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冷战”时代以来，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和全球治理的博弈日益激烈。东北亚地区作为世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区之一，深受国际局势影响。日美韩、中俄朝、日中韩作为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核心的三组三边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俄朝间的合作均是基于双边关系展开的，并未形成中俄朝与日美韩在安全领域的对峙局面。三组三边关系复杂交织，既有对立和竞争的一面，又存在相互合作的一面，对东北亚地区局势，乃至世界格局有着重大影响。在美西方“去风险”论甚嚣尘上之际，安全问题愈加受到东北亚域内国家的关注。东北亚国家应当建立一个风险沟通平台，通过沟通建立互信，避免彼此陷入传统安全困境和经济安全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去风险”。
关 键 词：东北亚地缘政治 战略博弈 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去风险
当今国际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全球不稳定因素正不断凸显。围绕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式的斗争在全球范围上演之际，东北亚地区就未来区域秩序的角力异常活跃。日美韩、中俄朝、日中韩作为地区国际关系核心的三组三边关系，正在重新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笔者旨在通过考察地缘政治博弈以及美国助推“小多边”集团等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审视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东北亚局势，探讨降低地区风险的策略。
一、全球治理博弈的加剧
（一）后“后冷战”时代的地缘博弈
纵观世界，乌克兰以及中东、东北亚等地对立冲突不断，尽管背景各异，但均是围绕当前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博弈，需要从整体上理解。其根源在于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一直扮演国际社会领导者角色的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和全球化正面临动摇。
2023年4月，日本外务省推出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日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即“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后冷战时期已经结束”。冷战结束后，美国等所谓先进“民主国家”推动基于“普遍价值和原则”的国际秩序，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力量平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可以说，“对立、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复杂交织”是日本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①]
地缘政治竞争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中美战略博弈。美国从对华接触政策，到将日益强大的中国视为“唯一的竞争对手”，对华竞争愈发激烈。中美两国战略博弈从台湾问题、海洋安全问题等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展开。乌克兰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博弈态势。
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当前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但对“后冷战时代”之后的前景没有给出明确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后“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已全面展开，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军事冲突，其热度正在持续上升。
（二）美国强化对盟国及伙伴国关系
美国将当前围绕国际秩序的博弈界定为价值观的对立。随着俄乌冲突爆发，美国进一步炒作中国和俄罗斯为“试图通过实力改变现状的威权主义势力”，加强以“美国VS中俄”的对立结构描述国际局势。美国要求盟国和伙伴国加入对俄制裁的队列，并不断呼吁在安全和经济政策上共同对华遏制。
美国继续扩大北约，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建立由少数盟国和伙伴国组成的新合作框架，搞“小多边主义”。于2021年9月成立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是典型代表。美国长期以来在安全方面重视双边联盟关系，即所谓的“轮辐式联盟”，而当前进一步重视与东亚盟国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合作，对外联盟关系正在从“轮辐式”向“网格状”发展。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美国于2023年12月5日与瑞典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②]，同年12月18日又与芬兰签署相关协议[③]。瑞典、芬兰两个长期保持中立的国家加入了北约，并且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其影响不容小觑。
经济方面，拜登政府于2022年5月启动新经济圈“印太经济框架”（IPEF）。IPEF将中国等国家排除在外，意在构建所谓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间的供应链，也就是美国财长耶伦所推销的“友岸外包”。2023年11月，IPEF的14个成员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首脑会议，在四个谈判领域中有两个达成实质性一致，即促进“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此外，上述国家早在同年5月已经在“强化供应链”方面达成协议。从2022年9月谈判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IPEF成员国在三个领域达成共识。不过，有关“贸易便利化”的谈判却遇到困难，原因在于美国提出保护劳动者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所谓高标准规则，难以被一些东南亚国家接受。此外，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也陷入了僵局。
美国打着“民主”旗号，假借所谓“重振国内民主，对抗独裁国家”之名，于2021年12月、2023年3月和2024年3月先后举办了三次“民主峰会”。该峰会针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意图昭然若揭。然而，美国作为主办国，其邀请参会方的标准自首次峰会起，便遭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批评。第二次“民主峰会”召开之际，共有约120个国家和地区受邀参会，但最终签署共同宣言的却只有73个国家和地区，仅占参会方的60%。[④]
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正致力于强化日美同盟，并试图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全球。日本在2022年、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三次以伙伴国的身份出席北约首脑会议。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被定位为北约的亚太伙伴（AP4）。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日益严峻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下，北约与AP4等国家就今后合作进行了多次磋商。[⑤]
