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与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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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松  

 

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中,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是重要话语表达;同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叙事中,民族复兴叙事与现代化叙事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叙事中,民族复兴叙事、现代化叙事不仅没有缺场,而且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景的“同心圆”“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铿锵有力的话语表白,就是这种文明叙事的典型代表。文明叙事离不开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的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叙事需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国内外文化激荡态势不断增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所作出的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回答,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回顾历史,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毛泽东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邓小平的“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以及“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并没有因时代发展而失去应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乃至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史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在,之所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主要是因为它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即“体”的明确,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即“用”的表达,实现了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通过什么方式发展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和成熟的思想内容,与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截至目前经党中央批准公开使用、内涵相对明确的“六大思想”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六大篇章”。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与时俱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文化实践、文化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理论、文化思想,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直接思想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内容和宝贵实践经验,更是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基于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实践效度,透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是要立足文化视角看文化,即研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视阈问题;二是要超越文化视角看全局,即思考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发展全局问题,实现文化视角与超文化视角的有机统一;三是要立足中国看中国,即考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问题;四是要超越中国看世界,即考察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求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实现中国本位与人类情怀的有机统一。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遵循”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就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有一定共识,比如有人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大同社会的理念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状态相类比。梁启超的言论极具代表性,“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中脱颖而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叙事和现实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构成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构成民族文化自信的源头和起点。因此,在明确“第一个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重大思想解放基础上、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提出“第二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就是理论创新和文明按照客观趋势发展的结果。习近平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作为一种产生于“异域”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旅行”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抵抗”。因此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调适,以在“异域”的现实和文化土壤中真正扎根,产生“化学反应”。尽管中国具体实际既包含由政治经济因素构筑的客观条件,也包含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但相比具有普遍性的“第一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能在深层文化层面重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两翼”的动力机制,拓宽“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拓展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它既集中体现坚持“两个结合”并推动“两个结合”的实践应用,又赋予“两个结合”新的内涵并推动“两个结合”深入发展。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理论命题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坚守好“魂”和“根”,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唯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才能聚变出新的理论优势并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就习近平文化思想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它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它的“根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魂脉”与“根脉”有效贯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在历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创新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运用,也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永葆这一思想生机活力的“重要密码”。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的文化哲学,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精华,没有这样的时代文化哲学,就不可能铸就民族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正是文化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才确保了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具有扎实的文化根基。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我国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传承发展。这是“两个结合”的历史性成就和文化篇章,也是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奠基性成果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立场,也系统性重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文化论断,进而在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体用关系,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外延、特征等理论认识之“体”的揭示和它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协调的原则、任务和路径等实践方法之“用”的指导,这对于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理论价值又有方法论意义,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关系的重要视角。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以“第二个结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的“观念形态彻底决裂论”进行重新审视,使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全球化的主张与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要求达到新平衡,令二者以一种有机统一的新文化生命体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才是立足文化领域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必然呈现。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精神指引”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在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双重作用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中华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不仅反映着国家、人民和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而且反映着中华民族面临的三重困境,即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为了克服近代中国的这三重困境。也正基于此,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从逻辑上讲,国家困境是最大的问题,只有首先克服国家困境,才能克服社会困境并最终克服文明困境。当然,克服三重困境并不是截然分开、前后不能颠倒的,而是交叉融合、相互促进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革命性质,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解决国家困境问题。“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解决社会困境问题。不过,即便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也通过高度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方式在同时解决社会困境问题;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家困境和社会困境问题的同时,也与中国人民一道,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形塑新的文明形态,努力解决文明困境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孜孜以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工作指导方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文化建设与发展需要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中解决文明困境问题的杰出成就和重要成果。

“文化不是大政之余,而是大政之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结合实践方面的重大创新突破之一,就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是我们党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形势、深刻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基础上对党和国家现阶段工作和未来发展方向做出的根本、重大的判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党全国艰巨而光荣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当前中国的“大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奠基作用,习近平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而且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因此,可以说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有独特的文化根基。作为“两个结合”在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有力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的根本要求,而且有力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并筑牢其文化根基。

