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学视域下，共同富裕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惠及整个社会并使得低收入人群财富达到并超过现代生活一般物质条件进而有条件形成盈余资产的社会财富构成状态。在宏观机制上，共同富裕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动力并与经济发展过程融合共进，其与经济发展同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之果；在微观机制上，共同富裕借由分配过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而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基于上述认识，共同富裕的施策方向应摒弃统计视角的人均思维，而采用使更多社会人群达到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的底线思维；应扬弃视共同富裕为经济发展结果的单向思维，而采取融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于一体的双向思维。在当前新产业革命不断深化、劳动力排出效果显现的背景下，更应综合施策于低收入阶层的物用补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试新”有利和资产投资化，推进就业形式多元化，以构建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经济学视域 共同富裕 理论逻辑 挑战与政策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视域下、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以应对现实挑战。近年来，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已经在概念界定、实现路径、评价方式上取得丰硕成果。首先，在内涵界定上，政治、经济、社会等视角的分析皆有。有的论其特征，认为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最核心要素；有的分而合之，认为其政治内涵是国强民共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经济内涵是人民共创共享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社会内涵是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主体的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结构；有的侧重分配与社会服务，将其界定为全社会达到最低标准的富裕水平、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缩小、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制度和机制、实现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4个方面；有的将社会与经济融合起来，认为其是要形成多数人群达到中等富裕水平的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阶层流动畅通的社会结构。其次，关于实现路径，经济发展与分配制度安排两大路径已成共识。其中，以经济发展为主线者或强调高质量发展，或进一步在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等视角下进行讨论；以收入分配为主线者往往关注人力资本培育、实现有合理差别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其中以关注乡村振兴者居多，探讨区域不平衡者略少，后者主要关注先富后富区域关系、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最后，相关研究也延伸到数量分析领域。其中，早期的研究多以共同富裕实现的阶段性评价为主，近来的研究则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实用化方向转移。综上所述，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多个细分领域的分析，开始进入探索共同富裕内在机理的阶段。

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见，财富的存在形式一直有物质使用价值和货币价值两种表达方式。其中，物用的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是社会富裕的最低标准。我们不会认同一个经济体内部人均收入高但绝大多数人物用不足的状态是共同富裕，从底线思维出发界定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就更具现实意义。进而，在内在机制上，我们发现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平均富裕程度是一直提高着的。从表象而言，富裕程度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在本质上，经济增长是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物，经济增长带来社会阶层变迁，使中产阶级扩大，进而使经济增长具有社会变革意义，成为具有更广内涵的经济发展。因此，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是融合共进的。与此同时，作为动力之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是在前期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提出的，换言之，人们对新物用的需求是以前期达到的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共同富裕的物用层面——为物质前提的。因此，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非单纯由经济发展而共同富裕的单向因果，而应具有更深机理。

特别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深化使得共同富裕实现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因为，新产业革命大势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物质载体，而新产业革命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劳动力排出效应，经济增长将以就业总量下降为突出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寻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理，跳出以往现代化的经验思维，以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个体收入与经济总量的共生增长，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共生。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发展与分配两大领域融合共进的内在关系，探讨共同富裕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探讨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基本路径、可能的障碍与相关对策。

二、共同富裕的经济学逻辑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必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是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者的共识。就其经济学逻辑而言，我们需要对共同富裕做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界定，而后明确其形成的基本前提和机理。

1.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

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历程而言，共同富裕问题可以追溯到财富问题上，因此，本文将从财富入手，逐步探讨富裕、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

首先，对财富的界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在第三次社会分工之前，财富主要是以物用为终极目标的物质载体。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一般等价物出现，财富则既包括有用的实物，也包括以金银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潮下形成了以金银为财富的国家策略。到重商主义晚期，配第、坎蒂隆把土地和劳动的“数量”计入物品生产，财富变成了金银加劳动的双重标准。亚当·斯密随后加以批判，强调只有劳动一个标准：全世界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得到的，对于那些拥有财富和想要用财富换取某些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的价值精确地等于获得或支配这些产品所需要耗费的劳动数量。同时，斯密注意到：每个人或贫或富，是根据他能够得到的必需品、生活便利以及人类生活的娱乐之程度而定。而在当前的经济学框架下，国家财富以GDP衡量，个人财富则以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导致物用形式表达缺失。共同富裕的内涵也是以财富认识为基础的。党的二十大提出“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其中既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等财富的货币形态，也包含了“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财富的物用形态。由此，使得关于财富形态的认识回到科学的方向。