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召开。日本作为轮值主席国，在首脑宣言中表示要加强团结以维护国际秩序。此次峰会还邀请了八个非成员国参会，除澳大利亚和韩国外的六国是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为巴西、科摩罗（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国）、印度（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国）和越南。七国集团强调，加强所谓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企图拉拢、裹挟“全球南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意图明显。[⑥]
（三）面向多极化的新兴国家伙伴关系
2022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坚定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内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⑦] 2023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中俄巴印南五个成员国决定将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六国纳入金砖国家机制。[⑧]在约50个受邀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在全球治理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影响力”。[⑨]印度总理莫迪支持扩大成员国，表示“未来将积极加强与成员国间的关系”。巴西总统卢拉欢迎新成员的加入，表示“包括新成员国在内，金砖国家的GDP将占全球的37%，人口将占全球的46%”。[⑩]
2023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由少数国家主导、经济规则由少数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国家独享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 该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将通过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改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实现这一愿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三大全球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三大全球倡议的实施手段。
在上述三大全球倡议中，全球发展倡议先行一步，这表现了中国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其视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这一理念也契合中国提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第一基本人权”的主张。全球发展倡议中重视经济发展的理念更容易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中国外交部于2023年2月21日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重申综合安全的理念，主张“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例如，在中国的调解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实现了和解。全球文明倡议则鼓励各文明交流互鉴，认可彼此的发展模式，反对文明对立。[?]
中国的三大全球倡议是开放和包容的。2023年4月，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日本记者俱乐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前行，维护各自正当利益和发展权利，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希望日本作为地区和世界重要一员，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伙伴。[?]
当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间关系也较为复杂。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然而，印度表现出谋求“全球南方”盟主的企图，对中国不无戒备。2023年1月，印度以线上方式主办了“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就是印度的声音，“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就是印度的优先事项。[?]
（四）两场冲突与美国大选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可能对全球博弈产生重要影响。这两场冲突都与美国密切相关，而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也对这两场冲突产生重要影响。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国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但由于美国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的反对，对乌援助预算在2023年底至2024年间一度未获通过。共和党特朗普一派议员主张“应该把资金用于保护美国南部边境，而非欧洲事务”，要求乌克兰妥协的声音也开始出现。特朗普竞选搭档万斯在2023年12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割让领土是“美国的最佳利益”。[?]
万斯曾反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2024年7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此表示赞同，“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是必要的，由此可找到停战方案，战争将随之结束”。[?]特朗普执政后，可能会以结束战争为目的推动俄乌谈判。
对于巴以冲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有关扩大加沙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但因美国反对，未能包含停战内容。安理会虽然找到了妥协点，但非停战状态下的人道主义援助效果令人质疑，这也使得美国坚持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显得格外孤立。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势必影响美国政治。许多国家一定程度上已对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有所准备，包括高度关注其所谓停战方案。特朗普曾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忽视与盟国的关系并引发一片混乱，也曾在第一任期内突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外，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明朗，在是否介入台海问题上也不明确，他还可能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承担更多美军驻守费用。
如果美国推行的政策出现极端性变化，西方阵脚势必大乱。在特朗普式“交易外交”下，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必然做出反应，国际合作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将变得更加困难。2024年举行了大选的国家和地区不在少数，但其中特朗普的胜选无疑将对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的博弈产生重大影响。
二、东北亚的三组三边关系
随着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博弈日益激烈，东北亚地区的日美韩、中俄朝、日中韩三组三边关系在未来区域秩序上出现新动向。
（一）日美韩三边合作的扩大与强化
拜登政府在上台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的唯一竞争对手”，随后在“印太战略”中提出扩大日美韩三边合作。[?] 2022年11月，在柬埔寨举行的日美韩首脑会谈上，三国通过了《关于印太日美韩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宣示了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
