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中日两国交涉“琉球分岛改约案”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5 次 更新时间:2025-01-12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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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淑君  

 

1879年日本借“废藩置县”为由,强行吞并琉球,拒绝与清朝交涉,并污蔑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失礼。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后,中日两国讨论“琉球分岛改约案”的可行性,但各自解释格兰特的调停方案,难以妥协。清朝坚持琉球复国,日本却要琉球“属地化”,并欲以琉案要挟清朝,达到修改《中日修好条规》的目的。当时中俄两国正在交涉伊犁问题,总理衙门担心日、俄联合谋华,遂仓促草签《琉球专约》,但因琉球官员林世功自杀死谏,中国朝野群情汹汹,加上中俄交涉已见曙光,清朝再无顾忌,遂拒绝签署《琉球专约》,使日本并吞琉球之举无法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外交悬案。

 

1872年至1879年,日本通过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阻止琉球朝贡中国、琉球废藩置县,得以吞并琉球王国,将其变为属地“冲绳县”。二战结束后,东亚诸国曾争议琉球归属问题,引发广泛讨论。有人强调中琉两国存续500年的宗藩关系,或梳理中琉宗藩体系的运作机制,或分析朝贡贸易对中琉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中方主张琉球归属的历史根据。对日本吞并琉球的研究,中国学界主要有梁嘉彬、张启雄、米余庆、李理等人指出日本单方面将琉球变为日本属地,中琉宗藩关系就此断裂,而臧运祜也指出日本吞并琉球之举,不但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开始,也是其实践亚太政策的第一步。日本学界的植田捷雄、安冈昭男、佐藤三郎等人,注重明治政府对“琉球处分”的内部讨论与外交政策。出身琉球的学者更强调日本吞并琉球的不正当性,及其统治琉球群岛的差别待遇。金城正笃指出明治政府实施“琉球处分”的非法性,西里喜行讨论了漂流船、走私贸易、信息交流、苦力交涉、清朝外交官的对日策略及琉球问题的处置等问题。此外,我部正男、毛利敏彦等人分析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轨迹,并讨论日本学者如何评价“台湾出兵”与“琉球处分”。据上所述,中日两国学界较少提到日本吞并琉球后的情形及善后措施,也未能连带讨论琉球救国运动的舆论影响,尤其对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提出的“琉球分岛改约案”缺乏分析。因此,本文欲讨论1879年格兰特调停琉案的过程,并厘清“琉球分岛改约案”的交涉,从而解释中日两国搁置琉案的动机及其影响。

一、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中日交涉

1872年10月15日,琉球依据过去的“江户立”惯例,派人请觐明治天皇。未料,明治天皇趁机颁诏,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琉球正使伊江王子尚健惊慌失措,竟接受诏书、收下赐物,等于承认琉球成为日本的一个藩。日本外务省照会各国驻日公使,声明琉球已属日本,以后由日本负责琉球对外交涉事务。随后,日本借1871年琉球宫古岛民被中国台湾牡丹社地方民众所杀之事,于1874年出兵台湾,征讨牡丹社。日本出兵台湾的目的不只是安抚日本国内的征韩派,也向琉球君臣展现日本的武力,并根据前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的建议,趁机在台湾岛建立殖民地。但因清朝坚持台湾为中国疆土,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不得不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搁置殖民台湾的计划。《中日北京专约》的签订,是日本将琉球“属地化”的关键。此后日本派驻琉球的办事人员不再由“外务省”派出,改为“内务省”派出,试图证明琉球已是日本属地。

为了切断中琉宗藩关系,日本命令琉球不得再向清朝遣使进贡。琉球三司官大惊,恳求日本收回成命,多次说明维持中琉宗藩关系的必要性。明治政府将琉球王国改“琉球藩”的目的,不只要废除过去的幕藩体制,终结琉萨关系,还要切断中琉宗藩关系,让琉球“属地化”。作为琉球三司官之一的向德宏在政治认同上虽是亲日的白党士族,但认为琉球有必要向中国求救,否则无法维持自主地位,所以奉琉球国王尚泰之命,率领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抵达福州,并在4月12日向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上书求援。但何璟、丁日昌态度消极,拖延至6月24日才向清朝上奏日本阻止琉球进贡之事,由此影响了清朝对琉球问题的判断,也未能利用日本内战的软肋,错失保全琉球的良机。