其次，富裕的经济学内涵在国家层面和个人或家庭层面均有所差异。在国家层面上，富裕通常是以价值表现的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但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上，富裕则明显具有物用和价值双重表达方式，是指达到社会生活必要物质条件之外仍有盈余的财富状态。其中，社会生活必要物质条件是物用形态的财富，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具有消费刚性的吃穿住用消费品，这使得整个富裕概念具有了动态特征。同时，由于社会必要物用是在社会阶层相互参照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使得物用财富刚性水平的提高具有社会结构优化的意义。此外的盈余部分，可以是物用的储备（扩张的土地、大量的粮食等），但往往更多是价值形态的财富积累，如金银、存款储蓄、投资资产（债券或不动产等）等。

最后，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包含三个循序渐进的层次。第一，共同富裕是指一个国家内个人或家庭普遍达到的财富拥有状态，不能使用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考察，如美国人均收入高而两极分化严重就不能视为共同富裕。第二，共同富裕是一国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充分的现代生活物质条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储蓄等盈余资产的社会状态，要求动态的底线思维。换言之，现代生活的物用充足是其门槛或底线，让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这个底线并形成盈余就是共同富裕的过程。第三，共同富裕必须以社会总财富增加（即经济增长）为前提。不仅价值形态、物用形态上的财富积累要以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取不断增长的报酬为前提，而且物用形态上的财富增长是与经济增长伴生、融合而成的，价值形态上的资产形成过程（投资获利）也是以经济周期进入复苏、繁荣阶段为前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定义共同富裕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惠及整个社会，并使得低收入人群财富达到并超过现代生活一般物质条件进而形成盈余资产的社会财富构成状态。

2.需求升级推动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同为社会需求的结果，二者在过程上是交融并进的，在内在关系上是互为因果的，并共同促进社会结构改变。具体而言，在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预期下，消费结构升级诱发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社会财富增加，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要素收入增加，这种社会总财富的扩大和个体收入的增加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带来社会收入结构改变，推动经济发展。

首先，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通过预期机制配置市场资源是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动力和基本机制。第一，马克思曾多次深刻论证，需求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是供给之源，决定供给的质是否合于所需、量是否过剩；第二，经济的运行是通过需求预期影响供给预期以驱使资源进入或退出市场来实现的。其中，需求预期包括价格、偏好、功用三种预期，供给预期则只有获利预期一种。当人们对某种特定功用产生需求预期后，供给方获取相关信息并产生可以获利的供给预期，调动资源进入该商品生产领域并提供一种商品来满足需求预期，逐步形成社会需求预期扩大、供给预期膨胀的态势；而当需求方对该商品失去兴趣，社会需求预期则逆转下行，供给方也随之预期下降，导致资源流出甚至完全退出该商品市场。

其次，需求通过消费结构升级诱发经济增长，借由技术创新下的供给预期来实现社会总财富和参与经济活动个体财富的增加。经济增长在表象上源自创新，但在本源上则源自需求增量，特别是需求的商品功用预期升级。这是因为，其一，技术创新源自且只能源自商品功用需求升级。通常，一个经济体的消费结构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基础值（刚性消费部分），使得整个经济以一种资源配置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运行着。而当需求方产生新的商品功用预期，则是存在已有供给体系所不能满足的市场需求，此时必须借助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对新的需求的满足。其二，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带来足以拉动整个经济活动的资源投入增量。创新产品的生产能够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创新资源投入，劳动力收入会增加，并形成乘数效果。劳动力收入增加还会带来消费升级的加速现象，支持供给方的规模经济，带来价格低廉、功用差异化和高端化的商品，形成社会性消费升级，带来足够大的新增需求规模，并进一步诱发供给方新增资源的投入。其三，当新的消费习惯刚性化后，经济增长重新进入常值状态，需求方的低价获益预期和心理需求的偏好预期无法要求经济资源的增量投入。因为低价化是生产达到规模经济、市场出现多企业竞争后的现象，此时技术创新已经基本定型，相关设备投资大多已经完成，难以形成拉动经济繁荣的增量；同理，偏好预期也只是在多种同类竞争商品出现后的消费选择行为，对经济繁荣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其四，当需求低价化预期、偏好性预期长期占据市场需求主体而新商品功用预期迟迟不能得到技术创新的回应时，经济增长往往不得不转入衰退期，甚至进入危机期。这是因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供给方的有限理性导致其对需求预期的把握必然不准确，但其获利预期却往往是过度膨胀的。因此，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始终处于失衡状态。于是，当整个社会需求对特定商品的预期由上升转为下降后，经济增长幅度将逐步减弱，繁荣期过度膨胀的供给预期导致的资源过度投入也将加剧生产过剩，加速经济衰退的到来。其五，必须看到，需求方的新商品功用预期是一直存在的，供给方如果能通过不间断的技术创新加以及时回应，则可带来超长周期的经济繁荣。上述过程，详如图1所示。

