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享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体系构成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共享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学艺术符号、以共享物质遗存为载体的物质文化符号、以共享传统节庆为核心的民俗文化符号、以共享象征标识为载体的政治象征符号四重维度,分别对应认知功能、情感功能、价值功能与行为功能。在长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四重维度分别诠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形成“符号认知、情感投射、价值内化、行为外显”的完整闭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需从多维时空场域活跃的共享文化符号入手,从构建彰显中华文化整体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的表达体系着力,探索切实可行的文化认同实践路径:树立和突出共享语言文字符号,构筑中华文化认同的思想根基;树立和突出共享物质文化符号,激发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鸣;树立和突出共享传统节庆符号,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树立和突出共享政治象征符号,引领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方向。
关键词：共享文化符号 中华文化认同 内在逻辑 实践路径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实际上提出了系统构建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形成中华文化视觉表达体系,提出增强各民族共同的中华文化符号认知、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任务。此后,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将中华文化认同提升到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高度。2025年3月,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再次强调“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再一次强调要因地制宜营造氛围,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夯实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和文化根基。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符号作为各民族共有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其共有性、共享性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纽带。通过构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以推进中华文化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使命。从学理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本质上依赖于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系统的视觉认知和意义感知。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表明,诸如彩陶纹饰、丝绸工艺、茶文化等物质符号,以及节庆仪式、建筑形制等非物质符号,构成了跨越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记忆载体。这些符号通过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传播,将差异化的地域文化整合为各民族共享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为形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归属感提供物质基础。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近年来,学界对共享文化符号与中华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基本内涵、价值意蕴、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论述。基本内涵层面,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是一种深度对象化的存在,是由中华古今各民族生成的,具有稳定传承性、典型表征性和普遍认同性的文化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体。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符号能创造出一种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空间,使不同族群既能按照自身心理上的接受程度进行自由对话,又能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认同。针对中华文化认同,有学者提出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价值意蕴层面,有学者称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强大的符号意义建构作用、不断增强的符号传播力量等,对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融合与归属作用。而文化认同内涵着价值选择和社会意识的认可,在民族共同体中表现为对自己传统的遵从和群体的归属感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在机制。实践路径层面,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时代利用公益广告向各族人民传播中华文化符号,能够使中华文化符号在传播中对人们起到耳濡目染、情感熏陶、行为塑造的文化浸润作用;能够使各族人民在喜闻乐见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中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共享。因此,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应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凝练出的价值共识、以汉语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加强丰富多彩的地域和表层文化形式交融与共享等。
虽然此类研究较多,但研究者鲜少提及共享文化符号与中华文化认同的“结构层次”与“多重维度”,共享文化符号如何构建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文化符号的认同建构呈现双重向度的功能:在横向维度上,它通过激活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基因,形成“多元一体”的价值公约数;在纵向维度上,则通过符号意义的重释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因此,构建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特征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矩阵,不仅需要符号学层面的理论创新,更需构建符合媒介生态演进的符号阐释体系,从而实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有历史文化基因,在当代创新传播,承担起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时代使命。
