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王阳明的精神境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4 次 更新时间:2023-12-14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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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王阳明曾与王纯甫书指出:“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

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精神锻炼、修养程度的检验。

普通人的烦恼、沮丧、压抑、不快、怨恨等,在阳明看来,都是精神锻炼不够造成的“动心”。而君子在任何情况下能“无入而不自得”,就是要能够做到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动心”。这绝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尽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质与定力不同,“不动心”的境界作为主体性的成熟和内在力量的表现,是需要修养锻炼而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说,自孟子以来,儒家并没有忽视对这一种境界的追求。二程亦云:“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这是对孟子、庄子皆有所继承。阳明与王纯甫书虽在正德七年,事实上这也是他后来经宁藩之变与张许之难“得力”之处所在。

站在这个立场上,人生的变故正是考验和锻炼这种境界的机会,“外面是非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便将流于日劳心拙而不自知矣”。阳明还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阳明曾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以上所引几封答人书皆作于居越以后,是阳明自己“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经验之谈。

只有真正了解阳明正德末年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我们才能了解“良知”的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擒濠之后的阳明,他的盖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与奖励,反而遭到内官在君前的恶毒诋毁,在“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等被罗织的六大罪名之下,阳明处于“君疑”的处境,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险恶的人生处境。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艰险处境,阳明所以能处变不惊,历险而夷,是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稳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师自谓良知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多少积累在,但恐学者见太容易,不肯实致其良知,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先师在留都时,曾有人传谤书,见之不觉心动,移时始化,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譬之浊水澄清,终有浊在。余尝请问平藩事,先师云,在当时只合如此作,觉来尚有微动于气所在,使今日处之更自不同”。王畿这个记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他明确指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即良知作为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阳明正是在那样险恶的情境下“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由于他以高度稳定、平静、沉着的态度泰然处之,即处危不动、处急不惊、处变不乱,最终摆脱了危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万死一生”中体悟得来的说法。在经历了江西之变以后,他终于确信,良知说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赖它,人可以真正达到他向往已久的“不动心”的境界。

后来他在答黄绾论良知书中也说:“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收敛得,愤怒嗜欲正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这也是说,致良知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能使人在“动气”时断然地控制感情、情绪的平衡,使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平常心”,这种控制感情情绪以保障最佳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的能力,不是靠平平常常的方式可以获得的,实现这种境界的难度大大超越一般的勇气甚至面对死亡的勇敢。从心性本体来说,此种境界所以可能的根据是由于“此数病良知之本无”,这也就是四句教心体本无喜怒哀乐的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致良知与四句教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传习录》载:“问有所忿鉣(jié)一条,先生曰:忿鉣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鉣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亦只得如此方才是正”。由此可见,阳明所说的不动心代表的境界并不是心如枯槁,百情不生,而是“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这也就是程颢所说“情顺万物而无情”。七情是意识主体的活动必然具有的,其本身并不是不合理的,问题在于要使七情的发生“不曾动些子气”,即不使感情与情绪破坏、伤害心境的平衡与稳定。这种不动心的境界,用前章讨论的语言,即“无累”、“无滞”的精神境界。如阳明对薛侃说:“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他对黄直也说:“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字所累,心中有一物矣”。

在阳明看来,超然境界不仅是排除一切紧张、压抑、烦躁等否定性情绪,对于任何意念都如此,人不应使任何意念情绪留滞于心,留滞就是有累,即受到感情情绪的牵扰,无法保持自由活泼的心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充分肯定了佛道的生存智慧。有见于儒者多为名利所缚,他感叹道“人生动多牵滞,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脱然也”。“方今山林枯槁之士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声利之场者则远矣”。他进而认为佛老与儒家的终极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截同者不可诬也”。

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阳明在江西平乱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后来他的学生问他用兵之术,他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对于王阳明的显赫事功,人们常常会问:这与其学术思想是否有关?事实上,如果说阳明的学术与他的军事胜利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主要是他的“不动心”的境界使他得以自如地应付复杂的局面。早在正德十一年阳明受命巡抚南赣时,他的朋友即预言“阳明此行必立事功”,人问何以知之,他说“吾触之不动矣”。至于阳明在江西平叛时指挥若定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

人的生存意义上的这种境界,就其终极关怀状态而言,其标志是突破生死关。阳明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滞,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这说明,阳明理解的超越境界,就其一般意义而言,要求超脱“一切声利嗜好”,包括感性的欲求和一切对功名的强烈欲念。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则必须超脱生死的分别。阳明自己谪居龙场时曾经历过这种经验,他当时“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要彻底达到心之全体流行无碍的境界,就要勘破生死,从根本上使人的一切好恶脱落殆尽,以实现完全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境界作为一种生死解脱的智慧具有宗教性或与宗教境界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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