最后，需求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存在着相互促进、循环发展、螺旋上升的关系。如前所述，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也就是共同富裕的过程。一个特定时点的共同富裕状态——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和资产盈余，就是下一个阶段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的消费结构升级预期的形成前提。因此，需求结构升级既是推动共同富裕程度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也是共同富裕过程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超长期高速增长过程都伴随着社会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从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到家用电话、彩电、空调，再到手机、汽车、房子，这些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热点都是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

3.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循环互动机理

如前所述，共同富裕、经济发展同为社会需求的结果，二者过程同一、相互交融、螺旋上升。在这个共同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循环促进的内在联系。

第一，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财富增加是借由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和三次分配实现的，特别是个人及家庭的盈余资产受经济增长影响尤大。共同富裕为经济增长之果，是学界共识。但还应该看到，共同富裕也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前提，是经济增长的诱因，并最后成为经济发展的财富表现形态。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源动力。而这种向往具象化为具体的消费品功用预期，则是以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为前提的。社会消费的功用预期由肥皂、牙刷等日用品升级为洗衣机、电饭锅乃至电冰箱、电视机、微波炉、空调直至汽车、私人飞机等，既是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也是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基于不断提高的前期财富拥有量和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而来的，换言之，是基于共同富裕发展的基础而来的；这种以共同富裕愿望为动力、以共同富裕基础为前提的消费结构升级，诱发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总财富增加并通过分配机制使得社会收入结构向纺锤型方向优化、一般消费刚性水平提升，实现了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循环互动。

第二，在微观机制上，社会总财富增加带来个体财富增加的过程与经济发展的循环互动关系是通过三次分配机制实现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这是因为，劳动力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可变资本的构成主体，是资本家进行生产活动的动力所在；同时，劳动力阶层是社会人群中数量最大、占比最高的部分，其消费活动决定了诱发供给者获利预期、拉动投资增量进而带来乘数效果的规模，具有左右经济增长强弱的底力。

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收入必然增加。这是因为，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其市场运行机制与一般商品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参见图2）。首先，在预期内部构成上，与一般商品供给预期只看盈利性不同，劳动力的供给预期不仅包括获利与否的价格预期，也包括偏好、功用等预期。这是因为，劳动力供给预期是以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包括数量和质量）为方向的，这使得劳动力的价格预期往往要超越生活底线、超过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而同时希望满足心理上的偏好（个人理想、家庭便利、企业选择等）以及物用上的功能（劳动技能成长等）预期。其次，在预期出现时点上，劳动力供求预期在劳动力进入市场前（纵轴左侧）就已出现，但出现时间不同。由于技术的进步，劳动力需求的功用预期不断更新，而且是短期甚至即期（进入劳动力市场T2前不久）形成的；而劳动力供给的功用预期则因劳动力生产过程漫长而需提前数年甚至花费整个童年、少年、青年的时光（前期劳动力市场T1之前），因此预期往往是过时的，所培育的功用也是陈旧的。再次，上述劳动力需求、供给的预期差异，使得雇佣者更便于获取剩余价值。即，由于劳动力供给在功用上不能满足其需求，供给预期曲线在T2点的功用预期ME2、价格预期MP2均低于需求预期曲线，这使得劳动力供给者不得不培育人力资本优势以提供其他技能弥补其差距，也使得雇佣者找到获取剩余价值的契机，雇佣者以当期功能需求和劳动者前期的价格预期完成雇佣行为，要求劳动者必须多提供劳动技能或劳动量来满足岗位技能需求，同时以较少薪酬为雇佣者提供劳动力剩余。最后，伴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运行一方面为雇佣者提供更多的获利预期，刺激投资的乘数性增长、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社会总财富增加，另一方面则推动劳动力收入增加，带来消费结构升级，并稳步提升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形成中产阶级群体。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的劳动力收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会进一步拉动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形成投资收益预期的提高。这种态势在社会平均收入增加、资产盈余增多的背景下，会促进盈余资产的资本化，形成社会性的资产收入增加，带来社会财富增加，共同富裕程度提高。于是，在宏观层面上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得以实现。

