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九山湖畔失吾师——怀念吴式南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2 次 更新时间:2022-12-31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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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5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恩师吴式南先生在温州离世。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三个月前,因为久未见到他,我托当地的两个朋友去探望他,和他通了一次 话,那时他精神状态还好,说话也有力,不料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2016年,他的著作《发现艺术之美》出版前,我曾写了一篇长文《九山湖畔有吾师》作为前言,后来又收入我的《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一书。如今,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恩师,他的形骸已在这个疫情覆盖的寒冬化为灰烬。

我遇见先生是在1986年秋天,温州口音浓厚的普通话却掩盖不住他的睿智和正直。三十六年过去了,那时,我十九岁,先生五十三岁。九山湖畔,他给我们讲课的情景常在我的眼前。至今我仍记得,他讲到“时日何丧,我与汝偕亡”的咒诅、“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庭有枇杷树……今亭亭如盖矣”的思念时,特别是讲到林琴南在课堂上讲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对开头的“呜呼!余少孤”这个五个字竟足足讲了一个小时,自己不胜悲怆,学生也都为之泣下时,先生说,人的灵性的感应力和挥发力是何等神奇,人性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构成了文学既共时又是历时的生命的秘密。这些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还有他当时的那种语气、腔调。

他先后给我们开过写作概论、文学概论两门课,从来没有使用过教材,所以,他的课不用带教材,课前课后也不需要看教材。他讲的都是他自己的心得,不是那种死板乏味、从书本到书本的东西,而是浸透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那时离他劫后归来,重返讲台不过八年。他历尽沧桑,把百炼钢化作了绕指柔。

不久前,在西子湖畔的“優教育思想力沙龙”上演讲,我想起了先生当年讲到思维方式时,在一维的直线美、二维的平面美、三维的立体美,四维的运动美,五维的梦幻美之外,自创了六维和七维,就是零维的“点”的美, 以及“空白”本身的维外美。正是先生将“点”和“空白”的思维最早带给了我,让我明白突破思维的束缚和一切现成的框架是多么重要,人必须不断地从有限中挣脱出来,去思考更辽阔的指向无限的世界。

1987年夏天,先生敲开我们宿舍的门,手里抱着一摞打印好的论文,让我们一起修改他已校出的错字。论文的题目很长《文学语象生成的“结构变换”及其模式(文学的“物元分析”——一个新方法的应用尝试)》,他要在暑假去广州的全国第三次物元分析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我不知“物元分析”是什么,也不知文学语象的“结构变换”是什么,他为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那个著名片断画的“语象生成解剖图”,占了整整一页。我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向先生要了一份打印稿。这是我真正走近先生和认识先生的开始。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想以“困惑”为线写一本中国文化史,先生给我写了两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对我说:

你在读书中发现了“困惑”,这是一个很好的觉悟。……但话又说回来,所谓“困惑”,也就是问题,这只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自然还不是问题本身,更不是科学的结论。虽然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还显得重要。……所以你悟到了困惑,还只是开始跨入了一个初步的、朦胧的境界。……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希望你在此初觉的基点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点),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搞学问的,总得走“小博、小专——中博、中专——大博、大专”的道路。力不从心,搞空对空导弹式的射击,在学术研究上似并不可取。未知你意如何?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点学术训练,起码要有10年时间。……我觉得,你现在的一切读书、思索和写作,都可看作是做进行“学术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我举双手赞成你放手去读去想去写。再说一遍,这个锻炼太重要了,如果你立志要成为一个学者。

这封信对我一生的影响之大难以估量。

至今想来,他对现实和未来也不无洞见。早在 1988年6月26日,他就写信对我说:“我们的古国……看来还得经受历史的磨难,才会真正站立起来。我这代不行,你这一代恐也未必行……年青人血气方刚,有凛冽的正义感,是非分明,我觉得还是把这些可贵的特点用在文化反思和批判上,如果能够务使在学术上露露锋芒……”

