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24-11-2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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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丹  

 

摘 要:作为现代化理论的“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现代”意味着告别古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社会形态看,资本主义是现代以及现代化的开端,当今时代依然处于现代以及现代化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基于人类历史的总体性逻辑给予现代化以全新范式,对现代化的文明力量、价值取向、思维逻辑、实践指向等作了科学阐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科学指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文明指向性。深化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人;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一项明确的研究议题,现代化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兴起,然后扩展到全世界。“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新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潮流,“现代化”与“现代”“现代社会”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现代工业的兴起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并提出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理论”,正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被誉为现代社会理论三大奠基人一样。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点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也就是其现代化思想。

一、现代化的三个前提性向度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开始,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加速行进,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奠定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恩格斯的论断向我们指出了现代化的三个前提性向度: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方式。

第一,哲学革命和现代化的人。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哲学革命改变了人们对知识发展和现实问题的主体性理解。早在德国哲学革命之前,卢梭就明确表示:“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我们掌握的最少的,是关于人的知识。”德国哲学革命在关于“人的知识”何以可能上做出突出贡献,引导人们思考人类理性的限度。德国古典哲学既高扬人的理性(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宣扬人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又强调人的灵魂、意识和精神(在反思中把握身体与灵魂的相互联系,强调人为自己作决定)。人运用理性去认识表象、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最高的善的理想”驱使人超越现象世界而通达道德世界,使人自由地践行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的实践活动。这些观念极大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看做拥有理性、自由、作为目的的道德人。

哲学革命把握到现代化的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人的特征是在所有要求在如此这般情况下有必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中都由自己本身作出决定”,人自身决定人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思维是人借以和牲畜区别开来的最自己的东西”。可以说,正是由于哲学革命把人提高到“主体”地位,“在现代性社会里,人类个体获得了独立的道德身份、独立的法律身份、独立的政治身份……人类个体的本位地位与平等关系,是现代性社会最根本性的一个特征,也是它不同于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分别”。

第二,政治革命和现代化的国家。“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现代化国家的建构逻辑呈现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有机统一的发展模式。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法国封建君主制,颁布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即《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人权宣言》确定了人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出版、著述的自由,财产,安全,反抗压迫,发表意见等),阐明了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基本作用——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体现公共意志,并把人们的各种权利与“国民”联系在一起——“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由此所推进的是与封建君主统治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的国家。

与近代欧洲盛行的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论相比,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国家理论在思想基础、人民权利以及国家治理方式上有了很大进步。在思想基础上,消除宗教在国家政治建构中的作用,虽然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论倡导君主国理论、强调君主的统治、弱化了神灵和教会的作用,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而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在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倡导的国家理论中,教会和宗教则杳无踪迹,找不到立足之地。在人民权利上,前者推崇市民的君主国,主张“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但这种友好关系完全出自功利之心,因为人民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这最有利于君主的统治;后者厘清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前者探讨一切有利于维护君主统治的种种措施;后者推崇法律并主张依法行事,“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第三,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方式。英国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社会革命,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工业革命促使物质生产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经济体量看,19世纪第二个十年(1811—1821),工业生产在英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超过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英国由旧式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转型;从劳动方式看,新的机器大工业取代传统的手工工业,“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瑏瑡;从物质生产成就看,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不仅奠定了英国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更是开创了以现代化为内容的人类工业文明序幕。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较少直接使用“现代化”这个词,但在有限使用的情况下,几乎都与“现代”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使其现代”的含义。譬如,马克思谈到资本的积累过程时认为“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做是对自己的享受冲动的‘禁欲’”;谈到强迫移民时认为“农业大规模现代化”是重要原因之一;谈到高利贷时认为它最早在荷兰“现代化”,“从属于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恩格斯在谈到工事时多次使用现代化,“现代化的堡垒”“经过现代化的改建”“现代化要塞”“较现代化的、用臼炮装备的舰艇”等;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讲到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边区已有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把“现代化”认定为“现代”的必然呈现和必然结果,并且集中反映在生产方式上。

二、人的主体力量彰显

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和“社会化的人类”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阐明了人是历史活动的创造者,重构了现代化的规定、现代化的主体和现代化的目标,呈现了政党的先进性与人民的主体性相统一的现代文明方式。