2023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成果文件《戴维营原则》。该原则阐明了基于“共同价值观”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等三国合作的指导方针，并在题为《戴维营精神》的联合声明中确定了具体合作项目。[21]
三国首脑同时发布“日美韩磋商承诺”，表示“为应对影响三国共同利益及安全的地区挑战、挑衅及威胁，三国政府承诺相互间迅速展开磋商”，“通过这些磋商，三国旨在共享信息，协调对外信息传递，并联合应对”。[22]这被视为日美韩三国在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海峡、南海等地区发生冲突时的合作意愿。
日美韩的合作过去主要集中在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上，此次联合声明则明确规定三国将在“印太及其他地区”扩大合作，特别是对南海和台海等议题，三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安全保障方面，该联合声明包含了扩大日美韩联合军事训练、加强共享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合作，以及成立旨在应对朝鲜网络活动的日美韩工作组等内容。三国针对中国的合作之一是建立日美韩合作框架，旨在加强海洋安全保障，以掌握海洋状况为重点，在构建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和执法能力建设上开展合作。
将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新的合作支柱也是该联合声明的一大特点。除三国外长和防长会议外，文件还规定每年举行商务和产业政策部长会议，并新设财长会议。该联合声明将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加强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合作等经济安全保障作为三国合作的支柱。三国将共同努力增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韧性，把重要矿物等确定为特别物资。为预防重要物资供应链出现混乱，三国还将试行“供应链预警系统”，尝试通过驻外使馆建立信息快速共享机制。
在高科技领域，该联合声明确定日美韩三国将扩大在技术保护方面的合作，启动日美韩相关部门在创新技术保护上的合作。为引领科学合作和技术创新，三国将加强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深化无线网络的开放和太空合作方面的对话。此外，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新兴技术标准方面，三国也计划扩大合作。
在区域经济政策方面，三国将加强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每年举行一次“印太对话”，协调三国政策。三国将在支持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此外，三国还将启动开发政策对话，推动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2023年的戴维营会谈，由日美韩三国首脑层面承诺，扩大合作的地区和领域。此次会谈被视为历史性的。于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修订），以及于1953年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有关东亚安全保障方面的规定，是以传统上所谓“轮辐式”双边同盟关系为中心展开的。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网格状”联盟关系应对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博弈。特别是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东北亚地区，拜登政府视日美韩三国合作为不可或缺的多边合作。
（二）中俄朝三边关系的新局面
中俄朝三国间的合作均是基于双边关系展开的，并未形成日美韩与中俄朝在安全领域的对峙局面，否则将导致冷战格局的复活。
2023年7月，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平壤参加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在致金正恩总书记的亲署函中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23]俄罗斯则派遣了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参加活动。
朝鲜进一步深化对俄关系，并在乌克兰危机中加强对俄支持。2023年9月13日，金正恩与普京在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多个领域扩大合作。据朝中社等媒体报道，两国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交换意见，并在战略目标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共识和一致意见”。[24]
此次俄朝首脑会谈共持续了五个小时，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有美国官员称，朝鲜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以争取俄罗斯的军事技术支持。[25]朝鲜也希望在航天领域获得俄罗斯的支持。
2023年10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在记者会上声称，美国通过卫星图像分析，认为朝鲜同年9—10月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超过1000个集装箱的弹药和军事装备已运至俄罗斯；9月7日，运输船只从朝鲜东北部罗津港出发，抵达俄罗斯远东杜奈港，随后通过陆路运输，于10月1日运抵位于乌克兰边境西南方向约290公里处的奇霍列茨克弹药库。[26]
2024年1月，美韩方面称，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KN-23短程弹道导弹。KN-23最大射程约8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由于与俄罗斯导弹相似，因而被称为“朝鲜版伊斯坎德尔”。美韩称，朝鲜提供了数枚弹道导弹及发射装置，并称俄罗斯2023年底以来对乌克兰使用了这些导弹。[27]
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涉及多个领域。普京在与金正恩会谈之初便表示，有意讨论经济合作等问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朝鲜支持俄罗斯，并提出向俄罗斯控制地区派遣劳工，换取俄罗斯能源和粮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暗示，不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新的对朝制裁决议。继2023年9月的俄朝首脑会谈之后，拉夫罗夫又于10月访问朝鲜。11月，两国在平壤举行政府间委员会会议，讨论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2024年1月，朝鲜外长崔善姬访问俄罗斯，双方继续开展高层磋商。
2024年6月19日，普京自2000年以来首次访问朝鲜，并与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涉及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金正恩表示：“两国关系已提升到同盟关系的新高度，为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共同构想提供了法律框架。”普京则表示：“应重新审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28]
俄朝新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两国事实上恢复了“同盟关系”。条约第4条规定了俄朝间的相互军事支持，也就是在受到侵略时，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及朝鲜和俄罗斯的法律，相互全力提供“毫不迟延”的军事援助。这类似于1961年苏联与朝鲜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1条，即在紧急情况下，“立即以一切手段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此互助条约当时被视为军事同盟，为苏联在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时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了依据。[29]
