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新质生产力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它通过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情感基础和人心基础。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如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增大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难度，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多重风险叠加并存限制新质生产力的赋能空间。因此，民族地区要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以“三个意义”，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要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要加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能。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从既有研究看，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以新质生产力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仍然阙如，只偶见一些零星散论。当前，民族地区日益由经济增长的边缘走向改革开放的战略前沿，民族工作挺进中西方战略博弈前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和精神力量。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不仅成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也将产生深刻影响，是影响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关键变量。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扬长避短，积极赋能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动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调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面向的复合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础。新质生产力通过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赋能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情感基础；通过赋能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凝聚各民族共同奋斗的人心基础。
（一）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
首先，新质生产力引导民族地区“入主流”，开新局，实现均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迁，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路径依赖，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民族地区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动融入国家布局和建设的产业链、供应链之中，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性发展中顺势发展、借势发展。“十四五”时期，国家规划部署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超前布局建设新能源基地，加快5G、特高压等方面的新基建，夯实沿边开放的制度支撑。截止2023年6月，边疆地区建有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9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18个边境经济合作区、2个跨境经济合作区、2个边境旅游试验区、90多个对外开放的边境口岸，还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打造连接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重要通道，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已从发展的“末梢”变为现代化发展的“前沿”。这为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成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其次，新质生产力加快民族地区“升级转”，构建竞争发展新优势。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将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等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和服务优势。一方面，民族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创新跨区域合作模式，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优势互补、园区共建、利益共享的“飞地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比如，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探索出“飞地经济”“飞柜经济”“飞网经济”的“三飞经济”新模式，带动了低收入群众稳定增收。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助推民族地区打造“新赛道”，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贵州发挥自然禀赋优势，锚定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贡献了贵州智慧和贵州方案。
（二）赋能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情感基础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驱动，不仅在经济领域表现出巨大潜能，其独特的技术优势也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接触度更深、嵌合度更高、覆盖面更广的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技术支撑。
首先，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拓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数字技术、移动终端、即时通信等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和地域分割，将不同民族融成一个整体，增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合作，拉近了各民族间的心理距离。借助技术创新加快民族地区交通干道建设，极大地缩短了东西部之间、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距离，打通了长期制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堵点，为民族地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战略全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高科技赋能旅游的空间体系、产品体系和产业体系，使文旅不再局限于文艺活动、观光游览等传统模式，而是向休闲度假、文化浸入的沉浸式体验转变，打造出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和吸引力的智慧旅游新模式。例如，敦煌上线“数字藏经洞”，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培育敦煌书局、莫高学堂等文化符号IP，高标准打造世界遗产廊道旅游标志系统，让自身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一个关键廊道。
此外，新质生产力赋能高品质文化传播。数字技术与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亲缘性，应用大模型、数字交互引擎等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在信息属性、数字身份、文化内容、生产范式上的全新革命。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各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作方式，提升了信息传播与分发的效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使各族群众以沉浸式在场实现精神享受的共同在场，促进人们形成价值共识，提升了文化传播与价值转化的实效。智能与文化的深度嵌合也让历史活起来，让文化“潮”起来，使各族群众在文化交流互嵌中更好地“融”起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赋能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凝聚各民族共同奋斗的人心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是人的现代化，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动力共同奋斗的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既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各族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锻造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精神世界，最终以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大团结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现阶段，“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终的目标“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新质生产力之“新”，不仅强调物态创造之“新”，而且蕴含丰富的人本意蕴，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全面性和平等性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也是一场人的“革命”，能否追求人的价值实现是衡量新质生产力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尺。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样态，克服了资本宰制下人本身的异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二元对立分化的苦果，在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我们倡导的新质生产力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判断和文明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民族地区持续发展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有利于补齐发展短板，促进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民族地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大力传播现代文明理念，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各族群众破除守旧的思想观念，使之更好地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新质生产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出高度的适洽性。两者良性互动，协同发力，成为推动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动力机制和力量之源。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检视