第一,“现实的历史的人”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历史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重新审视了现代化实践主体的社会历史作用,深化了关于人的主体性认识。这既以人的主体性力量为基础矫正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又使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建立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判断之上。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包括双重含义:既是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和再生产自身的主体,也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发生一切社会关系的主体。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社会存在之外,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原子式个人,而是处于“现实社会性”之维的社会历史存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个鲜活的中国人的现代化,广大人民群众是现代化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人的现代化”内涵的具体化丰富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显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与由主体性力量而积聚起改变历史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第二,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是汇聚社会总体性力量的实践。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高度契合的代表性理论。“历史合力论”基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个人意志相交织的现实,正确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既看到每一个人的意志都对历史的结果发生一定的“合力作用”,又看到创造历史的人们意志之间的“合力作用”。个体意志与群体合力,是汇聚社会主体力量的重要维度,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结合的规定性,是“人化实践”的社会历史产物,更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生产方式阐明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但是对文明基本要素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而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有机统一的规定性进而重新审视文明的要素构成。其中,物质生产对文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精神生产是创造人类文明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内容。马克思基于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现代以及现代化的开端,现代化必然是世界历史的。现代化有一种强大的内驱动力,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现代化在具体演进中呈现“一元多线”状态,也必然要面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对照的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聚焦“现代的人”的“现代生产”,对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历史合力、内在动力作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属性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不仅要发展出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而且要产生出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的现代化。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实践奋斗的结果,旨在实现“人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的实践本质的分析,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目的需求,既为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化、不断变革现代化方式提供了依据,又为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实现现代化层次的跃迁指明了方向。

第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使“发展的个人”真正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目的。这里的“人”主要指“发展的个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里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人的自由个性。任何人的发展诉求都指向了“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即意味着一种面向未来的充分敞开性和丰富可能性,其中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等等。

第二,以“个人的全面实现”形成人的需要的满足、完整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是真正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现代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一方面,以“自由自觉的活动”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视域中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剥削本质,并揭示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显现,即自由的个性和能力的彰显。另一方面,劳动是劳动者最为直接的物质生活基础,是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人们“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进步史观来看待文明社会的历史演进。一方面,文明社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关系的演变;另一方面,现代文明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程度是现代化文明的主要衡量标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辩证叙事,在肯定资本主义文明历史贡献的同时,揭示了内在张力,“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旧式分工以及脑体劳动的对立消失、生产力高度发展与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按需分配、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使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我们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把这一理念具体化,以“现实的历史的人”的需要和能力来现实地解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生存需要和生活需要的重大问题,并不遗余力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条件。

四、直面时代问题的思维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通过对现代阶级、现代社会、现代生产力等一系列范畴的分析,一方面阐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推进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人类现代化的正面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彻底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变革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单极观念、对立思维和线性发展逻辑,阐明了一国现代化路径的选择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场提供了理论维度的前置性条件。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悖反,呈现其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否定逻辑。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不仅体现在它对封建制度的超越,更在于它是对新世界的塑造。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开创了人类工业文明的新局面,有利于更高级社会形态要素的创造。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身处其中的现代性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彻底批判,在资本升值背后是人的贬值,现代社会陷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悖论。他们从现实角度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处境、解放斗争性质、条件和目的,并从历史深处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性,资本主义的反文明性在于其把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作为绝对律令。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批判为今天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镜鉴。统筹全面与协调发展、全局意识与辩证思维、系统观念与实践创新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给予我们的文明智慧。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一方面,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加以辩证思考,在对比了“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异同后,明确指出现代化模式并不是单一的,历史文化、民族因素、地理形态等具体要素深刻影响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和发展。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引发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等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使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摆脱这种堕落境遇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资本逻辑的束缚,亦即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呈现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因此,只有以创新的发展布局,系统性地推进建设与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难题和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其一,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和冲突,使社会阶级对立愈益严重,更是“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随着大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力量对劳动力量的统摄,造成了劳动与资本对抗的常态化。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逻辑悖反的具体表达。其二,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普遍公式。“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意味着社会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目标是,揭示未来人类的现代化所指向的社会形态。因此,辩证的思维、历史的视野和人类的追求,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思维逻辑内容,既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方式,也是探寻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思维方法。

时代问题的理论化呈现出现代化方案的思想逻辑。“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现代性的具体展开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人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增殖,实质是对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有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固有困境,对西方现代化形成了实质性超越。

五、憧憬文明未来的实践指向

共产主义文明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展开的发展设想,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思想的价值旨归。其中,现代化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代化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性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人的普遍“联合”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第一,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奠定人类命运与共的存在论基础。“自由人联合体”基于世界历史不断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以人类为主体,将整个人类视为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使人之为人是人类追寻的现代化实质。“自由人联合体”以“命运与共”为存在论基础,着眼于从整体上谋划人类长远利益,建立以包容共生为内核的价值共同体,超越狭隘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的“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抽象化、绝对化与永恒化,是以“抽象的人”事实地遮蔽了“具体的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根据人类的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价值共识的唯物史观方案,从逻辑和事实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

第二,以破除“支配一切的权力”,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个人能力的发展意味着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资产阶级以维护普遍利益为幌子,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这种“共同体与个人的分裂”是“虚幻的共同体”“支配一切的权力”的必然后果,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现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以“人的解放”革新发展方式,塑造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现代化理论如何在其核心观念中内置未来向度、人类向度和文明向度,是现代化实践能否真正指向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根本性前提性问题。一方面,人类解放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和全球化,“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历史性力量是塑造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根本保障,只有当“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实践,塑造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表征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趋势和现代化文明憧憬的实践诉求。我们要秉持其现代化思想的时代性内核,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同向发力,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6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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