由于向德宏控诉日本阻贡,清朝派何如璋赴日本交涉。抵达东京后,何如璋观察日本国情,联络日本亲华人士,并探明琉球情形,遂向李鸿章提出《琉球三策》,却未受重视,只好与外务省辩论日本阻贡之无理。1878年10月7日,何如璋等人向日本外务省抗议琉球问题,指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表达中国不满日本阻贡的态度。何如璋的照会措辞严正,有理有据,但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利用这份照会,指责何如璋无礼:“贵国政府在尚未熟知我国政府所以发此禁令之道理前,忽然向我政府发出如此假想暴言,岂是重邻交、修友谊之道乎?若贵国政府果真命阁下须发此等暴语,则贵国政府似已不欲保持两国以后之和好。”寺岛借此要求何如璋交出谢罪状、撤回照会,否则中日两国将停止谈判,不再交涉琉案。寺岛宗则刻意指责何如璋无礼,目的是为日本实施第三次“琉球处分”争取时间。何如璋不知道日本的计划,还试图找寺岛澄清误会,又与内务卿伊藤博文解释情由,但日本为了尽快控制琉球君臣,拖延与清朝谈判的时间,自然不会接受何如璋的解释,甚至故意要求何如璋撤回照会,或交出谢罪状,贬抑中国体面。

此时,总理衙门正在与欧美诸国交涉朝鲜开放通商问题,无暇顾及琉球,日本内务省开始行动。内务卿伊藤博文先命松田道之拟定“琉球处分”的草案,并命令在东京驻扎的琉球官员全部回国,避免这些琉球官员向各国驻日公使四处陈情。1879年4月4日,日本实施第三次“琉球处分”,以“废藩置县”为名义,将琉球群岛纳入日本属地,并单方面宣布废除琉球藩,改设冲绳县,由锅岛直彬担任首任冲绳县知事。当“废藩置县”的命令传遍琉球各岛后,琉球国王尚泰等人拖延时间,希望能等到清朝派兵援救。亲华的黑党士族不愿接受日本统治,将希望寄托于清朝出兵救援,欲阻止尚泰等人前往东京,尤以迁居琉球久米村的闽人三十六姓后人反应最激烈。但亲日的白党士族劝琉球王族赶紧启程,并主张琉球官民顺从日本,避免日本出兵。5月27日,松田道之强迫尚泰等人离开首里、前往东京。何如璋很快将此事电奏总理衙门,并建议“宜假兵威,亦示必争”,但总理衙门却认为中国没有海军,难以跨海征讨日本,“自应仍以依据情理辩论为正论”,并引用《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质问新任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今琉球有何得罪于贵国,而一旦废为郡县,固与《修好条规》第一款所云‘两国所属邦土,以礼相待’语不符,且琉球既为中国并各国认其自为一国,乃贵国无端灭人之国,绝人之祀,是贵国蔑视中国并各国也。”由此可知,清朝一开始希望用外交手段去处理琉球问题,并要求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人筹备海防事宜,避免日本突然开衅,可见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二、格兰特的分岛方案

