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世”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我们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那就是“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象样的宰相，军队没有象样的将军，学校没有象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象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象样的工匠，街市没有象样的商人，就连象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有着强烈的现实感。
毕竟，这个社会已到了连象样的小偷、强盗都没有的“衰世”，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只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变化是潜移默化进行的，但变化之大，恐怕超过了以往许多锣鼓喧天、大张旗鼓的变化，除了权力结构、权力授受的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其他的几乎都变了。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就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小把戏。以至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受到万众的拥戴。也就是说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只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已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
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菜，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也已是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并且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不需要任何例证。信仰的真空，也是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也是不信苍生信鬼神，求神问道，祈求自己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实在算不得信仰。然而，上上下下都在寻求信仰寄托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有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有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了事。这样做当然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自我安慰的。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借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将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拯救，自己为自己找到道路，这一天将不断推迟。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也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只有靠我们自己，变化始于每个人心中，也终将在每个人心中完成。
二、自己解放自己
有朋友看了上面这段《“衰世”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之后，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灰暗？”我解释说：“其实，我想就这个题目写一系列文章，这只是个开头，还没有展开。我心目中现实图景也并不都是灰暗一团。”在我的这个题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其实不是“衰世”，而是“变化”。因为“变化”，这个长期以来似乎命定的铁板般硬化的社会开始松动了，旗帜鲜明的专制变成了含糊其辞、潜规则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转换，原来那种血淋淋的方式虽然没有彻底退场，但已不再是常用手段，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有弹性、更技术化、更摆不到台面上的随时可以变通的手段。统治方式的变化在骨子里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部分普通人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夜蜕变，而是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大势面前，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虽然，迄今为止变化的还不是大部分普通人，但毫无疑问已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蒙昧状态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像一个人那样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看世界，独立地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非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这个进程早已启动，只是到今天愈来愈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并不悲观。
有好几件事连日以来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年年春运要涨价的火车票，今年出人意料地不涨价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老大”终于在民意面前，在长期的舆论批评面前作出了一次正面的回应。汽油价下调了，尽管幅度太小，民间和媒体对此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总算也是喜讯。接着，中国移动发布了8项服务承诺。这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多少年来它们飞扬跋扈，什么时候都是不顾民意、民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怨声载道、时刻面对仇视的目光，也无所忌讳，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没有人奈何得了它们。它们今天的举动或许也只是装样子、做门面，并不是实质性的顺应民意。