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贾谊是西汉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史记》《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对“贾谊之死”的书写不尽相同。贾谊之死应该是匈奴侵边、黄河决堤以及谪居长沙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司马迁在贾谊文本中投射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创伤，运用自责过度、哭泣而死等叙事手法，放大梁怀王坠马偶然性事件的影响，凸出贾谊敏感脆弱的文人形象，将贾谊悲剧塑造成为典型的性格悲剧，生成集体记忆的源头和主文本。透过贾谊之死的历史书写，我们可以观察司马迁如何理解悲剧与命运，如何在平衡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历史事实与人生启示的有机统一，以及不同书写背后所折射出的创作初心与史学观念殊异。
关键词：贾谊之死；历史书写；司马迁；叙事；文本
贾谊是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只活到33岁就去世了，《汉书》载“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繇是迁中大夫”。贾谊的早逝促使汉廷选择起用晁错，改变了削藩等重大事宜的推进和走向，导致景帝时期爆发了“七王之乱”，险些令汉朝倾覆。史书对于“贾谊之死”的书写不尽相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贾谊因梁怀王坠马“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史记·日者列传》说贾谊在梁怀王死后“不食，毒恨而死”；《汉书》和《汉纪》的叙述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本，又各有补充；《资治通鉴》对《史记》两种书写皆不用，仅留有“后岁余，贾谊亦死”七个字。后人关于“贾谊之死”的看法也不一致：苏轼认为贾谊死于自残，批评贾谊“志大而量小”“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叶适将贾谊的死定性为自杀殉职，发出“梁王堕马，贾谊自伤，殉人之义固应尔耶”的感叹；王夫之说贾谊“傅梁怀王，王堕马毙，谊不食死”，采信了《日者列传》之说；袁枚指出贾谊的死是因其重情，“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过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盖深于情者也，所以为贤也”；姚莹认为贾谊悲伤至死是过于执着功名之念，“哭泣悲伤以至于死，吾以为犹有功名之念，锐于进身而昧于行道”。可见贾谊因何而死并没有最终定论，有必要重新审察贾谊之死的真正原因。人们多以为贾谊因悲伤过度、哭泣而死，进而将之归结为性格悲剧。此种集体记忆形成的根源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本文就贾谊之死的多重原因与历史书写略陈己见，疏漏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贾谊之死”的不同书写
最初对“贾谊之死”作出具体叙述的是《史记》，其中《屈贾列传》与《日者列传》持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和《汉纪》基本从《屈贾列传》说，增改了贾谊“哭泣”的具体细节，《资治通鉴》的处理则更为微妙，只留有“后岁余，贾谊亦死”七字。四部史书关于“贾谊之死”的不同书写，说明文本之外可能存在另外的历史真实。
1.《史记》的两种书写
最早记述贾谊生平的当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世往往“屈贾”并称印证了这篇作品的流传度和影响力。《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之死”的记载如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屈原贾生列传》中贾谊是典型的失意文人形象，司马迁加重描绘文帝对贾谊的冷落疏远，有意放大贾谊仕途的不遇和命运的坎坷，并两次用“自以为寿不得长”的心理暗示做伏笔，逐步凸显贾谊文人性格的敏感脆弱。在梁怀王堕马的意外发生后，表现贾谊的自责自伤、愧疚难当，直至以“哭泣岁余，亦死”收尾，将悲剧推向了最高潮。与其他史家相比，司马迁距离贾谊生活时代最近，对于贾谊生平情况的把握应较为可信，篇尾提到自己曾与贾谊之孙贾嘉有过书信往来，二人交流中或涉及贾谊的私密信息。若通书交往一事为真，司马迁的记叙自然具有说服力，但不少学者认为此事为后人增续。
关于“贾谊之死”，《史记》有另一种记载，《日者列传》中贾谊的结局被处理成一个必然悲剧：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
学界对《日者列传》的作者和成文时间存有争议，李长之提出此篇或出于司马谈：“《日者列传》只叙述了贾谊少年时的故事，又叙到贾谊之死是在文帝十一年。假若是司马迁写的，为什么后来的卜者就不载了？而且文中的老庄思想十分浓，不唯司马季主动辄援用老庄，就是宋忠、贾谊也彼此以老子无名的道理相责勉，后来宋忠使匈奴，抵罪了，贾谊当师傅，绝食而死了，传里也用老庄的眼光结束他们说‘此务华绝根者也’。这种道家立场，不更像是司马谈么？”王兴国认为《日者列传》出于司马迁本人，是研究贾谊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关键证据，宋忠和贾谊对司马季主所说之话与李斯当年向老师荀子辞行之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映出贾谊积极出世和奋发有为的世界观。
