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经历了中国化引进时期、本土化实践时期、沉寂与蛰伏时期、恢复与繁荣时期、深化与创新时期。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其开展知识生产的价值转换特点回应当今学科建设的大背景，厘清开展知识生产的现实制约：学科内部矛盾日益严峻、学科外部面临多重压力、自主知识体系尚不完备。依据现实，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循着新的价值基准，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知识体系建设，分别从学科发展的继承性挖掘与民族性转化、学科发展的原创性创新与时代性关注、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布局与专业性培养的需要相结合三个方面提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以此来回应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学知识体系的旨归。

【关键词】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知识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于是，学界进一步关注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论述深刻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即打造一套能够体现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这一论述再次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战略高度，指出了学科建设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关键作用。所谓“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关键是要凸显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在此背景下，不同学科分别对知识体系如何建构进行探讨，为各学科发展提供契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蕴含着学科定位和学科特色，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寻自身的内核与知识体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民族学的守正与创新、国际化与本土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科知识体系必须与时俱进。

近年来，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和“三大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各学科领域开始深入思考和探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包括内涵、构成、发展需求、学科任务和实现路径等，在中国民族学一级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系统化的表述和研究相对不足，学界内部意见也存在分歧。许多学者认为，重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核心任务，这与学科话语权的强弱密切相关。部分学者强调，传承与变革必须符合时代需求。何明从民族学热点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提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生动力在于“从实求和”；麻国庆认为，应将中国民族学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与民族调查研究有机结合，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民族调查与研究，大力推动民族学学科的中国化进程。由此观之，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已是当前民族学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学术自主性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必要举措。

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各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带来了民族问题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是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文化传承与数字化、新文科建设等重要战略，以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也是解决学科发展中的新问题、补齐学科短板的内在需求。所以，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实践中，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挖掘其形成与发展脉络，捕捉关键议题，并对路径进行回应。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探讨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问题，涵盖知识生产的形成与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挑战与策略等，这对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以何基础：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产生的历史过程

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民族及其文化、社会、历史的学科，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中国民族学在20世纪初开始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但在理论和方法上仍受到西方学术的深刻影响。当我们讨论该如何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时，本文试图将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以对学科和学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机构、活动等方面事件为标志，参考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并促成学科的变化为划分依据，将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分为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总结每个时期知识生产的特点和贡献，对如何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一）中国化引进时期（20世纪初—1937年）：西方理论方法影响下的知识生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开始萌芽。这一时期，中国正经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变革、文化碰撞和民族认同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政治志向的爱国人士开始走上挽救民族危机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步传入中国，催生了中国学者对本土民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西方学者如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义理论，泰勒和摩尔根的进化论等，为早期中国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1911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提出要研究中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1926年，蔡元培在《论民族学》一文中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显然，蔡元培对民族学学科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之后他又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为民族学学科建设做了准备，民族学也逐渐引起了我国学界的重视。此后，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杨成志等一批学者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民族学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学研究还得益于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学术团体的活动。1928年前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等民族学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随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边疆研究会也正式建立。这些研究所的成立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制度化的学术支持。此后，中国的多所大学建立民族学专业，设立了人类学、民族学相关课程，培养了大批早期民族学研究人才。193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成立大会，说明民族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兴起。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民族学开始在中国的兴起，以简单引进和接受照搬西方理论方法为主，其知识体系更多的是在翻译、推介、诠释西方理论，到 20世纪 30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学学者开始着重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也从单纯的文献研究法转向实地调查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范式。尽管研究成果丰硕，但限于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尚未完全成型，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本土化实践时期（1937—1949年）：符合地方实际需求下的知识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东南地区的沦陷，原本集中在东部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和各大学纷纷迁往西部地区，过去的边疆广袤之地成为抗战的后方和基地。这一时期，民族学家积极参与边疆建设工作，寻求所学知识与实际结合，促进了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是对民族学中国化的成功探索。

