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于恩格斯晚年展现出的不同思想面向有着不少争议，由此产生了一个割裂甚至矛盾的恩格斯形象。恩格斯晚年所展现出的不同理论面向有其内在统一性，即资本主义时代主题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将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状态。马克思去世后，面对已经表现得较为充分的垄断资本主义特征，恩格斯分析其成因，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展现这部著作的时代价值。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体系的变化，恩格斯通过调研美国确证了世界重心将会迎来从欧洲向北美的转变，通过观察俄国的变化实现了对“跨越论”的发展。面对时代变化带来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恩格斯通过“历史合力论”予以回应，在时代变化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其科学性要求我们将其作为活的灵魂来看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发展。

关键词：晚年恩格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观

1883年，马克思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一生后与世长辞。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开始了理论上的独奏。然而，视线一旦进入到恩格斯的晚年，人们往往看到一个分裂的形象。这种形象存在着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展现给世人的多重形象有其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变化带来的时代观变革。以此为观察视角，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晚年的多重形象是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展开。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恩格斯晚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发展的必要性所在。

一、问题的提出：恩格斯晚年的多重形象

围绕恩格斯晚年的多重形象，学界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相关的研究结论成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重要依据。可是由于研究的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恩格斯晚年的理论面向往往被割裂，甚至矛盾地看待。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批评声音因此而出现。当前，学界的讨论赋予了恩格斯晚年不同的形象，其中常见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第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恩格斯在晚年写作《反杜林论》等著作，实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系统化。这成为后世编纂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基本依据。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此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机械化阐释，也是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例如麦克莱伦提到：“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麦克莱伦，第7页）恩格斯被塑造成“正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形象。这也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对立论”的重要依据。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晚年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几部著作中展现了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这同样成为后世学者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重要研究视角。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恩格斯在没有得到马克思支持的情况下擅自将辩证法延伸到自然领域，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美国学者莱文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界的形式是非马克思式的。”（莱文，第11页）他认为恩格斯的做法没有得到马克思的支持，也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这种观点以恩格斯的自然观为切入点，考察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之间的差异，最终把恩格斯归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

第三，《资本论》的建构者。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几乎贯穿了恩格斯晚年生活的全部。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生前留下的《资本论》手稿中，“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页）。这样的状况在给恩格斯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引发了后世学者无尽的探讨：《资本论》第三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着马克思的思想？又有多少是恩格斯的理论？传统观点认为《资本论》第三卷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在其中只是承担了整理材料与补充说明的任务。不过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吕贝尔指出：“与恩格斯不同，我们认为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仅仅是《资本论》的初级的、不定型的材料；只有第一卷才是一个完整的著作。”（吕贝尔，第194页）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原本的构想并没有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体现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理论面貌更多地体现着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由此被塑造成《资本论》的建构者。

第四，暴力革命的终结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恩格斯应费舍的委托，将马克思写于1850年的几篇文章编成单行本出版。同时，恩格斯亲自为小册子写作导言。在导言中，恩格斯肯定了合法斗争这一“新武器”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由于文章被断章取义地发表，恩格斯的思想被歪曲成主张彻底放弃暴力革命。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深信，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因此他认为即使在拉丁语系各国（那里的传统比德国更有利于这一策略得多）也有必要对这种策略作出修正。”（《伯恩施坦文选》，第103页）随着导言全文的发表，关于恩格斯是否在这篇文章中放弃暴力革命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少。但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将晚年的恩格斯塑造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形象。

这就是恩格斯的晚年，一个为学界提供了无数争议话题的晚年。他的理论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被不同的领域支配。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时常被解读成矛盾的状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如果说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拓展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对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进行拓展？如果说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那么这种捍卫究竟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捍卫，还是理论的简单延续？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寻找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统一性成为必要。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统一性所在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从来没有将某一种经济制度视作永恒的形式。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强调的：“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页）因此，马克思不断地赋予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以时代特征。正如他自己所言：“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同上，第22页）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以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看到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王东、刘军，第108页）马克思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变化已经产生，可是这种现象在他去世前展现得不够充分。因而《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被一推再推，直到马克思去世。进入19世纪80年代，这种时代变化充分表现出来。恩格斯看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并认识到其中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晚年加紧出版《资本论》第三卷。这在展现《资本论》时代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恩格斯的时代自觉，是恩格斯晚年理论创新的统一性所在。

