韩强化军事同盟有明显施压中国的意图。一方面，自2010年11月28日韩美首次在中国近海黄海举行联合军演起，此种联合军演渐渐常态化，这显然是在给中国施压。针对韩美首次在黄海的联合军演，中国曾在一个月内五次表示反对。另一方面，美韩联合军演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演习武器越来越先进，美国动辄出动数万军人参与，参与武器包括核动力航母和F-35最尖端隐形战机以及B-1B、B-2、B-52H等战略轰炸机。考虑到朝鲜和美韩巨大的军事差距，美国如此大动干戈除威慑朝鲜外，显然也是在威慑周边其他国家。
同时，部分由于顾忌中国反应，朴槿惠之前的韩国几届政府在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上一直采取模糊立场。但在朝鲜2016年1月进行第四次核试验背景下，2月16日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表示要研究部署该系统，7月8日美韩正式宣布部署决定。2017年3月7日“萨德”系统部分装备运抵韩国，4月26日投入运行。考虑到朝韩最远距离不足1000公里，“三八线”距离首尔更是不足50公里、距离韩国最南部济州岛也不到500公里，一旦战争爆发，朝鲜对韩国进行致命打击的武器是射程1000公里内的近程导弹和大炮等，而非中程导弹，因而作为拦截中程导弹的“萨德”系统其真实目标显然并非仅是朝鲜。
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明确视中俄为美国最重要对手，特别是将焦点放到中国上。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并同时两次指出中国发展多么迅速，要突出对华防范。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在指出美国面对严峻威胁的同时四次提到中国的发展迅速。奥巴马政府随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政策，其关键是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加强军事力量，其真正目标不言而喻。同时，在部署“萨德”过程中韩国政府并非完全被动。韩美同盟被韩国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这不仅是应对朝鲜的安全考虑，也是提升其影响力的需要。围绕2016年美国大选而出现的“孤立主义”倾向曾让韩国极为担心，朴槿惠政府希望借助美国将最先进武器部署在韩国来巩固美韩同盟。
二、美日和美韩同盟继续发展的逻辑
联盟维护主要取决于共同利益与联盟管理。国家利益则是当代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根本动因，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能否延续首先要看其是否符合各自国家利益。对美国而言，半个多世界以来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尽管保护了日韩两国利益，但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考虑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主要服务于大国竞争需要，旨在借此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强调同盟关系的重要性。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地区及全球安全的基础仍建立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上”。201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防务评估中将“联盟体系”与“美国实力优势”和“美军人力资本与尖端技术”并列为美国可依靠的三大优势。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和西欧盟友以及与日本和韩国盟友使得美国更有竞争力。
2021年，拜登在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赴国务院演讲时指出，“盟友是美国最伟大的资产”，他还专门提到日本和韩国的重要性。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盟友，主要看重其有利于通过军事投射能力应对所谓“地缘战略威胁”、维护全球领导地位。美国1991年正式提出“世界大国，全球投射”的口号，首次正式指出“全球投射能力”对于美国担当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价值。2012年美国政府报告指出，“军事基地是投射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旨在增强军事基地使用国的遏制能力”，“一国硬权力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军事力量部署在国内与国外）至关重要，海外军事基地能够有效提升一国军事硬权力，使其力量出现倍增效应”。
面对近年来实力对比上出现的“东升西降”，美国愈加强调全球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经过我的努力，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如果美国不领导这个世界，那么其他对我们不利的国家就会填补这个空间，危害美国利益”。2021年2月，拜登在国务院演讲时指出，“美国要迅速恢复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同年3月，拜登在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指出，“美国要领导这个世界并非为了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未来决定美国是否继续和日本、韩国发展联盟关系的关键，要看美国是否认为该地区存在与其竞争全球领导地位的对手。
