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5月）。本文内容分见于《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载《论学》第三期，1937年3月，无锡出版）、《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解难》（二文载《重光》第一、二期，1937年12月、1938年1月成都出版），1938年秋，略作修改，合爲一篇，改标本题，作爲四川大学《专题研究》讲义。1940年发表于《志林》第二期（三台东北大学印行），1944年收入《儒学五论》，兹据《儒学五论》整理。
秦、汉间学者言三代事，多美备，不爲信据。不信，则摈疑之诚是也，然学人必爲说若是者，何耶？斯殆陈古刺今，以召来世。其颂述三古之隆，正其想望后来之盛，必曰古固如此，则诬，若曰后当如是，则其思深、其意远也。嫌其诬，乃并其高致孤怀不复措意，是可谓达古人立言之情耶！有素朴之三代，史迹也；有蔚焕之三代，理想也；以理想爲行实，则轻信；等史迹于设论，则妄疑；轻信、妄疑而学两伤，是谁之责欤？世之争今古文学者何纷纷也，盖古以史质胜，今以理想高，混不之辨，未解今文之所谓也，而漫曰“王鲁”、曰“新周”，[1]说益诡而益晦，庄、刘、宋、魏之俦，殆亦有责焉。[2]不慧遍涉《齐诗》、《京易》、伏生之《书》、戴氏之《礼》，而后知“一王大法”[3]者，自有其经纬万端，在制而不在义，在行事而不在空言。制备也，则“继周损益”[4]、“素王受命”[5]非复徒言。苟不省礼家之新制已大异周人之旧规，独张皇于“三科”、“九旨”，[6]而昧忽于“五际”[7]、“三期”[8]，抗董、何之浮文，以概六艺之宏义，孤树《公羊》，欲张赤帜，以召非常可怪之讥，是欲尊之，适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不求历史蜕变之迹，正厚儒而不以其道者之罪，而岂侮经毁孔者之过哉？爰搜讨史证，旁稽诸子，勘比经义，以伸絶学。
《齐诗》言“五际”、言“四始”，以“改制”、“革命”爲依归，[9]而原本于孟、荀，舍是则“王鲁”、“素王”之说无所谓。《孟子》书：问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10]《荀子》书：“世俗之爲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爲尝有天下之籍则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主没，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爲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乱礼义之分，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弒君。”[11]孟、荀以桀，纣爲一夫而汤、武不弒，其言凛凛其严而昭昭其晰也。然在汉代，世俗之说犹未熄，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辕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爲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12]盖黄生不免世俗之言，而辕生爲能守孟、荀之统。
辕生传《齐诗》，其说即本《诗》义也。《齐诗》之义有“五际”：“卯酉之际爲改政，午亥之际爲革命。……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13]《大明》者，牧野之事也，则辕固生之义，本于是也。许芝言：“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爲兆民也。”[14]京房作《易传》曰：“凡爲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不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15]知尸子、《京易》亦主“受命”之说，《尸子·贵言》云：“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命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故不得臣也。”[16]此《尸子》之意合于孟、荀。《谷梁传》引《尸子》释《春秋》之义者再，谷梁俶作《传》之事亦见于《尸子》之书，则尸子固《谷梁》之学者也。干寳传京氏《易》，而与“三期”、“六情”之说相应，是《齐诗》、《京易》同法。“五际”以“午亥之际爲革命”，“四始”以“《大明》在亥爲水始”。《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干注曰：“爻终于酉，而卦成于干。……戌亥，干之都也，故称龙焉。……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维，而气溢酉戌之间，故曰于野。……文王之忠于殷，抑三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以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故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17]张惠言曰：“令升之注，仅存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纣、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是则以《易》爲周家纪事之书，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18]张氏其言虽有失，然适足以明《京易》之义，斯正《诗》“《大明》在亥”之事也。孙盛述《易》，本之干寳，其曰：“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若乃淫虐是纵，酷彼羣生，则天人殛之……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义，何者，诚四海之酷雠，而神人之所摈故也。”[19]是《京易》之传，犹孟、荀、《齐诗》之说也。晚清之学，急于变法，故侈谈《春秋》，张“改制”之说，而《公羊》之学，显于一时。然“改制”之义，才比于“五际”之“革政”，而“五际”“革命”之说，未有能恢宏之者。友人钱宾四着论，颇致惜于龚定菴不知谈革命，夫一世方致力于《公羊》，自未足以至是。惜哉《齐诗》、《京易》之柲，当时未之能发也。干氏《晋纪·武帝革命论》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爲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鸿、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征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20]干氏之革命论，即本之京氏易学。而其在《易》，陈义特详。其《易注》曰：
