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概念及其理论发端于西方学界，实践中的领导力在领导力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释放独特魅力，绽放生机。从理论上看，领导力既取决于领导者所获得的正式条件，也取决于领导者所具有的非正式条件，前者主要指领导者的正式职位，后者主要强调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特征；在理论界看来，与前者相对应的有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等，与后者相对应的则有领导特质理论及对变革型领导与魅力型领导的区分、对伦理型领导的研究等。这些理论界定与研究为领导力研究的本土化时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当然，在中国大地上孕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无论在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意义上，都受以“大一通之”为本质特征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滋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执政党而言，领导力在制定和维持清晰的行为准则、促进组织成员间沟通协调、建立多元主体的信任关系等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亦是如此。“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我们认清历史大势、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历史自信的“金钥匙”，为我们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不仅铸就了昨日的苦难辉煌，而且成就了今天的使命担当，支撑了明天的伟大梦想。
总的来说，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研究十分丰富并取得了一系列分量十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以理论形态呈现于系列专业出版物中，这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专业积累和学术研究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作为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要结论和精华呈现的“集大成者”，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党的文件形态呈现，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对于我们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意义重大。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领导力研究跨学科性质的定位使得自己处于“婆家不疼、娘家不爱”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基本理论相对匮乏的现实使得自己可能面临“沙滩上建高楼”地基不牢的窘境。然而，在中国研究领导力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这是“中国化领导力”最大的特点和优势。从本源上讲，领导力是作为个体、群体或组织的领导者通过自己的具体行为对客体产生的影响力，显然，其内涵和外延紧密关涉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工作情境和绩效，这无疑更偏向组织行为学范畴，但与领导力紧密关联的学科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还包括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等。由于不同学科具有不同学术进路及其独特的发生学逻辑，学科间的分野对领导力研究来说可以收获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优势，但不同学科间的差异也会导致领导力研究解释力有限，甚至受到其他学科的质疑或挑战。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基本理论大厦的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必不可少。一般来说，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所研究内容的理论范畴、理论主题、理论基础、理论内核、理论任务及在其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论原则等。显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所关涉的这些基本理论相对较弱、分散甚至凌乱，导致相关研究很难深入，基础不牢的问题已摆在领导科学学界和研究者面前，到了必须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的时候了。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范畴
我们在理性思维和理论研究中一般运用语言中的相关词汇来论述理论对象，这些具有抽象功能的语言词汇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和范畴。理论范畴一般是反映客观事物之间本质性联系的思维活动形式，理论对象本质及其内在规律的稳定性特点决定了理论范畴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要求，当然，理论范畴也会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深化拓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需要建构由系列相关概念构成的理论范畴并借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这一理论对象的内在本质规定及其客观运动规律。一般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既包括党的整体能力，也包括党的单体即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能力，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能力，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体或组织对领导对象这一客体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意味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实际上就是党总揽全局的支配力和协调各方的掌控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复合型组织，包含多个不同领导力行为主体，领导范围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并采用多种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进行全方位领导，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范畴多维交叉复合的特点，学界也对此进行了有益探讨和不同划分。从关涉的不同领域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组织、使命、愿景、价值、制度、外交、危机、舆论、廉政及信息化领导力，等等；从党的全面领导看，横向上是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纵向上是中央、地方与基层领导，在过程中是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等；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看，主要包括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力、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统筹协调力、组织保障力和制度运行力，此外还包括全党执行力、自我纠错能力等；从框架结构看，领导力体系包含“四梁八柱”，其中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作为“四梁”,从横向上实现党的领导全覆盖，由学习实践力、战略思维力、统筹协调力、选人用人力、政策执行力、创新变革力、监督约束力和自身建设力构成纵向上的“八柱”，支撑起党的领导力的广阔空间。当然，还有更为复杂的划分，即从三个不同维度构建一个综合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分析框架：从领导力行为主体看，主要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体领导力、党组织的组织领导力、领导集体的集体领导力及领袖的领袖领导力；从领导力体系类型看，主要包括使命、愿景、价值、领袖、政治、思想、组织、制度、文化、决策、战略、执行、变革、创新及学习领导力；从领导力作用领域看，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外交、军事等领域都发挥着领导作用并体现出强大的领导力。
应肯定的是，上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范畴的研究和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角度审视，建构理论范畴一方面要满足研究所追求的删繁就简、简便易行的价值取向，避免在概念和理论范畴“兜圈子”；另一方面要达到以权威精炼的工具表达实现研究的预期目的，避免研究出现众说纷纭、词不达意的现象。邓小平曾经指出，“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理论范畴的建构也是如此。从这一定位出发，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范畴，应立足组织视角，以党的权威文献的界定作为立论标准，高度概括和权威界定这一理论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并兼顾不同维度的划分与界定。事实上，党的文献早有论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其中蕴含的是党的领导主要包括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及社会号召，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与此完全一致，这并非偶然，更体现党的权威文献的高度一致性；党的二十大更是明确指出，“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这进一步夯实了我们党在党的领导力基本表述上的一致性。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范畴在各具体领域可以有不同内容，也可以有不同表述，甚至可以说是开放的，可根据研究目的和要求进行具体界定和分析。但总的来说都是建立在作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基础之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外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内涵指的是我们党基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资源禀赋与自身条件、人民赋权与法治保障等获得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在理论研究中对相关理论对象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这是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答，理论主题则是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答的理论形态，是理论工作者矢志不渝的理论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解放，具体来说就是摆脱三种“压迫”、实现“三个解放”、做“三个主人”：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实现经济解放，做自然的主人；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政治解放，做社会的主人；摆脱思想的奴役和压迫，实现思想解放，做自身的主人。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所言，“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坚守，“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决议》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回答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实际上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本质上是要回答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呈现什么样的面向及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
