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小雅·棠棣》：“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套用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话说，春秋，是最坏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说它最坏，是人性的丑陋与凶残在当时暴露无遗、肆意施虐，翻看《左传》《国语》，扑面而来，就是君臣喋血、父子仇杀、兄弟相残、夫妇反目的血雨腥风，人性的底线无休无止被击穿，道德的规则肆无忌惮被践踏。说它最好，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还是有人坚守住做人的根本立场，没有沉沦为禽兽，保留了人性的微弱之光，甚至不惜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来证明“人”的价值，带给这个世界以永恒的希望。
《左传·桓公十六年》中有关所追叙的卫宣公两位儿子手足情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捐躯，争相赴死故事，是那样的感天动地，可歌可泣，是那样的荡气回肠，震烁古今，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圣洁光芒的闪耀，让我们感受到灵魂高贵人格尊严的永恒魅力！
春秋前期卫国国君卫宣公，是一个荒淫无道、邪恶可憎的人渣，在他的斑斑劣迹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是他雄性荷尔蒙特别旺盛，对异性的追逐与贪婪永无止境。身为一国之君，怜香惜玉，多欲好色，本来也不算是什么太严重的罪过，但他的问题是，他的脑袋里根本没有任何伦理上的禁忌与底线，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听凭自己原始欲望冲动的驱使，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一句话，就是色胆包天，为所欲为！
早在自己做储君期间，他就和父亲卫庄公的如夫人(也就是自己的庶母)夷姜有了一腿，勾搭成奸，如胶如漆，打得火热，“初，卫宣公烝于夷姜。”两人厮混的结果，是生下一个儿子：急子(急，《史记》中作“伋”)，可忴的卫庄公，完全被蒙在鼓里，让儿子给自己戴了绿帽子而毫无觉察。
等到卫宣公正式登上国君宝座后，他就将自己与庶母夷姜的不伦之恋加以合法化，把夷姜立为自己的夫人。他们的私生子急子，身份也得以堂而皇之地公开化，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子，并任命宗室大佬右公子职来负责太子急的教育和培养，“属诸右公子”。
随着太子急年龄渐大，卫宣公替他迎娶齐国公室之女宣姜为太子妃，“为之娶于齐”。当宣姜到了卫国，卫宣公改变主意了，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宣姜实在太美了，风姿绰约，让人魂不守舍，卫宣公这个老色鬼面对这样的尤物，如何还能把持得住，他心旌摇动，垂涎三尺，俗话说，肥水不留外人田，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宣布原先为太子急娶宣姜的安排统统作废，而由自己老牛吃嫩草，来笑纳宛若天仙的大美女，享受美好生活的第二春，“而美，公娶之”，寥寥五个字，刻画出卫宣公荒淫无耻、横刀夺爱的丑恶嘴脸！
这时候的夷姜，随着年事增长,已进入美人迟暮的阶段，年老色衰了，哪里还有资本与年轻美貌的宣姜在老色鬼卫宣公面前争宠。夷姜倒也是一个有性子的女子，比较刚烈，当年与庶子卫宣公私通，敢作敢为，搞得轰轰烈烈，无所顾忌，如今被扫荡出局，她也不愿苟且偷生，以泪洗脸，于是她选择了一个十分决绝的做法，与卫宣公彻底了断两人之间的那段孽缘，自杀身死，“夷姜缢”。只是这么一来，太子急失去了母亲这个依靠，其政治上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
宣姜“三千宠爱在一身”，肚子很争气，先后替卫宣公生下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卫宣公自然非常开心，开始重点培养两人中的长子公子寿，将其委托给宗室另一位大佬左公子洩，由其来负责对公子寿的教育，“属寿于左公子”。宣姜不但漂亮，而且也有野心，心肠歹毒，手段狠辣，此时此刻的她，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太子急从储君的位置上扳倒，由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人品的高下优劣就呈现了出来。按理说，公子寿为长，在换储的变乱中，他拥有优先上位的有利地位，他才应该更热衷于此才对。可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兴趣，未曾参与其事。在陷害太子急的活动中，真正全力以赴的，是他的生母宣姜和弟弟公子朔，“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他们的阴谋奏效了，荒淫无道又昏庸愚蠢的卫宣公轻易听信了宣姜与公子朔的谗言，决定对太子急痛下杀手，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可这位卫宣公恰恰相反，他是虎毒偏食子，居然要置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死地。
卫宣公的操作很神奇，可谓匪夷所思。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是希望借刀杀人，借强盗之手来取太子急的性命。为此，他精心策划和布置了一盘大棋，设了一个局，让太子急代表卫国出使齐国，同时收买一群强盗，预先埋伏在卫国前往齐国所必经的路上……莘地(齐、卫两国的交界处)，等太子急行经此地时，突然冲出，将太子急一刀毙命，“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
