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从“家国天下”“大一统”“多元一体”等层面进行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自觉接续大一统传统，夯实大一统根基，建立现代大一统国家。继承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丰厚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多民族命运共同体。赓续家国情怀，从家国一体传统到家国共同体，构筑现代家国情怀。继承传统天下观，推动传统天下观的现代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传统国家观的深度融合中，激活了中华传统国家观中的现代因素，实现了现代国家建构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传统 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家国天下”为根，建立起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国家，孕育出独特的家国情怀与世界想象。也形成了对于国家的传统认识，可以称为中华传统国家观。中华传统国家观是中国古代在国家观念上承袭下来的政治传统，是中华传统关于国家问题的总体看法或观点，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主要包括“家国天下”“大一统”“多元一体”等核心概念和命题。
“承担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使命并且领导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是遵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共产党。”[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同时十分重视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从唯物史观的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构问题上，没有割裂中华国家传统。一方面，延续和继承了中华传统国家观。另一方面，改造了传统国家，完成了传统国家不能完成的任务，进而完成了新型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超越。深入诠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构问题上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继承和超越，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内涵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内涵十分丰富。赵汀阳认为：“中国关于政治系统的一般方案，就其简化的形式而言，是由天下（世界制度）、国家（诸侯国而不是民族/国家）和家庭组成的。”[2]从这个认识可以看出，中华传统关于国家的概念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是不同的。那么该如何科学把握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内涵？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3]。这一重要论断为科学把握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内涵提供了基本遵循，可以从“家国天下”“大一统”“多元一体”等层面认识中华传统国家观。
（一）家国天下观的历史生成
1939年，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4]在毛泽东看来，封建国家产生于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封建主义就是在小生产经济的基本单元——家庭的基础上产生的，家庭构成了封建国家的基本细胞。从毛泽东的分析中可以认识到，中华传统国家观也有其生成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
第一，家国一体、天下一家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华传统国家观的价值核心。始于夏、商、周时代的家国观念，是为了管理超大规模农业社会而形成的。在农耕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家庭基础上，形成了对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塑造了家国天下、家国同构的国家秩序。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决定了家和国的一体关系，并使其具有“超稳定性”。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凸显了家国同构性质。《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5]家国同构的模式，将自我价值与国家兴亡相统一，催生对国家的自觉认同，凝聚起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孕育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6]。总体上看，华夏文明内在的家国一体的结构和模式是一种固有的文化基因，也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持久的国家观。
第二，天下观塑造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天下”是若干个“国”与“家”的结合，天下一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共理的共同体理念。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天下归一。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和天下意识的国家。学者王柯提出，“天下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集大成者。”[7]他还认为，先秦时代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思想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中国之所以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就是因为中国早期的国家思想是天下思想。钱穆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8]历史地看，天下观的价值中心是家和天下，从家国天下到天下一统，政权更迭，天下终是一统如故，天下观铸就了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
（二）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天下观念衍生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萌芽，大一统继而成为贯穿中华传统国家观的一条主线。秦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程，后来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持续增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延续几千年。“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9]分裂割据也没有改变统一的目标，在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中各民族不断融合，大一统螺旋式发展，逐步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大一统思想内涵也不断拓展，最终演变为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基本内核之一。孔飞力认为，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在动荡混战中生存下来，成为中国人民压倒一切的向往。[10]大一统的国家建构又进一步巩固“家国天下”情怀。《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多元一体是传统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大一统的国家史，大一统的天下观，强力塑造了多民族共同体。多元与一体辩证统一，“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12]从血缘认同到文化认同，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华夷一家”观念成为主流，国家与民族互相成就整合，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凝聚起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无穷力量。
传统中国的家国天下传统延续到“鸦片战争”时期受到了转型冲击，中华传统国家观在近代发生了嬗变。在转型的冲击中，古典“大一统”等观念不时会被唤醒和重新回归，中华传统国家观影响深远。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继承
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3]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国家观进行继承的鲜明态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与传统国家高度相通，有着典型的历史连续性，有着明确的继承关系。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与中华传统国家观
1917年，李大钊批判了日本宣扬的极具殖民意味的大亚细亚主义。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指出，“吾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而以亚细亚为吾中国人之亚细亚，以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14]也就是说，李大钊主张以古老的中华民族更生再造为现代新中华民族，在此基础上去构建现代国家制度。只有实现“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15]，才能真正构建大亚细亚主义。这些认识强调了中国在亚洲复兴中的责任自觉，复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1923年，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中强调了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反相成的关系。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16]可以看出，“李大钊把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17]，“显然承继了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的双重传统。”[18]
在国家危亡的历史背景下，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国家的本质，改造传统国家观。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国家、建设新国家做了理论铺垫。陈独秀在1919年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提出了“爱国”之问。陈独秀认为，搞清楚国家的本质是要不要爱国的前提。在他看来，爱国思想在国民印象中浅薄的原因是“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19]关于传统天下观可能导致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薄、国民爱国意识不强的问题。陈独秀主张，应该通过大力办教育、提升知识、加强团结，以及与各国共同组织大同世界来增强国民的爱国观念。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观点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传统的天下观念，而是主张要用唯物史观把握国家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去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