基于中国共产党深厚的历史基础、丰沛的资源禀赋、独特的党政关系及自身的结构特点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生成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十九大明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外在表现形式，体现为党通过权力的有效嵌入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在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方面进行高效统筹和全方位掌控。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主题就是要回答实现什么样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及怎样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具体来说就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当代中国呈现什么样的面向以及如何建设和提高的问题。
从现有文献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最早出现于1987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报告中。2004年5月1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省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其明确为“是新形势下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原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形成工作合力的体制保证”。在当代中国，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基本要求。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大棋局中，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我们党特别是党中央的主要职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总揽全局体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协调各方体现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通过协调各方来体现，党领导一切需要统揽全局来保障。当然，“总揽全局”不是不分大小地“包揽全局”，“协调各方”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命令各方”，而是通过政治正确、方向明确和政策到位等实现政治、思想、组织、动员等手段，即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包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来实现，以增强“四力”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四力”彼此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其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居于统领地位，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基础工程，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才能推动实践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重要目标指向。作为发挥作用的典型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政治领导力在抗击疫情中居于统领地位，党的思想引领力为抗击疫情提供精神支撑，党的群众组织力为抗击疫情奠定重要基础，党的社会号召力为抗击疫情营造积极氛围。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一般指理论研究中用以借鉴的已成熟的基础理论和文化结晶，从而作为我们开展理论研究的基本支撑和文化基础。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而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因此，我们通常认为后者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信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由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体现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伟大的中华文明，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高度，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不断生长起来的，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满起来的，也是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指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起来的。因此，从发生学逻辑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基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领导力理论基因，以中华文明的领导力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的内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但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却是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何以为中国的最本质因素，这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文明主体性特点的表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根植马克思主义理论沃土，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力思想是一个由“逻辑前提”“初心和归宿”“要素支撑”“价值保障和方法引导”等要素构成的政党领导力认知体系。“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先的责任担当和一切为了大多数人的价值定位，决定了它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天然地具有全面领导的价值诉求。”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力的价值诉求是党的全面领导，而要实现全面领导的价值诉求就必须有效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力有赖于领导者的权威，“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主要和实际的“操盘手”，而且是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对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领导力内涵的直观表达；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领导力建设的“看齐”原则：“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影响来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力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关联密切。“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本质要求和主要特征，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政治与“大一通之”文化同根同源。与西方主流哲学传统“大阴解之”擅长的对万物相对独立性展开的“分而析之”的传统不同，中华文明传统“大一通之”主要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思想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相吻合。“大一统”正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关键性因素，其在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发挥基础性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建立的新中国对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制度等为主要框架的新大一统模式的创造性建构，是对中华文明古典大一统模式的吸收借鉴。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卓越领导力是中国“大一统”文明的延续和必然，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从横向来看，“大一通之”的政治要求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必须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从纵向来看，“大一通之”的文化传统决定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延续中国“大一统”“万世一系”政治文明的使命。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内核
理论研究需要不断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要义进行追问与反思，这是理论在逻辑上得以展开和在发展中得以丰富的重要条件，而这种追问与反思必然涉及理论内核问题。尽管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是资本逻辑批判，正是围绕着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的思想逻辑构架包括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批判、社会与人的自由发展等才得以展现，这是就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维而言，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是为人类求解放。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标识，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致力于解决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是：“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以人民的需求变化为导向，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这一理论内核规定了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内核是：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人民性作为领导力生成的逻辑起点，以群众路线作为提高领导力建设的根本途径，以人民利益满足程度作为发挥领导力的评价标准，从而奠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领导力内在基础。