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们面对的是当下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沸腾的民怨借助互联网不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及时疏导，民怨最终将累积成不可抗拒的洪水，吞没一切。这将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个变化的“衰世”里，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之所以显得强大，乃是因为没有人去戳一下，有时你只要对着庞然大物轻轻一戳，就是一个窟窿。哪怕它一时半回还不至于轰然倒塌，但它的威武、神气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神圣的油彩剥落了，虚幻的光环褪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丑陋的千疮百孔的空架子。这就是“衰世”。 “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腐败的大面积扩散，腐败主导一切，连反腐败本身也成了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衰世”表面上看去就像“盛世”，而且也确乎有它畸形繁荣的一面，不过，只有人们从心底里感受到这是“盛世”，并享受“盛世”带来的一切好处，这个“盛世”的神话才不会穿帮。“衰世”之所以要鼓励全民娱乐，就是希望借娱乐转移全民的注意力，让人们把生物属性发挥到极至，耗尽有限的精力，顾不上去戳一下纸糊的巨人。但也只是暂时的瞒和骗，至多是糊弄、糊弄人罢了。
如果一个人想在娱乐之外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完全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强权常常是指鹿为马的代名词，强权是混淆黑白的代名词。尽管强权依然能独家通吃，依然很强大，但头上已没有光环，身上缠着MM，脚下绑上了沉重的黄金。“衰世”毕竟是衰世，人们轻易就能看到强权的光屁股，看到强权的无能、贪婪和口水横流的谗相，看到强权子子孙孙、七姨八姑、鸡犬升天的图画，以往在暗夜里扭扭捏捏上演的那些戏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换言之，强权的神秘性没了，强权的欺骗性没了，强权再也洗不干净了。从一部分人开始，在心底里蔑视一切强权和强权逻辑，不认同强权、强势、强者，不相信强权宣传的一切，强权就会渐渐驯服。在这样一个色彩渐渐模糊的灰色时代，不愿继续跪在强权脚下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看得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一切外在的凌驾在我们头上的权力，都是与我们的意愿相背离的。
《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得到强权的认可，首先是“大国”神话满足了“衰世”时代迫切需要的虚荣感，其次是它所宣传的强烈的国家本位导向。这种国家本位意识正是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体本位意识相对立的。离开了个体本位，既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大国崛起”。西方主要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一点，英、美等国的制度就是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这些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是本，其他的一切是末。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90年前的陈独秀就已悟透了，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所以他才会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自觉心”要先于“爱国心”。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他说得更清楚：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大国崛起》的“国”显然还只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尽管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国崛起》选择航海，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而回避了意大利，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近代文明是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最近，国内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辩。“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个体本位、个人价值、尊严的确立。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确实就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将个体本位建起来，这是破解千年不动的国家本位（本质上就是帝王本位、权力本位）的关键。毛泽东在57年前大言不惭地宣称“解放”了中国，实际上只是解放了他自己，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也好，说个人维权也好，“抱团维权”也好（《市场报》2007年1月17日的说法），都是指向个人解放，这个解放不是指望某个包打天下的救世主，不是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也就是自我解放。国家的根本在于人，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任何时候，个人都比国家重要，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国家首先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然后是政治认同，以强凌弱，不经我们的同意，不尊重我们自主的意愿，以国家机器（不是国家）强迫我们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强权的“国家”与我们的国家不是同一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无比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也早已作出过透彻而明白的阐述。即使在当代中国，肖雪慧、崔卫平等一流的学者，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证。只有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三、我们如何解放自己？