当前美国政府继续视中俄两国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2月，拜登用大量篇幅论述俄罗斯与中国的所谓“危险性”，并将中国称为“最严重竞争对手”。2021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广受瞩目的报告《长电报：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指出，“中国的军事规模、经济规模、价值观等，已影响到了美国利益的每个层面，而且这个影响是当时的苏联难以比拟的”，“未来20年美国最重要对手是中国”。
在如何应对中俄的所谓“威胁”上，美国有不少高官认为“中俄采取的是迅速占领同时‘反（美国）介入’的‘既成事实战略’，考虑到全面战争并非中俄愿望，因此美国军事安全定位是‘维持现状、同时能迅速打赢一场局部战争’，争取时间至关重要”，“因此，保持与盟友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东亚盟友”。2021年1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盟友在美国对华战略上不是可有可无的资产，而是至关重要”，“美国重视盟友并非因为喜欢它，而是需要它”。
冷战期间，美国驻扎在日本佐世保、横须贺及厚木的海军和空军部队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并威慑朝鲜。当前，太平洋舰队实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完整地被俄罗斯继承下来，因而俄罗斯仍是美国驻日海空军部队的主要遏制目标。
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主要驻扎着美国海外侦察机部队，这是他们对中国进行情报搜集的重要支点，驻有空军第82侦察机中队、第353特种作战大队，以及第390情报中队和第18联队情报分队。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的美军侦察机EP-3就来自于这里。冲绳基地从地理上看是美国最接近于中国的军事基地，处于对华军事部署的最前沿。日本佐世保基地位于九州岛西北岸，是日本第二大军港，属于日本距离我国最近的大型海军基地。
关于美韩同盟，驻韩美军司令艾伯拉姆斯于2019年2月12日更直接指出，“（美韩同盟）除对朝鲜形成充分威慑外，还将阻挡中国影响力”。自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其军事同盟走向。“对于和朝鲜商谈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机制，美国最为担心的是此举会影响到在韩国驻军。”既然美韩同盟是为了威慑所谓“朝鲜威胁”，那么，随着半岛问题和平解决和朝鲜“威胁”逐渐消失，美国为何还担心同盟受到影响呢？原因就在于它从来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所谓朝鲜“威胁”。由此可见，尽管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定的“孤立主义”的倾向，但主流观点认为应加强海外驻军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
韩国和日本同样存在与美国延续军事同盟的强大动力。对韩国而言，既是出于在半岛仍处于分裂和对峙情况下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同时也希冀借此提升其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战略地位。韩国总统金大中曾明确表示：“对列强环绕的朝鲜半岛来说，驻韩美军是为维护国家防御必要的选择，即使统一后，韩国仍需美军驻守。”文在寅政府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开始访美，创造了韩国总统就职后最快访美记录。他在访美期间表示“没有美军就没有我”，明确发出巩固美韩同盟的信号。日本对于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也高度重视。2016年11月17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仅一周，日本时任首相安倍就赴美国拜访，成为首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来拜访的外国领导人。2020年11月9日，拜登在“争议声”中当选为美国总统，日本首相菅义伟11月12日就致电对其祝贺。2021年4月15-18日，菅义伟访问美国，这是拜登上任后首位面对面会见的外国领导人。日本除“追随强者”战略文化外，也甚为重视地缘政治。日本视中国为“最大安全威胁”，一方面希望通过与美国同盟关系“平衡”中国，这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希望提升战略地位，其在近年来所力推的区域合作构想如“印太”战略等，以及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都得到了美国明确支持。
从联盟管理角度看，“根据联盟成员间协调方式差异，可分为利益协调式管理、制度规则式管理和霸权主导式管理”。“如何管理亚太联盟，美国大体采用了强制、利益交换和权威三种方式。”美国是在当年日本与韩国一片废墟的基础上对其改造后与其建立同盟关系的，有条件有能力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影响塑造两国，“如果有必要，美国会毫不犹豫采取主导方式”。2009年日本鸠山由纪夫政府按照民众呼声要求美国研究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美国对此则非常强硬，时任国防部长盖茨亲自访日进行施压，最终鸠山政府只得接受美军继续留在冲绳县的立场，并在内外重压下下台。这件事对日本政府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此后无论是民主党政府的菅直人、野田佳彦，还是自民党的安倍执政，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都不敢再提出有悖于美国的立场”。
