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 王阳亮: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

——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71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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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   王阳亮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之治”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之治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构建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中国之治”是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独立自主探索出的治理新路。面对世界之变,回答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扎根于中国之治的广阔田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而深入地认识中国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的实践特征与理论逻辑,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的知识体系。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就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披荆斩棘、艰苦探求,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这条道路既有别于近百年来西方国家走过的现代化,也有别于苏联东欧阵营尝试过的现代化模式,更不同于西方国家给后发国家开出的转型“药方”或现代化“模板”。

中国成功的政治实践没有遵循西方既有理论提出的所谓“政治现代化”路径,而是超越了西方教科书中传统的政治发展及政治转型理论,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发展安全,顺利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标。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制度和运行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可以实现自身目标的高效治理体系。许多海外学者还提到,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之路,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治国理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成效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民为本、以发展为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自主探索出来的,是具有鲜明的自主性、民族性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系统观点、辩证观点、平衡观点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协调有序,摸索出了“广土巨族”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之路是中国这个古老而生机盎然的东方文明大国的历史复兴之路,为世界政治文明开启新境界,展现新面貌。

二,中国之治的内涵与原则

新中国70多年坚实的发展成就奠定了中国崛起、中国之治的基础。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低潮中,中国保持了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政治决策力和政治智慧。中国之治所体现的发展观和全球观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蕴含着中国人民对合作和安宁的美好期盼。

(一)中国之治的涵义及构成

“治”在汉语中既有管理、处理的行为指向,也有安定、有序的境界含义。对于中国之治的内涵,学界已有一些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治是与世界之乱相对应的概念,代表一种稳定和谐的发展景象。还有学者提出,中国之治是政党之治、大国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中国之治是“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中国之志”的统一,即中国式治理理念、方略和愿景的统一。还有一些研究从治理的角度分析,提出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与成就的集中概括,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就与优势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语汇是我们理解中国之治的有效工具。这套语汇围绕民主、发展、安全与世界秩序等现代治理的核心要素不断演进,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治理韧性,不断对治理观念与制度方案进行创新。还有研究者将中国之治理解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中国之治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第二,中国之治指的是国家的治理效能,是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的治理成果,也是党的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第三,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体现,其本质是“人民之治”。

中国之治的基础在于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发展性、开放性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成了国家治理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一制度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符合我国国情,能够有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些制度形成了权力体系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架构,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安排”“制度完善”“制度保障”“制度衔接”等已经成为亮点。通过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促进各项制度完善发展,构建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有活力的制度体系。在制度框架内,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充分保证了政治体系运行中“时”(时势)、“度”(程度)、“效”(效果)的融合。

理解中国之治的独特性,既要认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要重视实践的能动性。读懂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政治、思想与组织的全面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国之治的思想理论源泉和生命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的使命宣言和行动指南,激发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在全社会凝聚共识、凝聚党心、凝聚民心,引领社会成员在战略愿景下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中国之治的原理蕴含与特点彰显

中国之治凝结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和成功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优势,既包含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因素,也包含可资比较借鉴的一般性原则和规律。在当今混乱迷茫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之治彰显出可贵的价值内涵和普遍意义。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现代化建设始终有一个稳定政治核心的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制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调配与整合资源,有利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避免因利益分裂、社会冲突消耗改革发展的认同与合力。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价值依归。中国之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中国之治是人民至上、国泰民安的良政善治。中国之治的成就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密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之治。70多年来,中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汇聚人民心声,凝聚人民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不断夯实执政基础。

再次,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之治的基因和根脉。中国之治深植于中国大地,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古老文明赓续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质。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文明是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基本标志”。中国之治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巨大变迁,也正在深刻影响、改变着世界面貌和格局。中国之治有力地回击了“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等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得以延续、更迭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因中国发展再次彰显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重放异彩。中国发展奇迹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向世界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和进步。中国之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分享、可借鉴的基本经验和案例样本,丰富拓展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路径。

