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为什么他的眼里常含泪水? ——追念钟沛璋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0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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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一

   昨天傍晚,有朋友来问,钟沛璋先生是否去世了。我说还不知道,马上联系北京的师友,很快就得到了确认。钟先生已于2月6日9时57分去世。作为1924年生人,他在百年尺度的有限人生中,已竭尽所能,就是肉身的呼吸也在地球上持续了九十六个春秋以上。但想到他的离去,我依然眼中含泪,因为我想到了他八十几岁之后,每次见面长谈,总是眼中含着泪水,为国族的命运,为人类的前途,他常常叹息有心无力,却总是劝比他年轻的人发奋努力,怀抱希望。

   我与先生初识于2002年以后,那年6月他的新书在香港问世,我有幸得到一本,写了一篇感想,被他读到了,大约通过丁东老师,他问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之后的五六年,他几乎每年都来杭州度假,有些年份还会来几次,多数时候他住在西湖边的刘庄或汪庄,偶尔住在九溪玫瑰园等处。他来西湖,几乎都会约我去长谈,那时他已八十来岁,除了腿脚不大灵便,思维很快,记忆力超强,他只是见过我妻子一面,却记住了她的姓名,每次来信、见面总要让我代为问候。

   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现实到历史,从文化到教育,他一度醉心于教育调查,还到浙江许多地方走了一圈,写了一篇教育忧思录发表在刊物上。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真知灼见”,他常常说自己喜欢与有真知灼见的中青年打交道。在他眼中,这样的人包括许多《东方》的作者,包括郑也夫、雷颐、秦晖、吴思及已故的王小波等人,他曾多次提及丁东、邢小群伉俪,还有跟他一起办过《东方》的梁晓燕、朱正琳、李大同这些人。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读到过他的言论,知他推动新闻立法的努力。但真正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杂志创办之后。这本挂在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名下的双月刊,他是社长兼总编辑。我直到1995年6月8日才在西湖边的杭州三联书店发现,那是《东方》的第十期,一读之下,大为惊喜,从开始追读。1996年6月,我路过北京,在北大三角地的书店不仅买到了1996年第三期,就是《编者的话》提及巴金倡建“文革博物馆”那一期。同时,还买到了另外四期过刊。也是此行,我遇到多年的挚友张铭,他买过最初几期《东方》,知道我喜欢,一并送给了我。这十来本《东方》我一直保存着。即使钟先生送了我全套的合订本三大本之后,也不忍舍弃。

   几年后我才知道,《东方》出完1996年第6期就未能继续出下去。我来不及成为钟先生时代《东方》的作者,只是它忠实的读者。大约2001年,我发现《东方》又回来了,我在上面发表过几篇长文,如《孙中山的四个历史性遗憾》《华盛顿告别政坛之后》《解读金庸小说的三个永恒话题》《人民精神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俄罗斯三题》等。此时的社长是王瑛,李公明一度也做过执行主编。我迟来了五年,已无缘于与钟先生的《东方》。

   迄今,我仍怀念滋养过我青春岁月的《东方》,从1995到1996年,从杭州到山西。没想到仅仅六年以后,我与筚路蓝缕办《东方》的钟先生有了促膝闲聊的机会。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时光,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录音,只在日记中留下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录。后来,钟先生因腿脚不便,不大来杭州了,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和电话联系。我去北京,也曾先后去他家几次,一次是和丁东、邢小群两位老师一起去的,当时邢老师学会开车不久,正是“五一二”地震的第二天,2008年5月13日,钟先生家客厅的电视在播放滚动的新闻。2012年秋天的那次是出版社几个编辑陪我去的,他们看到钟先生的书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很有兴趣,一心想给他出一本书。为这事钟先生给我打过不少电话,最后书还是没出成,只是做了几本样书给他做纪念,我也有幸得到一册。我收到此书是2013年6月11日。此时先生已年近九十。封底上印着他手书的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爱好书法,还印过一本《钟沛璋墨迹自选集》送亲友,他说自己不是书法家,却自幼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2011年初冬,我偶尔跟他提起,想要他的一幅字,他马上问写什么内容,我就将明代诗人谢铎关于我故乡雁荡山的两句诗给他,几天后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特快专递,是一副对联:

   声名一代谢公岭,形胜千年雁荡山。

   二

   我与钟先生交往的中心话题之一是《东方》,多次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保留了《东方》完整的档案,他也时有流露希望我来整理一下的意思。2004年3月19日我终于下决心做这件事,当天给他写信。他收到信十分高兴,3月26日给我回信说,他已找梁晓燕等人谈过这事。《东方》的档案,包括麦天枢、刘东等人起草的策划案手稿,会议记录,读者、作者的来信,他给有关部门的信,各中文媒体关于《东方》的报道等,他都保存完好,全部寄给了我。(在我家放了七八年,他向我要回去了。)

   他晚年的“最后一搏”就是独立创办《东方》,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六个年头,可谓殚精竭虑,费尽移山心力。《东方》成为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表征,曾经独领风骚,虽然为时不到四年。他以古稀之年,满怀热情,要以小小的《东方》构建书斋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从十五岁在上海投身革命阵营,他创办了国统区唯一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公开广播电台,那时他在上海交大化工系念书,还受命主编《青年知识》半月刊,筹办《学生报》。