我没有听他善意的劝告。1990年到1991年当我困于黄龙山时,他曾几次入山看我,给我送书和食物,鼓励我好好读书,不要灰心。他自己在我这个年龄也曾被打入另册,从1958年到1978年,漫长的二十年他在“挑大粪”,种水果,心中想的却是人性和文学、审美等问题,琢磨出了“文学对应论”“文学人性论”。他生于1933年,1952年考入杭州六和塔附近的浙江师范学院中文专修课,当时之江大学刚被肢解,文科部分留在原地,师资还是之江的老底子,夏承焘、姜亮夫、蒋礼鸿、孙席珍等皆一时之选,他还是夏承焘先生古典文学的课代表。1958年,他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被划成“右派”。

1990年代后期,我们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2001年,我惊喜地收到先生通过《书屋》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那时他早已退休,却一直在温州市报刊协会工作到八十岁。

2004年,我的书稿《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完成后,曾将打印一份请先生帮忙校对了一遍,这个书名就是他起的。过了两年,辗转几家出版社才出版。2006年5月,他收到终于问世的新书,很兴奋地写信给我,心中一直有个悬念,这本书怎么还没出版,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障碍。他大大地夸了这本书,说是“智慧、勇敢、见识和汗水的产物”之后,对我说:“你还应该定下计划,写笔底波澜的续篇——1949至1989这四十年的中国言论史的钩沉。当然这是更难写、也更有风险、更为吃力的。但是为了实现自己言论报国的大志,早点作准备,化他三到五年工夫,有意识地去从事,默默地顽强地去搞,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将这四十年的‘波澜’加以钩沉,即使只是留下一些只鳞片爪的史料,也是震动人心、有益于后代的……”

他想起了聂绀弩的诗:“二十岁人天怕我,新闻记者笔饶谁?”想起现实,他不免沮丧,又想到他自己年轻时代的蒙难,他禁不住套用聂诗说了一句:“二十岁人天怕我,一介书生不饶×。” 他的豪气并没有被消磨殆尽。

他多次跟我说,书读累了,文章写倦了可以多搞些业余的爱好,以娱乐自己,他自己就爱好篆刻、书法、绘画,几笔勾出的鲁迅就颇为传神,还画了一幅夸父逐日送给我。在这封信中,他想起了我在黄龙山时曾尝试练习书法,当时我让好友送了几本字帖给我,记得以草书为主,也没有坚持下来。

他常跟我说自己是平庸之辈,而在我看来,像他这样有见识、有风骨、饱受磨难依然乐观面对生活的知识分子,与“平庸”二字是无缘的。他在2001年写给我的一封密密麻麻七页纸的长信中指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具备的“五项条件或特性”:

1、独立、自由的个人;

2、直面现实的勇者: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不负、不诬、不饰、不隐、不昏;

3、专门知识的依托:独立的学术、真知灼见、锲而不舍;

4、独立技艺的赋有:或文章、或技术、或才艺;

5、生产或创造思想的能力:能给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作出规范。

他这一辈子也曾不断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过。

此时,我想到的不仅是他讲台上所讲的,更重要的是他和我漫谈时所说的,三十五年前,他来我家住过一晚,在我家的小木楼上的谈话要点我当时记在一张纸上,保存至今。他从八大山人、扬州八怪说到皮亚杰,从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说到《红楼梦》和《金瓶梅》的翻译,他说的审美方程式、教育学是人学……都是我前所未闻的。

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个山村的夜晚,先生的思路活跃,谈天说地,许多新鲜的见解都持久地影响了我。

我还想到在九山湖畔他狭窄的房中一次次闲话,关于王国维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三国人物的性格类型和民族性等,可惜他都没有写下来……直到晚年,他的生活压力始终很大,读书写作的时间很少。他曾对我说过:“午夜醒来,思绪时常繁杂又惘然。”

他生平的著述只出过两种,一是《语文审美教育概论》,他作为副主编,撰写了部分章节,还担任了全书通稿工作;二是他的专著《发现艺术之美》。他几乎默默无闻地消磨了一生,但从未放弃过独立思考。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一当战士,二当隐士,如果命长,则是先战士后隐士。他为此感到寒心。他又说,当下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骨头软,在金钱面前是骨头腐,在浮名面前是骨头薄。他希望我研究一下知识分子的“贱”“耻”“伪”“恶”,一定很有意义。

呜呼,先生走了,九山湖畔从此再也没有他的身影。我希望有一天能把他的遗作,特别是给我的这些信整理出来,先生的心灵将继续活在这些文字中。

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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