凡《易》既分爲六十四卦，以爲《上下经》，天人之事，各有始终。夫子又爲《序卦》，以明其相承之义。然则文王、周公所遭遇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长短之期，备于此矣。……故曰：《易》穷则变，通则久。总而观之，伏羲、黄帝，皆系世象贤，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尧、舜禅代，非黄、农之化，朱、均顽也。汤、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纣之不君也。伊尹废立，非从顺之节，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之弊薄，故《春秋》閲诸三代而损益之。顔回问爲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弟子问政者数矣，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回则备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圣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异不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以贯之矣。[21]
此《晋武革命论》之根本义也。其“苍精受命”，而“回爲王者之佐比伊尹”，则“孔子爲素王”，而“《春秋》损益三代”，此近代论“改制”者所由取证，而干寳之“革命论”，亦于是取证焉。以“禅让”、“征诛”明“三统”之义，“五际”、“三期”，说亦犹是。“革命”之说不着，于是“三世”之说张皇一世，而“五际”之说独湮没而无闻。《京易》、《齐诗》，长爲世之诟病。推翼奉之义，通之于干寳，以明孟、荀之说至汉、晋而犹有传焉。严松问于梭山曰：“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岂教之篡夺乎？”曰：“民爲贵，社稷次之，君爲轻。”象山曰：“旷古以来，无此议论。”[22]然自辕生以迄孙盛之徒，其说固未之或断也。此《齐诗》、《京易》足以明《公羊》所未备，而翼奉、干寳识超于董生远矣。“素王”之说，本于“革命”。《说苑·君道》称孔子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之亡。”则《春秋》作而“王鲁”、“新周”可也，“素王”可也。“革命”之说不张，孤言“素王”，则不免于“非常可怪”之诮。然“素王”之说，又自有义焉。《墨子·公孟》载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爲天子哉！”盖墨子之说，主于“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爲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爲三公”[23]。墨家“以巨子爲圣人，皆愿爲之尸”[24]，“巨子”固墨家之圣而宜爲天子者。墨子既立“巨子”，故公孟子因之有“孔子爲天子”之说。章枚叔以公明高、公孟子高、公羊高爲一人，则《墨书》之公孟子即公羊子，“素王”之说出于《公羊》，固即以墨家之有“巨子”。世儒闻“巨子”则乐道之，闻“素王”则疑之，可谓知类乎！《公羊》、《齐诗》之说，本自同源，离之则两晦。《陈留风俗传》云：“园廋，字宣，明《公羊春秋》……爲秦博士。”[25]园，字又作圈、作辕。园宣明《公羊》，而辕固明《齐诗》，犹伏胜明《尚书》，而其后伏理以下爲《齐诗》伏氏学。《叔孙通列传》言：“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集解引臣瓒曰：“《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知此以《公羊》义对者，正于时园廋以《公羊》爲博士也。“革命”“素王”之义，如车二轮，《齐诗》、《公羊》，合而后备，本出一源，岂二致哉！仲舒立说，亦能明此。董书言：“儒者以汤、武爲至贤大圣也，今足下以汤、武爲不义，何也？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封泰山，禅梁父，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天子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者，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爲不义，七十二王亦有伐，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皆不义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谓汤、武弑！”[26]董生之义，亦同尸子、辕生，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7]者也。而眭孟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28]以董生变“易姓”之事爲“继体之君”，于“汤、武革命”漫曰“三代改制”，则仅当于“五际”“改政”之义耳。于是“改制”之说起，而“革命”之论淆，至晚近谈“变法”而旨益隘。董生变其所学，以委曲于汉，固无以愈于公孙弘之阿世，然儒术遂行，儒显而道以晦，独非董生之咎哉！《春秋》代周之义不着，而素王遂来可怪之讥，所谓“天子之事”、“经世之志”[29]，闇而不宣，渺茫不可究。故曰不以《齐诗》、《京易》明《春秋》，则《公羊》失其义据；不以礼家之说辅《春秋》，则“一王大法”、“爲汉制作”爲徒言。[30]“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1]继周，舍数度云爲之实，将何以哉！必也晓然于礼家之新制，絶非周人之旧规，“一王大法”之义明，而“素王受命”之旨显。盖损益四代，俨同新王，修齐治平，不爲虚语。知乎周之爲周，自有见儒之爲儒。辑比异同，然后明儒家政治思想之深远，托爲制度之恢宏，而“素王”之说、“革命”之义，殆爲事之不能已者，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砥如矢，庸足怪耶！爰稽礼文，以当质验。
先言井田孟子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又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是孟子之说，先后难谐。孟子曰：“治地莫善于助。”又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32]则孟子之意又难谐也。夫滕壤地褊小，絶长补短，将五十里，而孟子既谓治地莫善于助，乃欲五十里之国，彻助并行，国野异制，是果何说哉？及考之《周官》，乃知其意符孟子。《周官》之言造都鄙也，小司徒经之，其职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郑氏注《礼》，则以国中当乡遂用贡，而野当都鄙用助，则孟子之意固与《周官》同，周固彻助并行也。然又何以必别助、彻爲殷、周？大司徒之职：“令五家爲比……五州爲乡。”凡万二千五百家，凡六乡。六乡军法，在小司徒之职：“五人爲伍……五师爲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出于乡，家一人也。六乡而六军，大司马之职所谓“王六军”者也。《周官》建学，亦止于六乡。六乡者，彻之所行，即军之所出，又爲建学以登庸焉。野则助之所行，不出兵，不建学。此无他，周既克殷，周人居国中，而放逐殷人于野耳。周世用彻法，自公刘而“彻田爲粮”[33]，于夏、殷之世已然也。殷则世用助法，既丧其国家，退居于野，尚仍其助法焉，入周而不改，此所以“虽周亦助”耶！孟子又曰：“将爲君子焉，将爲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君子爲统治阶级，野人则被统治者也。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34]是井田所在者爲野人，则彻法所行者爲君子。夫越有“君子六千人”[35]者，兵士也；楚有“都君子王马之属”[36]，亦兵士也，此何异秃发高欢所谓鲜卑任战伐，而“汉人爲汝作奴，夫爲汝耕，妻爲汝织”[37]者乎。叶适言：“六乡于王畿爲近，而皆爲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赋，其粟则藏于仓人，六遂于王畿爲远，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则聚于旅师。