写前面《自己解放自己》部分时，我就在想：我们如何解放自己？网上也有很多朋友多次提出相似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解放自己？一天，我出门去大排挡吃午饭回来的路上，突然想到一个题目“以生活的姿态笑傲强权”，解放自己不就是要把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我们头上强权的枷锁砸得粉碎吗？那只有回到生活中，回到最初的起点上，而不是指望一种新的强权替代旧的强权。我感到一切都已迎刃而解，在这里，我们是谁？我们首先不是群体，而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是我，是你，是他，不仅包括像我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包括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且求告无门的人，包括千千万万边缘生存者，也同样包括在主流社会呼风唤雨、体面光鲜的人，包括各行各业有地位、有成就的人，甚至包括掌握着公共资源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一样可以参与这一潜移默化、无时不在前行中的自我解放进程。我们必须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创造都来自独一无二的个人，所有善、爱和美也都源于个人。我们这个民族自古重视群体、集体、组织（比如家、家族、姓氏、党派、单位、国家等等），总是害怕单个人面对世界，也很少有人记得夜晚独自抬起头看看星空，有的只是对人际关系的在意、琢磨和深究，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为什么几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翻江倒海之后，我们都得回到原来的秩序当中？为什么一个打天下集团一旦成功总是会出现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一世的绝对君王？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永远不被发现，只有依附于某个外在的强势集团，依附于某个神化的领袖，依附于一套等级森严、无视人性和道义的规则和潜规则，一句话，依附于一切外在的权威，惟独没有自己。从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每个人公民身份的获得和确认。然而，公民身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不是可以廉价得到的。公民身份是要靠千辛万苦甚至流血流汗才能争取来的，绝不是某个人、某个党、某个政权可以简单地恩赐给我们的，他既然可以恩赐给你，也可以照样收回去。
不久前，我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公民身份——尤其是在我们这样有着专制与种族、性别与阶级歧视传统的社会里——真是一种发明！在这个意义上，遭受某种歧视或所有歧视的人并不喜欢把公民权当成和平权，以及公认的权利来行使。相反，它是一种目标的权利，其实现能够使民主极大地发展。公民意味着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抗议、支持、走动、持有这样那样的信仰、参加各种政党、教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本国的任意海域中游泳的自由。公民身份不是偶然获得的，它是一个要求我们为之而战的没有终点的历程。”
我们在当下中国的生活，我们的公民身份是残缺的，因为我们只拥有不完全的一些权利，大部分重要权利，不仅缺乏制度保障，而且完全被漠视、践踏、剥夺，比如我们许多人也许已经有满足生存需要的部分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在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但是，我们没有合法的信仰、思想、言论、迁徙、出国、抗议、自愿结社等自由。我们有部分物质层面上的自由，精神层面的自由是被压制和反对的。因此，伸张真实的公民身份、要求完整的公民权利就是通向自我解放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最终将导向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角色可能不同，我们赖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社会角色，那就是我们现在还写在纸上的公民身份。公民，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天然拥有各种权利（不限于本国宪法确认和列举的那些）的个人。有这样的清晰认知，我们就有底气，即使在我们的大部分权利被架空、无法落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公民的心态、公民的语言，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说话、行事、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具体和抽象侵害时，我们都可以起身捍卫。
生活，在我的心目中，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生活就是最基本、最朴素、最实在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就我本人而言，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这个特定时代所限定的条件，注定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所有前行的、上升的通路都被堵死了，做教师不能，考公务员、靠律师资格没门，甚至连开报刊亭的资格都没有。但我并不抱怨，并不怨天尤人、呼天抢地，我坚持以自己可能的方式谋取生存，在经过无数的曲折和艰难困苦之后，我终于得到了青菜、豆腐、萝卜条的生活，我喜欢乃至热爱这样的生活，这本来就是我所追求的生活，并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读书、写作、爬山、走路，脚踏实地地过我的每一天，不虚度，不浪费，不存侥幸之心，不求天降馅饼，平静安详地面对日起日落，季节轮替。在凌驾在我们头上的无所不在的强权面前，我生活并批判着。强权，在我心中其实不光是指现存的强权，还包括潜在的强权，以及强权崇拜的情结。总之，我反对世上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强权，任何强权一旦成为强权，它总是要凌驾在社会之上以国家的名义和其他种种名义强暴公民，扭曲人性，对抗文明。自我解放的最大敌人就是形形色色的强权和准强权、潜在的强权、强权心态。有鉴于此，千万不能相信什么英雄、伟人、救世主和政治明星，无论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政治的、宗教的或者文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本民族在面对强权时，总是屡战屡败，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靠有力的支点。今天，我要对自己说，这个支点，我已经找到了，那就是生活。只有生活本身才有可能最终消解强权的戾气和毒素，将所有不同包装的强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能在观念、意识层面抛弃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抛弃“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抛弃权力崇拜、权威崇拜、明星崇拜，我们就完全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尊严，找到未来社会的崭新方向。