概言之，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表明，他们既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国家观，也继承了天下大同传统。“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不谋而合，直接影响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认识，这也可以看作是“第二个结合”早期萌发的一种表现。
（二）自觉接续“大一统”传统，建立现代大一统国家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20]大一统观念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提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21]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大一统的框架下重建中国。在国家四分五裂之际，于民族民主革命中结束国家混乱和分裂局面，重建中国的统一、恢复“大一统”。党、政、军都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统一的中央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延续了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作为“大一统”根本政治机制的郡县制在新中国获得新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中统一国家，继承了“大一统”特质，重建了“大一统”国家结构。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完成国家统一的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反对分裂、统一国家的决心，无不继承了中华传统国家观的独特“统一”基因。中国共产党以祖国统一为使命任务的大一统国家建构，凸显了大一统在实现中华文明连续性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遏制台独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从秦代开始，两千多年国家一统，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到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国家被肢解了，我们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对得起我们的后人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别无选择。”[2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国家的统一视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各族人民命运所系，体现了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大一统传统的忠实继承，展现了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自觉。
（三）继承“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丰厚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环境决定了各民族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生成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顺应了多元一体的发展大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而又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张民族自决，抗日战争时期逐渐转变为民族自治、放弃联邦制主张建立统一国家。是“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23]也要看到，放弃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恢复或釆用了大一统单一制的国家形式，不仅仅是抵御列强侵略、抵制国家分裂的现实需要。更是表明，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新国家的方案,继承了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历史元素。就国家结构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初更多地从革命理论和苏联经验出发，建国设想为联邦制。但是后来的建国实践则实施了单一制，既继承了大一统传统，也坚持了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中认识到，早期主张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是不合时宜的，必须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出发探索民族区域自治。
从民族发展实际来看，中国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共产党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出发，继承多元一体格局坚定不移、一以贯之。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可以“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24]江泽民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2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继承和发扬多元一体理念，首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26]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概念“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带有‘民族共同体’含义。这一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27]“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2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发展，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这是历史的力量，也体现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深远影响。
(四)继承传统天下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29]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深深影响着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在社会主义中国被重新激活。毛泽东提出的国际关系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可谓是天下观的继承与转化。天下观基础上“和谐世界”的构建是中国负责任地参与世界治理的外交表达。在“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价值逻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发展理念，“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30]这些思想理念都继承了中华传统天下观念中的思想精髓，秉承了先秦以来的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理想。简言之，从合作共赢、包容发展到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文明倡议，背后折射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
（五）赓续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
习近平指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31]家国天下理念孕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忠于国家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是传统家国情怀的忠实继承者，并将家国情怀转化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江泽民曾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32]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33]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4]，也即继承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天下观。关于家国情怀的时代价值和要求，习近平强调，“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我们4亿多家庭、13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35]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传统国家问题上，没有搞历史虚无主义。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又继承了中华传统国家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结合了传统和现代要素的特殊政党类型……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历史与传统，并将其用于现代目标的达成，使中国不因现代国家建设而发生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断裂现象。”[36]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超越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传统国家观，但这种继承不是复古，而是一种“有扬弃的继承”[37]，是一种超越。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批判与继承
早期共产主义者基本上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也伴随着继承与超越。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如何适应的问题。李大钊等人将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进行比较，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有了初步认识。在国家问题上，早期共产主义者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去认识国家本质，辩证看待中华传统国家观。传统中华帝国体系的崩溃让早期共产主义者思考旧中国“一盘散沙”社会状态的根源。他们认识到，要想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任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他们也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阶级属性，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联结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社会分散与现代国家建立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这些探索已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传统国家观的融合纳入了理论视野。
