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先秦贤大夫柳下惠与孔孟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3 次 更新时间:2023-02-03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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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我们在研究儒学史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前孔子时代的重要人物,忽略了儒家思想乃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的。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我们不仅要重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对于贤人大夫等也应予以更大的关注。比如柳下惠,这位春秋时代的贤人就受到了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的很大肯定,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贤人。鲁大夫展无骇之后。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死后谥“惠”,因食采于柳下(一说居于柳下),故称柳下惠。曾为鲁国管理刑狱的士师,为人道德高尚,正直诚信,直道而行,多次被黜。其生活年代约早于孔子百余年。正是由于其值得称道的道德,使百余年后的孔子和二百年后的孟子对其交口称赞,将其尊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本文试从孔孟对柳下惠的论说评价入手,讨论儒学广阔的思想渊源。

一、鲁文化孕育的春秋贤大夫柳下惠

今人可能除了一个不太靠谱但广为人知的“八卦”——“坐怀不乱”之外,对于柳下惠所知实在寥寥。但是清代学者刘逢禄却评论说:“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论语何述》)

在《国语》和《左传》等史籍留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柳下惠的主要形象。其主要事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柳下惠使乙喜以膏沐犒师(见《国语·鲁语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2.柳下惠论臧文仲祭祀爰居非政之宜(同上);3.批评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同上);4.谏鲁君赂齐之岑鼎不可为赝(见《新序》、《吕氏春秋·审己》)。通过这些事迹,我们认为,柳下惠乃是一位谨守周礼、仁智双全的贤士,对儒家道德、伦理等方面有着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周代礼乐文明的守护人,原始儒家思想的先驱者”。

柳下惠塑像

柳下惠生当孔子之前百余年,虽然二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有所不同,但在大的地域文化背景上,则有着深厚的关联。鲁文化除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之外,它还有一个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地位。鲁文化乃是周代文明在东方的代表,或者说鲁文化体现的即是典型的周代文明。鲁国作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因为与周公的特殊关系,可以享受“天子之礼乐”,这是其他诸侯国都无法企及的。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国观看了《易象》与《鲁春秋》之后,更是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正是这种典型的周代礼乐文明的熏染,在鲁国才涌现出了许多深谙周礼的贤人。柳下惠便是鲁文化所孕育的一位贤大夫。

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周代的礼乐文明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十分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并且礼坏乐崩的混乱局势也刺激人们进行反思,或保守传统,或突破传统,各种思想观念纷纷亮相,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激荡之中,孕育了老子和孔子。虽然较之之后的战国时代显得有些不够热闹,但纵观整个春秋时代思想界,不仅在末期涌现了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老子和孔子这两大文化巨人,而且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各色思想特点的贤人、大夫,比如我们的哲学史过去经常提到的管仲、史墨、子产、晏婴、史伯和、范蠡等。这些都为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学说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在这些前孔子时代的思想家中,柳下惠也是一个不应忽视而久被忽视的一位。

二、柳下惠对孔子的影响

孔子能够创立儒家思想学说,与他的文化观密切相关。孔子的文化观,我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为文化的“因革损益”说,一为“述而不作”论。正是孔子认为文化是“因革损益”的关系,所以他自己对待文化采取了一种“述而不作”的态度。所谓“述而不作”,就是对文化遗产更加注重继承传述,而非一味追求创新。其实,孔子正是借助于“述”而实现了自己的“作”,“寓述于作”。孔子从幼年时代起,就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立志建立自己的学术,弘扬先王之道。于是,孔子一生勤奋好学,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不仅向当代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艺术家们学习各种知识、思想,而且非常注意从前人那里汲取思想的养料。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管仲、子产等贤人的推崇,从他们那里受到诸多启示,将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优秀思想吸纳进自己的思想学说之中。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点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从中可以知道,孔子与柳下惠有着怎样的思想关联。

在《论语·微子》篇记载了一件关于柳下惠的“三黜”的事迹。“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关于柳下惠三黜之事,亦见于《荀子》《战国策·燕策》《新序·杂事篇》《列女传》诸书,惟详略不同而已。《论语》此处文字,似乎与孔子无关,仅属一条叙述材料。其实,朱子《集注》引胡氏即曰:“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而《孟子疏》引此章,便首冠“孔子云”三字,不知是否有所据。除了柳下惠自谓“直道事人”,其“直道”精神,还体现在他对时政的批评和抨击上。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出于对周礼的维护,出于对道义的坚守,他对臧文仲祀海鸟爰居表示了极大不满,并予以批评,由于其论有理有节,终使臧文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对夏父弗忌乱昭穆之事的批评,同样体现了柳下惠的直道精神,敢于触犯权贵,敢于维护周礼和道义。正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才导致了“三黜”的结果,但其所体现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儒家。