听说琉球被吞并的消息后,前驻英公使郭嵩焘向李鸿章建议,“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日本事事取法西洋,即当以西法治之。大小相维,强弱相制,故无臣事之礼,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本”。换言之,郭嵩焘认为总理衙门不必纠结日本阻贡问题,而是直接承认琉球是独立国家,可不伤中国国体,亦能争取琉人认可,并拉拢欧美诸国共同出面干涉琉案,迫使日本放弃琉球。李鸿章赞同郭嵩焘的提案,于是琉案交涉的重点不再是证明中琉宗藩关系,而是证明琉球是独立国家,日本不得并吞琉球,借以维护琉球王室的统治权。1879年4月,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来华赴任,却不愿交涉琉案,于是刻意改道,不经天津,避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但仍无法避开总理衙门的抗议。总理衙门照会宍户玑称,“琉球以弱小一邦,服于两国,其国与贵国尤为密迩,宜如何保护之,乃无故灭绝之,于贵国声名无益,于各国公论亦未合”,并要求日本遵行《中日修好条规》,对琉球“以礼相待”,争取琉球不被灭国。宍户玑称自己权限不足,将责任推到外务省,而外务省答复琉球“废藩置县”是日本国内政问题,与中国无关。总理衙门与外务省各执一词,争执不已。

此时,琉球官员向德宏滞留福州,等待消息,却收到了日本将琉球“废藩置县”的报告,于是令蔡大鼎奔赴天津,向李鸿章报告琉球亡国的悲状,恳请中国出兵救援琉球。恰巧,1877年卸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正带着妻子与幕僚环游世界,并在1879年4月7日抵达香港,准备前往中国内地游历。李鸿章认为,格兰特虽已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但在美国仍有威望,于是建议恭亲王奕优待格兰特,请格兰特出面调停琉案,或许能影响日本的态度。未料,向德宏接获琉球王世子尚典的密函,得知琉球王族被软禁在东京。向德宏等人心急如焚,不惜剃发易服,躲避日本密探追捕,潜赴天津,向李鸿章哭诉乞师,并表示“惟有绝食而死,不能辱国负君”,“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的悲痛,甚至指出清朝若能保住琉球,琉球君臣将世代感恩,甘为马前卒,连带能巩固暹罗、朝鲜、越南及中国沿海岛屿等地的防务,使李鸿章开始重视琉球问题。

格兰特抵达北京后,恭亲王奕出面款待格兰特,并谈及日本强占琉球之事,希望格兰特能代为调停。格兰特虽认为日本未必同意自己出面调停琉球问题,但愿意与外务省商谈,从中斡旋。李鸿章也与格兰特讨论琉球问题,希望格兰特能说服日本重开谈判,并强调中国有义务保护琉球,延续琉球王祀,而日本无故废灭琉球,明显违反国际公法。此外,李鸿章也指出琉球向来臣事中国,又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日本却明目张胆地并吞琉球,“固于中国万不下去,即美国亦不好看”,更强调琉球位置的重要性,不只有助维持太平洋航路的畅通,也能利于中美通商的发展。格兰特同意斡旋琉案,认为“中国所争者土地,不专为朝贡,此甚有理,将来能另立专约才好”,并趁机提出美国华工问题,希望中国能控制华工数量,避免美国引发排华风潮。李鸿章赞同格兰特的看法,并暗示格兰特如果能谈妥琉案,中国也能在华工问题上让步。

格云:所言均是正理。我最怕各国失和动兵。如善言调停息事,大家皆有益处。

答云:我闻日本废灭琉球,大都出自萨摩岛人主意,国主美加多颇为所制。闻东京等处舆论亦颇有以废琉球为不然者。诚得贵总统至日本力持公论,则美加多倚重总统声名,当可压服萨摩岛人。

格云:我甚愿秉公持议。如日本国主为萨人所制,我可为伊涨胆子。

由此可知,李鸿章采取“亲美制日”的手段,希望格兰特利用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本考虑“琉球处分”的正当性,并试图拉拢日本国内的中日联合论者,鼓动明治天皇,压制萨摩派官员。