《日者列传》补充了贾谊人际交往的内容，为解读贾谊悲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贾谊的形象与《屈贾列传》中大为迥异，面对司马季主道出“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的贾谊，俨然一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世俗面孔，篇尾对贾谊未得善终的结局作出“此务华绝根者”的尖锐批判。作者利用贾谊之口道出“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和“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不仅为故事发展埋下伏笔，也一语点破士大夫悲剧宿命的内核。相比《屈贾列传》中“哭泣岁余”的自伤，贾谊“不食，毒恨而死”则是更为决绝的自戕。“绝食而死”没有得到后世主流的认同，只有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采信了此说。《史记》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说明贾谊的具体死因还无法盖棺定论，其中是否存在隐情，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作下一步判断。
2.《汉书》《汉纪》及《资治通鉴》的不同处理
第二篇完整叙述贾谊生平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着重于贾谊在政治舞台的表现，还原了贾谊“青年政治家”的人物底色，《汉书·贾谊传》对“贾谊之死”前后所发生的事件叙述如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子勝则梁王矣。后有徙代王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居数年，梁王勝死，亡子。谊复上疏曰……(《上疏请封建子弟》)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候。谊知上必将复王之地也，上疏谏曰……(《谏立淮南诸子疏》)梁王勝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向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
班固对“贾谊之死”的描写为“常哭泣，后岁余，亦死”，与《屈贾列传》的“哭泣岁余，亦死”略有不同。此外《汉书》还记录了一些发生在梁怀王去世以后的事情，其一是在梁怀王身死国除之际，贾谊向汉文帝上了奏疏即《上疏请封建子弟》，其二是文帝封淮南王四子为列候，贾谊上疏谏言即《谏立淮南诸子疏》。文帝封淮南王四子为列候，《史记》是写在梁怀王堕马之前，结合《汉纪》和《资治通鉴》所载，贾谊上《谏立淮南诸子疏》的确切时间应在文帝八年，而梁怀王死于文帝十一年，故贾谊上《谏立淮南诸子疏》是在梁王死之前而非之后。班固将贾谊奏疏“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没有按照时间精确排列，容易引起误解。但贾谊作《上疏请封建子弟》确是在梁怀王去世以后，文帝听从其建议做了相应部署，数年后爆发“七国之乱”，梁孝王刘武全力抵抗为平息叛乱立下首功，显示了贾谊的战略目光，同时也提供了贾谊在梁怀王死后仍有所活动的有力证据，而不是仅仅“自伤为傅无状”、不久便“哭泣而死”如此简单，这是对《史记》的第一个疑点。
荀悦的《汉纪》对贾谊事迹也有简要记录，主要穿插在《孝文皇帝纪》中，其中提到“贾谊之死”的内容如下：“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楫薨，无子，国除。楫，上之少子也。好读书，上爱之，故以贾谊为傅。王堕马薨。谊自伤为傅无状，旦暮哭泣，岁余亦卒。谊时年三十。”《汉纪》的记录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为本，除了记错贾谊去世时年龄(应为33岁)的失误，荀悦在书写“贾谊之死”时又增添了一处细节，将贾谊哭泣的举动形容为“旦暮哭泣”。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哭泣岁余，亦死”，到《汉书·贾谊传》的“常哭泣，后岁余，亦死”，再到《汉纪》的“旦暮哭泣，岁余亦卒”，“哭泣”——“常哭泣”——“旦暮哭泣”，贾谊哭泣的频率及伤心的程度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抬升。“哭泣的贾生”在后人心中逐渐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人物标签，追根溯源就是《史记》《汉书》和《汉纪》这三次历史叙事导致集体记忆被“修改”。