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广阔空间，发挥了独特功能。然而，民族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引发矛盾，与新质生产力适配的公共资源供给严重不足，技术全渗透引致多重风险叠加等，这成为制约和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因素。
（一）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增大新质生产力赋能的难度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深刻揭示了利益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所有的利益都深度内嵌于个体所生活的各种关系结构当中。
首先，新质生产力对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带来深刻变革和影响。相对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整体上仍以传统产业为主，普遍面临着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发展层次较低、辐射带动效应差等问题；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较弱。根据经济学中的“虹吸效应”，具备良好发展基础和技术支撑的发达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会进一步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其聚集，而民族地区“由于生产要素长期被落后产能占据，已形成明显的产业路径锁定，难以在短时间内承接来自产业先发地区的高新产业外溢”。“技术鸿沟”“信息洼地”进一步加剧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容易导致两者差距扩大。
其次，新质生产力对就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迭代更新的同时，也进一步压缩了一般性劳动的需求空间，加剧了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和阶层分化。“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民族地区部分传统产业面临生存困境，部分群众由于信息素养、技术素养不足而面临“数字鸿沟”“智慧鸿沟”，难以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用工要求。结构性失业愈加凸显，部分群众因就业难、收入降低而产生“被剥夺感”，这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潜在风险。
此外，目前针对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尚不健全，由此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等遭到冲击，文化传统被重新审视，从而使得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构成集体认同基石的集体核心价值面临风险，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二）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效果
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大数据、高技能人才、创新型技术等新质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凸显。然而，由于地理条件、文化环境、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制约，民族地区在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质教育资源等公共资源的供给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弱项，这严重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赋能作用的发挥。
首先，基础设施不完善难以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当前民族地区信息、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这使得一些地区难以打破生产要素空间黏性过强的桎梏而实现资源的流通互补，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要素难以共享，这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素属性的单一聚集，使资源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因缺乏多样性而陷入同质化境地，最终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路径锁定式发展格局，加剧了产业升级转型的难度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制约了民族地区依托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其次，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才资源支撑不足成为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瓶颈。伴随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诸如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概念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不仅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也急剧扩大。然而，部分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高层次人才少，人才外溢现象严重。特别是在新兴技术领域，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专业人才匮乏，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已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2023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青海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4位、第22位、第19位、第25位、第28位、第29位、第30位和第31位，创新能力整体较弱。
此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治理、法治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力不足，这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亟待改变。
（三）多重风险叠加并存限制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空间
首先，新质生产力推动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其衍生的数字霸权和算法滥用也引发人的关系“异化”，造成社会共有价值式微、精神世界迷失的风险隐忧。在众声喧哗的网络世界，各种“去中心”“非主流”的网络亚文化膨胀发酵，不断消解经典，解构权威，充斥着以“‘算法茧房’引致的认知风险、‘算法流量’引致的情感风险和‘算法圈层’引致的价值风险”为典型表征的“独异性”图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数据至上”“智能崇拜”思维，加上日益虚拟化的社会交往，导致个体情感联结日益物质化，社会关系日益冷漠化，社会价值更趋离散化，“我们正从一个前设的参照群体时代走向一个普遍关照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呈现边界的模糊化、参照点的变动和流动，都标明稳定的“秩序”、公共性和确定性的式微等不利境况。
其次，新质生产力伴生的信息技术大发展促使民族地区日益融入“世界普遍交往”新格局，新技术也促成世界安全格局的重构，民族地区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日俱增。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于复杂和隐蔽，互联网成为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的策源地、传导器和放大器。借助网络媒介和数字化手段，各种社会思潮迅速传播，一些错误思想也乘虚而入，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民族领域日益挺进大国博弈的前线，境内外敌对分子、分裂分子借助网络技术在我国民族问题上频频发难，他们擅长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制造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思想流毒，依靠舆论战、技术战、阵地战、人员战展开更加疯狂和隐蔽的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民族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极易被境内外敌对分子炒作、歪曲放大，并与其他问题交织，进而诱发一系列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不利影响。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新质生产力触及的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变革，还包含社会结构、群际关系、价值观念等系统性、深层次的全面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坚持系统观念，着力处理好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积极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做到效率与公平相结合，不仅关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一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能源资源、生态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拥有巨大的政策优势和后发优势，在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区位优势明显。因此，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也不能不切实际，搞一哄而上的盲目建设，而要在充分认识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精准定位，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二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关键。民族地区要主动置身于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和战略全局中谋篇布局，加快产业调整升级，形成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要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更要强调公平。