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印度教民族主义旗帜人物、印度总理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执掌印度已有11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为一个杂糅了古老宗教元素和现代政治术语的开源语料库，上至印度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网民都不时从中选取并组合词汇抒发政见，甚至制订官方政策并以国家信用背书宣传。这一转变打破了西式精英语言的话语垄断，也将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中依恋复古与追逐现代化相互纠缠的矛盾价值观更加直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剖析这种政治语言的“编码转换”机制和影响，而非如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宣传的那样在古代典籍和生造词中寻找印度政治的底层逻辑，将是当代印度观察者们面临的新挑战。
印度民族主义宗教语言的兴起
“Hindi-Hindu-Hindustan”的口号是少数延续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口号之一。鉴于宗教与民族身份在印度时常混同，可将这句口号意译为“印度属于说印地语的印度教徒”。被列在口号第一位的印地语（Hindi），也即印度独立后的第一官方语言，一直处在复古与现代的矛盾之中，它可帮助我们管窥印度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
19世纪，西方的殖民东方学家及其本地助手们编写了一系列推动印地语标准化的语法和语文读本。东方学家们从婆罗门学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梵语（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不仅用于印度佛教文献，也广泛用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印度古典文献）词汇和彼时印度教文献书写广泛使用的天城文（一种元音附标文字，为梵语、印地语等语言使用）。相较在各地方言中读音各异的中古印地语词，梵语词不仅有助于彰显作者文化底蕴，更因其读音一致性更高而便于统一拼写，读者群更大的天城文也更受出版业青睐。就这样，看似矛盾的复古和现代化共同促成了以天城文书写、提倡使用梵语词的现代标准印地语的兴起。与之相似的是，在孟加拉和孟买管区，以婆罗门种姓为主力的印度教知识分子都通过文化复古统和方言差异，并以之构筑起通过现代学校和出版物教育中下层民众、培育民族意识的现代民族语言公共领域。
语言的复古现代化既是印度文化现代化的缩影，更是此后印度人建构民族想象的文化基石。面对掌控现代国家机器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在殖民当局控制力相对薄弱的民族语言文化领域孵化民族主义思想并动员群众。然而，由于语言的现代化和标准化需要不断吸收梵语和宗教元素，批判复古主义、追求世俗现代化的左翼进步文艺亦难以完全撼动印度现代文化生活对象征印度古老文明的宗教的依恋。并且，尽管北方印地语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积淀深厚，却对同样拥有现代印刷业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其他地区语言缺乏代差优势。印度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地区均势”格局再次出现，并开始推动印度走向地方分权。
然而，殖民当局希望将权力集中于西方官员手中，不愿向他们难以深入的本地基层放权。但有利于巩固殖民总督行政集权、利用宗教隔阂“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反而促使许多民族主义者转向强化印度教徒身份的“民族主义集权”——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政治精英分歧加剧的情况下，减少印度教徒间的隔阂以便一致对外与殖民当局和穆斯林联盟展开政治博弈。自古以来，跨地区的朝圣、传教以及宗教文艺为各地印度教徒塑造出了一些相近的信仰和仪式。以此为基础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自然相比仍存在语法和文字差异的语言民族主义更能构筑跨区域文化纽带。
尽管地理范围有别，但语言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共享基本政治逻辑——现代印度城市精英一方面通过引入代议制民主削弱西方殖民统治，另一方面通过文化黏合起一个在票选环节人多势众的政治基本盘以支撑他们在地方或中央的权力。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借助依赖宗教元素的复古主义和现代产业经济及政治工具，尽可能寻找并凸显少数共同文化纽带进而构筑均质化的民族想象。然而，不断向印度教借力的政治动员背后是高种姓印度教徒精英们面对巨大的社会文化差异、强大且手段老辣的殖民当局、宗教少数派政治与低种姓平权运动的高度不安。被英印情报体系密切监控的城市中产阶级政治精英们无力也无意发动土地革命和建设独立武装力量，故缺少能大幅提升大众动员能力的政治经济方案。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路径依赖延续至今。
新政治赋能的“古老词汇”大量产出
印度教和民族语言表达成功占据宗教和文学领域后便开始以此为生产思想文化和大众舆论的“话语根据地”，并通过翻译、诠释和演绎形成并提升以本土符号思考和应对现代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激进派代表人物提拉克以马拉塔人起兵对抗莫卧儿王朝时提出的“斯瓦拉吉”（印地语意为“自治”）口号激发追求民族独立的政治热忱。与之相伴而生的口号“司瓦德西”（印地语意为“本土的”）主张印度人从日用消费品到精神文化生活都实现彻底的本土化。另一个被赋予新政治含义的古老词汇是“罗摩之治”。圣雄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都曾用自婆罗门教史诗《罗摩衍那》以来被世代传唱的概念向民众描绘自治之后可以再现的“黄金时代”，从而激发他们的政治热忱。甚至印度共产党活动家萨蒂亚·巴克塔也曾将印度共产主义的目的解读为实现“罗摩之治”。
与主张从理念到实践上都与殖民主义一刀两断的圣雄甘地不同，老牌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大斋会”鼓励印度教徒参军。印度独立之初，国大党政府查禁“印度教大斋会”及其骨干创建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时的记录表明，印度教民族主义彼时已渗透至军警部门。后者继承自英印国家机器的、从防范国内左翼激进武装的“红色革命”到巩固印度南亚地区霸权的安全和战略关切，也随着退役军警参与RSS等组织的民间活动而被纳入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并通过基层组织网络、青训营和自建的中小学网络发展成为国家控制之外的青少年国家安全和国际形势科普教育。