遂人以兴耡利甿，里宰合耦于耡，旅师掌聚野之耡粟，耡即助字，助字惟见于六遂之官。”是六遂用助法之明证。本师左庵，以王莽用《周官》，其制有六乡、六队，六乡在长安，六队在洛阳，六队即《周官》之六遂，知《周官》旧说六遂在成周，[38]正所以居殷顽者也，爲助法之所行。是助之所行爲殷人，又审矣。郑氏注载师云：“周税轻近而重远”，此即轻周而重殷耳。管子治齐，见诸《国语》者，曰“参国伍鄙”。“参国”，则“士乡十五”，以立三军者也；“伍鄙”，不出军，而曰“井田畴均”；是亦伍鄙用助，而乡用彻。乡之进贤，有“三选”之法，而鄙无之，则所以别君子、野人者，事亦犹然。[39]皆以见周之旧制，管子治齐莫之或异也。自秦开阡陌，急于富强，荀卿言其“五甲首而隶五家”[40]，商君之教，“富贵之门，必出于兵”[41]也，于是有“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爲之服役”[42]者也。夫周则贵贱之悬殊，秦则贫富之迥絶，而《公羊》家之言井田也则又异。何休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八十家而九顷，共爲一井，十井共出兵车一乘。一里八十户，中里爲校室。”[43]包氏解《论语》云：“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44]夫然，则今文家所论井田，通国皆助，通国皆出兵出车，亦通国立学，而君子、野人之隔泯矣。则今文家之论井田，既以夷周人贵贱之殊，亦以絶秦人贫富之隔，所谓“一王大法”者，岂非鉴于二代之弊，而特拟一理想之治哉！则今文爲哲学，固不足疑，不可与周制同日而语也。
周之井田，与今文说之井田，犹有其异者。《地官》比长：“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爲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郑注：“乡中无授，出乡无节，过所则呵问，系之圜土。”圜土者，狱城也。此爲周之农民，不得自由离开土地。《地官》邻长亦云：“徙于他邑，则从而授之。”此六乡、六遂之人，不得任意迁徙，而官爲管理之，否则收入狱中。故《周语》曰：“有散迁懈慢，而着在刑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是散迁有罚，懈慢亦有禁也。《周语》又曰：“土不备垦，辟在司寇。”又言：“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时。”其监农之急也。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45]惟农民不得离其土，以土地与人民同爲君主之财産也。“王者始起，封诸父昆弟，示与己共财之义，故可以共土也。”[46]故封建者，分财之说也。《左传》定四年言：成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授土授民，以土与民皆所分之财也。故人民不得离其地、不得怠其时。《白虎通义·五行》曰：“有分土，无分民”，是非周初之意，而爲后来儒者之说。“民咸归乡里，户亦息”[47]，此今文家之井田，民可与土相离，得离其土则非私産。谷永之说曰：“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分疆，非爲诸侯，皆以爲民也。”[48]则非复共财、共土之意也，而先后井田封建之意别也。
次言辟雍《今古学考》言：“射义：天子射以选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诸侯贡士于天子，试之于射宫，射中多者得与于祭云云，及庆赏益地削地之说，全与《谷梁》、《大传》、《繁露》等书同，此今学也。古学则不贡士，皆世官，亦不以射爲选举。”廖师以今学爲孔作，爲新制，古学爲从周，爲旧规。此以《射义》所陈爲改制，《周礼》世官爲史迹，如犀分水，泾渭判然。乃汉师以降，于斯二者，必牵合言之，纷不可理，若选举、学校，三代大同，儒之爲儒，真所谓其言皆粪土也。今专就周官《经文》考之，不取注说，则周代学惟贵游，不及民庶，乌有选士之制；然后见廖师之说爲不可易，而二千余载之经说真长夜梦梦也。《地官》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得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以六艺……教之六仪。”郑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亦齿焉。”《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郑注：“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此《周官》师、保、成均之教，入学者以贵游子弟爲限也。大司徒之职：“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闾，四闾爲族，五族爲党，五党爲州，五州爲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羣吏献贤能之书于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衆庶，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党正：“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婣有学者。”此六乡州长之制。族凡百家，族师书其有学者。党五百家，党有序，党正书其德行道艺。州二千五百家，州有序，州长考其德行道艺。乡万二千五百家，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49]此德行道艺之士，党正书之，州长考之，乡大夫兴之。秦蕙田言：“古者取士于乡有二法，一则由乡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学，学成然后用之，《王制》所谓造士是也。一则三年大比，与其贤能，直达于王，不复令入国学，《周礼》所谓宾兴是也。”[50]是《周官》州、党之序，六乡之士，不复入成均，而师氏、保氏所教，止于贵游国子，秦氏已明见及此也。至秦氏谓“六遂之学与乡同”则大不然。《地官》曰：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爲邻，五邻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县，五县爲遂”。由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酇长，皆言“各掌其政令”，无庠序之文，无考校宾兴之说。由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皆言“各掌其教治政令”。族师以下但言“掌其戒令政事”。则六遂与六乡之族师以下，皆不言教，则其无学可知也。六乡大比，宾兴贤能；六遂大比，则行诛赏。乡、遂二者，治絶不同，言六遂以下有学者，经师之过也。刘彝言：“古者乡学教庶人，国学教国子，乡学所升，不过用爲乡遂之吏，国学所升，则命爲朝廷之官，此乡学、国学教选之异，所以爲世家、编户之别也。”[51]是其区辨世庶，厘然不惑，而乡、遂之异，则犹未及论，甚哉，论礼之不晰亦久矣！