一、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内涵、分类和价值
(一)共享文化符号的内涵
符号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载体,文化由符号体系呈现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即文化。符号一般意义上是一种物体,语言或行为,它也可以是文化抽象的想法或概念,例如手势、物体、信号和文字。因此,符号系统在物质形态层面涵盖了具象化的实体、语言载体及行为范式,同时在精神层面可表征抽象文化理念,如语言符号、仪式行为及视觉意象等均具备符号学意义上的表意功能。文化符号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承载特定文化意义的象征性载体,通过与意义的合成,成为文化传承、认同建构和社会沟通的核心媒介。共享文化符号则是这种“核心媒介”中被广泛认可、共同使用并承载集体意义的象征性元素,包括但不限于语言、价值观、信仰、图像、仪式、习俗、历史记忆、神话传说等,并通过长期的社会互动和文化实践,成为群体认同的核心纽带、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理解的桥梁、民族共同体构建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它既植根于历史传统,又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意义并得到持续共享和再创造。
由此,我们认为,中华文化符号就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但不限于语言、价值观、信仰、图像、建筑、文学艺术、仪式、习俗、历史记忆、神话传说等,既有各民族独创独有的文化符号,也有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依据特定的编码规则与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意义框架,经过选择、赋意与确认而形成的文化符号,包括但不限于语言、价值观、信仰、图像、建筑、文学艺术、仪式、习俗、历史记忆、神话传说等,在被各民族群体共同理解、认同并使用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从而实现共有文化记忆的存贮、传播与价值共识的再生产。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情感与意愿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整体表意与标识、存贮与传递的直观表现形式。
(二)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分类
文化符号的分类需兼顾表意功能与认同建构效能。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涉及三项关系:表征体、表征对象和对表征的诠释。不同符号类型在意义生产链条中占据差异化的功能。文化符号本身从内涵、功能、逻辑等方面有很多种分类方式,本文基于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以语言、物质、仪式、政治象征等显性文化形态为框架,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主要分为共享语言文字符号、共享物质文化符号、共享传统节庆符号、共享政治象征符号。四类共享文化符号的划分,既遵循符号学对物质形态与表意功能的类型学分析,体现符号的物质形态差异,又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需求。
厘清四种文化符号的具体内容,对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推动各民族文化创新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各民族共享语言文字符号主要包括:第一,汉字体系。作为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汉字通过“六书”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将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伦理观嵌入符号结构。第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有效消解方言隔阂,构建跨民族交往的“最大公约数”。第三,典籍文献。作为文化载体,既包含诗词、小说等文学形式,也涵盖戏曲、歌舞、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其中所承载的思想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古代哲学体系,还是现当代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语言文字符号体系的重要内容。
各民族共享物质文化符号主要包括:第一,建筑。包括古代宫殿建筑,如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布达拉宫等;古代军事农业设施,如万里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坎儿井等;当代大型公共设施,如青藏铁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古典园林建筑,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古典园林;古代公共礼制建筑,如历代帝王庙、曲阜孔庙以及各类重大文物遗存。此外,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物,如建筑、雕塑、绘画等,这些可以触摸和看到的实物都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畴。第二,传统工艺艺术。主要指以陶瓷、丝绸、书法、国画等为代表的传统工艺与艺术。第三,饮食、服饰、发明创造等。饮食文化主要包括茶、饺子、粽子、月饼、中国传统菜系等,服饰包括汉服、唐装、旗袍等民族服饰,发明创造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
各民族共享传统节庆符号主要包括:第一,中华传统节庆。如春节的守岁祭祖、端午的龙舟竞渡、中秋的赏月团圆,区域性多个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如火把节、泼水节等多民族共享的节庆活动等,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谐共生的仪式体系。第二,区域共享的民俗符号象征,如春联的平仄对仗传承汉字美学,饺子、春饼、腊八粥等节令食品成为情感联结媒介;民间龙文化中的红山玉龙、赛龙舟、舞龙和舞狮、十二生肖等。
各民族共享的政治象征符号主要包括:第一,国家象征符号体系。主要是指诸如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政治标识符号,阅兵仪式、升旗仪式等政治仪式符号以及以凸显国家意识、国家理念与国家价值等内容为核心的政治标语符号。第二,政治空间符号。如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意象关联“人民主权”理念,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叙事构建革命历史记忆,人民大会堂是国家的象征等。第三,制度仪式符号。如国庆节及国庆阅兵式通过分列式、装备展示等程式化展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这些体现国家意志的视觉符号传递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归属感。