文在寅2017年5月当选韩国总统后希望采取对朝柔和政策，将经济和安全分开推进，但在面对当时特朗普政府对朝“极限施压”政策以及“朝鲜先弃核再考虑解除制裁”政策时却遭受巨大牵制。2020年1月14日，文在寅举行记者会谈及将开放韩国散客访朝旅游探亲的构想，1月16日美国驻韩大使就公开表示该构想可能引发打破对朝制裁的误会，最终此事不了了之。在美国的压力下，文在寅政府在对朝政策上无任何实质性进展。正因为如此，2019年以来朝鲜明确表示不再与韩国对话；2020年6月16日，朝鲜炸毁朝韩共同联络办事处。
综上可见，从联盟管理角度看，美国手段多，必要时会直接采取施压主导方式迫使日韩不脱离其战略轨道。无论从共同利益视角还是从联盟管理角度看，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都将继续维持下去。同时，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基于共同利益视角找到符合各方利益的政策方向呢？
三、“弱军事化”符合各方利益
所谓“弱军事化”，是指以驻军数量和武器部署为标志，驻军人数较少，武器部署水平较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强军事化”，即有较大规模的军队进驻和较高规模的武器部署。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弱军事化”，意指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人数应逐渐减少，美国武器部署水平应越来越低，最终只有少量美军存在和较低水平美国武器部署。
美国当前明确界定同盟关系的有55个。2020年数据显示，美国有16万军人被派往国外军事基地驻扎，其中超万人以上的有日本（53732）、德国（33959）、韩国（26416）、意大利（12249），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驻军总数占到美国国外驻军总数的48%。从对外军售情况看，2017-2019年韩国和日本购买美国武器分别达到20.21亿美元和18.52亿美元，在购买美国武器的国家排名中分别占到第3位和第5位。前5位还包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沙特和阿联酋军力薄弱，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只有1085人，这些国家购买美国大量军事武器似乎理由充分。意大利和德国同期购买美国武器金额仅为7.9亿美元和0.18亿美元，分别占到第13位和第61位。美国盟国中只有韩日两国既驻扎大量美军，又购买大量美国武器，典型反应出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强军事化”程度，同时也表明在美国盟友中绝大多数是政治盟友，实际驻军人数不多和武器部署水平不高，符合“弱军事化”特点。本文不拟就“弱军事化”概念与标准精确界定，只从态势上指出从符合本地区包括美日韩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看，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应越来越向政治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弱化军事色彩。
其一，美国在该地区的较强军事存在是中美“信任赤字”主要根源之一，“弱军事化”则有利于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执政，中美“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不仅政府高呼中国为威胁，战略界也高度质疑中国意图，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正在“取代”美国。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使得中国战略界不得不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导致中美信任赤字有增无减的因素很多，这里笔者认为美国介入中国周边是最主要根源之一。
崛起国周边地区是崛起国实现崛起最为关注的地带，崛起国判断霸权国意图往往以其在崛起国周边的行为为依据，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周边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和1.8万多公里的海界，陆海边界上与某些国家还存有领土纠纷，“周边形势错综复杂”。其中，东北亚地区是涉及中国诸多核心战略利益的关键周边次区域，不仅大国林立和热点问题集中，而且毗邻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人口中心。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并不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使中国不得不高度怀疑美国对华意图。当前中美关系已进入“临界点”，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符合两国利益，为此从美国角度就需弱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其二，“弱军事化”有利于美国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面对2016年以来朝鲜核导迅速发展，特别是理论上已具备对美国本土核打击能力，再加上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朝鲜政权，美国迫切希望尽快遏制住朝鲜核导发展步伐，为此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甚至三次面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同期也释放出了对话解决的一定诚意。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还未明确公布对朝政策，但他多次强调“外交手段解决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将“外交”视为解决安全问题的第一选择。