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祛魅是去神秘化、神圣化、权威化，去被奉为正当的不正当。大国未来的转型，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没有自由，不会有民主。真正的第一自由属于观念层面的思想自由，与这些观念相承接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当第一自由都不可及的时候，祛魅是实现第一自由的前奏，是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逻辑起点。

目录

引言 魅气萦绕的尘

一、法治的兴起与民主

二、权利、自由与民主的逻辑

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

四、什么是第一自由

五、为第一自由铺路的祛魅

引言 魅气萦绕的尘

我相信，如同我一样，有很多的人都在思考中国问题，而找不到出路，或者说找不到突破口。这些年来本文自认为找到了一点眉目，在此就教于大家。

“祛魅”，这个词来自马克斯·韦伯。“祛魅”（deenchanted），就是去魅。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第一次使用了“祛魅”这个词，意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韦伯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

在知识贫乏的古代，自然界对人来说是神秘的，所以，有各种迷信的存在。斯宾诺莎说：“人若是能用成规来控制所处的环境，或人的遭遇总是幸运的，那就永远不会迷信了。”人常陷于困境，反复于希望与恐惧之间，渴望好运，至为可怜。或相信神灵的力量，寄希望于上帝；或相信圣贤的力量，寄希望于明君。古人的这种世界观是“附魅”。总之，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太渺小了。借用时下的话说，“世间的一粒尘，落在人头上是一座山。”灾难的降临，总是随机的，不管什么时候降临到谁的头上，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面对强大的机器，给人一种怯懦、无力之感。要么以卵击石，要么螳臂当车。当唐吉坷德大战风车受伤悻悻回家之后，那种对现实无力的妥协令人心碎。

很多人认为大山是不可撼动的，为避免遭受伤害，尽量去配合。领导在台上讲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讲完之后，台下仍然不停的鼓掌；看到别人遭受不公平伤害的时候，冷眼旁观，不置一词。这可以视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本文不愿意使用道德去评价这种现象，批评和指责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斯宾诺莎说，“假设砖制政治的秘诀主要是欺骗人民，用宗教的美丽的外衣来套在用以压迫民众的畏惧的外面，这样人民既可英勇为安全而战，也可英勇为奴隶制度而战。”为一个爆君的虚荣不惜牺牲性命，不以为耻，反引以为无上的光荣。这就是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作用，或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的力量。因此之故，本文认为祛魅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必要行为，是通向自由的必然之路。然则，祛魅何以成为改变生活方式的逻辑起点，需要进一步加以明了。

一、法治的兴起与民主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变法，每一次都给人以希望，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有为，每一次都以失败为告终。梁启超先生说，“法治最早能成一家之言者，则我国管子也。”国人的这种虚荣心，是一种在落后面前的自慰。中国何曾有过近现代意义的法治，哪怕是古希腊罗马的法治。自欺可以，欺人不行。

历经千辛万苦，迎来“依法治国”。用李步云先生的话，“二十年改一字”，太不容易了。李先生掩面而泣，其中包含多少人的血泪。很快，“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等等等，甚嚣尘上，不一而足。忍不住了，刘军宁说，“依法治国不是法治。”尽管他的声音不小，但很快还是被沙尘淹没。

作为一个法律人，曾经对法治满怀理想。一位法学教授告诉，他从来就不相信法律。十年之后，我大致得出与他一样的结论。法律人最后得出不相信法律的结论，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那几乎是用鲜血和肋骨换来的结论，其中经历的案卷有一人之高。从此我不再喜欢风花雪月、岁月静好。有人说，岁月静好，那是有人在替你负重而行。的确如此。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人大选举的项目研究。这个研究让人兴奋，我以为或许能通过人大的选举改变现实。人大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如果真正能把人大制度落到实处，也许能改变中国的面貌。地方组织法规定，十人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候选人；十分之一代表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案。如果人大选举脱离形式主义，就会成为真正的制度。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好的愿景。关于选举项目的研究经历很多困难，调研发现，很多被联名推荐参选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或者被看守在家，或者干脆被投入牢狱。那位潜江的著名人大代表，家门口长期有数人看守，甚至安装有坚控摄像。那年我因公去潜江，他经批准后出来请我吃潜江大虾，怕连累我，不让我送他回去。后来一次在黑龙江开关于选举法修改的研讨会，有参会人员被从会议现场带走。之后与复旦的朋友在北京主持关于人大选举的研讨会，会后被国务委员点名，单位书记被部里问话，他吓得要死。这个领域似乎不能研究。张鸣教授说，人大制度纯粹是一个偶然，它从来没把这个制度当回事。人大制度研究有很多困境：从根本上，这个制度有局限性，是不能说出来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无法克服；如果县级以上直选，无法处理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从此，我对选举不再感兴趣。麻醉是最安全的，活得像猪一样，衣食也不用发愁，管它洪水滔天。一场病毒击碎了一切，无论富贵与贫穷，都无法幸免。

从理论上说，民主不仅仅是选举，如果没有选举，那肯定不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法治之法才可能是人民需要的法律；只有民主，良好的法律才有施行的压力。