《王制》言：“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此乡之秀选，得升于国学，预于贵游之列，同升诸朝，则非《周官》之旧也。《尚书大传》言：“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爲父师，士爲少师，耰鉏已藏，祈乐已入，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52]又曰：“小师取小学之贤者登之大学，大师取大学之贤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53]《白虎通羲·辟雍》言：“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师，其次爲左师。”则此之建学，徧于乡里，不如周之限六乡也。何休《公羊传》宣十五年《解诂》曰：“圣人制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八家而九顷，共爲一井，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54]此非特王畿乡里之学，而侯国乡里之学也，此《射义》所谓“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者也。则《周官》所言，爲贵族封建之制；《射义》、《王制》以下所言，爲平等之民治，而实儒者之理想，非前代之史迹也。
次言封禅眭孟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廷尉奏孟妄设妖言，大逆不道，伏诛。[55]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上，朝议以宽饶意欲求，大逆不道，遂下吏，宽饶自刭。[56]此二事若至异，以汉主之威，而责其代者前仆后起，此岂末世所能有者哉？然其故有由来也。《礼运》言“大同”，则曰“选贤与能”，而訾“小康”之“大人世及”，夫世及者，天子之事也。詈其人，则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儒者言必曰尧、舜、禹、汤、文、武，此独不及尧、舜者，正以禹、汤爲“家天下”、爲“小康”，则“大同”之所谓“选贤与能”者，岂非谓尧、舜爲能“官天下”者乎！“选天子”之说，《墨子》书言之着矣，一则曰：“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爲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立，以爲天下博大，故画分爲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立，又选择国之贤可者立以爲正长。”再则曰：“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爲天子。天子既立，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立，是故靡分天下，设以爲万诸侯国君。国君既立，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爲左右将军、大夫、以逮至乎乡里之长。”[57]夫选贤以爲天子，其义着明已早，友人伍非百说：“《礼运》一篇，全符《墨子》之义。”“大同”、“选贤”云者，其义之极乎“选天子”无惑矣。《韩易》、《礼运》有其说，公羊氏殆亦有之。《传》于“春王正月”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58]王则周之天王可也，奚必曰文王？言文王者，说小康者恒以文王爲主也。“西狩获麟”而曰“尧、舜之道”[59]，由小康而进于大同，由文王而进于尧、舜，此《礼》、《春秋》之所同，而三世义之所由起也。眭孟固《公羊》大师，其谓“汉帝宜求索贤人，以帝位”，其持说岂无自来耶！卒之王莽代汉，一世士大夫翕然归美，固自有故，殆数百年来，师师所口授而面命者，皆以抑于汉家不得伸，亦所以积怨而发愤者也。《说苑·至公》载鲍白令之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毁始皇爲桀、纣，遂酿坑儒之祸，淳于越、周青臣论封建事，遂酿焚书之祸。儒者之必以“大同”（禅让）、“小康”（封建）之论以责秦、汉之王室，卒之亡身丧元而不悔，则其志亦烈矣。近世每称王莽所爲爲社会改革，岂知王莽所用，一一皆数百年间之经说哉！鲍白令之以“官天下”责始皇，不可谓非豪杰之士，《说苑》述其事，言令之者再，知鲍白爲复姓，盖鲍丘之字误也。《新语·资质》言：“鲍丘子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此鲍丘子，即《说苑》之鲍丘令之。《盐铁论·毁学》言：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李斯入秦，遂取三公，包丘子不免于瓮牗蒿庐。”则鲍丘令之即传《鲁诗》之浮丘伯也。刘向言：“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60]刘向传《鲁诗》，出于浮丘伯，其陈述《诗》义，与鲍丘令之对始皇之语固一贯也。刘向论《诗》，多同韩说，而鲍丘生之语，亦符于韩氏《易传》，倘韩婴之学其亦本于鲍丘之传耶！夫封禅者，爲易姓受命之事，所以报功告成也。董仲舒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者，天之所夺也。”[61]以明“德如尧、舜”言封禅之义也。《白虎通·封禅》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礼器》疏引《白虎通》曰：“绎绎，无穷之意，禅于有德者而居之无穷已。”又云：“《白虎通》云：禅以让有德也。”所引与今本略不同。盖封以言始，故曰“始受命之时”，禅以言终，故曰“禅者明已成功相传也”。又曰：“三皇禅于绎绎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绎者，无穷之意也。”传本文多损缺，于始终之意不具，又脱“禅以让有德”之文，若《风俗通义》云：“三皇禅于绎绎，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绎释者无所指斥也。五帝禅于亭亭，亭亭名山，其身禅于圣人。三王禅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与也。”则禅让之说若揭，此仲舒所谓“德如尧、舜”者也，则封言受命，禅言去让，始终之义着也。司马迁作《史记》，本纪始五帝，世家始吴太伯，列传始伯夷、叔齐，岂无闻于儒者之微意哉！然则《书》始唐虞，《春秋》始于鲁隐，亦是义耳，先师刘士志先生盖尝推论之也。
次言巡狩《墨子》两言选天子、三公、大夫、正长，而独不及诸侯，盖以衰周之世，诸侯力政，不可得而言耶？从弟季甫曰：“《射义》言：古者天子射以选诸侯、卿大夫、士。天子之制，诸侯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中多者得与于祭，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诸侯也。又言：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诸侯也；射中则得爲诸侯，射不中则不得爲诸侯。墨家所不能道者，至是而儒者备言之，则视墨又进也。”[62]《荀子·君道》曰：“上贤使之爲三公，次贤使之爲诸侯，下贤使之爲士大夫。”选诸侯之说，始见于《荀子》，《射义》盖荀氏以下之说也。黜陟诸侯之义，莫备于巡狩。《王制》：“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祡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爲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爵。”《尚书大传》曰：“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爲瑞也。瑞也者，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63]又言：“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贡士，天子命与诸侯辅助爲政，所以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至。