公子寿是宣姜的长子，卫宣公与宣姜等人在策划这盘大棋时，并没有刻意地回避他，他了解和掌握这个动态后，万分焦虑，冒着危险，去见太子急，将实情和盘托出，并建议太子急保命要紧，奉劝他尽快逃跑，躲过这场血光之灾，“寿之告之，使行。”
但是，太子急谢绝了公子寿的好意，不愿逃跑流亡，他是一根筋，脑袋里满是可笑和迂腐的伦理道德教条，如什么父命不可违之类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难怪乎，他最后会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一败涂地，惨不忍睹。
公子寿拿迂腐滑稽的太子急一点都没招，最后只得使出无可奈何的下策。等到太子急以卫国动身出使齐国那一天，他置办一桌酒席为太子急饯行，席间，他一杯又一杯向太子急敬酒，一直把太子急灌得烂醉如泥，躺倒身子，沉睡不醒。这时候，公子寿带上表明太子急出使身份的旗帜(据《史记·卫世家》是“白旄”：“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先行一步向齐国进发，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到了齐、卫边界的莘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群盗一拥而上，将冒充太子急的公子寿残忍杀死，“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
太子急酒醒之后，明白事情糟了，弟弟公子寿已替自己前去送死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往莘地方向赶去，到了现场，那些杀人凶手还在，他赶忙亮明自己的身份，对暴徒们说：你们要杀的人可是我，那人是无辜的，你们杀错了。现在，我送上门来了，你们就杀我吧！“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这些杀人凶手哪里会有什么恻隐之心，毫不犹豫地结果了太子急的性命，“又杀之”。至此，两位兄弟生死与共，一起上演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终于降下了帷幕。
这幕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的兄弟情深，争相慷慨赴死的历史悲剧，在先秦两汉时期对人们心灵的震撼，是十分巨大的，除了《左传》的记载，《史记·卫世家》等文献亦有详尽的载录，《诗经》中的《二子乘舟》一诗，更寄托了当时人们对太子急、公子寿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与无限怀念，“毛诗序”对该诗篇的写作背景就有明确的说明：“《二子乘舟》，思伋(急)、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
而在两人之中，公子寿的舍生忘死之义举，更是让人仰慕钦敬。如果他与太子急同父同母，他的举止，多少尚能理解。可实际上，他是宣姜之子，与公子朔才是纯正的兄弟，而与太子急却是同父异母，在血缘上多少隔了一层，在正常情况下，他应该站在亲生母亲和亲弟弟一边，一起来对付太子急。即使他不愿淌这趟浑水，至多保持中立也就可以了，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务实的做法最好是远离是非，不偏不倚，这样做，道德无亏，是没有人能指责他做得不够好的。可是，他却做出了非常人所能及的最高尚选择，不惜开罪于自己的亲生母亲、亲弟弟(当然还包括了那个十恶不赦的亲父亲卫宣公)，为自己的异母兄长太子急而从容就义，慷慨捐躯。这样的牺牲精神真的可谓是义薄云天，这样的人生境界真的可谓是高山仰止！
不过，按纯粹的科学理性来分析，这段历史记载，也显得多少有一些戏剧化，一些地方似乎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还存在着一定的可供讨论与商榷的空间。例如，卫宣公要杀太子急，随便按个罪名、扣个帽子(如大逆不道，里通外国、贪污腐化等等)就可以办成，何必如此大费周折，到外地买凶杀人？又如，公子寿一而再，再而三跑到太子急处通风报信，太子急出使齐国那天又张罗酒席，隆重饯行，难道宣姜、公子朔，还有卫宣公都没有听闻到任何风声，纯粹成了灯下黑？这智商是不是太低下了！再如，强盗们杀了冒名顶替的公子寿之后，肯定以为已完成了卫宣公交办的事情，散场回家数钱分钱了，怎么可能还继续逗留在杀人现场，总不至于在那里观赏风景，然后再无意之中等来太子急自投罗网，灯蛾扑火？所有这一切，在逻辑上都是难以说得通的。
说到底，这是由《左传》(包括后来的《史记》等)早期历史学著作的属性所决定的。它是历史文学，既具有历史的属性，又富有文学的特征。文学，就允许适度的润饰，一定的夸张。换言之，它追求的是近似真实，逻辑真实，而不是所谓的绝对真实。另外，这么叙述某一历史事件，也似乎反映了历史典籍的作者对有关历史功能实现的理想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作者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书写主体上，作者尽量向人们呈示真实的情况，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应该说，这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太子急、公子寿死亡这个结局，乃是事实，无可怀疑。但是，在写作的具体细节处理上，则不妨有节制的夸张，乃至虚构，把太子急、公子寿俩兄弟的死亡描述成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高尚性的“故事”，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发挥历史学应有的教化、劝善之功能。毫无疑问，《左传》的作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实现了他所想要的效果：谁人不被太子急、公子寿的崇高情操所深深打动？谁人不为在漫长黑夜里闪耀的人性光辉而重新振作？
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