一位宪法学家说，中国人不需要民主，精英有参与政治的渠道，民众只需要丰衣足食，需要的是权利。国人的成功以权力高低和金钱多寡为标准。以为能获得自由，却仍在枷锁之中；以为能成为别人的主人，却仍然是奴隶。这些成功的优越感，无非是从槽里多抢了一口吃的。邦无道，富且贵而已。

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位提出“新三民主义”的学者，他在九十年代出过一本书，书名叫“走向权利的时代”。也许英雄所见略同，他也认为权利重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希望从“民权”中找到“人权”，找遍大地都没找到。依法治国二十一年来的状况，印证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二、权利、自由与民主的逻辑

“权利”一词，来自日文汉字，最早出自罗马。梅因说：“概括的权利一词出现，应当归功于罗马法。”希腊人发明了正义的概念，但没有权利思想。正义是各取所得，非常抽象，难以捉摸。罗马人发明了权利的概念，通过每一个具体权利的实现，去实现具体正义。从正义到权利，是人类认识的进步。

对罗马人来说，只有自由人才具有权利，奴隶没有主体资格。所以，权利从来都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早说过，一群奴隶谈权利，是很可笑的。他的原话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人、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自由与权利基本可以画等号。所以，本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权利与民主的关系，或是自由与民主的关系。

无论用什么美好的词语来形容自由都是合适的，人类渴望自由，犹如小鸟想翱翔天空。即使是马克思，也渴望能实现“人人都自由并且以他人自由为条件的社会”。因此，没有什么“自由化”之说，自由化掉不是更好吗，那正是马克思的初心吧。如果一定要用学术语言来描述自由的意义，那么其中有三：

第一，自由能让人意识到自己是主体。奴隶不是主体，永远不可能有当家做主的意识。因此，不可能指望一群奴隶去建立民主制度，没有自由不可能有民主。亚里士多德说，一切依附于别人的人都是奴隶。这个定义是非常准确的。奴隶，不是主体，不能享有主体的各种权利，换言之，奴隶不具有人的资格，即人格。人权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人觉悟。作为人，要取得人之为人的权利，取得做人的资格。有人说，你去做人吧，我愿意当奴隶。那好吧，继续。

第二，自由意味着个性的发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天赋，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英雄之所以难有用武之地，是基于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如果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是一种怎样的境地，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

所以，第三，自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只有个体自由的社会，社会才可能得到发展，否则，只可能是停滞和倒退。有人说，当今世界有二大主题，和平和发展。用法律语言来取代，说的是秩序和自由。仔细推敲，这是不准确的。当今世界二大主题，是自由与平等。这是另一个学术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

自此，从理论上可以清晰看到法治、民主和自由的线索：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没有自由，不会有民主。

三、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

自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由于话语系统的差异，很多人以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有时候是误解，有时候是误导。自由主义有几个要点：

（1）自由是与法律相关的，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没有法律，就找不到你我他的界限，分不清各取所得，因而找不到自由。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人如果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别人也有同样的权利。

（2）法不禁止即自由。对个人而言，法律不禁止的，他都可以去做。不能混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二者混淆的结果，往往是用己之不欲强加于人，把强权的道德标准强制于人，把忠君作为第一道德。

（3）法律的目的是保障和扩大自由，而不是限制和废除自由。因为立法者自由精神的缺乏，导致限制自由的法律屡屡皆是。对公民权利的立法，主要思路应当重在保障，而不是管理。很多同靴喜欢使用管理、规定、控制、规制的概念，很多时候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自由。

（4）自由的界限是，一个人行使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别人的自由。瘟疫到来的时候，他有逃生的权利，但不能损害别人的健康和生命；你可以阻挡病毒感染，但不能剥夺他逃生的权利。这二者的冲突，有时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找到恰当的妥协。当人们决定封城的时候，应当意识到，这是有人在牺牲自由。

因此，自由主义其实没那么复杂。自由主义的复杂，在于其与平等主义的纠葛，并渲染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的大选中，人们注意到民主党的竞选主张中就有社会主义的承诺。这说明，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冲突并非那么严重。从自由和平等的取舍上看，北欧国家更偏重平等，美国共和党可能更偏重自由。令人沮丧的是，忘却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最后变成既缺乏自由，又缺乏平等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缺乏基本的自由，又处在极端的二极分化中。

四、什么是第一自由

以上探讨了自由对于民主的优先性，进而叙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接来下需要探讨何种自由更为优先。

郭道晖先生曾说，表达自由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核心。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等等。郭先生说，“奴隶尚且是‘会说话的动物’，如果自由人没有说话、对话的自由，那么，他虽有人身自由，也同一般动物、禽兽没有多大区别了。”