(三)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价值功能
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具有多维度的时代价值。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维度看,各族人民通过具象的文化符号实现中华文化认知、情感认同、价值共识与行为规范。
1.认知功能:构建跨民族的知识共识。就语言文字符号来说,语言文字符号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性媒介,其核心功能在于信息传递与认知框架建构。根据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理论,他认为“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及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甚至在一门语言的范围内,某种思想或观念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达。”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人类构建意义世界的元符号。汉字系统通过六书造字法实现“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编码,其超方言特性在历史长河中维系着跨地域文化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程使语言文字符号的标准化与多样性形成辩证统一,《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程系统则建构国民基础认知框架。在数字文明时代,汉字Unicode编码与网络语言形态创新,使传统符号系统在虚拟空间获得新生,形成文化基因的数字化传承路径。
2.情感功能:激发共同体归属感。就物质文化符号来说,物质文化符号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具象载体实现文化记忆存储与集体情感联结。格尔茨“深描”理论指出,物质符号通过“层级深度描写”承载文化意义网络。如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沿线18座城市联合开发的“运河文化记忆工程”,通过码头遗址修复与漕运文化展演这样的空间实体锚定集体记忆,唤醒历史记忆并激活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引发情感共鸣。
3.价值功能: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形塑核心价值观。就传统节庆文化符号来说,传统节日符号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仪式化实践实现价值传递与社会整合。涂尔干“集体欢腾”理论揭示,集体欢腾借助命名的方式与特定物质形式所代表的符号、仪式与象征体系联起来。节日仪式通过情感共振强化社会团结。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蕴含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屈原的爱国精神通过端午节这一文化符号得以传承和弘扬,激励着各族人民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4.行为功能:规范国民行为准则。就共享政治象征符号来说,政治象征符号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神圣化操演建构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安东尼·史密斯提出:民族主义者“利用阅兵、纪念仪式、周年庆典、阵亡者纪念碑、誓词、货币、旗帜、对英雄的颂扬和对历史事件的纪念等方式,不断强调认同与统一,从而唤起同辈公民对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缘的记忆”。如通过国家仪典的反复展演,将政治原则自然化为公民认知中的“常识”,为国家治理提供法理支撑,为国民实践爱国行为提供引领。
综上,四种文化符号功能交叉影响,构成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价值功能体系。通过认知共识的建立、情感纽带的强化、价值观念的传递以及行为实践的整合,凸显符号系统作为“文化操作系统”的能动性,为推进中华文化认同提供逻辑思路与可操作路径。
二、共享文化符号推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
文化符号作为意义表征系统,在中华文化认同建构中具有独特的结构化功能。基于符号认知—情感共鸣—价值内化—行为协同的递进机制与“知—情—意—行”的文化认同心理机制,共享文化符号通过解码中华文化密码、激活集体记忆、塑造价值共识、指导实践取向的完整路径,形成文化认同的动态生成逻辑。
(一)认知筑基:共享语言文字符号的中华文化基因解码
安德森提出:“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语言并非排他的工具,其包容性极强,任何人都能够学习语言,从而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可能性。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这一观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地理单元的广袤性与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催生了以汉字为核心、多民族语言文字共生的文化符号体系。其中,汉语言文字凭借其超方言的表意特性与持续三千余年的制度化传承,不仅承载着典章文献的物质记忆,更通过书法、碑刻等具身化实践,将抽象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纽带。共同文字的使用传递了国家意志,构建起统一的交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传递体系。通过汉语文的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全体成员得以构建起对整体价值观与整体政治社会秩序的认知图景,这种共享的语言文字符号体系为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提供了关键性的认知框架。正如龚鹏程所言,“整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处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组织和制约中”。因此,纵观中华民族发展演进历程,汉语言文字作为表意符号,构成了中华文化身份确认的意义体系,记录了中华民族从古代社会秩序到近代社会剧变历程中各阶层、各民族“分而不散”的历程。
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成为传承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工具,构筑了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之维。其一,共享语言符号是沟通桥梁。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中,共享的语言符号为不同文化的沟通提供了统一的平台。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符号在构建“我群”与“他群”的边界过程中,有效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身份认知。其二,共享语言符号的规范化作用。共享的语言文字符号通过其规范化、推广与传播,不同文化在语言的基础上实现了广泛的交流与深度的融合,最终促成了文化认同的升华与文化多样性的共存,使得群体之间能够通过语言文字的互动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达成一定的理解。其三,语言符号是文化交流的催化剂。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来看,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最具典型性的文化表征系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作为“国家民族”认同形成的先决条件,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国家意识的认知与内化。