恩格斯准确地看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时代的主题是自由竞争时代向垄断时代的发展。在这个时代，“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或者至少是把它们拴在自己的凯旋车上。大码头公司成了码头主、驳船主和船夫的行会的主宰，从而成了整个伦敦港的主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75页）资产阶级向往的自由竞争日渐消失。具体而言，这种表现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分散走向集中，垄断组织大量产生。在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1年德文版时，恩格斯特别强调托拉斯组织是“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6-257页）。在予以足够重视的基础上，恩格斯对垄断现象展开了研究。“恩格斯对垄断资本理论的研究，体现在他整理编辑《资本论》第三卷过程中。”（顾海良，第393页）恩格斯关注到，在19世纪末，卡特尔和托拉斯等新的产业经营形式发展起来。这些产业经营形式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由联合起来的产业家组成。“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6页）资本主义生产在逐渐走向集中，改变了原有小企业分散的状态，使原有的竞争受到巨大影响。“合并牺牲了市场竞争而获得进展，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牺牲了私人小商号而获得进展，大商业和大企业牺牲了较小的商业和企业而获得进展，而这种集中显示出由一小撮支配性实业或企业控制市场的倾向。”（霍布斯鲍姆，第49-50页）资本家联盟取代商品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原则。垄断组织最开始在一国之内产生，逐渐发展壮大，有时形成国际组织。于是，“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6页）

第二，信用关系广泛蔓延，支配实体经济。信用制度并非19世纪末的新现象。对于信用制度，马克思的关注由来已久。“马克思最早是在1844年的《穆勒笔记》中，讨论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新形式的信用问题。”（张一兵，第89页）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提出信用制度为单个资本家支配他人提供了一种绝对的权力。“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本身，它的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狼人所吞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16页）信用制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展现出马克思生前未能观察到的现象。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对马克思的原稿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并在去世前增补了名为《交易所》的文章。在恩格斯看来，信用关系蔓延最典型的特征在于“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8页）。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累的速度超过生产的速度导致单个资本家无法消化掉自己的积累。其二，食利者人数随着积累增长而增加，“老板的监督”不再只是一种迷信。其三，股份公司大量产生，控制工业、商业、银行业以及农业。同时，它从一国之内拓展到国际的范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30页）其四，资本主义国家在交易所的利益驱使下开拓并瓜分殖民地。交易所开始逐渐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信用资本隐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增殖的本质。交易所控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新现象说明这种欺诈制度和赌博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点。

第三，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但是在19世纪末，危机爆发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早已推论出危机形式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恩格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周期性的积累形式可能会让位于停滞状态，这也是危机的另一种结果。”（贾淑品，第61页）在19世纪末，这些变化现实地发生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验证了恩格斯的推测。“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4页）危机的新变化基本可以被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危机爆发的周期变长。另一方面，危机的破坏性变弱。“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10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二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54页）这种变化使得社会发展更加平稳，阶级矛盾也有所缓和。这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赢得了较为和平且宽松的政治环境。

第四，世界市场推动全球化发展产生新特征。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如何都需要世界市场作为它的活动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8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而产生的。恩格斯在晚年看到了以往未曾展现出的现象，那就是世界市场的发展吸纳了很多原本较为偏远的国家和地区，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西欧发达国家为自身利益已经几乎将殖民地瓜分完毕。“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30页）这种扩张使原本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地区变成原料生产地和产品销售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真正成为全球性的现象。人类在共同享有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分担着随之而来的痛苦。其二，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消失。由于英国最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它也获得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垄断地位。但是，恩格斯观察到19世纪末“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同上，第554页）。其三，传统危机策源地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原本集中在个别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随着市场的扩展，由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54页）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的背后有其必然性逻辑。恩格斯不仅观察到了时代变化所表现出的现象，而且深入分析了变化产生的原因。他看到，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导致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利润率会趋向下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拥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这构成了解释19世纪末资本主义时代新变化的理论逻辑。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伴随生产率的提高与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材料中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41页）恩格斯在编辑这个部分时稍作加工，补充了自己的结论。他特别重视科技的发展在其中的作用，指出：“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要证明自己实际上提髙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的价值部分，总之，它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0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科技进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商品的价值量减少，因而利润率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趋向下降。

