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林 韩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与实现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67 次 更新时间:2024-05-18 23:17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邓海林   韩敏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圭臬,形成了对共同富裕的遮蔽,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以共享性引领发展,以多向度富裕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单向度富裕。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历代探索的赓续发展,体现了党情维度的人本性与人民性、国情维度的差异性与整体性、世情维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重视从根本保障、价值取向、行动指引等方面协同推进共同富裕。

关 键 词: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共享性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②当然,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的要义。在此基础上,推进共同富裕要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享性,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观照:资本逻辑与共同富裕的博弈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历史灾难。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要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以共享性打破资本逻辑的现实遮蔽,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1.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现代化镜鉴

原生的现代化方式首先兴起于西欧。彼时的西欧在经济上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在政治上历经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逐渐从封建专制走向现代民主,在思想上通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逐渐从以上帝为中心走向以世俗的人为中心。资本作为“普照的光”通过资本增殖运动和全球扩张步伐,不仅照耀了每一个西欧国家,而且促使他们把欧洲之外的地区和民族纳入资本逻辑宰制之下的世界市场,开创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历史权力格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换言之,世界历史让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命运,“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这种历史性命运造就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思维定式与“美丽神话”。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揭示了现代化的一般进程,积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部分经验,同时也暴露了自身模式的弊端和顽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镜鉴。一是历史视角的局限性与虚伪性,西方现代化忽视了实现现代化发展这一普遍性目的的特殊性,排斥与之不同的制度、民族、文化,从利益立场出发赋予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模式与价值观以“普世”光环并强行推广;二是发展内核的剥削性与片面性,西方现代化奉资本逻辑为圭臬,把自身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对本国人民和其他落后国家人民的剥削之上,其二百多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顺序发展”⑤的串联式发展模式长期以经济增长为现代化的唯一评价标准,带来了贫富分化、政治极化、道德沦丧、社会撕裂、生态恶化等一系列恶果;三是对现代化内涵的反思,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推广福利国家制度,提倡绿色发展,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看待现代化。

2.资本逻辑对共同富裕的现实遮蔽

西方现代化把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⑥,资本逻辑做出了使社会财富涌流的历史性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但资本逻辑也具有逐利性、排他性和扩张性,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弊端,产生了对共同富裕共享性的现实遮蔽,表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发展模式。

就人的生存方式而言,资本逻辑并未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带来人性异化的现代人生存困境。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归根到底是特殊性原则。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每个个体追求个人利益与自由最大化,使得基于抽象自由的权利真正落地。人人追求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人权,但基于抽象自由的人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抽象人权,并非涵盖人类全部历史的普遍人权。这种个人本位式的抽象人权极易流变为利己主义,导致愈加孤立的自我,使个体陷入以自己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紧张状态。从生产匮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生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逐渐从劳动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进而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符号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层层递进的物化意识,致使人的贬值与物的增值同步,人的商品化与资本的拟人化并行,人陷入被资本逻辑全面支配与规训的异化境遇。换言之,资本逻辑只是让自身获得个体性,却没有让人获得全面发展,因而走向了共同富裕的反面。

就社会运行形态而言,资本逻辑带来了高效率,但又产生了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种种社会危机。在生产环节,资本逻辑具有节约性。资本家保持经济理性,竭力攫取更多利润,绝不允许机器、厂房、人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效率利用。在消费环节,资本逻辑具有浪费性。资本家一边压缩工人的消费能力致使大量产品无法出售而被迫积压,一边营造虚假需要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造成严重浪费。在分配环节,资本逻辑具有不平等性。资本家借助选票、游说甚至利益输送主导公共政策,与政党合谋牟取特权,垄断资源使阶层固化,削减社会福利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资本逻辑的矛盾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累积,衍生出相对消费能力不足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限度,呼唤历史下一个更高级文明形态即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

