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 次 更新时间:2022-04-06 23: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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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尚书》是虞夏商周上古时期的政治图谱和政治伦理典要,“为政以德”是其全部要义。《易·革·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其典要范例。《尚书》综论治道的冠极之作《洪范》,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洪范》第一畴“五行”,是警示权力执掌者兴业举事必须顺天地之变数,合五行之顺逆;第二畴“敬用五事”,是提示天道执行人宜乎具备的五种品质,包括貌的恭敬、言的可信,以及视能正观、听能明是非、思能致精微;第三畴“八政”,属于国计民生、司法治安、军事保卫、祭祀和宴宾等王政职能的分工管理部门;第四畴“五纪”,缘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四时节候的认知和掌握;第五畴“皇极”即大中,“皇建其有极”即立其大中,盖欲建治安之大计大法大纲也;第六畴“三德”实际上是讲三种为政举事的精神理念和实施的方法;第七畴“稽疑”的特别之处在于明确标示,王遇有大事,除卜筮之外,还须征询卿、士、庶人的意见,如果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就是“大同”,是为大吉;第八畴“庶征”要求观察王政的庶民验和气候验,即节候所带来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寒温冷热的反应;第九畴“五福六极”是对整个“洪范九畴”的归结,前面八畴是“五福六极”这个果生成的正反之因。由此可以说,《洪范》九畴是对虞夏商周三代之治的归结和溯因。

  

   如果说《诗》三百是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书》则是虞夏商周上古时期的政治图谱和政治伦理典要。所谓上古时期的政治图谱,我是指虞夏商周四代的王权递嬗及其政治理想的变迁;所谓政治伦理,我是指怎样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不仅合王权的目的性,也合政治的道德准则。我这样说绝非拟词失伦,而是被后世称颂的“三代之治”确实讲求这些超越的理则。依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的五十八篇《尚书》,可以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也是理想的政治范本。

   殷周的两件大事,一是汤征夏桀,一是武王伐纣。这在殷周时期是何等大的政治事件。然《易·革卦》之《彖辞》则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卦的《彖辞》又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我们先看看王弼的注:“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王辅嗣的意思是说,作为大变动的“革”,民众是不希望发生的,既“革”之后能够建立信任,说明是“革而当”,就不会产生差错;既“革”之后犹不能获取信任,就是“革不当”,因差错过失造成的后果就会浮现出来。“汤武革命”之迥异乎通常者,在于其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所行的是天下之大道。故《尚书·商书·汤誓》云:“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征夏的举动是在汤的贤相伊尹辅佐下发动的,《汤誓》所阐明的出师理由,是因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犯下了诸多罪状,是上天要惩罚他,我不敢违背上天的意旨。夏的民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早就想和夏主同归于尽,所以才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之不德既然如此,我方有绝对必胜的把握。结果尽如其言,鸣条之战,“夏师败绩”。《诗·商颂·长发》有句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写的就是汤征夏之战。孟子在回答万章之问时也说过: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孟子讲的也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故事,只不过以自己的独特语句表而出之,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救民于水火之中”等等。所引《泰誓》文句,为今存《尚书正义》的第二篇《泰誓》。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写道:“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大哉!静安之论。所谓汤武革命,实际上是文化之蜕变和制度之沿革的问题,如何使文化制度既合于新兴者的政治想望,又具有长治久安的合文化理想的伦理规范,是为关键。此即《商书·仲虺之诰》所说的:“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是汤的大臣,征夏功成,汤王称为成汤,恐为来世留下口实,命仲虺为之作《诰》,故《诰》语都是对成王的劝诫之辞。以此孔安国《传》云:“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义奉礼,垂优足之道示后世。”盖此诰之作,是为成功者的自励自勉之辞,三代之治由此可见一斑。

   《汤诰》之作,则是在功成回到都城亳之后,汤王复以大义告白于天下。其中的名句是:“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意谓我虽然给你们的邦国带来了安宁,但不知对各位父老是否有所得罪,这让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你们的邦国既已重新建立,就不允许随便更动。大家都秉承上天的意旨,你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不敢秘而不宣,我有不对的地方,也不会请求上天宽恕。万方有罪,我一个人承担;我一个人有罪,跟万方没有关系。《汤诰》最后这四句“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遂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历代帝王仰而尊之的箴铭。因而后世的统治者,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等大的灾难降临国家,往往下“罪己诏”,请求上天宽恕。当然历数过往朝代,能够“罪己”的最高统治者少之又少,“罪”他人抑或嫁祸于人的帝王倒是多到不知凡几。