我很长时间都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社会进步应当先从允许说话开始。可是最后发现，被封口的不仅仅是普通网民，大学老师上课都胆战心惊。一篇普通的对医生的采访，竟然被全网封杀，以致人们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越南文、韩文、西夏文、金文，甚至用火星文、甲骨文、腓尼基文来表达。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所谓“有偿沉默”，已经是新闻行业的公开秘密。支付给记者封口费，与公关公司相互勾结，以不发布或删除负面报道为条件，向企业索取广告费、封口费等；一些有发言义务的人员和机关，为得到某种好处，对社会问题保持沉默。与“有偿沉默”不同的，还有“有偿胡说”、“无偿沉默”。李医生被封口，终于让全体都承担了代价。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敢说话，或者说不出话。

尽管如此，如果从理论上仔细推敲，言论自由不能算是第一自由。因为言论表达固然有思想的成分，更多还是行为的范畴。作为自由而言，当然有先于行为的，比如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Freedom of thought）又称观念自由，是个人持有不同于他人，包括不同于家长，不同于宗教组织，不同于执政党的独立思想之权利。思想自由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往往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教育自由等关联。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很多国家把宗教信仰自由看成第一自由，比如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信仰和不信仰的权利是自由中最基本的。当宗教信仰自由遭受拒绝或者破坏的时候，其它自由就会受到威胁。”确实，连信什么、不信什么都不能自主，何谈言说？

还有人把免于恐惧的自由说成第一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概念，出自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演说，他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恐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一种基于自身安全的感受。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扪心自问，我现在安全吗？我这样做会安全吗？是否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究竟来自何处？法律意义上的恐惧，主要是对来自不确定的强制力压迫的恐惧，这种强制是无法预期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希望消除这种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

以赛亚·伯林在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中指出，“无论这个不准干涉的范围，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划定的，无论它是根据自然法、或自然权利、或功利原则、或某种康德所谓的无上命令(categorieal imprative)、或社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或是人类用来厘清并支持他们的信念的其他任何概念，来订定的，在这种意义之下，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

伯林的意思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根据自然法，还是实在法，都有一种免受伤害的权利，这是自由的本质。伯林说的自由显然是法治状态的，践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状态下的自由。人们对形形色色的约谈、跨省、躲猫猫、坚控居住、秘密抓捕、学习班、喝茶、降级、开除等的恐惧，都是非法治状态下的结果，剥夺了人内心的安宁和坦然，造成对未来生活不可抗拒的恐惧。这是一种被扼住咽喉的恐惧。

就在我写下上面文字的片刻，内心也抑制不住一种恐惧，我不在意这种文字是否能面世，至少是我真实的思想表达。根据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思想过程是无害于他人的，应当被允许。但是，恰恰可能有人不喜欢你这样，不喜欢有人做这样的思考，它要阻止。于是就出现压制和反压制，这种局面可能是惨烈的。对于有自然法传统的国度，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格劳秀斯说，如果现实的路径是正义的，应当依靠公共机关解决；如果通过正义之路被堵死，那么，行使自然权利就是一种美德。中国人在战争方面很有智慧，“超限战”就是一种对传统战争形态的超越。

总的来说，本文倾向认为，“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一种独立的自由，它是法治下的自由形态。真正的第一自由属于观念层面的思想自由，与这些观念相承接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然而，即使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思想自由的阻力还是如此之大，甚至让人恐惧。有没有消减阻力的方法？

五、为第一自由铺路的祛魅

简单的说，祛魅就是去神圣化、去权威化、去不属于正当的正当。当第一自由都不可及的时候，祛魅是一个思想过程。文艺复兴对神性、神权、神道的解构，斯宾诺莎重新解释圣经，洛克论证君权神授、世袭以及强者为王的非正当，都是一种祛魅。祛魅是一种思想解放，是思想启蒙。

祛魅，有时候可能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一个笑话，比如，去景山看看；一句自谦，比如，“杂草”，就是一种祛魅。有时候只需要鼠标的一个点击、一个转发，就能祛魅。道路以目，是一种祛魅。没有能力改变，可以不予理睬；没有能力改变，至少可以不去帮助作恶，或者不为作恶喝彩。李医生和发哨子的艾医生被称为英雄，并不是他们有多么高大，而是他们仅仅做了一个常人应该做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祛魅。

在传统的神圣、权威周围，可能魅气十足，一点点的祛魅汇成的就是强大的鄙视，让魑魅魍魉原形毕露、自惭形秽。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不屑于鬼魅行为，那么获取者的正当性就会瓦解。当更多的人认识到一些人取得富贵是通过无道的方式取得的，甚至取得富贵是通过扼杀良知获得的，那么无道的富贵就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事情。当一个人、一个国家缺乏正义的时候，虽然无力以行为抵制，但是可以从内心进行抵制。可以没有胆量喊出“假的！假的！”，至少可以什么都不喊。这种抵制，终有一天会促进鬼魅的瓦解。

祛魅，是一个重新认识正义的过程。随着人的认识深入，明白哪些是自己应当所得，哪些不属于自己应当所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个过程可能是否定权威，也可能是否定自己。因而，可能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随着非正当的瓦解和被解构，正当也因此建立起来。

因此，可以说，祛魅是实现第一自由的前奏，是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