《资治通鉴》对《汉书·贾谊传》和《汉书·食货志》等材料进行删改，精心塑造贾谊政治家的主体形象，却在陈述“贾谊之死”之时笔触非常简略：“太宗孝文皇帝前十一年，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上疏请封建子弟》)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三十三矣。”《通鉴》对《史记》“哭泣岁余，亦死”和“不食，毒恨而死”两种说法皆不采用，不写贾谊“哭泣”也不提梁怀王堕马之事，仅有“后岁余，贾谊亦死”七个字，没有具体交代贾谊去世的原因，我们只能从“贾谊亦死”中体会到作者似是认为贾谊之死与梁怀王之间存在某些关联，但《通鉴》既不提梁怀王堕马事件，贾谊的去世与梁怀王之死也就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这是对《史记》的第二个疑点。时至宋代，贾谊哭泣岁余而死已是史家共识，垂泪失意的贾谊形象也化为“怀才不遇”的经典符号，《通鉴》却不写“哭泣”这个举动，这是对《史记》的第三个疑点。关于重要政治人物的“非正常死亡”，《通鉴》通常会给予细节性的描写，以贾谊相近时期的名臣晁错和将军周亚夫为例，《通鉴》对二人之死的记载分别为“错衣朝衣斩东市”和“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两则材料都摘自《史记》而不改一字。《通鉴》为何没有依照《史记》和《汉书》对“贾谊之死”进行叙述，有两种可能性原因：第一，作者认为贾谊的去世属于正常性的死亡，并不认同《史记》里的两种记述；第二，出于《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既然贾谊的去世与文帝本人不存在直接性的关联，故不必展开书写。
二、贾谊之死的多重原因
经过史料爬疏，《史记》里“贾谊之死”的两种书写存有诸多疑点，有必要重新考察相关事件及涉及因素，依据线索抽丝剥茧，找到贾谊去世的幕后真相。
1.梁怀王堕马事件
《史记·屈贾列传》和《日者列传》都提到了梁怀王堕马事件，《汉书》和《汉纪》也相信这个事件与贾谊之死有直接关联，《资治通鉴》却选择隐而不述。此事是否直接影响到贾谊的去世，关键在梁怀王这个核心人物，深入探究他与贾谊之间的关系，才能挖掘更多关于梁怀王堕马的细节。
梁怀王年幼夭折，史书无法为其单独立传。《史记·梁孝王世家》中的相关内容如下：“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勝为梁王……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于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汉书·文三王传》中关于梁怀王的记载：“孝文皇帝四男：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诸姬生代孝王参、梁怀王揖。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与太原王参、梁王揖同日立。”《汉书·贾谊传》里贾谊出任梁怀王太傅的具体经过：“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即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
梁怀王是文帝“最少子”，也爱好《诗》《书》，文帝对他的宠爱“异于他子”，加之其被封在强大富庶的梁国，足以看出文帝对这位小皇子寄予厚望，有意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长安，彻夜长谈后便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此举意味深远。徐复观看得相当通透：“贾谊两傅藩王，而意义不同。梁怀王为文帝爱子，且系褒封大国，贾谊傅之，有实质之意义，且与朝廷之声气未断”。梁国的地理位置特殊，梁怀王的身份高贵，文帝安排贾谊辅佐小皇子治理梁国，还时常询问政事得失，显然有后续重用贾谊的意图。其实如何用贾谊，文帝内心一直有长远的规划，从未真正放弃过，先前贬贾谊至长沙不过一时权宜之计，使其暂离政治旋涡。进而分析贾谊与梁怀王之间的关系。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贾谊被拜为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二年贾谊去世，他在梁国生活了五年时间直至生命的最终。贾谊一生的出仕时间总共十二年，四年任职长安，三年谪居长沙，五年的梁国太傅是他政治生涯里最长也最为安稳的一段时光。改任梁怀王太傅可以视作贾谊仕途的重大转折点，他到梁国以后全身心辅导梁怀王，《新书》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于此期间完成的，《傅职》《保傅》《胎教》《辅佐》《君道》《劝学》《大政》《修政语》这些篇章见证了贾太傅的殚精竭虑。这五年里贾谊与梁怀王朝夕相处，二人的情义日渐深厚。贾谊一向重情，怀王意外离世他必然痛心，属于袁枚所说的“深于情者”，而不是姚莹眼中的执于“功名之念”，因为失去仕途依靠才“悲伤以至死”。
梁怀王堕马事件的前后经过，《汉书·文三王传》的记载如下：“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堕马死，立十年薨。无子，国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怀王坠马是入朝觐见文帝时发生的事情。文帝十一年夏天，依照汉朝“五年一朝”的制度，梁怀王得以第二次入宫，素性好猎的汉文帝一时兴致高涨，带着梁怀王一起外出射猎，途中小皇子不慎坠马。这起意外与贾谊并无直接关系。此事的起因在于文帝，从旁侍卫看护不周，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贾谊这个太傅。司马迁所谓的“自伤为傅无状”，即贾谊把责任全部揽于一身，明显有违常理。贾谊在任职太傅期间可谓呕心沥血，没有丝毫辜负文帝器重和嘱托，“为傅无状”的罪名究竟从何而来，只可能是政敌落井下石的毁谤之词。以姚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贾谊因为失去梁怀王而深感前途无望，故一蹶不振最后郁郁而终。从贾谊在梁怀王死后的举动和反应来看，这个观点缺乏说服力。梁怀王堕马而亡，死后无子，按例封国将要被取消，贾谊立即上书文帝，建议加强皇子封地即代国、淮阳国的势力，同时另择合适人选继嗣梁国，早做筹划，维持朝局的稳定，文帝深以为然，接纳了贾谊的主张。贾谊的反应及时，奏疏条理清晰，目光长远，充分表明他在梁怀王去世后保持着客观和冷静，仍不遗余力地为汉朝出谋划策，没有伤心过度到了情绪失控的程度，遑论愧疚深重以至于颓废自弃。关于梁怀王堕马事件的处理，文帝没有追究贾谊的责任，并且依然重视以及采纳贾谊的建议，说明内心未存埋怨或是怪罪之意。照此情形，贾谊未来仕途不会受到牵连，忧虑前程而毁身的看法不足以成立。