与苏联时代的条约不同，新的俄朝条约在军事援助的前提条件中加入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及朝鲜和俄罗斯的法律”的内容。普京也并未使用“同盟”一词。[30]
朝鲜希望威慑韩国和美国，有意与俄罗斯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明确对抗日美韩的姿态，同时提升自身军事技术。俄朝新条约第10条明确了两国在太空和核能等领域的科技合作，这不仅可能成为朝鲜发展侦察卫星的基础，还可能为核武器的增产铺平道路。[31]
中朝关系方面，2023年12月，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举行副部长级磋商。双方表示在2024年中朝建交75周年之际，加强中朝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了朴明浩，并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愿同朝方一道，加强沟通协调，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办好2024年两国建交7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持续稳步向前发展。[32]
2024年1月1日，习近平主席与金正恩总书记互致新年贺电，宣布将2024年定为“中朝友好年”，并共同启动一系列庆祝活动。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交流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共同谱写中朝友好新篇章，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不断作出新贡献。[33]此外，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考察位于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见了朝鲜驻华大使李龙男，双方的实务交流也在积极进行。1月底，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率团途经新义州（平安北道）前往平壤，与朴明浩进行磋商，并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
（三）日中韩三边合作的重新启动
日中韩三国合作框架始于亚洲经济危机后的1999年，当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马尼拉会晤，启动了三国相关合作项目。最初的会晤是在东盟会议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自2008年起，开始单独举行日中韩峰会，并于2011年在首尔设立了三国合作秘书处。
在2008年三国首脑会议联合声明中，三方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理念。为克服日中韩三国在朝鲜问题等地缘政治议题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三国提出优先考虑从可合作领域开始增进友好关系。基于这一理念，三国在经济领域展开了功能性合作，目前已涵盖外交、贸易、财政、环境及防灾等21个部长级会议。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三国首脑会议自2019年12月的成都峰会后一度中断。
韩国作为轮值主席国，推动了日中韩合作进程的重启。2023年3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尽早重启日中韩合作进程。日韩虽同为美国的盟国，但建立与中国的稳定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
对此，中国做出积极努力。2023年7月3日，三国合作秘书处在山东青岛举行“日中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王毅出席论坛并表示，激活三国合作交流机制，重整行装再出发，呼吁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发挥好对东亚经济的引领作用，建议三国要带头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持续释放其红利，助推区域经济的融合，并提议不断推进“中日韩+X”合作。[34]
日中韩三国间的事务级别磋商也在持续进行。在2023年11月26日于韩国釜山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了尽早在适当时机举行三国首脑会谈的共识。最终，第九次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约四年半，于2024年5月27日在韩国首尔成功举行。
在此次首脑会议上，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三国通过了包括定期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和六大主要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联合宣言中提出，通过定期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努力推动三国合作机制化。宣言还提到，三国将在六大领域实施互利合作项目：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经济合作与贸易、公共卫生与老龄化社会、科技合作与数字化转型、救灾与安全。[35]
联合宣言重申，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以法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宣言还指出，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三方共同利益，是三方共同责任。不过，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相较上次日中韩首脑会议联合宣言文件中表示的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和希望绑架问题尽早解决的表述，此次宣言仅提及“重申了各自的立场”。
关于中国主张重新启动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三国在联合宣言中明确表示，将继续就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行讨论，以期达成一个自由、公平、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此外，三国还发布了一份附属文件，表示将合作制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知识产权规则。
日本主流媒体认为，在东亚安全局势愈发紧张的情况下，三国领导人再次会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稳定东亚国际关系，应推动日中韩合作。
此次联合宣言中包含了重启FTA谈判等多项经济领域的共识，强调了人文交流和相互投资等主题。在过去几年中，新冠疫情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稳定，日中韩经济增长受到冲击，为此三国间的经济合作尤为重要。
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举行期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韩国商工会议所于2024年5月27日在首尔共同举办了第八届日中韩商业峰会。根据该商业峰会的联合声明，三国将在实务层面召开工作组会议，就民间部门的经济合作进行共同研究，讨论当前面临的问题。[36]
从长远来看，日中韩三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共同的挑战。三国都有发达的制造业和较高的能源消耗，需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此外，快速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对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危机。
为克服挑战，日中韩三国需要持续进行各领域对话。下届领导人会议将由日本担任轮值主席国，保持并加速对话进程应成为重要课题。
三、风险应对与东北亚经济
如前所述，东北亚地区深受国际局势影响，在全球治理和地区秩序方面，域内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复杂交织。因此，东北亚各国更需要避免不必要的对立和冲突，同时采取必要的策略，成功度过历史转折期。
（一）“去风险”论的出现