柳下惠之“直道”精神,其实是符合孔子儒家精神的。不管是孔子还是孔门弟子后学对此事的称引,似乎毫无贬斥之意。而从此事本身来看,其中体现的不仅是柳下惠的“不去父母之邦”的爱国精神,也是其坚守道义,直道而行的人格品质。然而在本篇,还记有孔子对先贤行事为人的评价: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如果将此评价与上面的记载联系起来,似乎孔子是不同意柳下惠之行的,不符合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的原则。然而,深究起来,我们认为,此处的问题应当分开来看。其一,孔子与柳下惠等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不同,或者说孔子对其人并不十分赞同,不完全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其二,孔子与柳下惠的思想,从根本上又是相通的,不仅在爱国的精神上,而且从对道的坚守上,都可以发现二人的共同处。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离开鲁国时,“迟迟吾行”,表现的就是对父母之邦的无限深情和依依不舍。而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中庸之道,并非与“直道而行”,“言中伦,行中虑”是完全对立的,中庸之道中包含着直道。而孔子本身的行事,也是如此。当自己的道在鲁国无法推行下去的时候,他毅然离开鲁国;在周游途中,凡所遇不合其道时,孔子往往选择离开。在这一留一去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恰恰是柳下惠与孔子同样的对道的坚守和信念,是一种高贵的人格气质。孔子对“直”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孔子将“直”和其他诸如“恭”“敬”“慎”“勇”等一起纳入到人生修养的德目之中。如《泰伯》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阳货》载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等等。孔子所谓的“益者三友”其中就有“友直”一项。因此孔子对先贤的“直”有所称述,如称“直哉史鱼”。对弟子们提出了“质直而好义”的要求。而且,孔子对“直”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不同意微生高“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的做法,他认为那并非“直”;他也不同意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躬”,而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认为在这形似悖论的父子互隐中,“直”已经存在了。而对于有人提出的“以德报怨”的说法,孔子也予以修正,认为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有这些足以表明孔子对“直道”的肯定。而柳下惠的“直道”无疑对孔子有着较大的影响,以至对此时常提及,于是弟子后学们才将之记录下来,编进了《论语》之中。

孔子对柳下惠是许以“贤”者的。《卫灵公》篇记载,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家语·颜回》篇,在该篇中孔子同样是以“下展禽”为臧文仲“三不仁”之一。

在《家语·弟子行》还记载了孔子向子贡论先贤之行的一段文字,其中提道:“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盖柳下惠之行也。”在这短短的十几个字的评语中,孔子将孝、恭、慈、仁、轻利重义的多种道德品质赋予了柳下惠,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柳下惠可以称得上儒家人格的一种楷模了。

柳下惠之“惠”乃是其妻所拟的谥。根据柳下惠妻的看法,对其一生行事予以了评价,认为谥为“惠”是比较适宜的。而“惠”本身在后来也成为了儒家的重要德目。比如,孔子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推崇,认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一即是“其养民也惠”。在《论语·尧曰》中,孔子还说“君子惠而不费”,而所谓“惠而不费”,就是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柳下惠作为孔子之前的先贤,其德行、思想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实,柳下惠的“惠”包含着多重含义。一方面,他虽有大德无高位,但仍坚守自己的道德,直道而行,当祖国有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献计献策,表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他从道义出发,秉持周礼,诚实守信,维护了周代礼乐文明,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因此,柳下惠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儒家对于“惠”的诠释的,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孔子称赞的“贤人”。

从孔子与柳下惠的思想观念来看,二人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观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比如,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二人都表现出了不满,对于礼乐传统他们更多地是持保守的态度。这在一个以打破传统为潮流的时代,对传统的恪守和尊重,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也许正是在气质上的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孔子才对柳下惠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思想观念吸纳进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三、柳下惠对孟子的影响

后于孔子百年的孟子,是战国时期一位儒学大师,在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呢?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也多次提到柳下惠,并予以了高度评价,当然其间也透露出孟子的极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公孙丑上》记载了一段孟子对伯夷、柳下惠的评价,其中他如此评价柳下惠: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在孟子看来,伯夷、柳下惠虽然各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道德品质,然而却皆非“中道”,各有所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正如朱子所论:“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如果单从此处去看,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甚至带着批评的口吻。但如果从《孟子》全书的评价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从本段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也在很多方面有着超常的道德操守。如“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其他书中的叙述是吻合的。证明当时人们对柳下惠的行为、道德是有共识的,只是由于立场和思想高度不同,而评价稍异而已。

柳下惠的德行,到底是否像孟子所说的“君子不由”的“不恭”呢?在《告子上》,孟子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样子:“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在这里,孟子将同样的行为许之以“仁”,而有所称道。看来,孟子也遵循了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中庸之道”,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论说。

在《万章下》,孟子再一次提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接下来却这样评价道:“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与《公孙丑上》所论稍有不同。在此处,孟子已经将柳下惠与伯夷同孔子并称为“圣人”了。当然,孟子还是将最高的荣耀光环戴在了孔子的头上。在孟子心中,柳下惠虽然身怀高德,不受重视,位与德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但他毫不在乎,依然固守道义,其影响如同春天之“惠风和畅”,足以教化民众。这样的人当然可以称之为“百世之师”的“圣人”了。“和”,是孔子儒家所力行倡导的道德、思想的至高境界。柳下惠,在孟子这里成了儒家的“和圣”,是“和”的思想境界之典范,而这种“和”的背后,却也有另一种“狷介”的精神,体现的恰恰是儒家那种“和而不流”的要求。在《尽心上》,孟子赞许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熹说“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是得其精义的。

孟子以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为儒家寻找、树立了诸多理想人格的典范,是儒家“希圣希贤”理念的集中体现。而孟子所树立的柳下惠的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进入了“圣人”的境界。这与孔子不轻易许人以“圣”,亦不只许为“圣”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不仅体现了时代的不同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影响,也展现了孔、孟不同的性格特点。柳下惠经过孔、孟的不断推崇,业已进入儒家圣贤的行列,其行事及其思想,成为了儒家重要的人格典范和思想资源。

通过分析孔孟与柳下惠的关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儒学之形成,源远流长。儒学就像一条大河,融汇百川,而柳下惠之属,便是那百川众流。正是这种广阔的学术思想背景,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儒学。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山东曾子研究会副会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等。著有《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来源:《文史天地》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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