李鸿章一开始只寄望格兰特的调停,未能顾及琉球君臣请求复国的愿望,但因向德宏等人提供许多情报,让李鸿章考虑“琉球救国运动”对中日关系的利弊得失,遂允许向德宏等人以顾问身份参与琉案交涉,而美国驻天津领事也提供琉球内部的消息给他们,可见中、琉、美三方分享情报、合作分工的情形。根据蔡大鼎《北上杂记》的记载,原本在福州等待消息的毛精长等人收到尚弼送来的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遂前往北京,先后向总理衙门、礼部陈述琉球被日本并吞后的种种惨状,请求清朝速派问罪之师。总理衙门与礼部皆不愿留下毛精长等人,但两者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总理衙门不仅不受理毛精长的请愿书,反而命令他们尽早返回福州,不允许他们留在北京,避免中日交涉再增变数。礼部注重“彰我国家优恤远人之至意”,建议将毛精长等人当作琉球贡使,安置在会同四译馆,并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派人护送他们回福州候命。毛精长等人托词生病,不愿出京,并以正阳门外的旅舍为据点,组织“琉球救国运动”,不断向清朝陈情请愿。

1879年7月3日,格兰特抵达日本横滨,向明治政府表示斡旋琉案之意。7月22日,内务卿伊藤博文、陆军大将西乡从道接待格兰特,讨论琉球问题的交涉情形。伊藤博文等人虽向格兰特说明琉球“废藩置县”的原因及其归属日本的主张,但格兰特不在意中日两国各自的主张,反而强调太平洋航路必须保持畅通,指出“支那注意此等诸岛(琉球群岛。——引者注),乃因在太平洋通商不可或缺的要道上,故若占领此诸岛,直接阻碍支那之互市”,“现今日本占有琉球,遂至控制支那之互市,是故支那视为一大事件”。因此,格兰特强调中日两国和平解决琉球问题的重要性,并暗示了分割琉球群岛的妥协方案,却未考虑琉球复国的可能性。8月10日,格兰特会同美国驻日本公使平安(John A.Bingham)及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会见明治天皇,并讨论中日两国如何解决琉球归属的冲突。席间,格兰特表示他理解日本“废藩置县”的动机,但再次强调中日两国亲善合作的重要性,指出琉球问题是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日本出兵台湾之举,让中国戒备日本,最后向日本建议解决方案:“据余闻,中国分划该岛屿间之疆界,给彼一进出太平洋的广阔通路,如至此议,彼将能承诺琉案。”由此可知,格兰特没有把话说死,而是暗示日本可利用分割琉球群岛的办法,解决琉球问题。不过,日本向格兰特强调琉球与日本的从属关系,并引用《中日北京专约》第一条“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作为中国承认琉球归属日本的证据,甚至要求清朝解决何如璋的“暴言”事件,否则日本不愿重开谈判。

格兰特一面致函李鸿章建议召回何如璋,以利调停,一面注意到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不愿中日和谈的心思,于是向伊藤博文等人建议:“此事在日本必办不了,既有英国公使在此牵掣,必了不成,应该在北京与恭亲王等,或在天津与李中堂商议办结。”格兰特随员杨越翰(John R.Young,或称杨格)也指出巴夏礼从旁挑唆日本吞并琉球,还误导何如璋,两边拨弄,希望中日两国失和,并引据国际法惯例,分析琉球问题之始末,一语道破了琉案交涉的陷阱:“琉球既有臣服日本几百年之凭据,不难一查即可明白,何不先与中国说知,交出凭据,乃先做出此失和之事”;“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可惜的是,总理衙门只想息事宁人,未重视杨越翰的建议,竟同意召回何如璋,使其成为琉案失败的替罪羊。

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可知格兰特欲通过斡旋琉案,促成中日两国接受琉球分岛方案,借以强化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力。从日本现有的官方档案来看,无法确定格兰特提出的是“琉球三分”或“琉球二分”的方案,而《冲绳县史》记有“格兰特氏三分论一说,绝不可能被伊藤、西乡两参议同意,但在格兰特送交中国的信中,隐含中日互让之主旨,议削彼二岛(宫古、八重山)给中国”。格兰特调停琉案的说法,让伊藤博文误判清朝出于战略考虑才争取琉球复国,于是将改约案与分岛案绑定,试图讹诈中国,达到修改《中日修好条规》的目的。根据1879年9月7日何如璋寄来的报告,可知格兰特一开始提出的方案是“琉球三分”,但未得伊藤博文等人的同意,只好另择方案,所以格兰特怀疑巴夏礼从中作梗。为了避免机密外泄,格兰特刻意隐瞒何如璋,不将调停方案告诉他,但何如璋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打听到格兰特“琉球三分案”的内容,即琉球中部归琉球王室复国,再由中日两国各设领事、共同保护,北部隶日本新设的冲绳县,南部割隶中国,遂在8月11日将其方案回报李鸿章,让总理衙门误以为琉球问题即将解决。

