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孟子的“国际正义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23 次 更新时间:2023-12-20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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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  

 

孟子“问诊”天下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从上古的“三代”(夏、商、周)到西周的晚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西周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西周已经衰落,历史进入到一般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大的转变,整体上是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失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诸侯国家兴起,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诸侯国之间开始兼并,并发生冲突和战争。当时的诸子百家,就如何解决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法家的观点非常直接,就是通过国家的富足和军事的强大,毫不留情地进行兼并和征服。墨家代表的路线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路线,墨子提出的口号和信念就是诸侯国之间要互爱、互利,即“兼相爱,交相利”,他们的目标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现在中国的发展,也是采取和平共处的发展模式,采取互惠、互利的发展模式,坚持的实际上也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还有一位墨家人物宋荣子,他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斗,他将侮辱不当做侮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这个人物(宋>)在《孟子》里也出现了,而且他跟孟子还有一个故事,后面我们会讲。

在儒家里面,孟子是思考所谓“国际关系”的代表性人物。他是如何来看待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呢?当时是,诸侯国受利益的驱动,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战争之间交替进行的。对于战争,我们通常会区分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如何去判断一种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因为战争的双方都会声称他们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因此,评判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历史过程中,大家通过历史研究来为战争的性质做出分析和判断。在这方面,人类还是有共识的。

在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几百年中,诸侯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是无数的,孟子如何看?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孟子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来衡量春秋时期发生的那些战争,认为这些战争都是不合乎正义的。那么,这个“正义”是什么?我们看孟子的一些说法。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国家都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罪人,孟子对他们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孟子对战国时期战争的否定也是非常突出的,他说“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认为战国时期的诸侯王、诸侯国又是春秋五霸的罪人。孟子一方面说“《春秋》无义战”,另一方面把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相比,又认为前者还是要好一些,那么战国时期的诸侯为什么更坏呢?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七雄”,他们左右了当时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但是“彼善于此”(《孟子·尽心下》)的情况还是有的。到底哪些是比较好的,哪些是比较差的,孟子没有具体讲。明清时期有个历史学家顾炎武,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地方做了一些比较,认为春秋时期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和平文明的,而到了战国时期,战争则变得非常残酷。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和西方发生交往,中国要同外部世界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为此,清代开始引入国际法,当时称之为“万国公法”。为了理解国际法,或者说为了让清政府接受国际法的概念,自己不再把自己当成天下宗主国,一些人鼓吹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一种平等的国际关系。为了借助于国际法,他们说国际法不止是西方近代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古老的一种法律。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欧洲近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

当时,有一个叫丁韪良的美国传教士,他是最早开始从春秋战国时期来寻找与现代国际法之间类似性的人。他写了一本书(《汉学菁华》),讲的中国古代“国际法”,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维持诸侯国之间关系的一些规范和信念。他说在当时的诸侯国关系中,国人讲礼仪,违反了就要遭到大家的谴责,还要受到联合讨伐,那是一个非常重视声誉的时代。当时的诸侯们对褒贬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把天子看成是荣誉的源泉,在名义上他们仍承认周天子。丁韪良说:“(周天子的)这种伦理道德上的优势,恐怕没有比中世纪几乎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习惯向罗马教廷表示的尊敬更贴切的模拟了。”他还说任何国家都会把守信看做是国际交往中最重要的美德,他沿用孔子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冲突和战争,特别是战国时代,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孟子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将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最高利益。这些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人口和财富,就是要扩大自己的版图,掠夺别国的财富和资源,这些目的都是非常明确的。第二,当时一些诸侯国家的君主们主要考虑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可以看看《战国策》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记载,“欲富国者,务广其地”,这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孟子强烈批判完全被利益所驱动而发展的这一行为。孟子还说,现在为君主服务的人,见到君主都会说我有能力帮助你扩大地盘,帮助你把仓库弄得满满的,孟子认定这样的人是“民贼”,君主应当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要“向道”,要“志于仁”。如果是用强占的手段,结果就是助纣为虐。

孟子有一次遇到了墨家人物宋牼,也就是《庄子·天下篇》中记载的那位和平主义者。孟子问,老先生你去什么地方?宋牼说,听说楚国和秦国要发生战争了,我现在要劝说他们休战。孟子就问你主要想用什么理由去说服他们呢?宋牼就说,我要告诉他们,不要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对自己不利。孟子说,你的志向很远大,但是你的号召力和采取的理由是不可行的。为什么不可行?孟子认为不能用利益来引导他们,不能用利害关系去说服他们。如果宋牼从利害关系说服了秦、楚不发生战争,这其实也已经是好事,但孟子并不满足于用对自己有利、无利的权衡标准来决定是否做这件事情,而主张考虑事情正义与否。简单地说,就是要优先考虑道德和正义,不能从利害关系出发。

孟子的仁政理想

在孟子思想中,王道与霸道、义与利是明确二分的。儒家人物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依靠道德正义——仁、义、礼、智、信去治理国家,所以在儒家思想中,广义的王道是建立一个内外共治的、王化无外的、稳定太平的天下秩序。这一点在儒家里面是一个整体思想,孟子正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在孟子看来,理想的治理就是靠王道、靠仁义,这与靠军事、靠霸权的霸道政治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后者不是向仁的。

孟子是第一个提出“王道”学说的古贤。在他看来,实现王道治理的最好典范是尧、舜、禹、汤、文、武。孟子认为,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不是以土地和人口的大小、多寡为标准的,而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施行仁政。孟子曾说“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有力量,他“以力假仁”就可以成为霸主。一个霸权国家即便没有行仁义,也要以借用仁义的名义实行统治。统治者不会说我就是强权,我就是霸主,它即使行强权,它也会借用正义之名、仁义之名。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它假托的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名目下面的霸权和侵略行为。

