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尚书》疑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1 次 更新时间:2007-08-16 09: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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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  

  

  盛洪:张岩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在若干年前到天则来就关于《山海经》和古代社会做过讲演。张岩先生是专门研究上古史的学者,但他其实是所谓的圈外人。他曾有书就《诗经》产生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进行了解说,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这本进行了评论,题目是《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后来张岩先生又继续对上古史进行研究,又出版了《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同样非常精彩。虽然这本书一般人很难读下去,但其中有梳理上古制度演变过程的思路。今天请张岩先生讲的是《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般现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也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尚书》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中国第一本史书,不仅记载了夏商周的历史,还描述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使我们了解了中华文明和其它文明的本质区别,我们在探讨中华文明的特质时离不开《尚书》。其中精彩的章节(比如周公和成王的对话)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基本原则。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华文明甚至对现在的世界都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古文尚书》是怎么被打成伪书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张岩先生出版这本《审核古文尚书案》就是想替《古文尚书》翻案。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同小可,这涉及到我们定义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基本原则到底是真是假的问题。下面就请张岩先生先做报告,后面我们再做讨论。

  

  张岩:在秦朝焚书坑儒的时候,《尚书》是重要的被禁对象。秦以后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秦博士伏生藏在家中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它使用的是秦汉文字。还有一个稍微晚一些在孔子旧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使用的是先秦文字。《古文尚书》在当时交给了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于是还给他们家了。《今文尚书》的不完整版本是33篇,《古文尚书》的篇数(包括《今文尚书》的在内)一共58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今文尚书》)是五经之一。当时伏生的岁数很大了,中央请他去讲已经走不动了。后来早期晁错向伏生请教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版本没有流传下来。按照孔安国的叙述,汉武帝是准备在孔安国作传以后将《古文尚书》立为学官的。但是他献上这个书的时候正好赶上巫蛊之祸,当时朝野大乱汉武帝也无暇顾及这个事情了。

  从汉武帝时候起的西汉许多朝代中,五经博士教出的学生里官至丞相的就有十来个,其他官员更是多不胜数。这些人成了官场中的重要势力。再说孔安国曾经献书两次。在文献被挖出交到其手中的时候,他交了一个版本给皇家藏书的书库然后自己也留了一个版本。刘歆在晚些时候注意到了《古文尚书》以及《左传》的重要性,曾建议皇帝将这些书也立博士。后来他受到了今文博士几乎不成道理的排斥,他们拒绝认可《古文尚书》。到了王莽时期,刘歆地位提高了,《古文尚书》、《左传》才立为学官。但是到了东汉就很快被废掉了。

  东汉末又出了另一个尚书版本,由郑玄注写也叫《古文尚书》。其文献数量和《今文尚书》一样,起的作用主要是小结。东汉的《尚书》注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它起了官学教学辅助性文本的作用。据记载,伏生文本的文献质量是最差的。在唐初有一些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东汉末年郑玄、贾逵等人对于《今文尚书》中的缺序、缺字、没有标点等情况依据《古文尚书》进行了补充和注释。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就有三个版本了。一个是伏生的《今文尚书》,一个是和此书篇数一样的所谓《古文尚书》,还有一个是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由于长时间没有立为学官,在民间流传比较少。一直到东汉结束,今文博士把持国家教育部门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尚书》受到长期的排斥。在三国时期的长年动乱中,《今文尚书》的势力逐渐削弱。《古文尚书》在一段时间内慢慢传播开去,并且从晋以后逐渐替换了以前的两个版本。这主要是因为《古文尚书》的文本质量更好,而且注解质量也不差。另外,它还多出了25篇。

  到了唐初,《古文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另外两个版本。唐太宗很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整理五经,将其作为教材科举取士。他让颜师古去选定尚书文本,颜师古一开始就确定是《古文尚书》58篇的版本。之后,孔颖达对此进行了整理,主持编撰了《五经正义》。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他能把当时天下的顶级人才招致麾下。这不是每个朝代的每个统治者都能做到的。唐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从颜师古考证五经文本到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都有其他人进行指责和批评。唐太宗会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听取不同的意见。但是众多意见中,没有关于《古文尚书》的真伪的争议。当时,参加探讨的人基本上代表了贞观时代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后人要证伪《古文尚书》,第一个对手就是这些唐朝的专家。唐朝的文献条件是大大高于清朝的,唐朝的人能看到汉诗经、魏诗经的拓本。贾、马、郑、王这四人的注本和伏生的33篇的《今文尚书》唐朝也有。这些能够充分认定尚书真伪的文件在唐朝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在却基本上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清朝的研究学者就太过偏颇。他们没有考虑到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的学术水平,以及唐代较好的文献条件。以那样的条件,考证尚书真伪是不难的。

  西汉时期,在王朝重金征集文献的情况下有个叫张霸的伪造了一个百两篇的尚书文本。这个尚书文本拿到当时刘向的面前,和宫中所藏的《古文尚书》一比,问题就很清楚了。它的篇幅很小,将尚书原来的版本拆开了,还从《左传》等一些书中抄了一些内容。这些工作如果一个人做,也需要几年才能完成。造出来以后,它非常容易地被分辨出来了。阎若璩曾经在书中一笔带过地批评唐代那些人,说他们不细心不认真把假的当成真的。

  到了宋代,朱熹开始怀疑《古文尚书》25篇的真伪。最初的理由是他觉得《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我细翻之后发觉和《古文尚书》一样文从字顺的在《今文尚书》里也占十几篇。真正难读的只有商代和周代的十来篇。《今文尚书》33篇中有十几篇是难读的,有几篇是不太难读的,还有另外十几篇是和古文尚书一样好读的。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但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从宋以后开始有人找那25篇是伪造的证据。