你当然可以卑怯地说，强权如此强大，不可战胜，每个个体势单力薄，形同蚂蚁，根本无力反抗，强权的任意一个齿轮随时都可以将你碾成齑粉。但是你忘记了，世上最弱小的也就是最有力量的，以水之柔弱尚可滴穿石头，淹没一切，何况人乎？悠悠万事，贵在认知，贵在坚持，两者合一，无坚不摧。只是需要时间。没有耐心的人自然不屑于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只争朝夕，朝夕中有现世的权位、利益和荣耀，朝夕中有鲜花、掌声和喝彩。他们因此会轻蔑地转过头去，他们需要的是复制强权的方式获得另一种强权，即使是采用不同的意识形态，高举不同的旗帜，强权的本质不会根本变化，我们的公民身份可能还是写在纸上。
作为一个不愿继续做奴隶的个体生命，以滴水般的弱小，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直面强权，一是在心理层面[思想层面]藐视一切强权，不相信强权以任何花言巧语编织的花环，不畏惧强权放出的各种恫吓和威胁信号，不迎合强权施展的种种手段。二是在言论层面，孤岛作家柏杨在封笔之前有两句话：“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说得非常漂亮。我们退一步，至少可以做到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不为强权说一句好话，也就是不让强权占一丝一毫的便宜。进一步，我们可以保持对强权的批评、监督和公开的轻蔑。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说过一句话：“公众监督力量实际上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黏合剂，就像防止来自国家集体主义趋向的压迫一样。”三是在行为方式上，坚定地与一切强权、准强权保持距离，不帮凶、不帮忙、不帮闲，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靠劳动的双手立足，不吃嗟来之食，不幻想天上的馅饼落在自己碗里，不奢望天降大任于自身，做普通人，过平常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上述三个层面提供的其实只是底线意义上的抵抗，但能做到这几点，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以生活的姿态笑傲不同的强权，是获得自我解放的可靠保障。对极权主义[或曰集体主义] 社会有深入认识的波兰尼说过：这是“一种将人民的全部生活都吸纳进去的政权，人民在这种政权下生活并完全为它而生活”。正是如此，我才强调，只有回到生活，回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抵抗极权、后极权的坚实支点。
老实说，在几千年皇权崇拜、权势崇拜、以官为本的土壤上，在这三个层面当中，最难的恐怕还是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强权、权势和人间权力真正保持一种藐视、蔑视、轻视的心理。任何生杀予夺和分配资源的权力常常都是由官员承载的，官不任大小，都是主宰者。几千年来，这已经成了民族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鬼魅。说到底，今天弥漫全社会的道德败坏、羞耻丧尽，即便不是全部由权力专横和官员腐败造成的，现存权力体制和这个体制赖以转动的官员都要负绝大部分责任。通向自我解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逐渐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就是对官的蔑视、轻视、藐视，使官本位渐渐让位于人本位，使长期以来的反仆为主的公仆回到应有的位置上。要真正形成这样的观念，各级官员，无论是官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过是为我们普通公民服务的公仆，仆人而已，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官员一旦离开公职，就是与其他公民平等，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作为官员，他就是一个服务者，天然地处于公众的监视、监督之下。民至上，官至下。正是中国数千年来官权太重，民权缺位，不砸碎官本位，中国就永远走不出古代，走不出世变的循环怪圈。自我解放进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观念上把世世代代重官转为轻官。
同时我们要知道，在朝的强权固然可恶、可憎，在野的潜在强权、强权心态一样可怕，笑傲强权，要面对的不仅是在朝的强权，否则我们即使赶走了在朝的强权，迎来还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强权，只要心中的强权崇拜情结没有根除，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只有把抵抗强权的支点定位在生活中，才有可能找到历史的方向。不要指望某个旧强权的倒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翻天覆地，不要幻想旧强权完蛋之后自己一步登天，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只要恪守这样的基本心态，也就是平常心，明天早晨，无论是风雨还是阳光，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生活。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批判一切强权，笑傲一切强权，我们要给强权上笼头，我们要在强权的牙齿上戴护套。换言之，做一个普通人，一个真正拥有公民身份的人，过平常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毕竟是一个变化了时代，一个不过是貌似“盛世”的“衰世”，在底线意义的三个层面上抵抗强权，是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都可以做，并有可能做到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认识、醒悟是开始和完成社会重建的根本前提。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在政治上一定没办法搞民主。去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位孤岛出生的香港人，我们为此辩论了两天，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说民主社会也好，说公民社会也好，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就是生活，普普通通的生活，一个在家里、在街上免于恐惧的社会，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见解、可以批评政府和各级官员的社会，一个人人享有尊严的社会，这样的生活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我想起歌德说的“生活之树常青”，想起哈维尔说的：“信仰生活，也许。”从少年时代起，我化了几近20年的时间，经过无数的痛苦、磨难和曲折，才渐渐明白了生活的道理，并彻底告别了那些继续在我们这个时代滋生繁殖的传统观念中的毒素，回到了最简单的生活。这个起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早就悟透了，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深刻地领会到了。哈维尔、米奇尼克这些东欧知识分子也都懂得，他们都留下了注定会传世的名句。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沿着生活的道路往前走，——祛魅，祛除形形色色的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