许多民族学家集中在西部地区，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研究领域向边疆文化转变。自1938年起，李安宅、余湘文、杨兆钧、胡焕庸等学者对甘肃、新疆等地展开实地调查，将藏族文化、地理、寺庙、家庭、资源、气候、机关等作为研究对象，产生了许多成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份文件详细分析了回族、蒙古族的特点和现状，强调少数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文件还明确提出了实施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以及改善各民族关系的具体政策。这些实践探索代表着民族学知识与中国社会问题及时局紧密结合。不仅如此，凌纯声、吴文藻、马长寿、杨成志、费孝通等民族学家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进行探索，在分析和研究具体问题时试图上升到理论方面。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民族学家努力建设了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边政学，吴文藻先生称其“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再如，凌纯声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吴泽霖的《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等，讨论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民族问题，并从理论上阐述发展应用民族学的迫切性，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下本土化知识生产的体现。因此，在对民族学学科的理解方面，其应用性与当时的政治建设紧密相连，具体体现在民族学在国家统一、中华民族意识塑造以及边疆治理等方面的实际作用。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社会学与民族学相互渗透，兼容并蓄。就民族学本身的学科结构来讲，民族史研究也应该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许多中国民族学家也把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在抗战时期，学者们审时度势，提出在民族学、社会学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作为重点，深入新疆、西藏等边疆和民族地区做调查，促使中国民族学界形成了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并沿袭至今。民族学与边政研究结合更是促进民族学本土化科学范式的更新，推动民族学与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而这种结合不再满足于引进和介绍，而是力图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文化，用本土资料进行研究，进一步解释其中的特殊现象，在本土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学。

（三）沉寂与蛰伏时期（1949—1978年）：苏联模式影响下的知识生产转型

这一时期，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为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民族学迎来了初步发展的黄金时期。尽管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工作时有中断，但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使得民族学学科也得到了重视，成立了专业机构，组建人才队伍，并且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这一工作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此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政治时局的变化，苏联模式的民族学逐渐代替了以欧美学术传统影响为主的民族学，对民族学学科设置的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学校要么将原有的系、科进行改造，有燕京大学、华西大学等；要么撤系并科，有中央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1958 年，中苏关系恶化，一些民族学家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此后，民族研究、民族问题研究的提法取代了民族学。直到1979年决定重建，确立了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针，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在研究领域方面，当时一些民族学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努力用之指导民族学研究。其中，1951 年林耀华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阐述了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潘光旦在《检讨一下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民族问题是有其极明确的见地的。”在研究目的方面，研究重点从以纯学术为主逐渐转向为解决民族问题和服务民族工作而进行的研究。学者们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宗教、婚姻、家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民族政策的完善和实施。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的知识生产受苏联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亦遭到了阶级属性的批判，这使得民族学不得不在蛰伏中实现发展和转型，也不得不批判地审视西方理论与方法，并且开始进行本土化的知识生产；虽然中国民族学未能生产出系列学科性知识，但是所做的研究综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方法的社会调查，而且开始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范式；虽然研究工作时有中断，但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和支持，为民族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得中国民族学在沉寂中实现了知识生产的转型。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学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也受到了一些时政因素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未能及时发表。

（四）恢复与繁荣时期（1978年—21世纪初）：中西方结合发展下的知识生产

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和开放，学术环境逐渐改善，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重新得到重视，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重建或新建民族学系、研究所，培养了大量民族学研究人才，推动了学科的系统化建设。

这一时期，受对外开放政策和留学生回国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学再次兴起了“西学东渐”的潮流。当时，很多世界各地的专家如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等来华访问交流或开展田野调查，还出版了很多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译作；也有很多学者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其中典型的例子是，1983年，秋浦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举办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同时，也出现了以本国为中心展开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情况。随着民族学的重建，学界对民族学的含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民族史三位一体的民族研究模式，从以民族大调查为代表的“识异”导向，转变为关注多民族关系的“求同”方向。例如，费孝通基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民族走廊的调查研究，在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强调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相互融合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为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1995年初，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乔健也曾提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丰厚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成功实践是中国人类学的四大前景之一。许多民族学研究机构得到重建和发展，各大高校纷纷恢复和新建民族学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推动了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建构。1982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在青海西宁召开，代表们一致认为，民族学与现代化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新时代赋予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民族学概论》《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词典》等书的出版，加强了民族学学科的基础建设。在学术研究中，中国民族学家试图通过应用来说明民族学对社会的贡献。例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郭大烈等在1989、1990年先后对云南省和四川、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省（自治区）进行调查，分析其中存在的民族问题。