还有人将贾谊哭泣过度、自伤而亡归结为性格缺陷，他的人生悲剧其实是性格的悲剧，例如苏轼在《贾谊论》中说“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指出贾谊不能待、不能忍，王兴国也评价贾谊“既不善于处顺境，也不善于处逆境”。周桂钿撰有《如何评论贾谊》一文逐条进行反驳：“东坡以为贾谊是‘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贾谊是这样的人吗？他被贬后，先任长沙王太傅，再任梁怀王太傅，也曾与汉文帝谈鬼神事，还一再上疏，建议削诸侯的封地，认为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强调这将成为后患。他并没有因为被贬就一蹶不振。”不论身处何处，贾谊一刻不忘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从未间断，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高位跌落依旧不改本色，怕是中老年也未必做得到，贾谊的心理素质如何该有公正评判。或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等文章批判贾谊性情太过多愁善感，这些文赋属一时一地有感而发，不能代表贾谊的整体性格，当年周勃被诬谋反下狱，贾谊不计前嫌地向文帝求情希望礼待周勃，观其《鵩鸟赋》中“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的豁达境界，贾谊的胸襟非同一般，绝非偏狭之人，不会仅仅因为梁怀王坠马一件事便沉溺悲伤而不可自拔。
2.“岁余”之间的“兵涝相乘”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描述贾谊去世时用了“岁余”这个词，“岁余”意为一年多，说明梁怀王坠马以后贾谊不是跟着就死了，两人的死亡时间至少间隔了一年以上。一年多的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只是这些事没有被记录下来或目前还没被发现，《汉书》提到贾谊在这段时间内还在向皇帝上疏陈策，并没有因为梁怀王的死只顾着自责伤心，然后哭泣过度而死。若《日者列传》记载为真，贾谊毅然绝食自杀，跟随梁怀王一起离开人世，那贾谊的去世就是梁怀王堕马直接导致的，再无怀疑的余地。《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都不采信贾谊绝食而死的说法，而且保留了“岁余”这个时间信息，不排除有其他因素对贾谊的离世产生过重大影响。
“岁余”是很笼统的时间概念，梁怀王死于文帝十一年夏，可以推测出贾谊的死亡时间应在文帝十二年夏到十三年夏之间，那么从文帝十一年夏以后到十三年夏之前，这期间内所发生的事，皆有可能和贾谊之死产生关联。《汉书·文帝纪》相关记载如下：“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还代。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二千户。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三月，除关无用传。诏曰……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诏曰……夏，除袐祝，语在郊祀志。”《汉纪·孝文皇帝纪》的记载如下：“贾谊谓汉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边狄道。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河决东郡酸枣，溃金堤。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二千户。二月，出孝惠后宫美人，令得嫁。三月，诏曰……是岁，吴有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长三寸半，左角长二寸半，围皆二寸。本志以为‘吴后举兵为逆之象’也。十三年夏，除袐祝之官。”
上述至少有两件大事，必定会令贾谊心有触动。第一件事是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狄道县为西汉陇西郡治所，匈奴屡次侵扰汉朝边境，常发生在草原物资匮乏的秋季时节，即梁怀王去世的夏天后不久。匈奴边患是西汉前期的重大威胁，一直萦绕在贾谊心头挥之不去。为应对匈奴问题，贾谊曾“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提出过设立属国、施行“三表五珥”之术等方案，还主动向文帝自荐，希望能派他去做匈奴属国之官，文帝虽不予采纳，但贾谊急于解决匈奴之患的心情可见一斑。面对匈奴的再次进犯，贾谊刚经历了小皇子坠马而亡的意外，即便想为朝廷分忧也力不从心。就在贾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晁错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三十三矣。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匈奴寇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帝嘉之，赐错书，宠答焉。错又上言曰……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文帝准备发兵征讨匈奴，晁错乘机献上《言兵事疏》，文帝没有采用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但对晁错表示欣赏，赐诏书以示嘉奖，晁错紧接着又上了《守边劝农书》，文帝听从其言实行移民实边。贾谊的早逝促使汉廷选择起用晁错，直接影响了改革、削藩等重大事宜的推进节奏和走向，导致景帝时期发生“七王之乱”，汉朝政权险些倾覆。
