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2023年10月24日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与西学论坛”的发言。论坛讨论《中庸》“诚”“明”与“至善”。林安梧教授与谢文郁教授“对垒”，黄玉顺教授、赵法生研究员、李尚信教授、沈顺福教授评议，邹晓东副教授主持。现载《当代儒学》第2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版，第19-22页。
本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要紧扣着《中庸》的两个命题，即“自诚明”和“自明诚”的问题，来展示各自对《中庸》文本的不同理解。但是，诸位听了以后，可能发现，实际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远不止此。
比如谢文郁教授，就展示了他的“情感认识论”。“情感认识论”这个表述，“情感”这两个字，我同意，因为我的生活儒学[1]和我导师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2]，都是把“情感”放在本源的位置的；而“认识论”，我就不同意，因为严格来讲，情感本身确实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谢文郁教授的很多具体的观点，比如他刚才一上来就讲怎么去揣摩上司的心思，我都是不太赞同的。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你是在竞选议员，那么，你到底是揣摩上司的心思，还是揣摩选民的心思？
而林安梧教授，他是“熊—牟”一系的正宗传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对熊十力、牟宗三也是有深刻反思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批评。总的来讲，我个人的理解，他跟他的师傅辈还是一脉相承的；但他确实也有一些“后现代”思考，包括他特别反复强调的关于“存在”的问题，都是挺好的，是能够和我们互相沟通的。那么，这跟《中庸》有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牟宗三作为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接着宋明理学讲，必然就会重视《中庸》。
再说谢文郁教授，前些年他有一篇文章，邀请我拍他的砖，我也就拍了，那也是专门讨论《中庸》的。[3]他说，《中庸》里面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用“原罪”意识来加以补充。[4]这样一来，他的基督教背景就显露出来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个观点。不管怎么讲，我很认同他是一个儒家，或者说毕竟是当今儒家的一派。
时间有限，我简单谈一下《中庸》这个文本的地位问题。
第一点，我想说的是：《中庸》没有那么重要。我在一些文章里谈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儒学，随着它的发展，它的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推进，它的经典系统也在变化，尤其是它的核心经典在转变。[5]这里，我简单勾勒一下：原始儒学，尤其是孔孟儒学，那个时代的核心经典就是“诗书”——《诗经》《尚书》；然后，从秦汉到隋唐，也就是帝制时代的前半段，从设置五经博士到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儒家的核心经典就是“五经”系统；再后，“唐宋变革”之后，一直到清代，也就是帝制时代的后半段，儒家的核心经典变成了是“四书”，其中就包括《中庸》。
我刚才说《中庸》没那么重要；不过，《中庸》对帝制时代后期的儒学、或者说是“帝制儒学”的后期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必那么重要。我刚才讲的从原典儒学、孔孟儒学到帝制儒学的转变，是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即“周秦之变”，儒家的核心经典体系转变了；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即“古今之变”，儒家的核心经典也应当变。我提出来一个“三经”的系统。以前我也讲过“两经”，即《诗》《书》；其实应该加上《周易》古经，这就是“三经”。[6]这是要回到“轴心期”乃至“前轴心期”，重建面对现代性以及后现代状况的儒家经典系统，最核心的经典应当是“三经”。
所以我说《中庸》既重要，也没有那么重要。它的重要，一方面是对于帝制时代后期的宋明理学来讲很重要，另外一方面是对于今天学院派里面大量学者的“宋明儒学”研究很重要；而它没那么重要，是对于我们在今天这个“新轴心时代”重建儒家核心经典体系来说没那么重要。
第二点，回到我们原来的由头，《中庸》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哪有那么复杂？很简单。特别是宋明理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就是“本体”和“功夫”的关系：“自诚明谓之性”是讲本体，“自明诚谓之教”则是功夫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不必扯那么多。
第三点，说到“本体”的问题，我之所以说《中庸》不是那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它其实是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文本。因此，《中庸》内在地包含着紧张。例如它对“情”与“性”的关系的处理，到底谁在先，谁在后，其实并没有确定，包含着思想观念的张力。[7]一方面，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里的“喜怒哀乐”分明是“情”，却处在本源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它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是“性”，却获得了本体的地位。这是其一。其二，按照20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前沿的基本观念，就是严格区分“存在”和“存在者”的观念来讲，“诚”究竟是“天之道”这样的形上存在者，还是“不诚无物”那样的“前存在者”、“无物”的存在？[8]这也是《中庸》的一种内在紧张。
所以，今天，你要么认为《中庸》不是那么重要，那就去研究“三经”；要么认为它仍然很重要，那就得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中庸》这个文本。
限于时间，我就不再展开了。谢谢！
参考文献
[1]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增补本）；《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回望“生活儒学”》，《孔学堂》2018年第1期。
[2]参见蒙培元：《论中国传统的情感哲学》，《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玉顺：《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
[3]黄玉顺：《诚者何罪？——〈君子困境和罪人意识〉评议》，《哲学门》第十三卷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谢文郁：《君子困境与罪人意识》，《哲学门》第十三卷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黄玉顺：《“儒藏”三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30华诞感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版；《〈汉志〉：帝制儒学的一个典型文本》，《曾子学刊》第四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
[6]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1期。
[7]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72页。
[8]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第69、71?72、126?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