大国举三人，次国举二人，小国举一人，一适谓之攸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衣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命诸侯得专征。……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敖，三不适谓之诬，诬者天子黜之，一黜少黜以爵，再黜少黜以地，三黜而爵地毕。”[64]则言所以黜陟诸侯者，若是其易易，此固未必西周之制然也。《白虎通义·考黜》言：“小国考之有功，增土进爵。……五十里不过五赐而进爵土，七十里不过七赐而进爵土。”又曰：“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试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迁爲大夫；大夫有功德，迁爲卿，卿有功德，迁爲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则士之贤有德者，亦得至乎诸侯，斯固三代之隆未之见者，其爲儒家所理想之制度无惑矣。夫《士礼》十七篇，爲事十五，乡射礼外，重以大射，特谓之仪，可知此一篇者，固所以寓进退诸侯之微旨者欤！《春秋繁露·爵国篇》曰：“《传》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此其爲说，前无闻焉。倘士以盛德受封之说起，而附庸三等之说因缘而生，意以待士而贤者之封，诚不可爲前世之制也。
廖师言：“周末积弊多，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崔、尹世卿，乃立选举之政，阍弒吴子，乃不使刑者守门，国大易爲乱，乃限以百里。”从弟季甫证成之，以爲：
孟子主张小封建，欲以削弱诸侯。其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诸侯之地方百里，周公封鲁爲方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其意是欲以削强大诸侯。夫齐、鲁之封，固非止百里。《史记》言：“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太公封于齐，兼五侯之地。”《晏子春秋》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管丘爲地五百里。”《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四百里其本封，而七百里者，即《诗》所谓‘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者也。孔、孟屡言千乘之国，盖周之旧也，何休、包咸皆云：“十井出兵车一乘，千乘之国，则百里之地。”然孟子以齐爲万乘之国，地方千里，以包、何之率推之，相差倍蓰。《小司徒注》引《司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亩，亩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爲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管子·乘马》“方六里而一乘”，与《司马法》成百井出一乘相吻合，则千乘之国，地方实当三百余里。故马融云：“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又《管子·轻重篇》言：“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孔子、孟子皆言千乘之国，则有方三百余里之诸侯明矣。《诗·鲁颂》：“公交车千乘，公徒三万。”鲁实千乘之国，地当方三百有余里，而孟子必以爲百里之诸侯者，其意可思也。[65]
夫战国之世，贵族之制废而郡县之治立，乃儒者必言封建，虽非周旧，爲说已卑。及观贾谊《过秦论》曰：“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天下集矣。”知汉儒以秦亡之速爲不封建之过，于是封建之论以复活，则显非《公羊》“讥世卿”之义。吾意战国间必有张爲郡县之说者，徒以封建论之复起，而儒者剗灭之无余也，岂非事之至可惜者耶！而巡狩黜陟之论以纷纷。若孟子所陈晏子言巡狩、述职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诸侯度。’”初不涉黜陟之事，此巡狩诸侯之古义也。
次言明堂明堂、大学，一也。颍容、贾、服并同此说。东汉以来纷纷争议者，惟五室、九室事，何其陋耶！观乎赵绾、王臧请立明堂，窦太后以让武帝曰：“此欲复爲新垣平也。”武帝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66]杜业言：“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纍行，天下雄俊衆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67]而稽之班书，献王所对，则三雍宫也。绾、臧以明堂诛，献王以明堂废，则明堂固别有说乎！夫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宫也。《管子·桓公问》言：“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夫明堂、大学同处，郑人游乡校以论执政，明堂而观于贤、听于人，以观人诽，则以听于大学之士，而士恣于议政也。《地官》：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则乡校论执政，正所谓“中失”，而明堂之“听人”、“观诽”，正所谓“谏恶”。《管子》书论明堂，盖推本师、保、乡校而然也。《王制》言“大学在郊”，《学礼》言东学、南学、西学、北学，[68]此四郊大学也。《尚书大传》言：东堂距邦八里，南堂距邦七里，西堂距邦九里，北堂距邦六里。[69]所谓四郊大学，即此距邦明堂处也。“兆五帝于四郊”[70]，亦明堂处也。规模壮阔，岂区区九室五室而已乎？孟子曰：“民爲贵。”[71]无明堂，则民贵徒虚说也。儒者舍《尚书》四郊明堂不敢议，而徒争《考工记》以来周人五室九室之制，故论益多而义益晦。是不解有周之明堂大学，有儒家所设想之明堂大学，二者固区以别也。《王制》、《公羊》言：“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然则明堂即大学，正诸侯贡士之所萃，布政于是，谳囚于是，师出而献俘亦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是，天子袒而割牲，父事三老以爲孝，兄事五更以爲弟，上观下听皆于是，则“民爲贵”之实备矣。教中失，谏王恶，天子恒规规焉不能有所踰，而听政于衆庶，则绾、臧以议明堂诛，献王以对雍宫废，岂虚也哉！
《诗》曰：“询于刍荛。”《书》言：“谋及庶人。”[72]夫建国和衆，未有不恊衆志、合羣谋，而能克大难、举大功者。盘庚徙邺，太王去邠，或命衆悉至于庭，或属其耆老而告，着在经文，昭若示掌，其可诬耶！然此徒有事，未详其制，犹曰偶有之耳。究寻其制，则备于《周官》外朝之法。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是国有大故，未有不询于万民者也。大司徒之职：“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乡大夫之职：“大询于衆庶，则各率其乡之衆寡而致于朝。”此所询之衆即六乡之人也。朝即外朝，在雉门之外，人君固不常御，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长北面，羣臣西面，羣吏东面。”[73]则乡大夫致衆庶于朝，而州长与百姓同在焉。朝士之职：“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衆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此外朝之位也。