近年来，“去风险”这一概念在西方政策制定者中广泛使用，成为一种“护栏”措施。“去风险”，即所谓避免相关国家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和对立，所谓在维持经济关系的同时，防止过度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以及尖端技术外流，以降低风险。这一概念不同于“脱钩”，“脱钩”是指通过限制性措施阻碍国家或地区间的投资和贸易，阻止其联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基础，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因此不断加深。然而，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使医疗用品、食品、能源等供应问题凸显，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部分国家表现突出。当下，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领域扩展到经济和重要新兴技术领域。中美战略博弈愈发激烈，而各国间难以完全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去风险”概念被纳入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宣言。
“去风险”论最初是由欧盟提出的。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夕的演讲中强调：“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重点是去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回应表示，并不打算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美国将出口管制的重点放在可能影响美中军事平衡的领域。[37]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美欧国家逐渐认识到“脱钩”的难度。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欧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与中国经济脱钩产生的影响是核弹级别的，以管控竞争、防止竞争演变成战争为核心理念的“去风险”论成为美西方考虑的选项。
七国集团首脑宣言采用“去风险”概念，在提出所谓“增强抵御经济胁迫的韧性”的同时，也明确表示无意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38]
（二）中国有力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对于在七国集团等会议上出现的“去风险”论，中国新华社连续播发评论，指出所谓“去风险”只是美国的话术陷阱，是“脱钩”的新马甲，“美国口中所谓的‘去风险’，实质是以‘去风险’之名行对华‘脱钩’之实”。[39]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基本安全概念。在2014年4月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他强调，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40] 2015年7月，中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确立了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法律基础。[41]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十大报告总结了过去十年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成果，即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42]
在202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近30次提到“安全”一词，强调了在经济运营中采取安全对策和应对风险的重要性；提出兼顾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具体而言，要应对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面临的风险，维护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加强粮食安全、能源和资源安全保障；提升网络和数据安全能力，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43]
（三）规避传统安全困境与经济安全陷阱之道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晤，一致同意恢复一度中断的中美军方高层对话。在战略博弈加剧的情况下，通过保持沟通、管控风险，避免军事冲突。在2024年4月的电话会谈中，双方再次确认将继续保持对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了中国，部长级对话也在继续中。
与中美对话同步，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中美首脑会谈后不久与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会面。双方重申了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意愿，并一致同意在适当时候举行日中部长级经济对话。“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概念意味着日中两国即使处于竞争关系，也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寻求共同利益，在可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
美西方所谓的“去风险”和“脱钩”，虽然前者所谓降低风险，后者意在分离和断绝联系，但两者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即使使用“脱钩”一词，也存在继续交流的个别领域，而以“去风险”为名实行严苛交流限制不逊色于“脱钩”。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意图，同时也要避免误解，在此基础上通过沟通建立信任。
安全保障是各国的最优先问题。因此，在全球局势处于历史性拐点、安全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各国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重视经济安全也在情理之中，但离开健康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国家安全就难以维系。
在军事领域，出于将对方崛起界定为威胁的认知而采取的所谓安全措施，会导致军备竞赛，陷入安全陷阱，最终可能因为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导致冲突。
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经济安全领域。一国的经济安全措施可能会促使另一国采取对策，导致经济安全措施的无休止加码。因此，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东北亚地区陷入经济安全陷阱。风险沟通和军备管控作为传统安全领域的常用手段，也适用于协调经济安全竞争，从而避免误解，进而建立互信关系。目前，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官方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渠道。该论坛以东盟为核心，现共有26个国家[44]和欧盟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就其发展进程设定了三个阶段，即促进建立信任、推进预防性外交、探讨对待冲突的方式。[45]自成立至今，东盟地区论坛已走过30年，但仍被认为停留在促进建立信任的第一阶段。该论坛是一系列会议的连续体，核心是每年夏季举行的外长会议，但仍不是拥有秘书处的组织机构。因此，其机动性和专业性较弱，务实性合作仅限于反恐等少数领域，还不能应对如经济安全保障等新课题。
除东盟地区论坛外，东北亚地区尚欠缺一个域内相关国家参与的官方对话框架。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旨在避免地区陷入传统安全困境和经济安全陷阱的风险沟通平台十分必要，因此，日中韩三国对话与合作框架显得尤为重要。日中韩三国应不断推动首脑级、部长级和事务级正式会谈及民间对话，并积极利用这些对话机制作为东北亚地区风险沟通的有效工具。
伊集院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转载自《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