要想通过外交对话实现朝鲜弃核，朝美就需建立基本信任，美国在韩国大量驻军和部署大量先进武器，以及与之频繁举行的联合军演，是造成朝美信任赤字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2018年以来在朝鲜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停止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试验的背景下，美韩强化军事同盟的行为只会固化朝鲜的“美国敌意”认知和强化“拥核”心理。考虑到所谓“受骗心理”和迷信制裁效果，拜登政府近期预计不想减缓对朝制裁。这种背景下，暂停联合军演和停止向韩国输入先进武器，有助于美国维持对话局面，推动朝鲜弃核。2018年以来美朝对话取得进展恰恰得益于美韩同盟弱化了军事色彩等。美韩弱化军事化的行为也有利于提升中美与俄美的信任关系，有助于推进半岛问题解决上所急需的国际合作。由此可见，美韩同盟“弱军事化”既有利于推进朝美实质性对话，又有利于推动大国合作，是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前提条件。
其三、“弱军事化”有利于日韩两国提升与中国的关系。日韩两国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最重要外交关系的同时，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两国均希望提升对华关系。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如何处理对美同盟与对华关系的张力成为日韩两国外交的难题。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中国并非完全反对。2012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中国访问时明确指出：“在这里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使我深受鼓舞，他们明确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对他们不是威胁，反而有利于该地区的繁荣与安全。”日本和韩国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选择与美国结盟，中国当然无权干涉，但中国坚决反对日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针对中国，“‘萨德’入韩”之所以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制约中韩关系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日韩两国希望提升与中国的关系，那就需要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逐步“弱军事化”，降低中国顾虑。
其四，“弱军事化”能缓解美国对日本和韩国“控制”与“反控制”的张力。近些年美国在自身经济优势下降情况下希望日本在军事上“正常化”，以此分担美国军事成本。但“日本军事‘正常化’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其政治‘正常化’，这在提高日本利用价值同时也会增大美国管理成本”。美韩同盟同样存在张力。长期以来，美国借助半岛局势适度紧张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控制韩国的做法越来越引发韩国不满。因此，韩国在半岛事务上一方面希望借助美国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又担心美国介入过深。“尤其是自1988年韩国总统卢泰愚提出‘朝鲜半岛问题当事方解决原则’后，此后历届韩国政府均致力于这一目标。”2017年以来，韩国积极与美国协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逐步在收回美军驻韩国军事基地，这与美国控制韩国与主导半岛问题解决步伐相悖。
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发展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基本态势是由美国单方面主导向日本和韩国更多自主性方向发展，这主要由于日本和韩国实力增强，对美国全球利益贡献增大，两国“反制”美国的能力提升。因此，尽管较长一段时间仍难以改变“美主日仆”“美主韩仆”的本质性特点，但日韩两国要求同盟关系更趋平等的呼声在增大，美国联盟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解决出路则在于“弱军事化”，增强政治色彩的协调性。
四、中国应积极推动“弱军事化”实现
尽管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走向“弱军事化”既符合包括美日韩在内的地区各国利益，也符合该地区正在变化的实力格局趋势，但从当前现实看，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军事化色彩则在增强而非弱化。这表明，实现美日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弱军事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作为利益攸关国的中国也应积极推动。
其一，在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上应更积极主动，夯实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弱军事化”的基础。应对所谓来自朝鲜的“威胁”一直是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加强军事化的借口。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大幅缓和，但2019年以来不仅实质性问题难以解决，而且朝美分歧有加大趋势，当前半岛局势发展处于关键期。如果半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必然会以此为借口强化与韩国和日本同盟的军事化色彩。反之，如果半岛问题得到解决，不仅美日和美韩同盟强化军事化的理由站不住脚，而且日韩两国追求独立的情绪也会增大。半岛问题解决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希望看到核扩散。考虑到该地区领土、历史问题以及权力平衡因素等，朝鲜半岛不能实现无核化几乎肯定会刺激韩国和日本等国也发展核武器。同时，朝鲜半岛问题解决后可以使中国在该方向大大减轻安全压力，能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国际合作。