从领导力生成逻辑看，中国共产党是最为忠实和彻底的人民利益代表者，毛泽东曾从不同角度论述这一逻辑起点：“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31](p.270)“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发挥作用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区别，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宗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鲜明底色。从领导力建设和提高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以追随者为中心的领导关系、领导过程和外部情境等对领导力的内在影响，不断将党的性质和宗旨、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等运用于领导力建设中，集中体现为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路线，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为领导力建设和提高积攒无穷动力。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鲜明价值追求的价值型组织，初心和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求所有党员和领导干部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鲜明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是衡量和确定领导力发挥作用的基本评价标准。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评价我们工作最好的“尺子”，人民利益满足程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评价标准。可以说，党是人民的领导工具，党的领导力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这是实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基本前提。202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六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习近平特别强调：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任务
理论任务是指理论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和担负的主要责任。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此，党的全面领导具有统领地位并发挥统领作用。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过去为什么能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贯穿其中的一条鲜明主线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蕴含着自身的缜密逻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在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不断巩固和持续发展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是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逻辑的深刻揭示。通过对党的领导进行深入的理论溯源和系统的时代探究，我们可以系统而非零碎地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寻找答案，也需要我们全面而非单一地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注解，这是就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而言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成效，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遵循实践规律的基础上取得的，实质上也是对历史逻辑的印证和对理论逻辑的效验，这是就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逻辑而言的。总的来说，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成效集中体现为《决议》所概括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生成、建设和提高是紧紧围绕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并通过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统领作用而实现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任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既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好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及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功能，又肩负起全面领导的责任，从不够全面、不够集中统一、不够有力的领导走向全面、高度集中统一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其中，党是领导核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实行全过程的领导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等构成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原则，从而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主题落到实处。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任务，就是集中体现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内在要求，从而进一步奠定党的全面领导实践成效的坚实基础。
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密不可分，体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不仅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外延，而且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形成了党的建设“五加二”的总体布局，即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与此同时，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对提高党的领导力也不可或缺。因此，旨在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领导力建设的实践路径和推进举措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展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政治建设是统领、思想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障、作风建设是生命、纪律建设是根本、制度建设是主线、反腐倡廉建设是要务、队伍建设是关键、能力建设是本位等。正如《决议》指出的：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原则
原则一般指经过长期经验总结得出的合理化的依据并成为人们行事所依据的准则，理论原则是理论建构的准则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经过百年风雨洗礼而坚固无比，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经过百年实践锤炼而无比坚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基于实践伟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建构，需要遵循一定理论原则，这是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无比强大领导力的内在基因。
一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原则。旗帜、方向问题历来十分重要，旗帜就是方向，一个政党、国家的方向选择攸关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是历史的结论和人民的选择。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建构，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成果。与此同时，“四个自信”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发挥作用锚定正确方向、奠定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正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才是符合中国实际、走中国自己的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领导力。正是有这样的领导力，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硕成果。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选择、执行人民意志，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来自人民追随和授权，也必然服从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形成和锻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国家一切权力的主体和最终来源，始终保证实现人民赋予的权力能为人民所用。在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时要肯定人民地位，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时要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正如列宁在论述共产党政权时指出，“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在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时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三是坚持以法治为基础原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法治不仅是重要判定指标和显著标识，而且是必要条件和重要前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型保障，而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有机统一则是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落地性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灵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法治原则。习近平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显然，坚持以法治为基础，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把党的领导力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党的领导力发挥作用才能有坚强的法治保障，这就要求“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四是坚持以德治为保障原则。我们党一贯强调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法治”与“德治”双轮驱动作用，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的领导力作用，法治是基础，德治是保障。根据领导力理论，领导力既有职位领导力，也有非职位领导力。这其中存在魅力领导力的说法：魅力是领导者对下属的一种天然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是由被领导者承认决定的；魅力型领导者具有三种个人特征，即高度自信、支配他人的倾向和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构成要素中，“魅力”成分不容小觑，高度自信、支配他人的倾向和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等特征所支撑的魅力领导力居于重要地位，其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约束等德治要求更加凸显。总之，坚持以德治为保障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理论建构和实践建设的重要原则。
五是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为保证原则。“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推动我们党“两个伟大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体现，也是锻造党的领导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我们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具有丰富科学内涵，具体表现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只有坚持自我革命，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不断增强。
（作者简介：郭庆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