另一方面，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存在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表现为其生产方式可以通过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利润率的下降。通过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将相关的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交通工具的改变缩短流通时间，为商品的销售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在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时，马克思列出了“流动时间的变化即它的缩短和延长对利润率的影响”一节的标题，但是标题下并没有内容。恩格斯指出：“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为重要，所以由我亲自执笔写成”。（同上，第8页）恩格斯在解决了流通时间长短对利润率的影响的理论问题的同时，在这里也提到了交通的发展会对商品的流通以及利润产生影响。“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同上，第84页）其二，信用制度带来生产的集中。信用制度的发展会推动股份公司成立，使生产规模扩大。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生产过程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性。恩格斯指出：“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同上，第496页）其三，股份制度和垄断组织暂时赋予资本主义生产以计划性，缓和危机。由于垄断组织的产生，社会生产无计划性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6页）同时，股份公司体现在国际领域，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新的投资场所。“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同上，第554页）

马克思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永恒的现象，也没有满足于使《资本论》仅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研究。他生前没有完成的工作由恩格斯在1894年完成。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垄断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找到了其背后表现为必然性的逻辑。这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以时代价值，同时成为恩格斯晚年理论创新的统一性所在。

三、资本主义文明化：阶级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体现

垄断时代的资本主义呈现出文明化的特征。这种文明化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自由竞争时代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场面逐渐减少，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以往的欺诈现象也在减少。《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工人恶劣的生存状况的描写在第三卷中大幅减少。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提到的：“玩弄这些狡猾手段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13页）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在19世纪末不断完善。“自1870年后，大家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霍布斯鲍姆，第97页）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政治参与的主体，能够有机会为自己的主张发声。无产阶级拥有了依靠合法斗争的方式争取自己权益的渠道。恩格斯看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32页）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化带来的阶级矛盾缓和，恩格斯有一系列新的思考。

这种思考首先体现在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变化上。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带来了新的环境。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结合时代特征的变化肯定了合法斗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武器的意义。他对19世纪40年代“决战已经开始”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同上，第624页）恩格斯认为当时的策略选择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和调整能力的认识不足。“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同上，第626页）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仍然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没有达到真正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在认识到策略选择上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恩格斯也在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斗争方式。这种探索最终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得到了全面表述。恩格斯根据时代的特点指出贸然发动旧式的起义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使用合法斗争的新武器。“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632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充分肯定合法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的同时，恩格斯也强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同上，第637页）。这篇导言没能在恩格斯去世以前完整面世，因而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巨大争议。后来，完整的导言被公之于众，相关的问题被澄清。学界已经基本认同“尽管恩格斯谈及了关于结束街垒和徒劳的武装起义，但他坚决地反对‘立誓忠于绝对守法’，并且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社会主义的道德权利不向武力低头”（亨特，第317页）。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在即使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斗争，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革命辩证法”在资本主义文明化的时代背景下的体现。

认可合法斗争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产生依赖。他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仍旧承担着阶级职能，只不过这种阶级压迫与统治被帝国主义矛盾所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过剩更加严重。这要求更多的市场以满足产品的销售需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殖民地进行征服与扩张，但是可供瓜分的殖民地终究是有限的，其结果便是围绕利益分配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阶级矛盾的存在，似乎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被国家间的帝国主义矛盾代替。国家被改良主义者理解为阶级调和的工具，其阶级本质在人们的认识中被淡化。为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正确认识国家的阶级本质，避免社会主义运动走入歧途，恩格斯将目光投向史前社会，希望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探究国家的本质及其职能。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从社会内部生长出来又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98页）国家产生之后，对于被压迫阶级而言，只要它“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同上，第202页）。通过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探索，恩格斯确证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时代的变化促使恩格斯在晚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文明化带来的不仅是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包括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使重工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德国以此为契机实现了腾飞。“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分立、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66-367页）德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显著提高，随这一过程而来的是德国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资产阶级理论家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转而进入实践领域。在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北欧“有某种复活”的同时，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同上，第534页）。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精华真的消失了吗？恩格斯晚年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思考。他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的哲学关系的同时探寻德国古典哲学理论精华的继承者。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精华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同上，第323页）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其理论兴趣发生了转移。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变化使德国自然科学的研究仍然处于时代的高度上，可是“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同上，第367页）。被“有教养的”德国抛弃的理论只能被一个对职位和收入没有任何担忧的阶级继承下来，这个阶级就是德国的无产阶级。时代的变化体现在德国哲学的批判本质上，其结果便是“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同上）。德国古典哲学没有真正终结，其理论精华被德国的无产阶级继承。