就文明共同体交往形式而言,资本逻辑带来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新进程,但也造成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意识形态分歧、全球生态危机的困局。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占据历史先机,率先完成现代化,确立了落后从属于先进、边缘从属于中心、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等世界秩序⑧。西方文明通过美元霸权、贸易壁垒甚至军事威胁延续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体系,阻止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追赶,导致全球发展失衡;西方文明宣扬西式民主,开展和平演变,垄断对现代化模式的话语阐释,导致全球意识形态分歧;西方文明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剥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导致全球生态危机。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支配-从属体系,实际上延续了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统治非西方的殖民主义历史和“国强必霸”的扩张主义思维,造成了“脱钩”式的自我封闭,根本上违背了既造福自身又发展世界的全人类意愿,不适用于世界上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文明共同体。

3.共同富裕以共享性超越资本逻辑

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其“虚幻”就在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国家这种抽象共同体的形式把自身特殊利益上升为人民普遍利益⑨,其特征就在于以剥削为内核、以民主自由为外壳,而没有真正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民主政治、司法制度、思想教育等手段把自己伪装成全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以“国家利益”为名剥夺无产阶级的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⑩,实际上却是为自己的剥削行为提供合理性。二是全体人民的不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异化劳动所奴役,资本家深陷从商品到货币的变现焦虑,人逐渐物化为商品,资本逻辑取代上帝、民族、国家等一切超越性的东西,展开了对每个人现实生活的异化与统治。虚幻的共同体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根本特征,只有私人利益而无全体利益,并不能给人带来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导致西方现代化在各方面的单向度发展:只有富裕没有共同富裕,只有发展没有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只有让共同富裕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才能以共享性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占据道义制高点。

从发展水平看,共同富裕强调有发展的共享,不满足于西方现代化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富裕。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11),能够比资本主义更高效、更生态化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从实现领域看,共同富裕强调全面共享,超越西方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的物质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追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多重领域富裕,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涵盖人的所有生存维度,使人口结构在年龄、性别、就业等方面逐渐合理化,使人在身体、思想、文化等方面走向现代化,使人的生活在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等方面达到更高水平,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辐射范围看,共同富裕强调全民共享,摒弃西方现代化只有特殊利益群体受益的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3),追求全体人民都富裕。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达到共富,缩小不同地区、城乡、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既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又防止懒汉主义,在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发展环境中实现人人享有,实现社会有机体的自我调节和良性运转。

从世界发展看,共同富裕强调全球共享,反对西方现代化只惠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4),追求所有文明共同体的交流互鉴。共同富裕以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为价值旨趣,克服种族歧视、地缘冲突、贸易壁垒、宗教矛盾乃至一切不利于各国人民安定团结进步的因素,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福祉。

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带来了超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但这只是聚集于某一阶级、某些区域、某些民族、某些国家的富裕,是对共同富裕本质的背离与遮蔽,在经济、文化、民主、法治、公平、环境、安全各方面造成现代性危机,导致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技术进步、社会退步”的严重挫折。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文明发展维度摈弃资产阶级对非资产阶级的剥削,在文明交流维度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在传承创新中注入现代化新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从物质基础、关键前提和实践历程等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孕育与成熟提供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代探索为共同富裕开辟时代新境界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源泉,从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1.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共同富裕的学理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把未来社会设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5),从物质基础、关键前提、实践历程等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学理支撑。

第一,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马克思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6)。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有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就难以进步,从而陷入争夺生存必需品的存量内卷中,导致贫穷的极端化和普遍化,让“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7)。

第二,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在于“共同”的全面性。“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18)换言之,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和物的全面丰富、社会的全面进步三者高度统一。“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9)共同富裕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达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一致。

第三,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是阶段性的、循序渐进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两个绝不会”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本身需要一个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历史过渡。因此,共同富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必然经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转变、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转变、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共富的富裕过程转变,在阶段性过程中循序实现这些转变。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其中包含的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天下大同思想以及生态文明思想,彰显、蕴涵、拓展了共同富裕理念,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孕育与成熟提供了文化根基。

