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前夕，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2014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外交政策以及相关表述发生重大调整，但追求大国地位的目标一以贯之。

近些年来，印度外交逐渐基于所谓五重战略定位行事。一是自称“领导型大国”，强调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塑中追求“全球领导性力量”。二是自封“全球南方领头羊”，主张在全球南方的广阔舞台上施展拳脚。三是自诩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的桥梁。为此，印度外长苏杰生专门造了一个词，试图将印度描绘成一个“兼具西方国家、南方国家特性的‘西南方大国’（Southwest Power）”。四是自视南亚次大陆霸主和“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五是自塑“全球精神导师”形象，突出外交的“印度教特性”。

总体观之，印度外交这些定位和实践尚未达到预想效果。比如，对其至关重要的周边外交就难言成功。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缅甸等众邻的关系可以说是龃龉不断，导致该地区安全困境一直存在，信任赤字严重。虽然也有“灵光一现”时刻，但印度周边外交运行总体不算顺畅。1996年，瓦杰帕伊政府外长古杰拉尔推行“面向邻国多予少取”的“古杰拉尔主义”，但很快无疾而终。2014年，“莫迪政府1.0”时期提出“邻国第一”政策，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期间对尼“非正式封锁禁运”使印度“邻国第一”政策破产。“莫迪政府3.0”时代以来，印度周边外交继续以“管控冲突+有限合作”为主线，南亚区域整合程度仍远低于东南亚和欧洲地区。作为对比，东盟区内贸易占东盟国家外贸总额比重约为24%，欧盟内部这一数据约为60%，而南亚区内贸易在地区国家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仅为5%左右。

大致分析来看，印度周边外交效果不佳根源有三。一是印度政界和战略界精英内心深处并不真正重视“与邻为伍”，或者说是“志不在周边”。印度学者普遍反感世人从印巴冲突、南亚与不结盟运动等视角看待印度，转而越来越多地强调印度是“能同时有效地与全球所有强国打交道的主要权力中心”。二是印度外交战略长期尊奉“考底利耶主义”（考底利耶：古印度政治家和哲学家，因擅长权谋而被称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认为“邻国是天然敌人，邻国的邻国才是潜在盟友”，推行“印度优先”和“现实主义政治”，采取“远交近攻”方针。三是印度习惯于控制国力较弱的中小邻国，这种思维惯性一时难以祛除。

近些年来，印度国内不时出现围绕外交政策的辩论，不少印度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印度追求“全球领导型大国”地位的最大障碍之一在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依然不够充分，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则是周边外交关系。截至目前，印度仍有约2.3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天2.15美元）以下，占全球贫困人口的近1/3。2024年，印度在125个参评“全球饥饿指数”的国家中排名第110位，超过40%的人口面临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多维度匮乏。显然，如果不能更快更好地推动国家各方面平衡发展，印度成为“全球领导型大国”之路就会面临更多阻碍，这个追求从设想变成现实的时间就会拖得更长。

由于地缘政治等一些因素干扰，印度“大国梦”中一直笼罩着某种“中国情结”。新德里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参照，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印度大国地位的“竞争者”，甚至是“能够阻碍印度崛起进程的关键外因”。也正因此，中印关系在印度“大国梦”的受挫或重燃、新德里对华或友好或疏离的态度交替中时起时伏。但事实上，对印度而言，中国不是阻碍，而是与印度共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中印关系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两国应该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作者蓝建学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原文刊载《环球时报》2025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