(二)情感共振:共享物质文化符号的民族精神强化路径
历史作为人类记录族群共同记忆的符号文本,其本质在于通过符号系统建构社会成员对过去的集体认同。保罗·康纳顿指出,过去的全部人类活动,只有通过了解其遗迹才能加以了解。这里的遗迹往往依托于特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享物质符号———无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人物遗址,还是周期性重现的纪念仪式,都通过持续性的意义阐释与民族精神再生产,逐步塑造成特定文化群体的情感纽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表意性。物质文化符号通过具体的形式或图像,传递对特定历史事件的集体认知和情感体验。二是继承性。物质文化符号是社会群体集体记忆的载体,当集体记忆通过物质文化符号复现时,群体成员可以回溯和重温共同的历史经验,推动群体成员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三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普遍性。共享的物质文化符号不仅在同一时间点上被群体成员接受,而且可以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与地域,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被不断地重构与认可,从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
因此,共享物质文化符号作为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精神汇聚、价值传承,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之维。其一,符号表征体系构建记忆载体。物质文化符号通过编码历史经验与民族精神,形成稳定的意义指向系统。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既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又通过符号的“可重复展演性”实现代际记忆传递。其二,互动仪式强化情感共时性。研究显示,通过情感能量的循环与强化可形成稳固的共同体意识。在数字化时代,物质文化符号可借助短视频、虚拟展馆等媒介实现“跨时空仪式化传播”,在参与式互动中建立“情感—记忆”的共时连接。其三,价值叙事激活认同内驱力。物质文化符号需嵌入“个体—群体—国家”的价值叙事网络,方能实现记忆唤醒向认同转化的质的飞跃。如通过建构“苦难辉煌”“复兴之路”等主题叙事,物质符号得以串联个体生命史与民族发展史,形成情感动员的“意义漩涡”。
(三)价值共构:共享传统节庆符号的家国情怀观念形塑
阿斯曼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基于一套共享的规则和故事(记忆),连接着每个文化主体与对于共同居住的意义世界的体验。正是由于这种体验,构建起对共同生活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共享传统节庆符号的形成过程便是如此,它是广大民众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尊重中,自发聚集、沿袭成习。借助传统节庆符号,神话传说、天文地理、术数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的文化内容表达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思想、道德和伦理、行为与规范、审美与情趣,形塑着人们的家国情怀。它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可辨识性。共享的节庆符号往往通过视觉、听觉、行为等感官形式表现出来,具有高度可辨识性和文化凝聚力。如春节的红包、年夜饭、爆竹;中秋节的月饼、圆月、花灯;重阳节的爬山、赏菊、登高望远等。二是延续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传统节庆符号历经选择重构与再诠释,逐渐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文化规范,也使得中华文化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了延续性和连续性。如瑶族的盘王节、藏族的望果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彝族的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壮族的三月三等,是各少数民族特色节日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体现。三是创新性。在现代社会,随着文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和社会变迁,传统节庆符号也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与形式,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
因此,共享传统节庆符号通过隐喻机制实现核心价值观的代际传递,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之维,在仪式差异中凸显中华文化的价值共性。其一,传统节日符号通过历史积淀,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规范性。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传统节日不仅是仪式化表达,具有庆祝功能,更被赋予了强大的文化引导力,蕴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其二,传统节庆符号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了跨文化的价值引导力。尽管身居不同区域的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特点,但传统节庆的象征符号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实践,如春节的祭祖、除夕的守岁、端午的龙舟竞渡等,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仪式性,再通过高度程序化和仪式化的行为,节庆符号的文化价值引导力得以强化。其三,共享传统节庆符号通过其文化凝聚力,塑造了核心价值观理念。通过节日庆祝活动,个体与家庭、社区乃至国家之间的情感纽带得以强化。节庆符号通过仪式的反复实践,成为文化情感的凝聚点,从而内化为文化认同和社会规范,形成念祖爱乡、重信明义、敢为人先、团结包容的价值内核。
(四)行为规范:共享政治象征符号的国家认同实践引领