RSS在解禁后委派骨干成员建立学生会、工会、农会、商会、教会、政党等各阵线组织，并适时吸纳各种新思想并将其转换为“印度教—印地语”表述，以便与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争夺民众支持。其中，民族主义经济学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构筑单一国族的理想相结合，孵化出了同时反对苏联和英美经济模式，主张以和平方式维护中小企业从业者和工会成员利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和“印度教经济学”论述。这些新思想通过组织网络回流到意识形态核心组织RSS后，促进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更新。尽管这些从宗教和文学领域延展而来的另类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影响力不能与学科主流相比，却为扩充印度教民族主义表述经济议题的能力作出重要贡献。例如，RSS现任最高领袖巴格瓦特一方面不断呼吁抵制中国商品，以彰显其“司瓦德西”理念忠实拥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先后在不同场合诠释“司瓦德西”理念“不等于抵制所有商品”“需依我们设定的对印度有利的条件经商”，用印地语词为其经济政策的摇摆不定披上政治正确的外衣。
印度现代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加速了印地语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生产和迭代。《太阳日报》（Dainik Bhaskar）等主流印地语媒体的公共产品，通过将翻译英语报道和撰写原创报道评论相结合，覆盖了印度民众关注的从日常生活、社区动态，到国家政策、世界大势在内的各领域。英语媒体也不断开辟印地语等民族语言版块。这些变化打破了民族语言仅关注地方事务、缺乏全国和国际视野的刻板印象。互联网兴起后，即时通讯软件、社交媒体、视频网站、互联网社区更为语言和观念的生产提供了比纸媒更加自由开阔的孵化平台。
然而，民族语言提升表述和思想生产能力仍需克服殖民文化遗产的阻碍。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前，英国在印度建立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已将英语确立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的入场券，后来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亦未能撼动这一现实。但是，印度各级政府仍为发展印地语付出了一定努力。印度教育部下辖中央印地语司不断规范化印地语使用，并通过以梵语词根词缀造词来扩充印地语词汇。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政府积极推动高校以印地语教授社会科学。此外，印地语也成功地在自然科学与文史哲交叉的科技史和传统医学领域站稳脚跟，例如莫迪援引宗教神话论述“古代印度首创整形外科手术”的出圈言论便出自这一知识生产空间。
印人党执政加速印度政治“语言转码”
自上世纪80年代逐步跻身印度主流政坛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文化层面冲击了殖民文化遗产的支配地位。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印人党政府政治话语的“印地语—印度教转码”进一步加速。
印度延续了英式的政务官、事务官“两官分途”制度。独立后选举政治不断深化，莫迪等出身印度中下层的“民意代表”逐步占据立法机构进而出任总理、部长等重要政务职务。然而，需完成大学教育并通过严苛的选拔性考试后就任的常任事务官（如各部秘书官）仍以西化精英为主。但毕竟独立后英语不再是唯一应试语言，大学扩招更让越来越多印度“小镇做题家”获得事务官考试的学历入场券。尽管淘汰率畸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背负父老期待的巨大决心仍使许多并非接受全英语教育的印度青年出任各级事务官。随着政务官和新一代事务官的民族语言化程度稳步提升，民族语言加速渗透长期由英语主导的官方政策话语。国际影响最大的一次变化当属2023年9月，印度政府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新德里峰会期间改用印地语词“巴拉特”（Bharat）而非英语词（India）拼写国名。出生于精英事务官家庭的印度外长苏杰生在2024年出版著作《印度为何重要？》时，亦对书名中“印度”一词使用了这样的拼写。
由于印地语民族主义者们长期用语言壁垒对抗英语强权，许多印地语术语和英语术语涵义间暗含有意为之的微妙差异，而这些不易觉察的差异日积月累后也可能重塑印度政治话语。在印度举办G20峰会同年，印度新议会大楼内以梵语专名标注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国境内不同地点、被称作“未分割的印度”（Akhand Bharat / Undivided India）的地图壁画引发争议。根据《1955年公民身份法》，“Undivided India”特指《1935年印度政府法》界定的、包含后来印巴孟三国的版图范围，印地语应译作Avibhakt Bharat，而非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耳熟能详、边界想象灵活且夸张的Akhand Bharat。新议会大厦壁画尝试平衡现代国际关系准则、英印殖民遗产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想象这三者，虽然壁画没有逾越三国曾同属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的印度版图，且相比边界外延夸张，除印巴孟外还包含如今阿富汗、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土地的Akhand Bharat在想象上更加克制，但在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壁画中标注建交国境内地名引发外交纠纷并不令人意外。但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宣传和引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已成功地以界定模糊的Akhand Bharat取代了边界受限于正式法律规定的官方译名Avibhakt Bharat，这或为日后有志于“大展宏图”的印度政客提高要价埋下伏笔。
灵活的实用主义外交需要灵活的话语工具。而不断扩充的“印地语—印度教民族主义”语料库为政治精英们重新包装殖民历史遗产、回应当下世界形势提供了比英语更丰富且开放度更高的符号资源。但是，“宗教语言转码”不意味着印度教民族主义为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针。无论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开放之间摇摆，还是以新德里为中心划出多圈层战略势力范围并相应制订策略的行为，都可追溯到国大党执政时期甚至是英印殖民时期。但突然出现的陌生术语仍宛如一支即便人数有限却可能迷惑他人的“话语奇兵”，如何以一种“跨语种政治经济语用学”解析这一支支“奇兵”及其背后的动因和发展走向，是以印度为对象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作者：张忞煜（作者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研究员）
转载自《世界知识》，2025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