“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禁慢朝错立族谈者。”[74]丘濬曰：“外朝在库门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国家大礼典，则于此朝会，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难则于此询问，而小司寇掌其政……朝着之间，有上下之位，有前后之次，入者必循序渐进，而不可参差，立者必肃容守次，而不可错乱，非奏对不言，无故不可聚而喧哗。故当人臣朝见之时，小司寇则摈而相之，使之次第而进，朝士则帅其属而用鞭呼号以肃之，使之各趋其位而知所避焉。”[75]丘氏之说，甚爲明白，于此本爲朝万民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衆寡而致于朝，以待大询，丘氏论独不及此，则已昧其本，岂于询万民之事，不免疑忽之情乎？则串贯六官以究一事之始末，昔之儒者，于此已难也。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羣臣，二曰讯羣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郑注：“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此三询之外，用法亦讯之于万民也，此周之旧而“谋及庶人”之制也。既明周代外朝大询之制，请再以历史事实言之。韩原之战，晋败于秦，惠公止焉。《左氏传》僖十五年言：“晋侯使却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衆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卹，而羣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羣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衆说，晋于是乎作州兵。”此于国家丧亡之际，朝国人以定大难者也。然此犹诸大夫称君命以朝国人也。《左氏传》定八年：“卫侯欲叛晋……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爲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爲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此卫之以国危朝国人也。晋、卫之事，正“小司寇致万民而询焉，询国危，询立君”者也。郑注：“国危谓有兵寇之难。”贾公彦以爲“邻国来侵我，与国爲难者也”。此正以弱敌强，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动员人民抗御强敌之事也。《周官》之制，《春秋》之事，若合符节，其可诬乎！若陈怀公之事，殆又甚焉。《左氏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此则国之外交，亦决于衆庶之从违，以定国策。杜注：“都邑之人，无田者随党而立，不知所与，故直从所居，田在西者居右，田在东者居左。”此云“从田”，正所谓“乡大夫帅其乡之衆寡而致于朝”，殆皆田者也。都邑之无田者亦与焉，则劳工阶级靡不在。曰“谋及庶人”，曰“询于刍荛”，于《礼》实有其制，于《春秋》实有其事，而治经者忽焉，于衆议之治，遂莫之察耳。于周之旧，知有衆议之制，然外朝遂足以尽王畿千里之人乎？曰“乡大夫各帅其乡之衆寡而致于朝”，则所谓“万民”、“衆庶”、“百姓”云者，实即六乡之人，《左氏》云“国人”者，知亦不过“国中什一自赋”之人耳。天子六乡、六遂，自六遂以下皆不得与于外朝之事也。则诸侯三郊、三遂，亦惟三郊之人得与于三询之列也。六乡、三郊之人，爲立学焉，出兵焉，与外朝焉，而其余则不得与；则是聚议者，不过周之兵士阶级耳。“无田从党”都邑之人，则工商之人也。独九一而助之人不得与，则衆议云者，实军人而已。今文家鉴周人之旧典，而别爲一王之新法，于此“致万民而询焉”之制不容置之不取，不取则其政下于周且霄壤间也。今文家既不许助、彻之异制，以平等之治代贵贱悬殊之治，而势又不可致四海之民于外朝而询焉，变通之道，系于明堂。外朝旧制，其与议者曰工商兵农，而地限于六乡。明堂新规，其与议者爲乡学之秀，爲智识分子，所选极于四海。外朝之询者三焉，明堂之听，则凡国之百务。此亦今文家“新王大法”之进于周旧者。明堂之说，其爲自外朝之法蜕变而来，昭然若揭，此制不立，将奚贵于今学、奚取于儒家！若周之外朝不爲虚诬，则虽伏生老悖，其说必趋于明堂无疑也。以外朝之事较明堂，而明堂之实愈彰。抑尤有进者，伏生《大传》言：“东堂距邦八里，南堂距邦七里，西堂距邦九里，北堂距邦六里。”[76]《白虎通义·社稷》引《尚书逸篇》曰：“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胜唯槐。”《周礼》马氏《注》云：“社稷在右，宗庙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门之外，惟松，东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以距邦言之，则明堂所在，即社之所在，则其义又特重也。《礼三正记》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诸侯爲百姓立社曰国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尊于王社。”[77]《尔雅·释天》曰：“起大事，动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单出里。”斯社之所以系民也。辟雍、明堂爲一，“大学在郊”，唯《大传》言明堂与之合。任啓运《宫室考》曰：“青阳即东学（东序），明堂即南学（成均），总章即西学（瞽宗），玄堂即北学（上庠），其正即天子莅学养老之堂（辟雍）。”以学议政之说，于此不已显乎？
后论刘歆言：往者缀学之士，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78]斯数者，固王政之大端，儒者不容或昧者也。而忽焉幽絶，若存若亡，岂无故哉？殆以不容于时君世主而致然耶！班固曰：“《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又曰：“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79]则凡经旨微言之不可书见者，其必有与当世威权相妨之实，倘即所谓“经世之志”，而别爲“一王大法”者欤！然则井田、学校、封禅、巡狩、明堂诸端，正所谓“一王大法”者也。是皆所以救时政之弊，而冀以跻一世于隆平之域，此固“以《春秋》当新王”，而“王鲁”、“新周”说之所由起。盖通经致用，诚非虚言，儒亦不得爲无用之学，以其不容于时、不可书见，再经摧挫，说遂幽冥，固其宜也。今以其论旨考之，殆非周泽既斩、秦势已张之时，未易发此宏议。虽推揖孔氏以当“素王”，特以倡是议者之未敢自名，而故托之先圣云耳，岂秦世以上，易逮此哉！六艺纷错，于斯而啓。有周之旧典焉，所谓史学者也；有秦以来儒者之理想焉，所谓经学者，实哲学也。此今古学所由判也。惟论“革制”者，空陈其法，不宣其意，托之三代，俨若成规，后世不察，乃持兹新论，比诸旧史，其于微言大义，仅资口授者，昏然莫省，故有訾以“是口说而背传记”[80]者，刘歆是也，有詈其“怪旧蓺而善野言”[81]者，许慎是也，孰知“口说”、“野言”之间，固爲隐而不宣者之所系，惜哉！自辟雍、巡狩、封禅、一王大法之旨废，而分文析字、破坏形体者，弥以驰逐也；微言永晦，六经之不絶如一线耳。文通客解梁时，比辑秦制，凡数万言，始恍然于秦之爲秦。然后知法家之说爲空言，而秦制其行实也，儒家之说爲空言，而周制其行实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不以行实考空言，则无以见深切着明之效，既见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亦了然于今学之所以异于古。