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我们今天怎么接受孟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4 次 更新时间:2024-04-07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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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度不减,社会上、学校里读经典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如何理解传统、如何理解儒学、如何理解孔孟等方面,却是分歧越来越大,争论越来越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在传统社会,孟子被尊奉为“亚圣”,荀子则相对沉寂;而今天,几乎颠倒过来。在笔者有限的阅历范围内,笔者发现今人很容易接受荀子,对孟子则难以理解和接受。举例来说,有学者曾经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孟子,称其有两大问题:其一是爱骂人,孟子骂杨朱、墨翟是“禽兽”,涉嫌人身攻击;其二是爱说大话而没有真本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话说得那么大,但是一提到治国就没有答案了。也有学者指责孟子不应该攻击杨朱、墨翟,而应该将矛头指向法家,认为孟子是捏软柿子,不敢碰硬钉子。还有学者指责孟子没有合作精神,而体现出一种清高之态。他如果能够与各国君主心平气和地交流,说不定就能够合作,将理论化为实践。这些批评是否合理?这还是要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孟子其人和他的思想。

理解孟子,从了解战国时代开始

思想家以思想影响当时和后世,而思想家本身又会受到时代的制约。所以,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阐述了这一层意思,他在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我们需要运用孟子提出的方法来理解孟子,那就是“知人论世”。要理解孟子,就要了解他生活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包含外在的社会变革和情状,也包含儒学内部的时代需求。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兴办私学,删定六经,创立儒学。作为儒学的奠立者和儒学之源,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然而又具有初创者的复杂性和混沌性,以及丰富性和多歧性,这就为其门人后学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南宋陆九渊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孟子是孔门的第四代传人,继承了子思的思想,并以“乃所愿,则学孔子”自任,体现出强烈的学派和道统意识。

由孔子所开创、子思所深化的早期儒学,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孟子接续孔子的仁学,开创了心性儒学的康庄大道;荀子则传承孔子的礼学,建构了政治儒学的发展路径。他们在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分别作出了极富深度的诠释,基本奠定了后世儒学发展的两个路向。儒学对后世的影响,也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汉唐时期,以周公之教为主的时代;一个是宋明以来,以孔孟之道为宗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孟子升格,稳居儒家“亚圣”的地位;荀子则因为程朱理学的批评而渐渐沉寂,明代甚至被“赶出”了孔庙。而在当前,荀子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赞誉,孟子却遇到了很多反对者。如何楷定孟子的儒学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依然是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孔门后学的孟子,其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中期,那时的天下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的残酷程度非春秋时期所能比拟。宏观地说,战国时期的“乱局”是彻底的。对此,顾炎武曾经痛彻地辨析:“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不同的时代,对思想家的刺激是不同的。因此,虽然孟子以“学孔子”自任,但由于时代形势的巨大变革,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相比,更有鲜明的个性与圭角,这几乎是所有读过《论语》与《孟子》的读者都很容易感受到的。《近思录》卷十四载“二程”的“孔孟比较说”可以作为代表:“仲尼,元气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孟子尽雄辩。”这里既有孔子、孟子气质的差异,也有时代的因素在其间。

孟子在战国中期的登场,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因为儒家需要一个孟子式的人物来挽救颓势,重新高扬起儒家的大旗。孟子自己也是这样认识的。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保卫孔子,高扬儒学,这是孟子对自己使命的定位。而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就不得不“距杨墨”。我们看《孟子》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是“利”,孟子倒也不客气,“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笔者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个“对曰”明显就是“怼曰”。可见,见谁怼谁,正是孟子的脾气性格,也能体现出他那种士人觉醒后的“以道抗势”的浩然之气。

所以,孟子登场,对于儒学而言,其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说:一个是消极的反击对手,一个是积极的发展儒学。当然这两个维度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外在环境造成的思想的压迫感,孟子可能就缺乏一种动力去创新儒学;而如果儒学没有创新,也自然难以反击对手。孟子在一种“挑战”中“回应”,促使他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那就是陆九渊所谓“孟子十字打开”。

接受孟子,从理解“性善论”开始

其实,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性善论”的提出。而可叹的是,今天孟子最不能被世人理解和接受的就是“性善论”。所以,今天要接受孟子,首先要理解孟子;要理解孟子,又首先要理解“性善论”。

