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风险的几大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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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进入专栏)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战略形势复杂多变。在亚太地区,东北亚日益成为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的焦点。东北亚地区拥有庞大的经济及安全战略能量,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权重持续升高,然而地缘政治环境及域内国家间关系复杂,加之外部霸权势力持续干预,导致历史问题难以解决,现实矛盾不断涌现。美国拜登政府加大对亚太战略投入,调动日韩盟友发力,推动对华战略竞争,以致东北亚地区形势复杂严峻,安全风险明显加大。

(一)地缘政治分裂加剧,大国对抗风险加大

美国积极鼓励、授权盟国在其地区战略中发挥作用,加剧地区格局阵营对抗趋势。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意图在管控中美冲突风险的同时,利用多边制衡手段,调动盟友力量展开对华竞争。这不仅使中美关系对抗性上升,还对东北亚区域国家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日本积极响应并主动利用美国战略牵引,在意识形态、经济安全领域,以及台湾问题方面展现“联美制华”态势,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优先议程,在对华外交中着力表现“自我主张”,与美国强力共推“自由开放的印太”。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寻求改善对美、对日关系,改变文在寅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加强韩美同盟,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合作体系,更多从战略安全而非经济角度定位、处理对美及对华关系。日韩关系在美国撮合下趋向改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重新抬头。2023年8月,美日韩峰会达成“戴维营原则”,拟扩大三国安全与经济合作,将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制度化”,包括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和三边峰会。

(二)军备竞赛趋向激烈,自主安全、竞争安全观念与动向明显

日本利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2022年底,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与之配套的《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放弃“专守防卫”原则,打造先制性“反击能力”,即此前所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拥有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并与美军共同运用“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借乌克兰危机渲染局势紧张,制造战略恐慌,从而为强化军事体制法制、加大军力建设投入、促进军事与外交政策捆绑制造法理依据,军事化节奏明显加快。从2013年到2024年,日本防卫费实现“12连增”,从4.75万亿日元 增至近7.92万亿日元 ,增幅达66.74%。韩国亦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加大国防投入,提出“未来国防创新计划”等一揽子改革方案,开发和采购创新军事技术,重组国防部附属机构,以“国防自主”为目标积极与美方协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三)安全热点频频升温,危机管控难度加大

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碎片化、复合化;古代朝贡体系、近代殖民体系与冷战两极体系要素杂糅;全球化、区域化潮流与传统地缘竞争、势力范围逻辑交织;结构转型迟缓,制度构建艰难,战略互疑上升。冷战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东北亚政治安全领域的“冷战遗产”依然存在,并在美国及其盟友推波助澜下,摩擦与矛盾日益升级。其中,作为东北亚地区传统安全热点,朝鲜半岛问题有关各方矛盾突出。在拜登政府高压政策下,朝鲜频繁试射导弹。美国进而加强制裁力度,与日韩在半岛周边频繁军演,力图以三边安全合作钳制朝鲜。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南北关系趋向恶化,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台海问题再度升温,成为地区安全热点。2021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拜登总统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将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列入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时隔52年,美日领导人重提“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气焰。5月,美韩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首次写入所谓“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内容。特别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及两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台湾有事”必然发生等,都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

(四)秩序体系动摇,协调机制失灵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东北亚各方围绕地区秩序的分歧进一步凸显。美国联合所谓“民主盟伴”,针对中俄强化意识形态攻势。美日标榜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试图主导地区秩序重构进程。美国及其盟友与中俄在安全利益及安全观上的分歧与对立,可溯及围绕战后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对立。美日等主张“旧金山体制”,而中俄则坚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立场。在秩序体系动摇、观念对立加剧情况下,亚太及东北亚安全协调机制陷入失灵状态。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制造集团对抗、导致地区分裂。曾在东北亚安全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多边机制,如六方会谈则难以重启。由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影响力有限,且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无法在东北亚发挥作用。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如中日、中韩间一度探索的建设性安全伙伴关系受挫。作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交互作用最集中的地区,东北亚尚未形成有效的、覆盖整个区域的安全协调机制。

(五)战略博弈及安全矛盾阻碍区域经济合作

在东北亚历史上,政治安全矛盾一直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突出障碍。冷战时期,东北亚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对垒的前沿阵地。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迅速开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迅猛发展。但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特别是“冷战遗产”影响,号称“冷战活化石”的旧有同盟体系及主权领土争端,严重束缚区域经济合作走深走实。美国忧虑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体系受到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冲击,所以每当域内国家实现或即将实现重大经济融合之际,往往会触发或激化地缘政治安全事件。譬如,2010年日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方渔民和渔船事件、2016年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2021年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等,都发生在中日合作、中韩合作或中日韩合作即将取得突破之际。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呈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怪相,充分表明尽管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强劲,但总会遭遇政治安全因素阻碍,导致区域合作严重受挫。

(六)经济议题泛安全化,域内国家倾向与美西方保持一致,加强经济与安全挂钩

日本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同时,通过领导组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机制,强化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日韩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在安全领域积极靠拢北约。当前,韩国民众的政治立场更加倾向美国及其盟友,如支持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支持韩国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支持韩美日加强三边合作等。2022年,拜登政府提出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计划,试图在半导体产业打造与中国“脱钩”的供应链。日本对此积极响应,于2023年5月公布《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修正案,将先进芯片制造所需的23个品类半导体设备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并于当年7月实施。日本渲染对华供应链转移、“去风险化”,希望借此承接部分高技术产业和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投资,在强化日本市场国际优势地位的同时,抢占科技制高点。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下,2024年2月24日台积电位于日本熊本的首座晶圆厂正式投入运行,并宣布增资扩建第二家工厂。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2期;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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