三、“琉球分岛改约案”的失败

清朝试图维持《中日修好条规》的有效性,希望能联合日本、抵抗欧美,重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但这个构想只是一厢情愿,让日本误判清朝争琉案的行为动机。根据英国驻日公使报告,可知日本误以为清朝想确保通往太平洋的航路,才会争取琉球复国,所以日本根据纬度线划定琉球本岛与南部诸岛的边界,并准备用“琉球分岛案”为筹码,要求清朝重修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与欧美列强一样取得“最惠国待遇”与“利益均沾”等特权,所以日本提出的“琉球二分案”是将南岛(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列岛及八重山)划归中国,中国必须承认琉球其余领土归给日本,并同意修改《中日修好条规》,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允许日本商民进入中国内地自由通商。毛精长、林世功等人得知日本的“琉球二分案”后,非常担忧交涉的走向,于是在北京四处陈情,请求清朝出兵、协助琉球复国,让中国朝野又出现了同情琉球的舆论,清朝不得不面临“琉球复国”与“琉球分岛”的两难抉择。

为了调查“琉球分岛”的可行性,并侦察琉球救国运动者在中国的活动情形,日本派竹添进一郎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交涉。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强调中日两国应和平解决琉球问题,并提出日本“琉球二分案”与修约主张,试探李鸿章的态度与清朝的交涉底线。从竹添与李鸿章的对话内容,可知伊藤博文误判中国争取琉球的目的,所以用宫古岛与八重山岛为交换筹码,换取“最惠国待遇”,使日本商民能免除厘金,享有中国内地通商之权。李鸿章并未被竹添的方案迷惑,不但反驳竹添的琉球专属日本论是“惑世诬民甚矣”,并指出琉球君臣愿意归属日本的誓书皆“当时强逼拟稿照写”,不能作为琉球从属日本之证,甚至担心竹添派人谋害向德宏等人,遂命令天津海关道郑藻如暗中保护。值得注意的是,1880年4月竹添进一郎第三次赴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曾向竹添出示何如璋的信函。信中,何如璋提到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皆支持“琉球三分案”,但当李鸿章提及此事时,竹添进一郎神色困惑,仿佛从未听说此事。因此,外务省再向格兰特与平安求证时,他们否认曾提出“琉球三分案”,使外务省坚持“琉球二分案”,并批评何如璋道听途说,误导清朝的判断。

根据竹添进一郎的会谈报告,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认为清朝不会轻易接受修约方案,所以用“追加条约”的说法,掩饰日本修改《中日修好条规》的真正意图,并命令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向清朝正式提出“琉球分岛改约案”,也就是将分岛案与改约案打包交涉,让中国顾此失彼,很难有转圜空间。除了正面交涉之外,外务卿井上馨也利用了中俄两国正在交涉伊犁问题,刻意营造日俄亲善的气氛,虚张声势,借以威吓清朝,以达到日本推进“琉球分岛改约案”的目的。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一面制造日俄合作的假象,一面模糊焦点,让总理衙门将注意力放在“琉球如何分割”问题,进而获得《中日修好条规》重新修约的谈判空间。宍户玑指出,日本考虑中国的立场,同意“琉球二分案”,而《中日修好条规》将届十年之期,希望中国能释出善意,同意日本获取“最惠国待遇”,等于把“琉球分岛案”与“日本改约案”绑定处理,甚至语带威胁:“加约一层,此是全局死活之关。此事不行过,球案亦无去路。”对日本近似勒索的修约要求,清朝内部意见不一。清朝官绅虽同情向德宏、毛精长等人,但考虑到中俄交涉陷入僵局,倾向“宜速联络日本,所议商务可允者早允”,避免日本与俄国勾结。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也考虑到琉球亡国的既定事实,认为清朝若同意“琉球分岛改约案”,日本便不与俄国合作,也将琉球南部诸岛让予中国,中国再转赠尚泰,再加上以首里王城为中心的琉球本岛,这样琉球就能复国存祀,清朝无后顾之忧,也能完成“兴灭继绝”的责任。