  到了阎若璩,他集前人之大成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工作,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那本书现在看来也是篇幅很大的,不算标点二十多万字。阎若璩在这本书中摆出了99条证据,认定《古文尚书》是假的。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因素。阎若璩在写完《尚书古文疏证》以后,曾经想让康熙为其题字来褒奖他的学问。他派儿子去北京把他写给康熙的万寿诗还有这本书献上,但是事情还是没有办成。康熙的四皇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写信给阎若璩,信中让其来住处然后设法将其引荐给康熙。当时重病在身已经69岁的阎若璩得到这封信后启程连夜奔赴北京,到了北京十多天时间就病逝了。雍正派人为阎若璩主持了葬礼,并亲自题写挽联。这个事情当时是很有名的,让很多别的文人羡慕。

  到了乾隆,纪晓岚给《古文尚书》这个事情进行了官方性质的定案。背景非常明显,康、雍、乾这三代皇帝都对阎若璩有非常高的评价。这样的话,纪晓岚的结论的政治背景就太强了。对于他提到了四个地理方面的铁证,在我们现在严格地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在阎若璩写这本书的同时,有一个叫毛奇龄的一代才子和阎若璩争辩过,并且写有《古文尚书冤词》。后来据钱穆考据,现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缺的条目多半是在毛奇龄的批评之下实在不能成立所以被删掉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它可能把证据不太强的条目移到了附录之中。附录中和这个专题研究无关的内容与真正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的内容大概分别占56%和44%。当时定案以后,就基本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再有人证伪也大致是按阎若璩的路数,不过是文笔更好而已。到清末还有最后一茬进士提出过相反意见,但是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由于进入五四时期以后有疑古之风,不但《古文尚书》被确认是假的,《今文尚书》中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假的。早期的尧典、禹贡这些就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人所写。后来还有一个叫张荫麟的人也很重要,他写了一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他等于是把阎若璩之后的关于《古文尚书》真伪争论的各种意见归纳重审了一遍。他把双方的举证拿过来看了一下,下的结论是《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实际上他的这篇文章也有很大弱点,大家可以在我书里看到。

  我对古代史感兴趣已经有一二十年了,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是古文献以及古文献之间的关系。我和学术界交流后的感觉是《古文尚书》不太可能是伪的,因为作伪难度太高。后人想要搞清楚历史上某个朝代时候的文化、观念和制度是很困难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间以及其它早期的文献之间(比如《周》、《礼》之间)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细节是丝丝入扣的。它们有很多彼此呼应的内容,如果是几个骗子胡编伪造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我分析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中大概1/3的常用字,发现用字频率高度一致。但是这种用字特点和同时期的其它文献(比如《诗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作伪的时候每写三个字就要考虑其中一个字在这25篇7600字中的含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归纳了几条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本书能否被伪造。如果有人想按照这些标准伪造,这是很难做到的。另外,《古文尚书》的文采也是被刘勰盛赞过的。

  我是首先说服了自己,《古文尚书》作伪的可能性太小、难读太大。阎若璩那本书是尚书案定论的最重要的文本,其中基本上包含了前面朝代的指证《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后人也没有提出太多更新的证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由黄宗羲作序,又得到了当时两代皇帝的盛赞。此外,还有纪晓岚为其定案,钱大昕给他作传。阎若璩很大程度上被公认是清代学术的奠基人,清代学术的路数跟他的《尚书古文疏证》基本一致。

  当年胡适在早期回国不久曾和顾颉刚的通信,对顾颉刚影响很大。胡适一再提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他给顾颉刚推荐了一些清代人证伪尚书的文章,强调他们做得还不够、还得继续往前走。大概在1929~1933年之间,胡适的态度转了。直接原因可能是《中国哲学史》中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了。当时有些人说老子的书和著作是战国时候的,不应该在孔子之前。胡适写过一篇批评的文章,给人感觉他对《古史辨》中的一套方法都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的原话是对这种方法“我是始作俑者,应该付一定的责任”。他说:“这种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剑。”你的成见偏向东,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偏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结果没有严格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不会有证据价值。他实际上指的是在当时通行的《古史辨》中传自清代的考据证伪的辨伪学的方法。胡适从此之后就退出了,鲜有发表文章,也不参与这些研究了。到了1946年,他才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疑古风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1961年,他又加了一个按语之后将这篇文章在台湾发了一次。可以将这个视为胡适对考据学中史料真伪问题的最后的见解。

  胡适强调历史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和真伪,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所以他提出两个问题。以前考据学的工作和法官谨慎的断案过程相比,缺乏严格的指证、认证过程。他提出用证据法去审核考据学。证据法是在实际操作中积累下来的一套逻辑清楚的甄别方法。在西方的法庭上不管是什么刑事案件,指控方都要提出证据。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这些都是最近几年学过来的。西方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形成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的理念。其中主要是考虑到政府过于强大,政府在办案的过程中会伤害到无辜的个人。这套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是比较严谨的,你指控他有罪就得提出一二三四五这些罪证。这些罪证将来要作为制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庭审过程中有质证、认证、采信、不采信以及证据排除等环节。整个过程相当严谨,也可以很快地严格地解决问题。胡适提的是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一个是真实性,另一个是相关性。这都是证据审核的基本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动辄断定那些历史文献中的人或者事物是不存在的,现在胡适提出要想指认必须拿出证据。胡适提出了这两条标准,使得在这个举证和定案的过程中的大部分证据都被排除掉了。实际上胡适提的问题非常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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