当然，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的提高具有社会示范效果，且规模经济下的商品价格下降也是必然，导致未参与经济增长的人口也随之期待消费结构提升，以求达到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这也要求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不断强化。而上述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恰是一国税收与企业家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前者将不断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后者则在有利的税制（如慈善抵税）下为民间慈善活动提供动力，由此提高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力度，辅助提升社会最低消费阶层的消费水平，特别是投资教育可以帮助低收入阶层进入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这些都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富裕程度的提高。

三、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方向

如前所述，共同富裕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惠及整个社会，并使得低收入人群财富达到并超过现代生活一般物质条件进而有条件形成盈余资产的社会财富构成状态。这一界定，在当前新产业革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历史大背景下，尤为重要。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要求生产关系的深入变革，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方面，为形成积极的经济增长倾向，需要社会积极投资以满足技术创新所需的巨大财力需求，这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因此，以底线思维而非平均主义的理念来推进共同富裕更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新产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减法效应”，总体上技术进步、产业体系“瘦身”带来的劳动力排出作用强烈，使得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总量减少，“按劳分配”的社会影响力受到削弱，进而其对共同富裕的意义也大幅削弱，这要求我们注重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确保生产力革命背景下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和广谱化，以使一般劳动者收益增长得到保障，同时减轻二次分配压力，防止两极分化。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宏观上为同因之果、一体两面的融合共进关系，微观上则存在着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就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而言，保障经济发展是根本，调整分配结构则是越来越重要的现实选择。特别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新产业革命“破坏式创新”带来的劳动力排出等负面效果开始显化，无繁荣增长、低消费创新等危及长期社会总财富增加及最低消费刚性水平提升的经济现象正在成为影响市场信心、阻碍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亟须调整增长与分配分别施策的政策思路，寻求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共策共生道路。

1.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秩序因第四次产业革命而进入剧烈动荡时期，由生产力变革带来的国际生产关系变化正在激烈博弈之中；与此同时，新产业革命带来国内产业体系的重大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土地向消费过渡，社会消费则因新产业革命冲击而缺乏信心，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剧增。这种国内外因素交织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使得中国的共同富裕事业遇到了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中产阶级财富缩水等重大挑战。

首先，新产业革命的劳动力排出效果在总体上超过了新产业创出带来的吸纳效果，影响了经济增长带动共同富裕的初次分配路径，导致借由劳动力市场实现的微观机制作用受到严重削弱。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虽然都是通过技术创新替代传统人力劳动，但同时也实现了产业体系的不断构建、增容、完善。具体而言，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到运输业、煤炭、钢铁、机械制造业；第二次产业革命则增加了汽车、化工、电力、建筑业等产业链，借助城市化构建起工业社会生活所需的基本产业框架；第三次产业革命则主要增加了微电子等家用消费品和办公用品产业。而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技术创新对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替代，是对过去低效率生产过程的升级，是对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的修正，因此产业体系“瘦身”严重，劳动力排出效果明显，导致以往经济增长带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按劳分配的功效严重降低，迫使我们考虑增加其他的路径选项。而就业市场的劳动力过剩也使得劳动力价格迟滞不前，甚至出现新就业劳动力平均工资下降的情况。这种技术进步快速而劳动力就业预期减少、实际劳动力价格停滞甚至下降的态势，是历次产业革命所没有的，当然也无法借此推动中产阶级的扩大，无法支撑经济增长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