正因为日本深知中国顾虑日俄合作,遂设想用“联日制俄”为筹码,诱使中国退让,确保并吞琉球的成果,还能修改《中日修好条规》,取得“最惠国待遇”等优惠,单方面提高中国货品的关税税率,甚至把中日两国相互领事裁判权,改成“片面领事裁判权”,让旅日中国商民接受日本司法的管辖。由于《中日修好条规》牵涉层面太广,利权损失甚多,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拒绝改约,但可以考虑日本提出的“琉球二分案”,并要求日本送还琉球国王尚泰,使其在琉球南部岛屿重新复国。日本不愿释回尚泰等人,却暗示总理衙门自行册立尚氏王族为新国王,避免琉球黑党士族重燃希望,鼓噪琉球各岛士民暴动。李鸿章本打算册立旅居中国的向德宏,但向德宏仍希望迎回尚泰,完成琉球复国大业。1880年10月28日,中日双方以“琉球分岛改约案”为谈判基础,初步达成共识,由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草拟《增加条约案》。在《增加条约案》案稿第一款,即日本将宫古岛、八重山岛交中国管辖,其余各款皆是有关《中日修好条规》最惠国待遇、内地通商、关税自主权等的修改内容。随后,中日双方又草拟《球案专约》,决定在1881年2月交割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后,中日两国才会签订《增加条约案》。

清朝已与日本谈妥《球案专约》之举,引起向德宏等人的不安,而林世功见琉球复国无望,决定死谏乞师,竟在总理衙门前挥剑自杀。通过林世功的遗疏,总理衙门才知道日本“琉球二分案”是陷阱,中国想借宫古、八重山两岛复兴琉球王国的构想很难实现,也未必能保证宫古、八重山两岛与进入太平洋航道的安全。至于同意修约,给予日本许多特权,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总理衙门急忙中止交涉,让宍户公使一头雾水。

据北洋大臣李鸿章称,询诸琉球官员向德宏云:每岁出谷不过二万石,并云琉球自属日本以来,所产各物日人肆行取纳,或随人口增税,与日人言皆举大约之数等,因是不独北岛久为日本所踞,即中岛、南岛亦均归日本收税,琉球之隶中国其名,而属日本其实。此时若不与定议,亦无策以善其后。兼之俄国兵轮现均停泊东洋海岛,球事不定,恐俄人要结日本,又将另树一敌。臣等再四筹商,虽以南岛存球一线之祀,地小而瘠,将来亦不易办。

根据林世功的遗疏内容,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陈宝琛主张“倭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许”,指出总理衙门允许日本修约而自损利权,换取宫古、八重山两岛,借以延续琉球王国的王祚,但只靠宫古、八重山,琉球复国也难以自立,最后“中国受其实害,而琉球并不能有其虚名”,“案一结则琉球之宗社斩矣,约一改则中国之堤防溃矣”。李鸿章听取陈宝琛缓议琉案的意见,重新审视《球案专约》与《增加条约案》的利弊,又考虑日本觊觎朝鲜、台湾的野心,必须加强防范,提出“联俄制日”的策略:“与其多让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以慑日。”可知李鸿章注意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渐大,已成清朝与朝鲜王朝的大患,再加上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交涉伊犁问题已见曙光,不必担心日俄两国合作、联手谋华的危机,所以清朝不必勉强接受“琉球分岛改约案”。事实上,总理衙门与日本交涉“琉球分岛改约案”的唯一目的,就是琉球复国。在林世功的死谏下,清朝惊觉“琉球分岛改约案”是个陷阱,不但无法实现目的,还会损失内地通商、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利权,于是单方面中止谈判,拒绝签署《球案专约》,琉球问题遂成外交悬案,而日本欲挟琉案,要挟修约的计划也失败了。