   我们再看《尚书》综论治道的冠极之作《洪范》。此篇是武王伐殷之后,纣王自焚,立纣的儿子武庚为殷的后祀。武王请回了殷之“三仁”之一的箕子,向箕子请教合于天道的为政次第。武王知道大禹治水有“彝伦攸叙”的说法,但非常谦卑地跟箕子说,他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彝伦攸叙”的含意。箕子因此作《洪范》,畅论“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内涵。“洪”者,大也。“范”,孔安国之《传》解释为“法”,即“天地之大法”。“畴”是类的意思。《易传·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认为“河出图”为八卦,“洛出书”即《洛书》,也就是《洪范》。

   然则“九畴”都包含哪些内容?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农用八政,四曰协用五纪,五曰建用皇极,六曰乂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征,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五行为何?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洪范》解释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非常有名的五行学说,是一门系统的大学问,古往今来,谈者多多,作者济济,愈出愈奇。五行学说之要义在于明其顺逆生生之理。水、火、木、金、土是五种自然物质,由于质性不同,置诸一处,会有合与不合、顺与不顺的问题。水是润下的,火往上燃烧,木则可曲可直,金可以熔而为器具,土可以生长庄稼而收成果实。水润下的味道是咸,火炎上的味道是苦,木可曲直的味道是酸,金可熔炼的味道是辛,土生百谷的味道是甘。基于水、火、木、金、土的五种味道由此也产生了五行的顺逆。按通常说法,木-火、火-土、土-金、金-水、水-木,是为相顺相生的次序,意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为五行相生;如果是木-土、土-水、水-火、火-金、金-木,就是相逆了,即所谓的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是为五行相克。当然,这只是通常而言,细究起来,并不如此简单,还有诸多因素参与其中。在特定情况下,顺逆又可以出现变化,或竟反逆为顺、反顺为逆,也不是没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五行之外还有阴阳,五行就是阳变阴合变换的结果,故五行之说又称阴阳五行学说。《易传·说卦》岂不云乎:“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传·系辞上》亦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故《易》与《洪范》可以连类,如同马一浮所说,两者都试图“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只不过《易》以八卦表之,《洪范》以五行表之。

   《洪范》第一畴所警示的,是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无论兴业还是举事,都必须顺乎天道,本乎自然,合乎民心。《洪范》分别给出了五行的五种不同性质,彼此之间搭配得当与不当、合与不合,其后果是不同的。也即《易·革卦》之《彖辞》所说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顺天应人就是顺,否则就是逆。揆诸《易》道,顺则吉,逆则凶。《说卦》岂不云乎:“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则,《易》之斯理亦可以解五行矣。

   《洪范》的第二畴,是为敬用五事。哪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按孔安国《传》,貌指容仪,言指辞章,视指观正,听指察是非,思指心虑所行。孔颖达《疏》归结得更加明白:“貌”是容仪(举身之大名),“言”是口之所出,“视”是目之所见,“听”是耳之所闻,“思”是心之所虑。关键是,此“五事”都须秉持“敬”的态度和“敬”的精神,所以名之为“敬用五事”。为此《洪范》对如何“敬用五事”给出了诠释性的说明,即“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貌曰恭”的“恭”,是肃的意思,即一个人的容止仪态,要让人感到端庄敬肃。“言曰从”不必理解为顺从,而是如《论语·为政》记载的孔子称赞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不是简单顺从,需要的是自省和发明大体。宋邢昺疏解此段的义涵,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与回言,终竟一日,亦无所怪问。于我之言,默而识之,如无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还,而省察其在私室与二三子说释道义,亦足以发明大体,乃知其回也不愚。”可谓解释得无溢无漏。还有一次是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觉得孔子提出的问题太大了,便又问可否说得再具体一些。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回答,应该说与《洪范》的第二畴非常相近。夫子之“视听言动”,亦即《洪范》之视、听、言、思。“思”也是动,即心之动。

《洪范》第二畴界定视、听、言、思,还讲了“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孔安国《传》释之为:视曰明“必清审”,听曰聪“必微谛”,思曰睿“必通于微”。又说“明”是晢义,“聪”是谋必成之义,“睿”是于事皆通之义。孔颖达《疏》则疏通其义而言之曰:“视能明,则所见照晢也。听能聪,则所谋必当也。思通微,则事无不通,乃成圣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所以孔颖达《疏》说此章之所演,义有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盖貌、视、听、言、思皆为名言,为第一重;恭、明、聪、从、睿,是其所用,为第二重;端庄谨肃、所见照彻、所谋必当、能识大体、于事能通,是其所致,为第三重。孔颖达《疏》又强调,此“五事”都是对王者为言:“貌总身也,口言之,目视之,耳听之,心虑之,人主始于敬身,终通万事,此五事为天下之本也。”孔氏颖达之说诚然也,盖箕子《洪范》之所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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