第二件事是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酸枣，溃金堤”，这是汉朝对黄河决口的最早记录。《史记·河渠书》也提及“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当时东郡属于梁国封地，决堤地点在梁国治辖内。酸枣县（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西南）距贾谊居住的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仅有百公里，天灾之后必有人祸，贾谊就算没有亲眼目睹至少也有所耳闻。梁国曾在文帝九年发生过特大旱灾，“九年春，大旱”(《汉书·文帝纪》)，数月无雨、民不聊生，贾谊一边辅助梁怀王赈灾济民，一边写下《旱云赋》怨怼上天与当政者：“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强烈的忧民之心令贾谊情绪激动、无法平静，此次河水决堤又在梁国境内，但贾谊无法再为民奔走纾困，焦虑之下情况恐又恶化。
3.贬谪长沙
史书记载贾谊“岁余”后离世，人们容易把焦点放在梁怀王堕马事件上，忽略贾谊先前的身体状况。《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两次提到长沙气候的阴湿和贾谊心情的郁闷，“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从汉代到唐代，湖南多是官员流放之地，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当时气候相较今天要更为炎热，长沙即便作为诸侯国都，与中原相比仍属荒僻之地，山林地带瘴气弥漫，蚊虫毒物随处可见。生为洛阳人的贾谊，长期谪居于此，水土不服、湿邪入体再加上心情郁结，健康状况必然受到损伤，不难推想贾谊在赴任梁国之前身体已落下病根。“气候影响物候，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贬谪长沙的经历不仅对贾谊身心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后人议论贾谊往往会提及长沙，如唐代李群玉的“卑湿长沙地，空抛出世才”和宋代许景衡的“贾生卑湿不无忧”这类诗词不胜枚举，随着时间推移“长沙卑湿”逐渐与贾谊形象系为一体，成为贾谊悲剧中无法分割的重要因素。
梁怀王去世不到半年内，接连发生了匈奴侵扰的兵患和黄河决堤的水灾，十年前贾谊在《论积贮疏》发出的预警变为现实：“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还未从梁怀王意外中恢复元气的贾谊，又相继遭受“兵涝相乘”的打击和刺激，加之先前谪居长沙时健康受损，多重原因的交织导致贾谊的最终离世，而梁怀王事件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谓自责过度、哭泣而死是司马迁塑造贾谊文本所运用的叙事手法。
三、“贾谊之死”的文本生成
通过重新考察梁怀王堕马事件及相关细节，梳理史料中“岁余”之间所发生的可能与贾谊产生关联的重大政治事件，结合贾谊先前谪居长沙的生活经历和身体状况，“贾谊之死”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原因和贾谊被文本遮蔽的真实面相得以浮出水面。后人多以贾谊是因梁王坠马自责过度、哭泣而死，进而将贾谊悲剧解读为典型的性格悲剧，集体记忆形成的根源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和《汉纪》的强化渲染以及历代诗词文赋的文学性加工使贾谊文本在群体性建构中不断衍生，直至抑郁哭泣的贾生形象根植于世人心中难以撼动。《屈贾列传》作为“贾谊之死”的原生型文本，对于人物呈现、逻辑结构和叙事模式起着决定性作用。
司马迁对屈贾二人怀有强烈的钦慕、同情与共鸣，使得《屈贾列传》在《史记》人物列传中极具特殊性，纵观全篇不曰“贾谊”而曰“贾生”，仅从称谓就已见无限爱慕与景仰之情。金圣叹曾有“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的点评，李景星也认为“此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屈、贾、司马三人合传可读也”。司马迁在《屈贾列传》中留下大量的情感投射与自我表现痕迹，读者进入文本仿佛聆听屈原、贾谊、司马迁三个生命相互交织所奏的命运交响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在历史文本中创造了新“屈原”和新“贾谊”。
1.司马迁的自我投射
一个人越是才华横溢、天赋奇高，却没有得到相应公正的对待，就越令人忿忿不平；一个人越是年少有为、前途无量，突逢意外变故而英年早逝，就越让人扼腕叹息。司马迁是优秀的史学家更是出色的剧作家，“贾谊之死”是整个戏剧冲突的高潮部分，司马迁运用“梁怀王堕马事件”和“哭泣而死”的手法，把读者对贾谊的同情和惋惜拉到了最高值。