第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彰显了共同富裕的人民立场。“以人为本、以人弘道”的人本思想要求在社会秩序规范中突出人的生命意义,强调个体道德人格的自由与独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表明,民众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基石。“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直接把民众利益置于君主利益之上,要求把百姓福祉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突显了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第二,天下大同思想蕴涵了共同富裕的人类情怀。“温饱”“小康”“大同”等思想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过程性和终极性,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以解放全人类为旨归的共产主义在精神境界、未来蓝图上相近。“胸怀天下”“天下为公”等思想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既有包容多民族的文明观,又有融会儒释道的文化观,在互鉴互动互生中完成自我革新,为共同富裕融合中华文明特性和人类文明共性奠定了文化底蕴。

第三,古代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拓展了共同富裕的人与自然维度。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厚德载物的生态伦理观、顺应天时的生态实践观,拓展了共同富裕关于自然生态层面的富裕维度,超越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体现了更难实现的生态正义,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为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提供了文化力量。

概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逐渐内化为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社会思想共识。虽然囿于时代条件,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共富情怀感召、宋代“等贵贱、均贫富”的共富理论构建、太平天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共富实践大纲等,试图在维系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绝对平均分配,淡化甚至抹去民富和君富关系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20),但总体上,古代共同富裕思想经过文化交流、宣传教育等多种途径已经完成了广泛的社会传播与时代的同步更新,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与理念支撑(21)。

3.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赓续探索

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出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国实践本色的共同富裕目标,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入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和回应历史任务的理论自觉,为共同富裕开辟时代新境界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源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耕者有其田”“减租降息”等一系列土地政策,从根源上彻底铲除了“封建性的地权与财权”(22),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23)。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举,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和基本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阐释社会主义本质,提出先富带动后富,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4)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科学的价值指引。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共同富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党情维度看,共同富裕是人本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党推进共同富裕始终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这由党的最高理想决定。共同富裕把人的现代化视作现代化之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中的资本逻辑。共同富裕使单向度的人复归为自由全面的人,使个人从被奴役走向自我生命活动的自在自觉,使人民从被剥削的贫困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生活,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人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党推进共同富裕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这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摒弃两极分化的少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共同富裕以公有制为前提,消灭普遍贫困与普遍不公的现实根源,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安排,着力破解影响公平正义的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达到全体人民都富裕的人民性要求。

第二,从国情维度看,共同富裕兼具差异性与整体性。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时间上有先后,程度上有差异,绝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各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分工贡献等存在差异,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25)。要承认收入的合理差距,但这种差距的社会影响必须安全可控,我国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的峰值以来始终在0.47左右徘徊,2021年为0.466(26),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须警惕“中等收入陷阱”(27)。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一个就全社会而言的整体性概念,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共同富裕,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富裕标准,要有整体的长远的谋划。实现共同富裕要尊重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全国的富裕指标体系和切实可行的行动纲要,因地制宜发掘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特色,有重点、有步骤地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从世情维度看,共同富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对民族复兴主题的深入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历史任务就出现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到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8),共同富裕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战略部署的一致性,不断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投身现代化的主动选择。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共建、现代化世界的共治和现代化成果的共享,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而非霸权扩张或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追赶与前瞻性反思提供了文明典范。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

与以“资”为本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是以人为本,也就是促进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9),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出发,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注重从根本保障、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引方面协同推进,避免“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30)。

1.党的全面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31)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就是为了使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党推进共同富裕有力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夯实了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展现了党的执政自觉。党的全面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贯穿共同富裕全过程的领导核心,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组织保障。党的领导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舵杆”:党要坚持执政为民,和谐党群关系,压实基层党组织主体责任,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努力奋斗。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共同富裕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定盘星”:党要提高执政水平,部署战略规划,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发展新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国情发展新态势,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二,党的领导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赋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32)一是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既要明确引导共同富裕的纲领性政策,又必须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供给,根据实际需求来精准完善针对不同区域、产业、群体的政策保障;二是增强政策的执行力,加强对共同富裕政策实施过程的动态监测与优化调整,加强自纠自查,改进考核标准,防止“权力流失”效应;三是增强政策的配套性,保证党的政策在宏观与微观上的协调性,探索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政策布局,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党中央提出支持浙江率先探索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谋划基于“浙江样本”的共同富裕实施方略,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同富裕实践经验(33),正是以政策合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有力证明。