四、关注美国和俄国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变化及其影响

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不仅导致西欧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刻变革。世界体系的中心从西欧逐渐转向北美，一些原本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地区同样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借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资金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霍布斯鲍姆，第67-68页）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晚年形成了对于美国和俄国问题的新观点。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了世界的重心正在迎来转变，基本的趋势是从欧洲转向北美。其原因在于世界航运能力的提升与太平洋地区市场的开辟。恩格斯在晚年认识到这一切变化产生的根本要归结于科技的进步。“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4页）为此，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自然科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进一步探索其中的规律，将辩证法拓展到自然科学的领域。除此之外，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验证此前预测的科学性，他还在1888年进行了对美国的调研。恩格斯认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更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95页）由于生产力的快速膨胀，产品需要有更为广大的市场。这个国家“有3500万人口（这个数字至多在40年内就能增加一倍），又拥有巨大的资源，而周围的邻国在许多年中还不得不主要从事农业——这样一个民族，有‘天定命运’要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外国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44页）。大量资源的存在保障了生产资料的供给，巨大的人口规模又确保了市场需求的稳定，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又使其可以规避与欧洲的竞争。美国由此能够打破英国的工业垄断，让自己在世界市场上逐步占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世界的重心即将迎来转变。事实证明，恩格斯结合时代变化的特征及其内在逻辑科学地预言了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

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对俄国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变化而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俄国问题上认识的一致性。其中的一致性体现在他们共同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作为后发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要满足两项必要条件，一是俄国土地公有制得到保存，二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适时爆发。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看法中依旧体现着这条逻辑线索。在马克思去世后，时代的变化带来了新的现象。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恩格斯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作了新的思考。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恩格斯看到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面临的困难。一方面，俄国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消失殆尽。在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过程中，俄国也在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逐渐得到建立。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0页）土地公有制的消失意味着实现跨越的有利因素的减少。另一方面，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在减小。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西欧也进入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时期。恩格斯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50页）恩格斯强调俄国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为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7页）恩格斯在俄国问题上思想的变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变化。

五、唯物史观不是教条：在时代变化中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生前未曾目睹的一系列现象在19世纪末的展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读范式开始出现。较为典型的误读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解读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机械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莱比锡大学的巴尔特教授。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就要排斥人的因素。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宿命论的解读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第二种解读方式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教义式的理解。以恩斯特为代表的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青年派”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奉为教条，对其进行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并将这种教条化的理论作为指导自身行动的依据。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对这种观点予以回应。“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面向‘新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实际，针对那一时期出现的误解或诋毁唯物史观的各种思潮，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要义作出了系统阐释。”（顾海良，第430页）

面对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机械决定论”的做法，恩格斯对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说明。他强调：“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6页）历史唯物主义与“机械决定论”存在根本上的区别。“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同上，第591页）面对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社会宿命论”的做法，恩格斯提出“历史合力论”，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同上，第593页）。这个合力将历史的发展推向前进。面对历史唯物主义受到的各种质疑，恩格斯作出了回应，维护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新的阐释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最为重要的是其中体现了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只有把握住了时代变化的本质，才能看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贡献。恩格斯晚年在时代变化之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多维度的发展。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他坚持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时代变化的成因，赋予《资本论》时代价值。面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他重新思考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从根源上探究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本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他准确预言了世界重心的转移以及美国的崛起，同时看到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挑战。恩格斯在时代变局中用他的实际行动维护了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科学性。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1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在。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创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的灵魂来看待，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7页）恩格斯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又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如今，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已经同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需要着眼于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个世纪前对时代的判断是正确的，并没有过时。但百余年过去之后，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等待人们回应。因此，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活的灵魂来看待，在不断解决“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的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新时代的中国真正实现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伯恩施坦文选》，2008年，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顾海良，2020年：《永远的恩格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亨特，2017年：《穿燕尾服的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刘志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霍布斯鲍姆，2017年：《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5]贾淑品，2019年：《变化中的坚守：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的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

[6]莱文，1997年：《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7]吕贝尔，2018年：《吕贝尔马克思学文萃》，郑吉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1年、2001年、2003年、2018年、2020年、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0]麦克莱伦，2016年：《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王东、刘军，20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源头活水论——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上篇），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2]《习近平著作选读》，202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3]张一兵，2023年：《信用与虚拟经济关系：马克思金融思想的历史探源》，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杨与时，黑龙江省大庆市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在《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求是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数篇论文。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