司马迁将梁怀王堕马处理成“贾谊之死”的主要原因，因为这起事件是突发性意外，它本不该出现在梁国太傅贾谊的人生轨道中，但这种突发性意外更能增添命运无常的悲剧色彩。不合常理的是梁怀王堕马这件事本不该怪在贾谊头上，司马迁要把它放在贾谊头上，而且还让贾谊自己怪在自己头上，即“自伤无傅无状”。人生如果突发意外或无端遭遇厄运，到底应该算在谁头上？司马迁显然把自我的精神创伤投射到了贾谊之身，因为“李陵事件”也是司马迁人生中一个意外，是他一直想不通的无妄之灾，他万万没想到行正义之事的后果却是被误解下狱、遭受宫刑，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让他痛不欲生、精神恍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反复倾诉这些自我埋怨、迷茫还有愤怒，“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表面上司马迁把“李陵之祸”归咎于自身，就如同贾谊的“自伤为傅无状”，但到底归咎于谁，是怪自己、怪汉武帝还是怪命运，司马迁最终也没有在寻找答案中获得解脱和释怀，于是他把困惑代入到了贾谊的人生。悲剧一贯强调人类生活中的偶然因素，悲剧的内核就源于命运的无常，在命运的巨大推手面前人类显得渺小脆弱，当一个人陷入绝望却不知道该去怪谁，这种茫然无措才彻底宣告了人生的荒诞无稽——找不到罪魁祸首是命运最不讲道理的时候，如同庄子所说每个人皆“游于羿之毂中”，被射中或射不中都是命而已。
司马迁选择用自责过度、哭泣而死的方式来终结贾谊的生命，因为自责过深所代表的性格特质是过于自尊和要强，有偏执和钻牛角尖的倾向。司马迁认为贾谊评价屈原“何国不容，自令若是”，而他自己却也“爽然自失”，症结都出在性格问题上。这种性格不仅是司马迁笔下的屈原和贾谊，很多士人身上也有此一面，例如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司马迁在自序中提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滞留洛阳未能随行，有生之年错过如此盛事，司马谈深感遗憾和郁闷，病情加重后抱恨而终，“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屈原的投江是直接自杀，贾谊的自责过度、哭泣而死属于一种间接自杀，司马谈的“发愤且卒”也属于一种间接自杀。司马迁视腐刑为世间头等耻辱，曾表明受刑后本想自我了断，为了写完史书留给后人评判，他只能选择隐忍苟活，“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完成《史记》后不久司马迁便消失在公众视线，司马迁之死至今仍是一桩学术谜案。和投江相比，哭泣而死是一种将生命慢慢消耗殆尽的死亡方式，肉体和心灵所受折磨与摧残更深，从某种意义来说，“贾谊之哭”就是“司马迁之哭”，司马迁欲求死而不能，将自我情绪隐秘宣泄于贾谊文本之中。哭死是一种很特殊的死法，“哭”包含了“悲”“怨”“愤”等多种复杂情愫，单是贾谊为谁而哭就有无数种解读，“哭泣”在“贾谊之死”中扮演着最生动也最核心的戏份，后人对“哭”这个举动不断强化和渲染，于是“哭泣的贾生”深刻烙印在集体记忆当中。贾谊哭泣而死的叙事手法与“杞梁妻”被改编为孟姜女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左传》中杞梁妻只是迎丈夫灵柩于郊外，经过战国和汉魏文人的逐步建构，增添了“哭夫”“投水”“城崩”等情节，文本到了唐朝逐渐定型，“杞梁妻”典故最终演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传奇故事，而哭戏正是悲剧的灵魂所在。人们悲叹于贾生之哭，如同感佩于孟姜女的忠贞，司马迁成功地把“贾谊之哭”变为千古士大夫之哭。
2.悲剧的偶然与宿命的必然
悲剧固然强调偶然因素，司马迁总想要在偶然性背后找到某些必然性，“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对因果机制的兴趣源于探索历史兴衰、人生成败规律的雄心。《史记》对商鞅、白起、李斯、项羽、韩信等悲剧人物持有宿命式的论调，贾谊的人生结局也不外乎如此，“贾谊之死”看似是种种巧合作祟，其实司马迁在文本中早已悄然设下“贾谊必死”的宿命暗语。
梁怀王堕马虽是偶然性事件，但文本深处潜藏着“贾谊必死”的诸多伏笔。首先两次使用“自以寿不得长”的心理暗示，还在贾谊文赋中挑选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放在合传中，除了提升与屈原人物合传的适配度，这两篇赋代表贾谊在人生低谷期的命运观和生死观，可以凸显贾谊文人性格中的多愁多思与敏感忧郁。其次有意放大文帝对贾谊的冷落疏远，营造贾谊不遇明主的坎坷，结合司马迁“爽然自失”的评语，贾谊哭泣而死的情节显得水到渠成。最重要一处铺垫是司马迁借周勃、灌婴等人之口道出贾谊必死的根源所在：“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洛阳之人”强调贾谊出身毫无根系，军功贵族集团势必要压制新起的年轻士大夫，“年少初学”提示贾谊年龄和资历尚浅没有功绩傍身，“专欲擅权”批评贾谊处事锋芒毕露，性格耿直、不懂藏拙，“纷乱诸事”直指贾谊在文帝初立之时就急于破旧立新、大改格局。改革就是要重新切分蛋糕，“贾谊想改革，他的方案必定要损害王公贵族的利益，自己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是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贾谊身世和屈原大为不同，没有强大宗族背景支撑，导致贾谊被文帝用作对抗军功贵族集团的探路石，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和新旧势力交替的陪葬品。