政治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特定指称意义的物或人,就是政治象征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政治符号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象征意义深刻影响着集体行动的逻辑与模式。共享政治象征符号为表达、代表和加强国家的定义范围所服务。通过政治象征符号的仪式化展演与社会互动,共同体成员得以强化对国家认同的认知与体验。在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历程中,包括政治领袖、英雄人物、价值理念以及共同家园等在内的一系列具有特定指涉功能的政治象征符号相继产生并不断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符号体系。作为不可替代的政治象征,群体成员对这些符号的认同源于对政治运动规律的理解和行为的牵引。如“孙中山”代表了近代中国对救国真理的探索,“毛泽东”使中华儿女成为国家的主人,“邓小平”则引领改革开放,他们都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信仰与价值的象征,在民族历史中留下深刻烙印,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与动员功能。
因此,共享政治象征符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同符号,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行为之维,使个体在统一的国家符号体系下实现对共同体的感知和行为规范引导,其本质是将政治仪式当作一种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相区别的行动策略。其一,共享政治象征符号通过其仪式性和实践性,增强国家认同的行为表现。作为国家与民族认同的象征,共享政治象征符号内嵌规则、记忆、节奏等诸多要素,赋予个体认知的共同体形态,通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逐渐演化为个体参与国家认同的实践。其二,通过社会互动和集体活动,能够促进个体与集体的国家认同协同,推动国家认同在实践中的传承与创新。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将政治象征符号嵌入法定仪式,形成具有强制性与重复性的行为规范体系。再通过国家机器的强有力运作,如政府、军队、媒体、教育等机构的参与,在特殊历史时刻向全社会传递了国家的强盛与稳定,强化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其三,政治象征符号广泛影响着国民的爱国行为。当个体在公共空间遵循国旗悬挂规范、国歌奏唱礼仪时,其行为不仅是法律义务的履行,更是对国家精神符号的意义解码。基于国民对国家政体合法性与神圣性的认同,象征图形符号系统向其受众反复不断地灌输主流政治意识和价值……从而使成员群体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中取得一致的立场,采取一致的行动,进而强化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树立和突出共享文化符号推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共享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价值观念与情感认同的浓缩承载,其持续的意义再生产是深化中华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基石。这一再生产的过程,绝非简单的复古或静态陈列,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这些符号以时代活力,使其在当代社会持续发挥强大的文化凝聚与价值引领功能。
(一)树立和突出共享语言文字符号,构筑中华文化认同的思想根基
共享语言文字符号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性载体与思想纽带,其通过统一的表意体系、历史积淀与符号实践,将抽象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可传播、可共享的认知框架。二者的互动逻辑体现为:语言文字符号以文化基因解码(如汉字“和”“同”的形义结构)承载“大一统”“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并通过跨地域的符号传播与集体实践,构建文化认同的思想共识。这一过程需重点树立的语言符号包含三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与规范汉字。作为法定交际工具,其统一性消解地域语言隔阂,强化“书同文、语同音”的共同体意识;汉字系统,即形音义三位一体,通过象形、会意等造字逻辑传递中华传统宇宙观与伦理观,如“仁”字蕴含的“二人为仁”关系哲学;方言与民族语言中的共通性元素,如汉语借词、音韵规律,凸显“多元一体”语言生态,再如藏语、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印证历史上语言接触与文明互鉴。
树立和突出共享语言文字符号,需要多主体的协同努力,共同构建语言文字符号的传承与发展体系。首先,政府应积极推动语言文字的普及工作,特别是在社会服务领域。2021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都将发展语言智能、语言教育等产业作为重要发展任务。根据政策文件,政府可以通过设立语言文字推广中心,组织社区活动,开展普通话培训班,提升公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知和使用能力。其次,教育机构应发挥语言文化传承的主阵地作用,强化语文教育改革,提高国民语言能力,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在义务教育日常教学工作中,应积极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等专项计划,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贯穿于各学段教学全过程。同时通过“优秀基础教育师资培育工程”等项目,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确保教学质量。最后,传承发扬典籍文献中的思想文化符号。中华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思想,而典籍文献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从《诗经》到《四书五经》,再到明清的《大元大一统志》,这些文献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多元文化包容的精神,强化了文化认同的统一性,应在实践中加以传播。如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第一期建设成果《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合订本)》,已完成术语的平台建设,并对外共享。
(二)树立和突出共享物质文化符号,激发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鸣
共享物质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认同的物化载体与情感媒介,其通过具象化的空间形态、历史遗存与象征意义,将抽象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文化实体。二者的互动逻辑体现为:物质文化符号以历史叙事承载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并通过跨时空的符号感知与集体实践,激发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鸣。在构建中华文化认同体系的过程中,亟需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物质文化符号,将各类特色文化符号中蕴含的共有文化精神阐释出来,有效整合为共享文化符号,激发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共鸣。这一转化过程涉及文化符号的筛选、保护与挖掘等多个维度,且“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从突出表现形式的“不同性”向增强文化精神的“共同性”上的跨越,文化归属感与情感共鸣正是在民族精神的滋养下形成的。这一过程需重点突出的物质文化符号包括:建筑遗产符号,即故宫、长城、福建土楼等,如故宫“中轴对称”格局体现“礼制天下”的秩序观;器物遗产符号,即青铜器、瓷器、丝绸等。如西周何尊“宅兹中国”铭文实证“大一统”观念起源;城乡景观符号,即梯田、古村落、工业遗产等。