由此观之，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虽然其知识生产仍受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土化中国民族学已初具雏形，形成两种主张共存的知识生产局面。各高校纷纷开设民族学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培养了大批民族学专业人才。《民族研究》等学术刊物也相继创刊，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一时期的努力，中国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得以逐步完善，根据本土化理论逻辑展开民族学知识生产并形成学术自觉意识，其学科地位不断提升，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五）深化与创新时期（21世纪初至今）：推进学科体系自主化发展下的知识生产

进入21世纪，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和科学化，面对老化、洋化的民族学知识体系无法用于解释新时代的民族现象，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中心。

中国民族学界在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对“多元一体”理论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一方面，有学者提出“一体多元”新命题，指出新命题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也有学者在反思苏联民族政策的实践效果后提出，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改革开放20年后才逐渐显现，而且大多数少数民族民众的诉求仍与民生问题相联系，这为政府改善民族关系留下很大空间。也有学者针对民族问题，提出要“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这些研究使得身份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变成学界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多元一体”理论有些过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亟须形成新的学术理论或者研究范式，认为不管从民族问题还是民族关系角度出发，“多元一体”处理了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间的矛盾，但也忽略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必须具备国民共同体的国族一体属性。由此可见，在新的形势下，在多元的少数民族族群身份认同与国家赋予的统一政治身份认同之间，需要有新的理论生成来弥合二者之间的间隙。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思维，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使命。究其理论创新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体国民成员的归属和认同。从内涵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公民共同体；从外延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其本质是协调民族关系，将民族认同上升至国家认同。对此，学界予以高度评价。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推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增进国家认同、提升文化认同、实现中国梦；也有学者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中国力量与智慧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价值。今天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民族团结问题提升到一个新层次。总之，在精神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改善民族关系提供了根本途径。这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方向，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综上，在中国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中国化引进时期、本土化实践时期、沉寂与蛰伏时期、恢复与繁荣时期、深化与创新时期的发展轨迹。每个时期都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推进，中国民族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向世人展示了全球视野和独特价值。无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科技突破正在不断重塑我们对民族的定义，也为当今及未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上升到实践层面，根据对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生产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文科建设对于民族学来说，其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行的知识体系建设，已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但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诸多的现实制约。

三、有何挑战：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制约

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学科分化的内部矛盾日趋严峻、学科建设的外部面临多重压力，自主知识体系尚不完备。这些现实挑战涉及多个方面，既有学术研究方向上的分歧，也有学科建设的现实挑战，以下从几个关键角度予以详细分析。

（一）学科内部矛盾日益严峻

民族学知识体系自引入我国后始终占有一定的研究地位，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不利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一，对中国民族学研究方向未达成统一的共识。由于“自我”和“他者”的学科定位，领域性的放大并未改变局限于“少数民族”的学术空间。在民族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发展问题，强调民族学应当回应现实需求，研究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其二，理论与应用之间的矛盾。民族学研究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侧重学术探索和理论创新，而应用研究则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两者之间的平衡常常引发争论，如何在理论深度与应用广度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三，多学科融合带来的挑战。学科领域内可能存在许多专业的概念、术语、表达、公式等，极大地限制了不同学科间的理解和交流，造成学科间的割裂。虽然跨学科研究可以丰富民族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但学科不同，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往往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学术研究方向上的分歧和冲突。加之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在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在不同时代造就了成长经历明显不同的学者群，不同的学者群之间，形成了知识结构上的较大差异。另外，在民族学研究中，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异化”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和玩耍的游戏，不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

（二）学科外部面临多重压力

除了内部矛盾，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多重压力，造成“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些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全球化、信息化、政治环境、社会需求等方面，它们对民族学的研究方向、方法以及实践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全球化冲击带来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和研究范式的西方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学术话语在民族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这种话语权的不对等导致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难以被国际学界充分认可和采纳，加上本土化研究的独特性不足，这都限制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真实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如大数据分析、GIS技术等。然而，对信息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对田野调查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忽视，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真实性。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有价值的数据，并进行科学分析，是信息化对民族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其三，面对现实需求高涨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双重挑战。社会对民族学研究的期望往往集中在其现实应用价值上，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提供了深入理解和解释民族现象的框架和工具。当代中国社会变化迅速，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复杂多样，民族学研究需要及时回应这些现实需求。加之社会对民族学研究的期望越来越高，要求研究能够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政策制定，这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需求导向可能导致基础理论研究受到忽视，不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三）自主知识体系尚不完备