孟子对王道和霸道是明确二分的,他认为夏、商、周的圣王都是靠仁爱正义的理念去治理天下的。以霸道去争夺天下和治理天下,最终是行不通的。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进一步来说,孟子追求王道政治,是基于人民的福祉。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儒家不只是讲民本,其实还讲民心和民意,即要十分清楚百姓的愿望是什么,他们希望得到什么,他们关心什么,他们想选择什么。因为儒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在孟子的思想中,重视以民为本,他认为帝王要满足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么,该如何得民心呢?民心又是什么呢?民心就是老百姓所想要的,你要满足他们,老百姓所讨厌的你不要给他们。纣王失去民心,是因为违背了人民的愿望,结果国家垮台了。《孟子》书中记载了发生在邹城的故事。邹城在春秋时期叫邾国,当时常常闹灾荒,但国家的仓库还是有粮食的,百姓得不到救济。邹城的百姓中,年轻力壮的都逃难到他乡,年老体弱的则被抛尸荒野。可见,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的。在邾国和鲁国的战争中,邾国有33名官员战死在沙场,而参战的民众都临阵逃跑了,邾国国君最后被老百姓抛弃了。(参见《孟子·梁惠王下》)

在如何治理国家上,孟子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政。孟子认为如何施行仁政呢?在仁政思想中,首先是经济保障,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让百姓过上一种富裕充足的生活。在经济上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实行井田制和“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百姓如果没有恒产的话,就没有恒心,就会违法作乱,就会无恶不作。这里并不是说人心有多坏,只是要指出,当百姓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的。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意思是说,到了老百姓连死都不怕的地步,再用死去威胁他就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当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会认为铤而走险是死,等着饿死也是死,为了生存下去,他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是很可怕的。同样,孟子在这点上也说,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生存权,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可是统治者有时候却不管百姓的死活,特别是在自然灾难来临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研究灾害和饥荒的问题,他的研究为什么能够获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关注到了灾荒和人事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发生灾荒的大多数原因并不是缺少粮食,但灾难却发生了,主要是因为别的地方不能把粮食拿出来供应给灾区,从而使一个地区的人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所以,孟子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国家贵在养德

孟子曾提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的说法。这里的“大”、“小”是指大诸侯国和小诸侯国。大诸侯国与小诸侯国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针对不同国力的诸侯国,孟子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方法。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大小都非常不同,有的国家人口少至1万人,甚至是几千人,这种国家单靠其自身的军事力量实难以生存下来。小国在大国面前如何保护自己?现代国际秩序的维持主要就是依靠国际法,国家不分大小都具有主权,也都要承担国际义务,所以弱国受到强国侵略的时候可以诉诸国际法。

在现实世界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除了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纠纷以外,更现实的考虑是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在孟子的时代,诸侯国关系里有很多小国,也有很多附属国,他们该如何去做呢?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孟子·梁惠王下》)大国为什么还要侍奉小国呢?大国虽然大,但是对小国应该像对待兄弟一样去爱护他、关心他,他才会从内心里尊敬你,这就是“以大事小”。

小国面临大国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说:“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当时诸侯国中处在大国之间的小国有很多,其中滕国临近齐国,齐国要筑薛城,薛城离滕国很近,滕文公非常害怕,怕此城筑起来会危及滕国。孟子告诉他不用担心,接着便以“大王事獯鬻”的例子来劝导。他说,周当时受狄人的侵犯,大王不想发生冲突,就将自己的部落迁走了。当时是“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梁惠王下》)。大王没有办法,如果他不迁走,就面临一场残酷的战争,结果不可预测。他不能让自己的人民白白牺牲,所以当时他让步了。滕文公说,滕国是小国,要竭力事大国,仍不免于被兼,该如何是好呢?孟子告诉他,只要把小国治理好。如果非得决一死战,老百姓会愿意为你战斗的;你若治国无方,老百姓则不愿意为你战斗。孟子说,宋也是小国,现在行王政,齐国和楚国都想讨伐他,但不用怕:“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说,对外的抵抗力来自于内部的治理状况。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句话是说“仁者”是不可战胜的。梁惠王说别的诸侯国那么强大,我现在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对此我个人感觉非常耻辱,我想把我的人调动起来为他们洗刷耻辱,我如何去做。孟子给他提出的办法就是施行仁政,把国内的人民治理好,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你只要把内政做好了,自然就“仁者无敌”。“仁者无敌”主要靠“人和”,在于赢得民心,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固若金汤但最后还是被攻破,其原因何在?这就是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关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孟子的原则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要以德胜人、以德悦远近,用美德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让附近的人都非常快乐,让远处的人都愿意到你的国家来,所以孟子说要用善和仁义去治理人,人们才会心悦诚服。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就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治理而言,单靠坚持正义是有限的,单靠壮大力量也是有限的。秦国主要是靠霸道而成为强国的,继它统一了六国后,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就垮掉了呢?汉代人总结秦国覆灭的教训,说秦国过于追求强权,不讲仁义和道德。王充总结过韩非学说的缺陷,也总结了秦国人统治的缺陷,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治理一个国家和治理天下要靠两个东西,一要养德,一要养力。养德是培养正义的价值,而养力便是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相互配合,缺一皆不可。(参阅王充《论衡·非韩》)从这种角度来看,孟子也许过分地强调“养德”,对于力量的发展他确实关心不够,因为他认为一旦强调利益就会引起争夺。这是我们对孟子“国际正义观”的一些讨论和总结。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以现代的观点看问题,要看到国家的发展一方面是国家力量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正义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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