树立和突出共享物质文化符号,需多方协同共进。首先,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通过政策引导,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2025年3月5日,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各级政府、文化机构和教育部门应加强文化资源的整合,通过文化博览会、非遗展示、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让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的发展成果,从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其次,教育部门应通过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与宣传,让年轻一代深入理解物质文化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高校可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文化机构可通过举办展览、讲座等形式,进一步深化物质文化符号的传播与再生产,使其成为当代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最后,应在展览演示中挖掘普遍符号背后共有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精神。博物馆、民俗馆、古村落等是各民族共享的物质文化平台,见证了各民族共有社会文化生活,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创新传统物质文化符号的传播方式。可制作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动画、直播等内容,展示传统物质文化符号的文化内涵和共有精神价值。
(三)树立和突出共享传统节庆符号,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
传统节庆符号是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载体与情感纽带,其通过共享的仪式实践、符号表征与集体记忆,将抽象的文化价值具象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社会行为。二者关系的本质在于:节庆符号以文化基因解码承载“天人合一”“家国同构”等核心价值理念,并通过代际传递与群体实践实现文化认同的意义再生产。如春节的“团圆”伦理、清明的“慎终追远”精神等。作为群众性文化符号,树立和突出传统节庆文化符号,有助于弘扬核心价值观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这一过程需重点树立的节庆符号包含:时序型符号,即春节、清明、中秋等。如山西陶寺古观象台遗址的圭表遗存证实夏至晷影误差仅0.02米,承载“天人合一”宇宙观,体现历法精准性背后的秩序价值;伦理型符号,即重阳、腊八等,体现着“老吾老”的代际伦理;共同体型符号。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强化“多元一体”民族观,新郑黄帝故里遗址出土的“有熊氏”陶文也为共同体叙事提供考古实证。
树立和突出共享传统节庆符号,推进价值共识需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技术赋能的实践体系。首先,需要政府层面的制度化引导。政府应积极完善节庆文化保护政策,建立“中国传统节庆振兴计划”,推动春节、中秋节等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节庆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增强文化软实力。同时,通过公共文化服务降低参与门槛,确保文化共享的普惠性。其次,需要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鼓励文化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发节庆IP,如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将传统节日与现代艺术结合,以视觉叙事激活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如2025年故宫联合腾讯推出“数字清明上河图”,再现北宋汴京元宵灯会的多民族交融场景。同时,支持学术机构开展“节庆口述史”研究,挖掘各民族节庆中的共生元素,如彝族火把节与汉族元宵节关于“火”的文化共性。最后,需要个体参与的日常化实践。通过家庭代际传承,如“家谱中的节庆记忆”项目、学校主题教育,将节庆符号融入生活仪式。如内蒙古中小学将“那达慕大会”竞技项目融入体育课,使“团结拼搏”的价值观念具象化。
(四)树立和突出共享政治象征符号,引领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方向
共享政治象征符号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与实践导向,其通过制度化、仪式化的符号表征,将国家意志、历史记忆与共同体价值具象化,构建超越地域、民族的集体认同框架。为了团结异质性个体,涂尔干把“社会事实”主要理解为“外在性”和“制约性”的社会规范,集体意识通过制度化的仪式与惩戒机制塑造个体行为。二者的互动关系体现为:政治象征符号以合法性叙事。国旗、国徽的宪法意义凝聚国家主权共识,通过历史记忆编码,如长征精神、抗战胜利纪念等强化民族精神纽带,并借助仪式展演,如国庆阅兵、宪法宣誓等实现价值内化与行为动员。这一过程需树立和突出的共享政治象征符号应包括:国家主权象征符号,如国旗、国徽、国歌。作为宪法规定的国家标识,其神圣性强化了“中华民族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法理共识;重大历史事件符号,如长征、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当代政治符号,可通过历史叙事建构“苦难辉煌”的集体记忆,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体奋斗史;政治仪式符号,如宪法宣誓、国家公祭日等,以制度化展演传递“法治中国”“和平发展”等核心价值,塑造公民身份认同。
树立和突出共享政治象征符号,需要构建多层次符号传播体系。首先,教育系统应完善“沉浸式”符号教育。在中小学开展“国家符号认知课程”,系统性地介绍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符号的由来、象征意义和相关法律规范,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其次,数字化创作与创新赋能国家形象符号。数字技术为符号传播提供新路径,在传播国家形象符号时,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创新设计。如“学习强国”平台以“红色主题VR展厅”还原革命场景,用户通过交互行为,完成符号意义的再生产。此外,媒体平台也要创新符号传播形式,开发“数字国徽”等AR互动产品,延续政治象征符号的传播效应。最后,激发个体参与,引导爱国主义的行为规范。共享政治象征符号的有力传播能够有效增强不同群体的参与感与使命感。以“烈士纪念日”为例,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纪念仪式的程序(如默哀、献花),将符号(人民英雄纪念碑)与行为规范(肃立、脱帽)绑定,使国民在参与中完成从符号认知到价值内化的过程。这种仪式化设计不仅规避了符号的“空洞化”风险,更通过“仪式化重复”强化了规范的稳定性。
沈桂萍，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浙江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迎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思想战线》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