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学科行稳致远的基础保障。尽管学界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要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体系、方法论、学术话语权等方面依然面临挑战。其一，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局限与本土化创新面临挑战。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中国民族学虽然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但在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深度上仍显不足。许多研究缺乏对社会事实的掌握，这样的研究往往“假、大、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科的发展，而且许多理论框架仍然沿用西方的学术体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理论创新。其二，民族学研究方法面临多元化挑战。在方法论方面，传统的民族学研究方法主要依赖田野调查和质性研究，尽管这些方法在理解民族文化和社会现象方面有其独特优势，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如何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论与民族学研究有机结合，形成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其三，学术话语权有待提升。尽管中国民族学研究在国内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但研究隐含了西方中心主义假设，削弱了中国本土经验及其理论概括的话语地位。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由于语言和传播渠道的限制，难以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和受到认可。加之社会公众对民族学的认识相对有限，许多人不了解民族学的研究内容和重要性，学术成果缺乏实际应用和社会反馈。这种认知不足，导致民族学研究在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的欠缺。因此，为了完善这一知识体系，需要加强系统化理论框架的构建，深入挖掘本土理论，提升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促进跨学科方法的应用，增强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紧密结合实际政策和社会热点问题开展应用研究。此外，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通过重塑研究视角、发展本土理论与方法、增强学术自信来摆脱西方话语霸权。我们的学者应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际出发，重新定义和完善“民族”概念，避免依赖西方理论。应推动自主理论的形成，如“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发展符合中国特点的研究模式。通过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合作，传播中国民族学的成果和经验，提升在全球学界的话语权，实现对西方话语的有效超越，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知识体系。

四、如何推进：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路径

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将“中国自主”体现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使其具有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等特征。因此，建立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学科发展的继承性挖掘与民族性转化结合

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充分考虑继承性和民族性这两个重要维度。继承性是民族性的基础，民族性是继承性的结果。所谓继承性，是对已有民族学研究成果和传统方法的继承与发扬。所谓民族性，则强调研究的本土化和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表达。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又要向外看”。

当前，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建构和发展过程中，较好地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该学科在中国的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了相应的时代课题，从而得以创建并不断发展。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于一个社会、政治、文化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的时代，为回应西方带来的冲击，中国不得不变。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以孙中山为首的文化精英期望通过“三民主义”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民族学正是在此背景下传入中国，以期实现有志之士学术救国的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学开始尝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民族学的科学研究并开展社会服务，比如“边政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成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而当时的中国民族学为民族识别大调查提供了重要支持。改革开放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阐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随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论，不仅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也体现了民族学学科在不断传承中的民族性特征。自民族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是学科外来性与本土化并存的发展过程，借鉴外来的理论与方法，力求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并试图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因此，民族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密不可分，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继承性的体现，也需要民族性的转化。受社会变迁及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民族学出现了一批凝聚我国民族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的成果，继承这些成果不仅是对先辈学者智慧的尊重，也是对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传承。我们应加强挖掘和阐释先辈们的经典著作、田野调查的方法，以中国式现代化需求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关键是融通。对外来学科理论、方法等进行批判性借鉴，正确处理与现有西方知识体系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的内在逻辑。也借鉴国外学术资源，互鉴融通，促进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二）学科发展的原创性创新与时代性关注结合