《日者列传》借贾谊、宋忠之口阐明大一统格局下士大夫的共同命运——“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贾谊最后落得凄惨收场是历史选择的必然。文中塑造的“贾谊”和“宋忠”只是无数士大夫悲剧中的个案，司马迁自认“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下场同样悲惨，司马迁借贾谊与汉文帝之间的君臣际遇发泄自己对汉武帝的怨愤不满，却也无奈于士大夫无法自主选择明君的命运困局。因此“贾谊之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生态、跨越历史时空的集体类悲剧，张树平认为贾谊表征着从春秋战国以降以“自由流动”为明显特征的“游士”阶层的终结。随着汉初政治稳定与中央集权的发展，游士为一种大一统时代下或权威体制下的新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逐渐失去在各个政治势力之间自由流动、择善而从的外部环境，不能不服务于唯一的合法性政权，由此造成其心态上与行为取向上的种种变化，譬如对天子的“忠”与“敬”、对时局的“忧”与“怨”。汉朝初立，贾谊作为新型知识分子，他的命运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连，在大一统的政治空间下主观上有选择、客观上无选择。而屈原是贵族大夫，因为屈原出身楚国国姓，国为其家、家为其国，殉国也是殉家，他的牺牲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他的贵族血统限制了他的普适性。贾谊是真正从一名平凡士子成长为朝廷的士大夫，他的生命经历与情感体验更能引起士人的普遍性共鸣。“贾谊之死”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士大夫的悲剧宿命，贾谊的“忠”与“忧”、“悲”与“怨”，他所有情感和经历的源头固然与心怀社稷的品格分不开，却也意味着士人向皇权靠拢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史记》叙事中最为常见的模式，司马迁认为它适用于个人、家族和朝代，例如《田叔列传》的“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穰侯列传》的“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平准书》的“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等等。贾谊故事的发展走向也符合这个模式，司马迁的高超之处就是把贾谊人生前期书写的近乎完美，一个洛阳少年拥有绝世的天赋和才华，得到河南太守吴公赏识召至门下，吴公因政绩卓越被征为廷尉，贾谊得其举荐也顺利入朝为官，先遇吴公这样位高权重的恩师，后遇年纪相仿的汉文帝即天下士子梦寐以求的伯乐。恰逢文帝初登基、亟需得力心腹，这对年轻君臣性情相投、一拍即合，故贾谊一入朝堂便如鱼得水、意气风发，入仕不足一年就破格升迁为太中大夫。从一名普通的洛阳士子到天子身边最为倚重的近臣，贾谊仅用两三年时光就完成了他人穷尽一生也无法达成之目标。就在文帝提议贾谊任职公卿，眼看仕途即将再次飞升之际，贾谊的人生出现戏剧性转折，好运气仿佛戛然而止，前期的一帆风顺变为后期的一路跌落直至英年殒命。《屈原贾生列传》中的“爽然自失”和《日者列传》中的“忽而自失”，把贾谊人生由盛及衰、命运流转的终极原因都推回到贾谊自身。写出西汉第一雄文的贾谊，如同繁花流星般惊艳绚烂而后朝着死亡之神迅速滑落，“贾谊之死”宣告着生命的脆弱性和命运的虚无感，即使你满腹才华，即使你生逢其时，即使你得遇明主，即使你占尽先机，最终还是可能落得悲剧收场。
3.历史书写的初心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大多为拥有雄心与抱负的不世之材，像屈原和贾谊这般王佐之才，不仅本性正直纯良，身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始终对国家社稷和民生疾苦抱有深沉关切，最终结局却是一个自沉汨罗、一个哭泣而死。这种现象触发着我们对命运的永恒思考，一个人如果选择度过不平凡的人生，主动追求爱情、事业、财富、政治活动等美好事物，就意味着要付出和承担更高的代价和风险，因为美好事物本身是脆弱的且充满不稳定因素，所以人生随时面临着被颠覆和被毁灭的危险。庸碌无为的人生虽然枯燥无味却是相对安全的。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指出好的人类生活就在于追求和实现一系列特定情况下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善，“我们的价值框架越丰富，我们越有可能面对这种可能性；然而，一种刻意避开这种可能性的生活最终又会变得贫乏无趣。”好人抱着好心去做好事，最后却引发坏的结果，人生的诸多不公和苦难一再考验着司马迁内心对于因果循环的信仰，“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是否真的存在？司马迁在《史记》第一篇人物列传《伯夷列传》中就发出了对“天道”的终极拷问，结尾他引用孔子和贾谊的话进行自我开解，“‘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天道时常出现短暂性缺席，但它最终会在历史书写和后世评价中得以体现，司马迁也将其著作及声名交托于后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坚信历史人物所遭受的不公正会经由史家之笔而还以公道。