第三,党的领导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一是生产层面“做大蛋糕”,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优势,增强引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又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摒弃“民营经济退出论”等错误论调,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良性竞争,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的激励机制。二是交换层面“做优蛋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平衡好资本的有效管控与有序扩张,发挥好有为政府的协调规划作用和有效市场的资源优化作用。三是分配层面“分好蛋糕”,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倡合法律合规律合道德地致富(34),鼓励勤劳致富,不搞“杀富济贫”,又要完善要素分配机制,激发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2.以人民为中心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5),共同富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人民史观、群众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第一,人民是共同富裕所依靠的建设主体,共同富裕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问政、问需、问计于民,形成层级合力、群体合力,使相信、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紧密结合,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

第二,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享有主体,共同富裕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享有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创造,必然要由人民来共同享用。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要紧事难办事,让人民群众切实获得发展红利,才能充分调动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打牢实现共同富裕的群众基础。

第三,人民是共同富裕的评价主体,共同富裕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历史评判者地位。检验党一切工作的成效,最根本的就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发挥人民利益需求对推进共同富裕的牵引性作用,以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来评价共同富裕的实现效果,根据人民需求发生的新变化来改进共同富裕的实施举措。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36),保障和改善民生要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依托,树立攻坚克难的决心,保持长期持久作战的韧性,不能忽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中大国的后发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积小胜为大胜而循序渐进,尊重客观规律而稳步前进,体现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3.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引

共同富裕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秉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并联式、叠加式同步发展,以更快的进程、更小的代价实现跨越式发展,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跳出“只见增长不见发展”的怪圈。

第一,以创新发展赋能共同富裕,通过创新做好“蛋糕”来为分好“蛋糕”奠定物质基础。着力推动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提高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配套机制(37),在市场环境、财政税收、产权融资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

第二,把协调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坚实依托,体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一是补齐短板实现“四化”融合共生,不断推动工业化转向绿色化、信息化转向智能化、城镇化转向市民化、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等。二是建设城乡区域现代化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先发地区发挥先发优势,后发地区在与先发地区的协调联动中实现现代化跨越,走区域协调、优势互补的共富之路。

第三,在绿色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赋予共同富裕新内涵。协同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把保护和改善环境提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既要谋求金山银山的物质财富,更要谋求绿水青山的生态财富,以低碳发展倒逼科技革新、产业革命,实现生态和资源的代际分配公平,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发展推进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步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是不搞封闭的地区小循环,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二是不搞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据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三是统筹开放发展和国家安全,围绕二者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第五,在共享发展中克服相对贫困,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一是初次分配讲效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化,增加更丰富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同时避免福利主义陷阱;三是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帮后富,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进行税收激励;四是防止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创造更多致富机会,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教育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以共享性为内核,强调有发展的共享、全面共享、全民共享、全球共享,打破了资本逻辑在人的生存方式、社会运行形态、文明共同体交往形式上对共同富裕的现实遮蔽,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依赖于物的单向度发展,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义制高点。共同富裕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国实践本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扬弃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和话语。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场域和实践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实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跨越。

注释: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19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

③④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第35页,第36页。

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⑧董键铭:《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

⑨梅景辉、骆祥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及当代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12)(13)(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第18-19页,第19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17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20)张旭、乔涵:《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历程与实践》,《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21)柯艺伟、张振:《论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核心要义》,《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22)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

(2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

(24)(2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第506页。

(2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第15页。

(27)刘世锦、王子豪、姜淑佳、赵建翔:《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

(28)(3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第407页。

(29)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33)许光、王笑妍:《习近平新时代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逻辑与价值意蕴》,《治理研究》2023年第2期。

(34)王淑芹:《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源流、风险挑战与关键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8期。

(3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1页。

(36)韩文秀:《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旗帜》2021年第11期。

(37)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论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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