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宏大的文明史观和深远的大历史观,要言不烦、体大思深,系统全面、精辟深邃,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谱写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篇章提供了理论指引、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体”方面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用”方面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等。正因为内容上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才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定海神针”

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文化和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从未停息。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河南安阳考察时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事实上,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探索,可追溯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主要是为解决国家困境问题,但同时也在解决文明困境问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西文明在世界发展大变局下相互碰撞、资本主义文明与传统中华文明空前激烈的交锋、中华民族需要从“文明蒙尘”中扭转文化发展颓势、需要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等语境,提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理论主张,通过推动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建设实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和演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坚实物质基础和深厚文化根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需要建设属于自己的新社会、新国家、新文化,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重视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对外关系建设,而且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建设。“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这就道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党在积极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的同时,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都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现自身文化使命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成果,是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为我们党实现新时代文化使命锚定了正确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倡导依靠发展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生产力发展,主张以人类先进生产力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倡导对人类文明成果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正”,“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倡导不懈追求人类崇高理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以广阔的视野领导中华民族为人类崇高理想作贡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倡导积极遵循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客观规律,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新时代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倡导积极担当全球治理重任,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主张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不断深入参与人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规则制定、议程设置事务。

新时代文化使命的最核心内容和最根本表达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价值性要求和目的性指向,呈现为个体、民族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文化使命。肩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探寻实现文化使命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培育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坚定实现文化使命的文化自信;在重视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增强文化使命的行为自觉和实践自觉;在构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推进实现文化使命的知识创新、话语创新和方法创新;在全球化浪潮下积极交流互动的基础上,增强实践文化使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习近平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可以说,实现文化使命,构建“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必然要求。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求解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密钥”

纵观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划时代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摧枯拉朽地清除着封建社会的藩篱。在构建现代西方文明基础结构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形成了自身结构性矛盾和根本性缺陷。但是,资本主义为社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容小觑,《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文明不仅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重塑了整个世界的空间格局和区域布局。对此,《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因此,在资本主义文明叙事看来,西方社会实现了对传统东方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形成了巨大的发展优势,以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色调就是人类文明的色调,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就是广大后发国家唯一发展路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叙事的典型代表。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终结论”的炮制者及追随者收获了信心,肯定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巨大成功有力否定了“历史终结论”,既从理论与实践上揭示了“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论断的形而上学性质,也从道义上助推了“东升西降”世界格局形成。事实上,列宁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其他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同样如此。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涵养智慧,从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使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进入新境界。如果说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根源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主要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取向是交往交流交融;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只有历史辉煌、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坚守的基础上保持住自身特色,进而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公认的唯一未曾中断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与其具有包容性、和平性密切相关。正所谓“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基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与其他文化交流交融的开放胸怀和文化情怀,坚决摒弃“文明冲突”“文明隔阂”“文明优越”的差序性文明理念,倡导文明多样性、文化丰富性的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倡导在相互沟通、交流互鉴中共同丰富人类文明多元图景,以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不同文明的正确相处之道是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傲慢偏见是最大障碍。中国古人讲“行天下之大道”(战国·孟子《富贵不能淫》)“抱一为天下式”(春秋·老子《道德经》),这体现出中华文明“与天下共处”的博大胸怀。当前,猜疑、分裂、对抗阻碍着国际合作前进的步伐和文明进步的脚步。正基于此,团结、协作、对话的呼声才空前高涨。在“求和平、谋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至关重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博大的胸怀、精彩的叙事、精炼的故事等帮助人们不断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之道,为我国加强自身叙事的国际传播力提供了正确认识论和方法论。加强建设自身叙事的国际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对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至关重要。习近平深刻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了有关全球文化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倡导和平、公平、合作、包容、进步等人类共同价值,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从而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拉紧了相互信任的情感纽带,为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世界作出了贡献。对此,习近平指出:“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作者简介:郭庆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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