盖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爲三；《春秋》师说者，一王之空言，《礼》家师说者，《春秋》之行实也，所谓“《春秋》经世”、“爲汉制作”者，正以鉴于周、秦之败，而别起“素王”之制，爲一代理想之法。不以《礼》家之说考《春秋》，诚不免于“非常可怪”之论，不以周、秦之史校论“一王大法”，则此“非常异义”者，又安见其精深宏美之所存？诚以周之治爲贵族，爲封建，而贵贱之级严；秦之治爲君权，爲专制，而贫富之辨急；“素王革命”之说，爲民治，爲平等，其于前世贵贱贫富两阶级，殆一举而并絶之，是秦、汉之际，儒之爲儒，视周、孔之论，倜乎其有辨也。晚近学人，以晚周爲旧社会之渐即于崩溃，而儒教当废，以儒者爲护持旧制度者也；然入汉初爲新社会之长成，而儒又盛，斯岂非新理论之能乘新时代而复起乎！是先后之世殊，而儒者新故之说异也。盖自战国以来，布衣之士已崛起而居卿相，夫布衣之不容世族之久据贵势与豪人之独擅富厚，自必并力以摈之，固势理之必然，此思想之一变，而《公羊》所以托《春秋》而讥世卿也。及乎秦人统一海内，专制之焰炽，而兼并之祸深，此思想之再变，而《礼》家所以藉明堂而张议政也。“法殷”、“法夏”，说议蜂集，窃尝论之，法家者流，盖自托于从殷（别有专论），儒家言法殷者，即取法家爲义也。法家摈贵族，而《公羊》因之讥世卿，讥世卿，岂儒家孔、孟之意耶！李君浚卿有“讥世卿爲《公羊》义非《春秋》义”之论，海东学人亦有“《春秋》取法家”之说，可以验也。墨家者流，每自托于从夏，儒家言法夏者，即取墨家以爲义也。墨之道，“以自苦爲极”，故穆贺谓之“贱人之所爲”[82]，荀卿谓之“役夫之道”[83]，钱宾四氏因之极论儒家爲模儗上层之贵族，墨家爲代表下层之庶民。[84]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法、墨：法家之平等，爲摈弃世族、扩张君权而壹刑法；墨家之平等，爲废抑君权而建民治。墨主民治尚不免宥于神，儒家取之，始远于神而本于民。自取法、墨以爲儒，而儒之说益宏卓深广也。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见俭之利，因以非礼。”[85]此其爲说，多不见于墨子之书，而爲后之儒者所取重，当本墨家之师说，而刘、班述之。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封建、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爲本墨家以爲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实兼墨家之义。《礼运》一篇，其爲儒家之取于墨而又大进于墨，其义甚明，余于别篇论之。廖师惟以今文兼邹衍之术者，是则今兹所论，略异于师门者也。惟儒家理想之政治，以明堂爲最备，而理想之社会，则井田爲尤精。《公羊传》宣十五年《解诂》略曰：
夫飢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兼并，虽臯陶制法，不能使强不凌弱。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庐舍在内，公田次之，私田在外。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环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工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爲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国家。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选其耆老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续，男女共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飢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虽遇唐尧之水、殷汤之旱，民无近忧，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故曰颂声作矣。
何休于《公羊解诂》着其略如此，班固于《汉书·食货志》说亦犹然。其义盖本《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86]而持论益备。是儒家理想之社会，岂可求之于在昔，惟嘘唏以跂望于将来斯已也。《诗》、《书》、《春秋》之宏议既如是也，《乐》家之说，亦有可征。《汉书·食货志》载莽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衆庶、抑兼并也。”师古注引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又引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士，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也。”班书《艺文志》言：“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此所谓《乐元语》，岂非即传《诗》之毛公相与爲之乎？盖六经《礼》《乐》之家，莫不各具孤怀精识，而均富一切之论，尤六艺所同归，虽百家莫能异。若曰：“富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87]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88]政治学说既极恢宏，而经济思想亦最瓌杰，莽莽浩浩，足爲壮观，而《礼运》云者，其爲本于墨家之“余力相劳，余财相分”[89]，不可易也。至是而周、秦间之儒学，所以恢弘孔、孟者，其精其备，几非孔氏、孟、荀之所能想见，是则儒之所以绌于战国而独尊于汉代者也。然则“新周”之说、“素王”之论，其亦迫于势之不得避而理之不可已者乎！自儒者之说，始乱于仲舒，易革命爲改制，易井田爲限田，选天子之说废，而教太子之说隆，明堂议政之义隐，而诤臣讽谏之义张，学徒与考试相代兴，封建与守相相错杂，其蜕变固可考也。既乱于学官博士之术，再乱于佚经古文之说，章句训故，秕尘极目，而大义晦、微言絶。于是李寻、甘忠可、夏贺良之徒，传《包元太平》之经，[90]以帝王之不可与言，博士之未足共论，因托其事于宗教，播其说于民间，忧患之思，可哀可惜。今《太平经》犹在，其所推极，与秦、汉师说，异涂同归，斯固足以征经师所传意之所在，斯则疑“《春秋》新王”之义爲“非常可怪”之论者，其亦所谓“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者也。虽然，在汉经师徒曰“王鲁”，曰“新周”，曰“孔爲素王”，曰“爲汉制作”，语焉不详，罕陈其制，爲幻輖张，恢奇不可训。
近世二庄、刘、宋、龚、魏之徒，习而称之，鲜所阐发，益滋人疑，是谓知空言而不知行实，蔽在言《春秋》而不能言《礼》。左海父子、卓人、鹿门，[91]爲能知礼制之略，而未能明制作之原，质僿无义趣，是谓知行实而不知空言，蔽在能言《礼》而忽于《春秋》。言《礼》、言《春秋》者不相谋，而爲《易》、《诗》、《书》之家，益琐秽无统纪，无惑乎微言永晦而大义之不显也。
惟井研廖师，积劬于《春秋》，乃会心于礼制，以今古之分流，决于《周官》、《王制》之异同，一爲从周，一爲改制，百年谈之不得其宗者，至是适海适岱各有涂归，其所以震撼一世、截断衆流者，固有由也。其言曰：“《春秋》因时救弊，《春秋》有志之士，皆欲改周之文，如今之言治者，莫不欲改弦更张。《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周末积弊多，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既从礼制以判析今古，平分江河，复由《春秋》以推明改制之所谓，汇二派以成巨流，噫，其精思伟度，真百世之一人耶！虽六变之说先后纷纭，要其不变者固别有在，以《王制》、《周官》严鸿沟之划，诚未始有异也。其曰“古文爲史学，今文爲哲学”，终爲定论。而后生不逢，疑阻横生，骇其恢奇，遂迷津逮，及乎末流浮丽，益乘之而滔滔，肆爲不根之说，其甚者至以《周官》、《左氏》凡诸古文经传，皆作于新室，狂论一倡，举世爲靡，岂思周人之旧规，翻足以开王莽之新治耶？夫王莽之爲社会改革，而《周官》爲封建制度，宜在近世，夫人而知之，即平不平等之间，乖隔已远，周与莽政，冰炭难谐，苟并爲一谈，则岂徒昧经，亦闇于史，甚非今日所应爲之说也。乃扬波竞逐之流，曾不知此，又猥自标置曰超今文学，以虚诡之说相夸煽，诬古人而欺后生，斯又下耶？