（二）重塑大一统传统，夯实大一统根基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在分封制下表现为朴素民本思想的“大一统”，在郡县制下则表现为皇权权力本位的“大一统”。传统国家虽然也维系了疆域“大一统”，但对于广大乡野村民而言“帝力于我何有哉”，家国情怀也并不巩固。尤其是在王朝末年，皇权与百姓缺乏联系甚至严重对立，整个国家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国家与人民隔膜的合法性危机不断上演。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了工农联盟，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在农村，从社会底层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让“皇权”下乡进村。使乡村和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完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新的政治整合，解决了数千年来未能解决的国家与社会分离“悖论”。中国从四万万一盘散沙一跃成为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具体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通过政党与群众组织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信仰体系。将农民等阶级整合为共和国的主体——人民，从多民族共同体中创造出人民这一现代国家构建的根基，将民族共同体整合为人民的政治共同体，创建了人民共和国，推动传统国家整体转型为现代国家，延续并重塑了大一统传统。概言之，中国共产党将新的“大一统”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以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推动传统国家的变革，赋予大一统传统深厚的民众基础，夯实了大一统的根基。
（三）“党领导国家”体制融合了大一统传统与先锋队政党的集中统一
在中国传统国家结构中，国家领导权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拥有。皇权至高无上，国家政治形态上“朕即国家”，法律服务皇帝的意志，国家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统治国家的主人却变成了人民，领导国家建设的核心不再是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扎根于自身历史和文明，把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国家和代表制政府的基石，人民连结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实现了大一统传统与现代国家统一的有机衔接。先锋队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整合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弥合了传统大一统下“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张力，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而构建了与传统国家保持明显连续性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四）从家国一体传统到家国共同体，构筑现代家国情怀
传统的家国一体也时而表现出不和谐的一面。因为统治者出于把国家变成实现家族利益政治工具的目的，只强调家国一致性而模糊家国的区别。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底层民众国家观念淡漠，甚至导致被统治者“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错位的国家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就谈及了“家国错位”问题，“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38]而西方的家国异构虽然重视个体的权利，但是却陷入了极端个体主义的“现代性”窠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立场重构家国同构传统，既克服了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现代性”窠臼，也消除了传统国家中的“家国错位”问题。一方面，家国一体孕育的爱国传统、家国情怀转化成爱国主义的动力源，人民始终保有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始终与国同行。习近平强调，“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39]另一方面，国与家、公与私、权与责又有合理的边界和平衡。习近平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40]“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41]习近平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42]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既肯定家与国的统一、也承认家与国的界限。将个人的家庭伦理与爱国情怀高度统一起来，将家国一体传统转化为现代的家国共同体，解决了传统家国同构中“家国错位”等问题，构筑了契合“现代性”的家国情怀观。
(五)创新多元一体国家治理，建设多民族命运共同体
多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的存在，但历代统治者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少数民族的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单一制国家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完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家庭。”[43]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因循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传统，继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通过建设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完成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塑造，历史上王朝国家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得以承继。中国共产党基于家国传统形成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新模式，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一个民族实体。巩固发展了多民族共同体，增强了国家凝聚力。中华民族各民族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44]简言之，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创造性构想，既继承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又超越了‘因俗而治’的传统治理体制，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45]
（六）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推动传统天下观的现代转型
天下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源远流长。钱穆认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面，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46]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激活传统天下观，对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传统既有继承也有超克。于国内，迥异于传统天下观，国家主权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国家意识深入人心，并且实现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国际事务上，不分大国、小国相互承认与尊重独立的主权，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平等、共享为核心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理念完成了对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一脉相承，同时灌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回答人类共同性问题，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化难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胸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表明传统天下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现代转型，在现代性的脉络中获得扬弃和更新。
结语
综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把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有机衔接，实现了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扬弃。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47]，没有传统中国就没有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受到中华传统国家观、资产阶级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多方影响，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但是要回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时代课题，既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也要结合中国实际、考虑中国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国家建构中认识到，盲目跟随处于强势地位的所谓西方普世国家观，会丧失国家的主体性，现代国家的世界历史正当性将会丧失。同样，回归传统国家并不具有政治合理性，而是要建立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现代国家。
对于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批判扬弃的继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48]“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49]这种扬弃的继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做了示范，他既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和优秀遗产，也分析了封建国家的特征，批判地揭示了封建国家的弊端。[50]中国共产党“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51]一方面，对封建专制大加鞭挞，早期也对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批判。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与传统的延续性却并没有割断，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和实践无不体现着与中华传统国家观的内在渊源。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和时代，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需求，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激活中华传统国家观中的现代因素，推进中华传统国家观的现代转化，有效解决了近代家国天下观式微与民族国家观萌发的悖论，将家国天下观嵌入与内化为中国式民族国家观，在现代国家建构中“返本开新”“与古为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华传统国家观的深度融合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国家建构对中华传统国家观的继承和超越。这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蒙，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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