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和组织优势，在产业布局、制度供给、条件保障等方面给予民族地区引导和支持，通过实施更为积极的产业发展引导政策，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不断铸牢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要支持重大产业项目优先在民族地区布局，继续支持民族地区有序梯度转移东部地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和生态环境要求的产业，建立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园区和地区产业合作示范区，打造更多类似“东数西算”等的跨区域超级工程及产业集群。支持民族地区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示范，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现代农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文化旅游业、医药业等特色产业，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不断提高绿色经济、蓝色经济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此外，为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群众，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教育、医疗、文旅等方面的应用，提高智慧城区、智慧乡村、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民生等“智治”建设水平和覆盖面，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赋予所有改革以“三个意义”，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人类的首要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替代资本驱动的现代化发展路径高效适配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能够克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短板弱项，促使生产要素超时空、跨区域流动，加快形成以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等为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然而，经济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忽视精神建设，反而可能出现越是生活条件变好，越产生疏远心理，甚至陷入“现代化越深入，文化交流越深入，认同迷失越严重”等问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要准确把握“管肚子”与“管脑子”的关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把握“管肚子”的工作，没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缺乏物质保障和共同富裕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难以持久。要引导民族地区各族群众主动拥抱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加快产业升级和现代化能力提升，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管脑子”的工作。积极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能力，克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只见物不见人、重物质轻精神的工具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要以技术创新推动文化创新，积极挖掘民族地区优秀历史文化、革命文化等资源，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着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充分汲取各民族文化养料、融合现代文明的舞台艺术作品、影视作品等，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五个认同”。
（三）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作为一种以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而着眼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体意识的新型生产关系重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既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保障支撑，也要正确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首先，建立健全能够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机制。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中关键生产要素，如数据资源、创新成果、先进技术等的产权界定，明确法律归属，依法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平台，整合建立统一的数据资源库，畅通新型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和共享互通的机制。建立鼓励和支持不同主体共同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机制，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强化知识、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认定和收益分配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以技术入股、数据出资、劳务出资等方式参与企业利润分配，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针对民族地区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重点加强税收、财政、金融、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政策引导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教育、科技、人才向民族地区聚集，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其次，建立健全促进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有序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引导新质生产力合理布局、有序发展。在制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时增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条款，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监测评估机制、工作协调机制、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等，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重点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算法平台预警机制、舆情处置机制建设，规避和降低网络空间与智媒算法可能对民族关系、民族工作带来的舆情风险。
（四）加强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地区驶入发展的快车道。然而，面对普遍互联互通的世界格局，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安全孤岛”，民族地区意识形态斗争日益转向更为复杂和隐蔽的网络空间，文化渗透、信息泄露、数字霸权等交织叠加，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错误思想伺机而动、乘虚而入，民族领域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压力空前增大。
因此，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一是把好意识形态防控关。科学规划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划，强化风险识别与评估，将其统一纳入民族地区涉民族因素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大对可能诱发风险的因素的收集整理、科学评估，明确潜在风险点，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工作联动机制，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防范化解各种新型风险隐患。二是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考量。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中整体考量，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措施监督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结合评估结果及时进行优化调整。三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深化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与引导，建立健全民族领域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涉及民族问题的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此外，要重视对网络舆论领袖和意见领袖的引导和管理，培养一支立场坚定、素质过硬的民族工作宣传队伍和网络评论员队伍，讲好中国故事，提升网络舆情处置能力和对外话语传播能力，筑牢网络意识形态的防火墙。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契合，不仅成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空间广阔，通过赋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情感基础和人心基础。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和结构变革，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制约和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效能的现实困境。因此，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乘势而上，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又要辩证识“势”，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可能衍生的问题和诱发的风险，正确处理好改革所带来的效率与公平、物质与精神、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实现新质生产力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注释略。
张利国，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海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学视域下学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编号：21BMZ058），2024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智媒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编号：2024-GMB-04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总第1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