惜哉！自古文之学盛而经术晦、哲学絶，乱师儒之微言于姬周之史迹，凡经训所陈“革政”之义，其爲建国宏规、政治理想，体大而思精者，说且不明，安望见之于行事？于是儒之爲儒，高者谈性命，卑者坏形体，所谓“经世之志”、“天子之事”者，暗而不彰；以后生之惛昧，疑先哲爲狂愚，是亦学与政俱废之所由也。今浮丘、高堂之学虽久蔀，若起其沈疴，振其絶绪，犹足以见致治之术、立国之规，侈谈民族文化者，其亦在此而不在彼耶！则是钩索坠文，表此孤义，所爲削楮而慨然者也。
【注释】
[1]汉代公羊学家以“《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谓之“王鲁”、“新周”。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何休《公羊传》隐元年、宣十六年《解诂》。
[2]指清代《公羊》学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人。
[3]汉代今文学家以《春秋》是爲新兴王者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4]《论语·爲政》。
[5]素，空也。素王，指有王者之德而无其位之人。《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言：“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左传集解·序》正义引郑文《六艺论》：“孔子即西狩获麟，自号素王，爲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6]《公羊传正义》卷一引何氏《文謚例》。
[7]《毛诗·关睢·序》正义引《诗纬泛历枢》。
[8]《后汉书·郞顗传》。
[9]《毛诗·关睢·序》正义引《诗纬泛历枢》。
[10]《孟子·滕文公》。
[11]节引《荀子·正论》。
[12]《史记·儒林列传》。
[13]《毛诗·关睢·序》正义引《诗纬泛历枢》。
[14]《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参《长短经·三国权》引文互校。
[15]《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参《长短经·三国权》引文互校。
[16]《羣书治要》卷三十六。
[17]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卦》引。
[18]《易义别解·周易干氏·叙》。
[19]《三国志·孙亮休皓传评》注引。
[20]《昭明文选》卷四十九。
[21]《周易集解·杂卦》引。
[22]梭山，陆九韶；严松，梭山弟子；象山，陆九渊，九韶弟。事载《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
[23]节引《墨子·尚同》上、中。
[24]《庄子·天下》。
[25]《史记·留侯世家》，《会注考证》本《正义》引。
[26]节引《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27]《周易·革卦·彖》。
[28]《汉书·眭弘传》。
[29]《孟子·滕文公》载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30]汉儒喜言《春秋》爲汉制作，多见于纬书。何休《公羊传》哀十四年《解诂》引《春秋纬演孔图》：“知汉当继大乱之后、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王充亦信此说，《论衡·程材篇》言：“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
[31]《论语·爲政》。
[32]《孟子·滕文公》。
[33]《诗·大雅·公刘》。
[34]《孟子·滕文公》。
[35]《国语·吴语》。又见《史记·越世家》。
[36]《左传》昭二十七年。
[37]《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大同三年。
[38]《西汉周官师说考》，载《四川国学杂志》第六期。
[39]《国语·齐语》。
[40]《荀子·议兵》。
[41]《商君书·赏刑》。
[42]《通典·食货典》引崔适《政论》。
[43]节《公羊传》宣十五年《解诂》。
[44]《论语·学而》何晏《集解》引包咸。
[45]《孟子·滕文公》。
[46]《白虎通义·封公侯》。
[47]《史记·高祖功臣侯表序》。
[48]《汉书·刘向传》。
[49]自大司徒以下至此，节《周官·地官》文。
[50]节引《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三。
[51]节引《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三。
[52]《仪礼通解》卷九引。
[53]《太平御览》卷一百四十八引。
[54]引文多删节。
[55]《汉书·眭弘传》。
[56]《汉书·盖宽饶传》。
[57]节引《墨子·尚同》上、中。
[58]《公羊传》隐元年。
[59]《公羊传》哀十四年。
[60]《汉书·刘向传》。
[61]节引《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62]节引蒙季甫《儒家政治思想之变迁》，载《史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3月成都出版。
[63]《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引。
[64]《后汉书·左周黄传论》注引。
[65]节引蒙季甫《儒家政治思想之变迁》，载《史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3月成都出版。
[66]《汉书·田蚡传》。
[67]《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
[68]《大戴礼记·保傅》，《汉书·贾谊传》。
[69]《六艺流别》卷十七引。
[70]《周官·春官》小宗伯职。
[71]《孟子·尽心》。
[72]《书·洪范》。
[73]《周官·秋官·小司寇》。
[74]《周官·秋官·朝士》。
[75]《大学衍义补》卷四十五。
[76]《六艺流别》卷十七《五行篇》引。
[77]《白虎通义·社稷》。
[78]《汉书·刘歆传》。
[79]节引《汉书·艺文志》。
[80]《汉书·刘歆传》。
[81]《说文解字·序》。
[82]《墨子·贵义》。
[83]《荀子·王霸》。
[84]《先秦诸子系年》卷二。
[85]节引《汉书·艺文志》。
[86]《孟子·梁惠王》。
[87]《春秋繁露·调均》。
[88]《礼记·礼运》。
[89]《墨子·尚贤下》、《尚同上》。
[90]《汉书·李寻传》。
[91]陈寿祺，号左海；子乔枞，字朴园。陈立，字卓人。皮锡瑞，字鹿门。
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字文通，后以字行世。四川盐亭县石牛庙乡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蒙文通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等。
来源：选自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