天道的实现有赖于史家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努力，司马迁笃定史家之笔可以执行他所信奉的道义，因此历史书写要比原始材料更能呈现出道德意义。《史记》中很多文本涉及如何平衡调和事实与价值的冲突问题，即著名的“休谟问题”——“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司马迁有意效法孔子的“春秋笔法”，在历史书写中将道德原则优先置于历史事实之上，他“想要追随孔子历史编纂的两个原则：完成一部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同时以强调道德教化的方式去写作。当然，历史事件并不总能充分展示道德教化，因此真实历史和理想历史之间存在差异……历史学家必须在准确性和说教性中选择，只有牺牲一种价值才能获得另一种价值。”无论是材料的取舍还是意义的传达，皆依赖史家的个性化表述与阐释，因而历史文本具有叙事性、文本性、多元性和主观性。詹姆逊曾提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史家个人的观念和意识只有依托于文本才能呈现，历史书写须聚焦于思想的真实性，而非仅仅局限于事实的真实性。即便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如果缺乏道德意义或是道德观念存在瑕疵，便不值得为之书写。纵观《史记》的初心与宗旨，所有“死去”的材料必须要服务于“鲜活”的人生存在，由此才能实现史学功能与价值升华。传主生平记载的准确性固然重要，从中传递出的人生感悟、道德指引和象征意义则更为关键，在二者不可兼得或者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可以消解部分史实的真实性来满足启迪性，史家在平衡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过程中，允许作出取舍内容、变动细节等方面的微妙调整，以实现历史事实与人生启示、因果关系的有机统一。《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故事改造和“贾谊之死”的文本创作皆是其历史观念下的产物。
金春峰指出司马迁在揭示人性时表现出异常的敏锐和洞见，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性本质有更为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能够深入历史事件内部发掘出常人不能见的奥秘。历史著作本身是史家对于人和世界的一种主观性视角和表达，《史记》经久不衰而始终保持超凡独绝的思想魅力就在于司马迁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中国在先秦时期逐渐确立了以人为重的理念，《史记》的出现使人文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底色而绵延千年，梁启超说“《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钱穆也认为“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史记》以突出“人”为首要价值，“贾谊之死”是贾谊人生舞台中最为重要的终场落幕，对其人物性格的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司马迁放大梁怀王堕马事件的影响，采用自责过度、哭泣而死的方式终结贾谊生命，在“贾谊之死”的文本叙事中诠释出他对悲剧的独特体验与观察视角。《汉书》和《汉纪》对“贾谊之死”的书写除了增改哭泣的具体细节，大体上沿用《史记》的文本，《资治通鉴》的编纂以“政治”为第一纲领，司马光注重史学为政治提供鉴戒和服务的功能导向，将文本重心放在以贾谊为中心的政治活动，贾谊因何而死、如何而死对其政治家形象和政坛影响没有过多干扰，不予书写也无关紧要。
四、结语
贾谊悲剧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跨越时空的集体建构的类悲剧，“贾谊之死”是贾谊悲剧中的核心，《史记》《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对“贾谊之死”的不同书写，提示贾谊的死因并非《史记》记载的那么简单。重新考察梁怀王堕马事件和相关细节，梳理史料中“岁余”之间所发生的可能与贾谊产生关联的重大政治事件，结合贾谊先前谪居长沙的生活经历和身体状况，贾谊去世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原因和贾谊被文本遮蔽的真实面相得以浮出水面。后人大多以为贾谊是自责过度、哭泣而死的，进而将贾谊悲剧归结为性格悲剧，集体记忆的根源来自司马迁对贾谊文本的塑造。特殊的经历使司马迁具备观察死亡与悲剧的独特视角，他在屈贾列传中投射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创伤，将贾谊悲剧塑造成为典型的文人悲剧，而《汉书》和《汉纪》则继续抬升和强化贾谊“哭泣”这个举动，描述措辞的具体差别看似细微，实质不断放大了贾谊对梁怀王堕马事件的情绪反应，叙事语言力度的加重更加定型了世人对贾谊性格的解读，从而对文本传播效果和后人对贾谊的形象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贾谊文本在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中经过群体性建构和再生，直至“哭泣的贾生”形象演变为后世普遍接受的经典性符号，千年以来人们的主观性描摹逐渐模糊了贾谊其人的真实性格与历史面相。
席艺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