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内涵和外延广泛而深厚,既有中国发展、中国成功的外在展现,也有中国奇迹、中国贡献的深刻内涵;既有中国之大、中国之强的物质体量,也有中国之美、中国之妙的精神魅力;既有中国之路、中国之制发展方向的制度规定,也有中国之理、中国之道的规范价值——在中国之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的顺畅运行成就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是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是途径与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中国之路与中国之制的有机统一。中国之治蕴含着丰厚的学理和大国治理之道,其发展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拓展了世界发展图景,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三,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百年来世界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有力地回击了西式民主一元论及其话语霸权。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创新,没有遵循西方既有理论提出的所谓“政治现代化”路径,而是实现了自身预定的发展目标。这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破解了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悖论”。

(一)西方之乱、世界之变背景中的中国之治

理解中国道路,要将中国置身于世界政治格局与全球化浪潮的起伏波动之中。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也将进一步拉大国家间的差距。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政治对抗和冲突加剧,犹如车行至关键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这是冷战结束30多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信任缺失,国际上出现了治理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政治对立、价值纷争、经济制裁等取代了原来的对话与合作。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进一步冲击了世界经济体系,使全球经济萧条的风险陡增,进一步改变着大国竞争格局和实力对比,重塑着世界政治的版图。

世界之乱源于西方政治,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的自负是当今世界失序的根源。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正是少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偏见、政治傲慢和政治私利导致了世界政治乱象。国际政治生态再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首先是西方民主已经变质,国内政治陷入困局;其次是少数西方国家对外输出民主,结果却给世界输出动乱,带来不幸。西方在冷战结束之后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民主模式,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民主与繁荣,反而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所谓的民主转型国家更是深受其害,或者为了搭便车失去主权,或者分崩离析,不得不探寻政治重建之路。

近些年来,西方阵营日益陷入“民粹主义与对抗政治的泥潭”,政治发展乏力。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政治体制深陷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的困境。金钱政治扭曲民意,选举成为财阀寡头的“独角戏”,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分歧、权力争斗和种族冲突正深深撕裂美国社会民众和政治精英。这些分歧、冲突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进一步恶化,导致西方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制度效能趋向衰退。

新一轮全球化曾经在政治上被理解为民主化的同义语,市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西方民主模式的全球一体化被视为孪生兄弟,这一认识如果不是一种错误的判断,那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西方自由民主并非无可匹敌。西方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在西方政治体制陷入长期衰败,跨国垄断性资本拥有支配社会游戏规则的空前权力,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全球治理失灵与失序等严峻的挑战面前,“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苍白无力”。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逻辑已经无力解释“西方之乱”和“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

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冷战后30多年来世界政治进程的反转、中西政治图景的强烈反差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道路之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治理经验拓展了世界政治的多样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与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之治在道路、制度、理念、文化等多个层面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以中国之理、中国之道为人类文明百花园增光添彩。

(二)现代化比较中的中国治理理念与经验

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并非“飞来峰”,更非西式惯性思维和理论教条的产物。中国发展道路始终以保证国家治理能力为前提,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贯穿于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组成部分。民主、秩序、效率、安全等价值追求都是建立在国家有能力去治理的前提基础之上。国家治理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民主、秩序、效率、安全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中国之治的治理逻辑和效果具有以下几点突出的表现。

1.稳定性与秩序性的统一

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所存在的结构性弊病,以及一些遵循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兴“民主国家”陷入秩序混乱、发展倒退的例子表明,西式民主模式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良好治理。民主化、自由化并不足以巩固国家职能、提升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

国家发展和政府治理都需要以稳定的政治秩序为前提。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当代中国得以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稳定的政治秩序既能保障人民的权利,又能促进政治制度在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得以完善。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始终让法治与民主并行,实现民主与秩序之间的融合和平衡。这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公平、自由、发展的权利,使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得以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确保了国家治理机体的活力与韧性。由此形成的有效国家治理,既能够抵御环境的挑战、冲击,吸纳意见诉求,又能够实施高质量、见成效的政治治理,还能够解决公共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实现政治稳定。