其次，新产业革命改变了消费行为模式，延迟了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提高过程，并导致经济增长的消费动力不足，造成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良性循环过程的延迟，使得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互动的宏观机制受损。一般情况下，产业革命推动技术创新，带来新消费品，同时拉动经济繁荣，扩大社会消费，推动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提升。但是，此次新产业革命的创新效率大幅提高使得创新产品更新过快，导致先行消费人群由于电动汽车、手机等新产品功能迅速升级而有被“背刺”感觉，从而出现对终极产品如纯血鸿蒙的卫星手机、“超级电池”支持的电动车的等待、观望预期。同时，产业体系“瘦身”和劳动力排出等负面效应使得社会消费能力缩减，加之中国正在从大基建的土地动力向消费主导的创新动力转移，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降低使得作为社会消费升级主力的中产阶级的资产盈余大幅削减，带来支付能力下降。

再次，新产业革命上述微观机制的影响必然延伸到宏观机制，使得劳动力供给预期长期下降，市场信心受到影响，进而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上述新产业革命的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劳动力排出、城乡差距扩大等多重负面效应，归结到微观个体上都会形成劳动力就业形势的预期下行。一是，数字平台借助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网络购物等需求而快速渗透并迅速替代了批发业和大部分零售业，但其获利集聚于少数网络从业者手中，这些少数群体消费总量有限，不足以修复其所替代的人群消费总量。这构成了市场收缩的显性表现。二是，数字技术逐步成熟，正在制造业、R&D领域逐步深入扩展，不仅在生产领域出现了无人工厂，也在消费品领域出现了无人驾驶汽车等。产业体系“瘦身”、生产效率提高、消费品创新，都使得劳动力排出预期成为社会共识。尽管这种劳动力排出在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对于个体而言，则使得预防失业因而压缩消费成为明智的选择。而未来就业需求的预期变得越来越高不可攀，财会、法律、MBA等传统培训项目都是人工智能势必取代的方向，社会培训产业束手无策；而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和学科设置的不合理，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社会中的结构性失业。一些年轻人因而选择“躺平”，结婚生育愿望大幅降低，造成老龄少子化社会态势。于是，就业预期下降会强化经济下行预期，居民进而采取保守消费策略，使得市场消费低迷，市场信心低落，进而又强化了就业预期的下降。

最后，中国借由国际市场增加财富的能力增强，但阻力也在强化，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收入增加，要求再分配功能的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在国外层面只能依靠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进出口贸易获取财富。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低端而受到发达国家高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剥削，而随着中国在新产业革命中的技术突破，中国不仅在一般日常消费品、家用电器等领域独占鳌头，而且在最新的太阳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也在逐步确立领先地位。为此，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对我国电动汽车、手机等先进制造业实施了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阻碍政策，迫使中国把生产基地转移海外。这些措施虽然对西方而言是饮鸩止渴，甚至是在主动退出与中国经济运行相关的产业链，会为中国企业自建相关产业链腾出空间，但短期内仍会迟滞中国经济增长或因中国企业外移而直接抹掉相应生产过程在国内的劳动力需求，必将要求由国家财政通过税收的再分配过程实现更多的社会消费提升来支持经济增长。

2.政策调整的方向

第一，基于上述分析，在共同富裕政策设计上，要先从思维方式上进行调整。积极构建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路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国在战略层面已经确立了发展优先的理念，在具体政策层面则需深入探索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多功能政策，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此，首先，要确立底线思维。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因此，共同富裕不是要让每个人或家庭的富裕程度相当，更不是隐藏在“两级分化”下的人均值富裕，而是要让最低收入阶层实现现代生活物用的基本充足和资产的盈余。其次，要看到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本就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要形成共同富裕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本可兼容为一的认识。最后，要形成政策目标动态化的辩证思维。由于新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再工业化、大健康、智能生产、智能制造等四大领域中只有大健康产业领域会带来产业体系的增量，其他领域都将导致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减量效果，必然带来总量上的劳动力排出，这使得这一次的产业革命与以往不同，也要求我们改变以就业增加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思路。

因此，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而言，在当前大变革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共同富裕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最低收入阶层实现富裕，因此衡量尺度也要转向最低收入阶层是否物用充足而收入有余。而基于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的认识，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应是二者的融合推进策略，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乃至产业创新。