目前朝美分歧主要在于“谁先迈出第一步”，解决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美朝直接对话背景下引入国际合作，这不仅可以弥补美朝信任缺失，而且由于半岛问题属于地区问题，也需要国际合作。当前主要是韩国在斡旋，但仅靠其斡旋效果有限。同时，解决半岛问题是中国在地区与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契机。在当前半岛局势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方案也不应缺席。由此可见，围绕半岛问题的国际合作，中国“责无旁贷”。中国应扭转观念，转“审视”为“积极介入”，同时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构建并行推进的“双轨制”方案为基础，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实现，为此可考虑建立中美朝韩四方会谈和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两个工作组分别承担上述目标，前者聚焦于半岛和平机制构建，后者聚焦于半岛无核化。因此将来应同时推进三个对话：朝美对话、四方会谈、六方会谈。
其二，促进中日和中韩关系发展，让日韩两国在推动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弱军事化”上无后顾之忧。随着中国实力增强，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意图还存在较大顾虑，这是两国强化与美国军事同盟的主要原因。当前中韩关系与中日关系都处于发展关键期。中日韩三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守望相助，展示了地区合作的巨大潜力。为了推动中日和中韩关系发展，既要继续推动政府间合作，也要推动青年、智库、媒体等民间合作；既要夯实已有的合作对话渠道，也应适时推动新的对话渠道，2020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时两国达成外长和防长同时参加的“2+2”对话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展，中日之间也应适时推动建立类似对话机制；既要推动双边合作，也要将中日韩三边合作稳定化，避免受特定事件干扰。与此同时，还应适时推动“中日美”和“中韩美”三边对话，实现中国与日韩两国及其盟友的对接。
其三，处理好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为此可尝试在东北亚地区推动构建“中美双领导体制”。美国推动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的主要动力在于大国竞争需要，近年来明显表现为与中国的竞争，这样如何处理中美在该地区的领导权问题就成为能否推动实现美日与美韩同盟“弱军事化”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增长以及考虑到距离对力量的投放影响等，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呈现越来越均衡态势。
另一方面，从中美意愿看，美国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导权不可能拱手相让给中国，中国想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难以撇开美国。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来说，如果中美在相关安全问题上不合作提供公共产品，该地区几乎所有安全问题均难以解决。由此可见，尽管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推动构建“中美双领导体制”听起来比较理想化，但从趋势看，美国让渡部分领导权从而和中国分享也是大势所趋。为此，中国应继续将工作重心放到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应通过区域合作和积极主动解决相关热点问题等，加强该地区融合发展；持之以恒地通过多层面沟通与机制化建设推进与美国合作的机制建设；先易后难，以朝核问题解决为中美合作的试金石，并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等。
五、结语
东北亚地区不仅是中国周边次区域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而且也是影响国际格局走向最为显著的地区。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左右着该地区安全局势走向，并深刻影响着该地区区域合作。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的建立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是服务于大国竞争，偶然性是与当时时代背景分不开。当前中美竞争已处于临界点，两国均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二战结束已七十多年，国际环境与东北亚地区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当年羸弱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实现了经济腾飞与国家重建巨大成功，而且中日和中韩关系由冷战对峙实现了大发展，俄日与俄韩关系也具有类似特点，朝鲜正在进行国家战略目标的重构。这种背景下，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如果不顺应趋势，由“强军事化”向“弱军事化”进行调整，将有悖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