结语

日本通过三次“琉球处分”的实施,逐步控制琉球内政外交。当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时,清朝更重视闽浙两省的海防问题,对琉球问题止于外交交涉,不愿为琉球出兵。何如璋派往日本交涉琉球问题,但日本外务省却诬指何如璋“暴言”,架空何如璋的交涉权,中日交涉也陷入僵局。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中日两国重开谈判,开始讨论“琉球分岛改约案”的可行性。所谓“琉球分岛改约案”的方案有“三分割”与“二分割”两种说法,出现歧义是中日双方各自解释格兰特方案造成的。清朝只要确保“存球祀”,让琉球复国自立,就完成了“兴灭继绝”的责任,于是同意修订《中日修好条规》,作为日本交还琉球南岛的酬庸。但流亡北京的琉球官员向德宏等人大力反对,甚至林世功自杀死谏,让中国朝野大受震撼。根据林世功的遗疏,清朝才惊觉琉球复国只是空言,难以实现。再加上伊犁问题已见曙光,使中国再无日俄联手谋华之顾忌,遂拒绝签署《琉球专约》,也不愿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中日两国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琉球分岛改约案”的交涉仓促结束,琉球归属问题搁置不论,成为悬案。对日本而言,中国拒绝签署《琉球专约》是日本对华外交的重大失败,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与太政官井上毅相当愤怒,竟提议向清朝开战。日本评估自身实力后,决定采用井上毅的方案,对外宣称中国已放弃琉球宗主权、日本拥有琉球全岛的权利,并撤回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表示日本将自由处置琉球,以示抗议,甚至在国内鼓吹仇华言论,扬言用战争解决外交争议。

事实上,日本只是虚张声势,外务省多次派人向李鸿章游说,希望能修改《中日修好条规》,并确保琉球归属权。李鸿章不满意日本的方案,主张“将中、南二岛仍给尚姓,或议明琉球仍系两属,嗣后中日两国其为保护,似于日本面上亦得转圜”。但这超出了外务省的底线,竹添进一郎怏怏而归。接着又交涉了几次,中日双方都无法达成共识。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提出的方案类似于“琉球三分案”,其差异在于中日两国立约保护其国,并维持中琉宗藩关系,等于退回到原先的琉球两属状态,自然不被日本接受。经过多次交涉,日本同意释回尚氏,也允许琉球继续朝贡,但日本设琉球为县,理其内政,尚氏为县令,子孙世袭。李鸿章认为黎庶昌的方案虽能挽回中国体面,为琉球延续国祚,但隐患甚多,琉案仍是中日之间的不稳定因素,难以了结。因此,清朝不予采纳,琉案再被搁置不论。

由于中国不愿再交涉琉案,日本便尽可能掌握琉球群岛,再将势力延展到琉球南部岛屿,并企图染指台湾等,欲造成实际占领的既定事实,再行外交交涉。除此之外,日本制造“琉球世代为萨摩附属”“琉球为日本人种”“琉球文字语言与日本相近”等说法,借以证明所谓琉球为日本属国、属民。中国却始终以“琉球为中国属藩”为论,未见其他论点。中国态度消极的原因,并不是不懂国际法,而是琉球问题的背后牵动多方势力,自是难以了局。1880年至1894年,中日两国一直尝试解决琉球问题。清朝自认实力胜于日本,但因顾忌俄国与英国的威胁,认为联合日本才能稳定东亚秩序,所以不愿为琉球出兵日本,也不愿接受“琉球分岛改约案”,遂搁置琉球问题。日本无法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琉球归属日本的法理地位,也无法重修《中日修好条规》,日本国内纷纷指责外务省太过“软弱”。1894年甲午战争大败,清朝失去优势地位,无法再讨论琉球问题,日本遂进一步扩大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作者尤淑君,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邮编310058。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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