   1948年春天,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电讯翻译,金庸辞职去了上海后,这个职位空缺。作为地下党杭州工委委员,他要潜伏下来,一度曾做过家庭教师。1949年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全国第一份《青年报》,他的文章受到胡耀邦的关注,进京出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创办了广有影响的《辣椒》等副刊,直到1957年落马。七十年代末他重回《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曾经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李大同的的《冰点故事》于2005年11月问世,其中写到一个他的段子,那是1983年3月5日见报的社论《再论雷锋》,1963年中青报那篇社论《论雷锋》就是他执笔的。这一次,报社有两个评论新秀为此准备了一个多月,拖到3月4号还只是个他很不满意的初稿——

   “据说从下午开始,他泡上一杯好茶,沉思片刻,开始运笔如飞,写一张稿纸就由人送到工厂排一张,等到深夜已然完稿,片刻,全部文稿已经排出清样送来,老钟在清样上勾勾画画,遂成定稿。3月5日见报,又是轰动效应,全国报纸转载——这可是一篇近万字的整版社论! ”

   这是一个老报人“倚马可待”的本事,在中国报业史上倒是不乏这样的例子。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他自己晚年早已不放在心上。

   如果从少年时代办电台算起,他的新闻生涯长达四十年以上。他深知新闻关乎国运,也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八十年代钟先生在中宣部新闻局长任上,曾致力于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他给我写信用的信封不是《东方》杂志社的,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

   至于《东方》,定位很清晰,只是一本思想文化的综合刊物,不报道新闻,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时代面临的问题。短短数年,竟聚集了几百个学者或学者型的作家,发表了七百多篇学理严谨、有社会关怀的文章。不少作者正是通过《东方》开始引人注目,最典型的就是秦晖,他从1994年起以“卞悟”的笔名发表的四论“公正至上”系列,以及关于南非的系列,比如《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等文章,都为他赢得了声誉。王小波是小说家,作为杂文家,他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文字正是1994年起在《东方》开的一个专栏“社会伦理漫谈”。《东方》的许多重头文章,以及“顾准与《顾准文集》”等专题都曾打动正在思考的几代读者。《东方》的发行量从创刊之初的四千份迅速翻了三倍,到1995年就已突破一万两千份,仅邮发就达到八千份,这也正是我初遇《东方》之时。

   我拖了整整五年,.到2009年,才完成大约三万字的长文《1992到1996:<东方>纪事——<东方>研究(上)》。此文初稿完成之后,我就寄给了钟先生,他有详细的校改,而且是不止一次的修改,既有红笔的,也有蓝笔和黑笔的。他将《东方》视为百年中国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历史接力棒中短短的一程。他为此而骄傲,也为此而抱憾。

   此文最初发表在《领导者》2009年第四期,2010年1月文汇出版社出版《良友》第十辑发表时有所删节。当时我打算还要写个下篇,主要就《东方》的七百多篇文章与那个时代的思潮做一些梳理。一方面因为忙碌,一方面也因发表的困难,最终下篇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于2010年编了一套包括《东方》《方法》《书屋》在内的文选,称为“思想时代文丛”,我请钟先生担任顾问,他一口答应了。2013年1月,这套书终于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就是《直面转型时代:<东方>文选1993—1996》,选了三十二篇文章。我和编辑一起将样书送到他家,他那时已坐在轮椅上,很开心地抱着这套书。

   三

   经过20世纪以来的风云跌宕,他早已看淡了人间的功利。八年前,许良英先生去世时,我去北京送别,和他通话,他甚是哀伤。他们都是1947年12月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直属上海局青年组领导,他是宣传委员,许先生是组织委员,领导当时浙大、之江和英士大学三个支部,五十几个地下党员,他负责之江和英士大学两个支部。那正是于子三运动时。不久,地下党杭州工委编印了一本《青年手册》,他执笔写了《当前学生运动的任务》。

   钟先生晚年颇为寂寞,我在电话中都听得出来,他学会了简单地使用电脑,会接收邮件,但我似乎从未给他写过邮件,总是写信,通过邮寄寄过去。有时候,他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等待着接收各种资讯,国内外的大事,思想界的动态,都是他关心的。由于他搬到燕郊去了,加上这些年很少去北京,偶尔有电话,也只是简单的问候,而无思想的交流。2016年春天,他寄来墨迹自选集,还不忘同时签上我妻子的姓名。

   十五六年前,我在《冰点故事》中看到李大同自述为何离开《东方》的这一段,其中说到作为下属对他的“大失所望”,“尽管老钟是他这一代人里的出类拔萃之辈……但新的知识储备明显欠缺。长期在传统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一把手’全权决定一切的模式。”起因是他约来的一篇谈论特异功能的万言长文,李大同作为唯一的编辑,坚决不同意发表。这事我曾当面问过钟先生,他说李大同说的是事实。那一瞬,他的眼神略有闪烁,但他直面了这一问题,对李大同在《东方》的编辑工作仍然给予肯定。

   在我眼中,他的底色是老派共产党人,正直,爱才,忧国忧民,这几乎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多年的磨难也没有改变他。与他走在一起的还有李锐、何方、杜导正这些老人。岁月无情,他们正在不断凋零。我相信,在最后的这些岁月,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肉身成灰又有谁能幸免?而且我早已明白,他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

   少年心事,青年《辣椒》,平生首次惹祸,一心求问去向;

   中年跌宕,暮年《东方》,世纪最后一搏,毕生无愧天地。

   ——谨以此不合平仄之联敬挽钟沛璋先生

   2021年2月8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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