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在原创性和时代性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原创性是学术研究的宗旨，是学术评价的根本依据，是学术编辑、学术传播的价值取向。所谓时代性，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总体状况相适应。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就是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当前，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建构和发展过程中，较好地体现了原创性和时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学总是将对中华民族的原创性创新与时代性关注相结合，推动了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这体现在从中国实践中提炼理论，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中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这种理论既要有普遍意义，又要能够解决中国具体问题。1926年，蔡元培提出民族学概念，并运用民族学、人类学资料，认为人类进化的公例是由近及远、逐渐推广。以美术研究为例，他明确指出，“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考察起”。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从文献研究到实地考察的转变，学者们走出书斋，深入边疆，开展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受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这不仅实现了与现代民族学学科的直接对接，也配合了国家的时代背景，确立了新的努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族际文化共享领域的日益关注，民族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入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学界关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学科建设成为学界新热点。所以，在服务于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学始终立足现实，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创新之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因此，中国民族学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密不可分，学科建设的中心目的就是知识创新，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理应倡导新范式、确立新议程、提出新方法，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民族文化现象，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推动民族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保持知识体系生产的阐释性和权威性。因此，中国民族学要坚守使命和责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从文化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构建原创性新理论，通过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和新理论的构建，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学理论体系，为国家民族工作的政策制定、应用实践等提供科学指导。在时代性与原创性的良性互动中，让“中国特色”走到实处，走向深处。

（三）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布局与专业性培养结合

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系统性无疑是体系的根本属性，也是体系之所以成其为体系的根本理由，而专业性则关乎研究的深度和专业水平。系统性是专业性的标志，专业性是系统性的结果。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就是“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

当前，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和专业性。这是因为自民族学引入中国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和建构其学科定位。早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蔡元培对物质生活类型、社会生活类型、心理生活类型等民族文化特质进行了举例说明，这不仅是民族学理论上的创新，也为我国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民族学开始有了以“民族研究”为内涵的学科，民族研究包括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经济、民族理论和世界民族研究等分支。这种学科的分化和延伸，是由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史的特殊演进道路决定的。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规定，法学门类（03）中的一级学科民族学（0304），其二级学科分别为：民族学（03040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030402）、中国少数民族经济（030403）、中国少数民族史（030404）、中国少数民族艺术（030405），除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外，其他均定位于中国少数民族，其学科对象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时至今日，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三大体系”仍在进一步构建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024年 5月，国务院学位办召开民族学学科调整推进会，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了三个二级学科（不许自设），每个二级学科下设了四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下设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中华民族学下设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和政策、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理论、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人类学与世界民族下设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海外民族志、世界民族政策比较研究、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可见，新一轮的学科体系势必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构建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是深入探讨民族学系统性和专业性的重要理论途径。

因此，系统性与专业性密不可分，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系统性布局与专业性培养相结合。教育离不开教材支撑，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的后备军。为增强人才培养和社会认可的评价度，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抓好教材体系与课程体系的协同发展。例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教材的编写中，呈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范式。在此过程中，为确保研究的深度和专业水平，应加强对学科专业化的培养和建设。通过设立专业课程、培养专业人才等方式，提升学科研究的专业性；通过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拓展学科研究的视野，提升学科研究的专业性；通过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建立学科领域的专业权威和学术声誉，提升学科研究的专业性和影响力。以加大基础课程、核心课程教材的系统性建设力度为基础，以加快学科专业性建设为目标，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立足学术前沿的教材体系。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相较于其他文科而言，中国民族学与生俱来的包容性使得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业已实现了新文科建设所要求的融通国内外各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并针对特定研究对象展开跨学科交叉研究，对当下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等引发的问题保持高度的参与性，并积极开展知识生产。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民族学至今未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及中国学派，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提升任务，而提升的关键在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围绕这一关键点，我们进一步确证了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学科内部层面，学界对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方向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如何在理论深度和应用广度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科外部层面，全球化的冲击带来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和研究范式的西方化，同时信息化的挑战影响研究的深度和真实性；自主知识体系层面，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本土化创新存在局限，知识体系尚不完备，学术话语权有待提升。基于这些方面，本文分别从学科发展的继承性挖掘与民族性转化结合、学科发展的原创性创新与时代性关注结合、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布局与专业性培养结合三方面阐释中国民族学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希望以此推动中国民族学契合新文科建设要求而最终完成转型，并在服务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初心坚守中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及中国学派的真正的中国民族学。

【作者简介】王迎春，女，河南开封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通信作者：沈桂萍，女，辽宁凤城人，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北京）研究员，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与国家关系、民族事务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理论阐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博物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话语叙事研究”（23VXJ005）；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资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化润疆’工程研究”（BZKY2024107）。

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