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方廷:“四分五裂”的欧洲史模型并不是标准——评几位汉学家关于中国统一历史的观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4 次 更新时间:2023-05-29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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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方廷  

 

“大一统”观念及其制度是中华民族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自秦汉以降,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主线,与西方历史进程形成鲜明反差。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在看待其他文明时,很难摘下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赋予的“有色眼镜”,不是直接使用某一时期西方历史模型作为衡量中国“大一统”的参照物,就是借助西方理论观点评述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前提和认知结构,势必将其论述引向形形色色的谬误,根本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历史。

近几十年西方汉学对“大一统”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大一统”?其二,历史上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大一统”?前者关乎“大一统”的界定,后者则关乎“大一统”的价值和意义。

知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hafer)是质疑“大一统”存在的典型代表。他本人未曾就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作过深入研究,却在一篇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邺中记》中,武断地将历史上的中国视作与欧洲一样仅具地理意义的概念。这一偏颇论断对后来的西方学者产生很大影响。薛爱华主要研究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历史,便认为中国与欧洲同样以分裂为常态,进而夸张地把历史上统一的中国称为“一个不存在的幻想”(non-existent chimaera)。薛爱华的看法显然忽视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秦以后的中国在两汉、隋、唐、元、明、清等朝代长期维持着统一,“五胡十六国”时期并不是观察中国历史、政治传统的主要样本。

怀疑“大一统”之制意义和价值的代表性学者是秦汉史专家鲁惟一(Micheal Loewe)。他在《剑桥中国秦汉史》相关章节中讨论了奠基于秦汉时期的统一国家制度对中国文明的意义,说明鲁惟一承认“大一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在另一篇专题论文《从中华早期帝国所见中国之统一观念》中,他却认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制度。他一方面将“大一统”观念视作中国民族特性的标志,另一方面却不断通过考察秦汉时期多民族交往活动,强调“大一统”在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最终鲁惟一认为,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与匈奴等政权的频繁战争表明,“大一统”观念和制度未必能“贡献于人民之福祉”,以此质疑“大一统”作为政治制度的效用和价值。

较年轻的学者许田波(Vitoria Tin-ber Hui)更明确地将西方历史作为理解和评判中国历史的“样板”。她不仅拒绝承认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事实,而且否认“大一统”的价值。尽管许田波没有直接将某个时期的西方历史模型用作评判中国历史的标准,但她所使用的理论却毫无疑问地导源于西方历史经验,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以近代欧洲为基础建立的民族国家论述,以及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记载而形成的理论。

问题在于,不论是近代欧洲还是古希腊城邦时期,都与中国“大一统”观念形成的战国时期有极大差距,二者都不是探讨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和制度的恰当参照系。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模型,不能简单适用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实景。许田波的例子典型地表明,不实事求是地考察史料、不以直面历史的态度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仅仅依赖西方经验或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立论基础,势必无法得出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

进而言之,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往往包含一定的思想与理论前提。前文举出的几位西方学者依赖的“西方历史模型”,不单纯是指一些西方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还包括一定的基于现实的思想观念、政治原则和价值取向。只不过前者是被剪裁的“布料”,相对直观可见,后者则较为隐蔽,却是真正的“剪刀”。

举例来说,薛爱华粗暴否认中国“大一统”历史时,始终没有系统考察过中国“大一统”制度和观念的形成过程,反而以欧洲历史作为“标准”的参照系,草率得出“分裂才是主流”的错误结论。与这种粗显的谬误相比,更隐蔽的是鲁惟一,他相信政治多元主义代表更为优越的政体,始终无法理解中国的统一观念,更无法认识到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许田波等人认知谬误的根本原因也与此类似。许田波用近代欧洲分裂状态来比照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既过分夸大了四分五裂的欧洲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同时完全无视战国时期饱受分裂之苦的中国人渴求重建统一、稳定政治秩序的强烈意愿,无法听到诸子著作中“定于一”的共同呼声。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西方学者讨论中国“大一统”之制,背后潜藏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政治哲学领域经典的“最优政体”问题。鲁惟一、许田波不认可“大一统”是一种优良政体,然而如果了解战国时期惨烈的分裂战争所带来的持续性恶果,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古人会将“定于一”的“大一统”视为关乎人民福祉和最佳政体问题的终极回答。大量史料表明,战国晚期人民所试图重建的稳定政治秩序,注定不能建立在频繁且缺乏信任的“盟誓”基础上。仅仅依靠少数贵族之间的盟约,既无法终止分裂状态下旷日持久的纷争,也不可能形成安内攘外的强大政权,更遑论实现广大民众的福祉。统一的政权是确保国泰民安的政治基础,是真正的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综上所述,一些西方学者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历史模型及相应的理论主张、政治原则来评判中国的“大一统”,其本质仍是西方学术研究无可摆脱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些学者更倾向于将中国历史作为“对象”、“素材”放置进西方人文学科的知识脉络中进行分析和考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中国视作“世界历史”中一个被动参与的对象,而所谓“世界历史”的规则是以西方历史发展脉络为基础建构起来的。

“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在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厚此薄彼、强人就我的霸权思维极易造成种种流弊,不能不引起警惕。剖陈外国学者研究“大一统”问题的谬失,澄清“大一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有助于以正本清源的方式认知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复杂样态,更有助于坚定不移地用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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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历史评论》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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