宋儒就注意到了“性善论”的极端重要性,对孟子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二程”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说:“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然而,时至今日,不论是普罗大众,还是专家学者,坚持孟子“性善论”为“本善论”的寥寥无几,甚至很多人转而信服荀子的“性恶论”。文明的古今之异,于斯可见。

在笔者看来,孟子“性善论”的提出,应该看作先秦儒家人性论演变的最后和最高成果。尽管荀子晚于孟子而提出“性恶论”或“性朴论”,但这一人性论并没有超越“性善论”。我们当然承认,在孔子之前与之后,以生言性的“自然人性论”占据了主流,即便在宋明理学诞生之前,自然人性论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种人性论合乎孔子儒学的内在逻辑及价值追求,也不足以反证孟子人性论存在误区。也就是说,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其证明程度如何是一问题,而其主张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另一问题,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孟子“性善论”的意义在于,其是儒家人生观、修身观、德治主义的政治观这样“内圣外王”体系大厦的基石。我们要明白,“性善论”不是对实然人性的描述和验证,而是对人性本善、人性应善的信仰,儒家必然要有一个“人性本善”的预设,才能在理论上实现自洽。正如有学者所指明的,人性论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我们今天用经验观察得到的对社会人性的纷繁复杂的认知,并不足以证伪性本善说,因为二者说的不是同一问题。

关于“性善论”,有学者提出新解,认为“性本善”是错误的,孟子的“性善论”应该是“人性向善论”,如傅佩荣先生;有的学者认为,“性善论”应解读为“心有善端而可以为善论”,如杨泽波先生。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没有真正理解孟子。我们还是回到宋儒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论”就是“本善论”。

其实,要理解孟子的“性善论”,首先要明白,孟子对人性的定义与其他思想家是不同的。自然人性论者没有明确地区分人与动物的差异,见其同而忽略其异。孟子则不然,他在孔子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禽之辨,是要为人类确立一个价值、意义和方向。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孟子可谓独辟蹊径,对人性进行了新的界定,在厘清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基础上,将人性的概念予以转向,在外延上予以缩小,以仁义之性界定人性,而不是把所有的生而即有的都称为性,从而确立了人对道德的主体性、主宰性、责任性。

因此,在研究孟子“性善论”时,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孟子的“性善论”实际上是以善言性,将“仁义礼智”等善界定为人性的内容。如此一来,人性善,就不仅仅是指人性“应该是善的”,而且是人性“本来是善的”。如果未能领悟此处,仅仅从经验的层面,人们一般容易接受“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即生言性的主流看法,将之视为更为准确的观察,而不能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实质及其价值。

其次,我们也要明白,“性本善论”所说的“善”是先天的善,和与善相对的“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性善论”是就整体的人类而言的。因此,这里说的“善”是绝对的,而“恶”则是相对的。人类的文明一定要有一个善的观念,作为价值的支撑和基点,这是人类自身的合目的性。这个善就是人的价值标尺,不符合善的就是恶。人们判断一个行为或事情是恶,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的价值标尺。如果认为人类之性是恶的,就等同于说人类的存在根本不符合人的目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中国人将价值标尺安置在人性-良心之上。因此,恶没有独立性,所谓恶,其实不过是良心或本心的流失和流放,是善的放弃、匮乏和遮蔽,即善得不到彰显和呈露而已。

正如赵明先生所说,就实质内涵而言,“性善论”仅仅意味着成为真正人的标准和方向,人性的尊严和人格力量正是通过对方向的选择、对标准的守护而得以体现。也就是说,人性的善是在伟大的人类实践活动中锻造出来的,是自觉培育和涵养德性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必定要经历种种人生的艰辛和意志的磨难。任何经验世界的恶的事实存在都否定不了“人性善论”的哲学价值和意义,倒是更显得人性培育和塑造的精神方向和价值标准的极端重要。

总而言之,“性善论”不是科学的实证,而是一种价值的坚守乃至信仰。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性善论”流行的时间并不一定最长,但其义理的价值却是最高的。思孟学派后来的道统地位绝非浪得虚名,是合乎儒家义理发展的内在理路的。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走进孔子》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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