2.发展性与协调性的统一

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发展的重大实践,反映出中国“并联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展与协调相统一的突出特征。无论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原发性”的现代化,还是日本复制移植西方“派生性”的现代化,都是单兵突进型的“串联式”发展进程。中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这种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时间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发展要求的多重协调性,呈现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建基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秉持与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保持同步的理念。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致力于政治领域的各项发展目标,而且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大局。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前提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强调以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现实国情为基础,依照自身的战略、规划、步骤逐步进行连续的、循序渐进的完善。

中国政治发展始终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中国政治发展在价值层面注重民主、秩序、效率的协调与均衡,致力于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能力、政治动员、政治廉洁,有效避免了西式民主赤字、自由透支、政治失能、社会失序、治理失效等困境,杜绝了西式政治“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政党赌场”等民主乱象的出现。

3.系统性与效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坚持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强调系统性与效能性相统一,逐步构建起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框架,开启了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在运行国家治理系统工程、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灵活的政策机制,特别是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主体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政策操作“软件”也是不可或缺的。

新时代中国之治系统性与效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体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运用系统观念处理各方面关系、统筹各方面利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机制过程。

“中国之制”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根基。中国之治将“中国之制”动态化、效果化,构成分工明确、持续运转的治理系统。随着这一系统有效运转和优化,不断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呈现出集系统性与效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为一体的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的理念和经验是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中国之治讲述的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的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再到“中国之理”,呈现出中国奇迹鲜明而独特的逻辑链条。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相近性。未来,中国之治将为世界拓展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中国之治、中国之学与自主知识体系

纵观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必须坚持中国之路,解码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理,构建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

(一)中国之治理应为世界贡献中国之学

中国之治开辟了世界政治发展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从人类政治文明的视角看,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而实现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特而生动的表达。

中国之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孕育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纯洁的精神世界。这些文化观念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与时俱进,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

中国之治有着大国治理的韧性与价值追求。中国之治以制度韧性推动政治文明形态的发展。文化传统是制度演进的内生性因素。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成就了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包容性,是中国政治制度展现出活力与韧性的文化基因。当代中国的民主观和发展观,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保障。中国之治充分体现了领导与民心、法治与德治、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廉洁与效能、发展与安全等政治价值和治理要素的有机统一。

中国之治根植于中国大地,吸收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继承发展了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之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分享、可借鉴的一般性规律和治理原则,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以其独特魅力贡献了宝贵的价值理念。

(二)建构中国之治的叙事,发展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西方之乱、中国之治”的政治图景为突破西式政治理论、概念和逻辑的桎梏,完善和发展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不同道路、不同理论、不同制度竞争的关键时期,如何客观地认识西方政治乱象和政治困局,如何对我国政治发展的现象、经验与实践做出有力阐释,如何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实际运行机理做出深刻梳理和提炼,是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东升西降、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困境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等国际政治大背景下,世界大国围绕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价值的较量更加激烈,这也为讲述中国治理的价值追求、开辟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叙事空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之治的叙事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7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成功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传得出、讲得清、说得好。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尤其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式话语及逻辑假设,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既有中国特色,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政治叙事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讲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也要讲明、讲透中国之治的系统观、历史观、实践观。构建中国之治的叙事,要总结和提炼好中国之治的文化观念和治理观念,深刻阐释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成就,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从根本上是要提出和回应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之治的实践探索诠释了“政治”“国家”“政府”“人民”“政党”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范畴,重新定义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等学理概念,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元素。中国的改革和国家治理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新课题,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学术发展提出了迫切的时代需求。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使命。在实践基础上,中国之学要突出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意识,要着力提出时代大命题,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真正做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制度与实践,用中国制度与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世界眼光比较各国发展道路与兴衰成败,真正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炼中国学术命题,讲好中国故事。由“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再到“中国之道”,如何从具体到抽象,解释中国奇迹的逻辑链条和发展取向,给中国与世界学术界提出了极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历史之问和时代命题。我们要善于转换赛道,以全球视野从各国发展成败兴衰中转换话语和思路,主动回应时代需求,设置政治议题。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向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隔断”,力求使实践经验、概念逻辑、学术话语、价值观念与叙事表达能够相互融通、连接中外、融贯古今。

 

作者: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阳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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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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