第二，在当前新产业革命背景下，共同富裕政策应与经济增长政策融合共用，使之兼具此二者功能。

首先，加强转移支付功能化，使之兼具提升低收入个人及家庭消费层级并支持企业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基于共同富裕提高最低收入阶层消费层级的最低要求，应将转移支付重点置于兜底扶植，通过拉升最底层社会人群消费水平，加强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在物用层面上的全面达标。其一，衣食类生存必需品，这是以往扶贫政策的刚性部分，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这个问题无劳再论。其二，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以及南方酷热地区的空调等生活基本需求的耐用消费品，是当前社会基本消费物用刚性部分，应以政府采购模式收购市场上基本饱和而待退市或已退市的上述商品，以精准方式投放需要的个体及家庭，而政府采购款则指定为采购对象企业的创新专项投入，由此实现转移支付既提升共同富裕水准又推进经济增长的双重效果。而且，低收入个体及家庭由于已获得生活功用需求刚性部分，其收入将成为资产盈余部分。其三，针对住房建设，特别要考虑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劳动者的支付能力，应由政府针对特定地块直接网上招募购房住户，自主选择建筑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承建、管理，既可避免房地产公司为开发廉租房不得不承担商品房市场风险，又可以实现政府财政扩大收入、入住用户减少开支的双赢，同时化解地方债压力。

其次，加强税收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如前所述，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在于以技术创新回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而新产品问世后企业市场回报的“第一桶金”则往往来自高收入个人和家庭。同时，高收入阶层除消费结构升级的“试新”外，资产盈余带来的投资需求也需要满足和保障。其一，重点鼓励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领域的创新产品消费，对于新产品问世后第一、二批次或发布后3个月内下订单的消费者免征消费税；同时，由于新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而随后的产品迭代和成本降低将使第一批“试新”消费者心理账户严重受损，并诱发社会消费者的观望心理，应对“试新”消费者进行关键技术创新部件（如电动汽车的超级电池）的低价“以旧换新”，或鼓励“试新”消费者以租代购。其二，多渠道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投入经济增长过程，促进盈余资产投资化。可采用鼓励高收入人群投资的税收政策，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上收入投资于个人创业、创新板块债券等参与创新创业部分给予减免待遇，以壮大耐心投资。对企业可采取加速折旧和鼓励创新的办法，利润用于设备投资或R&D部分可加以减免，以加速创新进程，为经济增长增加后劲。其三，对劳动力排出效果显著的替代岗位强化税收管理。当前，导致产业体系“瘦身”而影响社会消费、市场信心最大的领域，当属电子商务对批发零售业的替代。少数具有垄断性的网络平台、具有较大网络号召力的销售“网红”，快速聚敛了数倍乃至数十倍于一般工薪阶层毕生收入的财富，但其消费却在规模上、社会效应上无法替代被挤出劳动力群体的消费，使得市场消费缺口加大。为此，应以严格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管理，使其短期暴利归于国家财政管理之下，支持再分配和三次分配。

最后，推进就业形式多元化。在劳动力排出效应巨大的背景下，必须及时调整就业政策思路，改变现在的就业模式。其一，放宽就业统计口径，把创业、自就业群体，特别是以“网红”为代表的信息工作者纳入统计体系，一方面增加以收入比较进行就业确认的统计标准，确认其即便短时期从事“网红”工作但也获得相当于普通就业者平均年收入的信息工作者的就业身份，另一方面对“网红”等短期暴利者依法收税以回馈社会。其二，将最低收入限制的法律规定调整至小时工资，这一方面可以规范劳动法执行状况，保障劳动者权益，解决加班费用的诸多纠纷，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聘请短期高级人才解决临时问题，减少企业长期雇佣的成本压力。其三，倡导实行弹性工作制，对于非工业部门流水线等在岗要求较强的民营经济部门，以业务按时完成为标准，采取自主办公的方式，既节省通勤的社会资源，又可以使之能够自由安排时间从事户外旅游、访学等活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四、简要结语

在经济学意义上，共同富裕是社会总体财富增加、惠及整个社会并使得低收入人群财富达到并超过现代生活一般物质条件，进而有条件形成盈余资产的社会财富构成状态。因此，共同富裕的政策视角应采取底线思维，着力于使更多个人及家庭达到和超过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而从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来看，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本质的社会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是其动力，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在宏观上是同因之果、融合共进的，微观上则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为此，共同富裕政策方向应与经济发展紧密融合、而非相互拆分，应是相互借力、而非先发展后富裕，应综合施策于低收入阶层的物用补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试新”有利和资产投资化，推进就业形式多元化，以构建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