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报刊上的社会学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55 次 更新时间:2023-02-03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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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超  


读报做卡片—— 一种方法

问:今天的人们在讲起你时,多少都会惊叹你写的报刊文章数量,不完全的统计是有两百余篇。不知这个数字对不对。这一种惊叹,除了数量,还主要在于你不只是学者,也是向更大范围的读者传达专业意见的知识人。跑田野、编学刊杂志、写文章,你应该很忙吧?


吴景超:这个评价有误会之处。第一处,我算不得特殊,各位去看其他先生,大约也会发现此种数量,甚者更多。第二处,我们须讨论何为学术论文,何为报刊之文章,乃至重要的是两者关系。若按如今各位熟知的社会科学专业写作论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算是一种,除此外给报馆杂志社的文章可能就算不上了。而我对都市、农村、工业等诸多话题的讨论,却大多都刊印在《独立评论》《新路》等杂志或报纸副刊。再论学刊,如我参加编辑的《社会学刊》《清华学报》,各家有理有论据,我们是欢迎的,有新材料新发现是最欢迎的。刊印在何处,与观点自然也有些关系,在学刊学报上发表文章当然希望得到其他同仁的讨论。不过此种界限在当时并无多少人会在意,也可以说,凡写文章(文学艺术创作另论)都是在做同种工作。我个人也每天读报读刊,做卡片收集材料。


问:家人(吴景超之女吴清可)讲你每天收集的资料卡片不少于三千字,数十年如一日。你的学生费孝通回忆,他要什么资料都会来找你。作为读者,我也感觉你的文章有一些不同,其一就是使用的大多都是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精确到月份的时间,这些细节看似不紧要,其实真见功夫,而这都来自于你的卡片积累。可能你不知道,生活在计算机和数据库年代的人习惯了关键词检索,无法想象你是如何能从成堆的卡片中捡出需要的那张的。你平时会不停去翻一翻卡片吗?


吴景超:卡片可以帮助解放我们的记忆力,使我们可以把精力多用在分析及思考上面。中国的老先生,有许多人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可以把“四书五经”背诵出来。孔子说过一句什么话,在哪本书哪一页里,他们都记得。照他们的话去查阅,果然不错。这种能力虽然可以令人佩服,但得不偿失。这是我做卡片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问平日是不是会翻一翻,是会的。有时随机遇到一则资料,看到一条消息,也会去搜索卡片。这个工作成为习惯了,它比较机械,但有许多好处,比如有去伪存真的作用,帮助我们多做点思考。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55年1月30日,我读报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量,1954年比1953年增加了93%。这个数字,我一看就疑心它太高,因为据我所知,苏联以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高的工业发展速度。


这个疑虑,当我在晚上把材料分类时,就很快地解决了。我在有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资料中,看到下列几张卡片。一张是1953年3月27日所记下来的资料,说明蒙古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生产总量平均每年增加9.8%。既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速度每年是9.8%,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不可能飞跃到93%。另外一张是1954年11月24日记下来的资料,说明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生产水平预计比1952年提高46%。既然整个五年计划期内,生产总量只增加46%,那么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就不可能增加93%。我把这三张资料比较一下,便下一个判断:93%,可能为9.3%之误。我把这个意见,提到有关部门。隔了几天,他们回信说,93%这一数字确系9.3%之误。这一次的去伪存真的工作,可以说是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的,而且是机械地完成的。


与人辩论——让观点归观点


问:《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934年9月9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刊登后,有许多反馈,尤其是反对的似乎不少。不知这是否在你意料之中。


吴景超:在我写那篇短文的时候,早就料到那篇文章会引起一部分从事农运的人的误会,所以我在篇首便先声明,我所要说的,只是救济农村的一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可做而且应该做的,如从政治、教育、自卫等方面着手,去救济农村。


想不到虽然这样小心的声明,而有一部分人仍旧误解,以为我要提倡一种新的观点,来抹杀其余观点,其实我决没有这种意思。


问:这就引向了一个问题,什么反驳或批评是有意义的。一篇文章、一本书,假如探讨了甲和乙两个社会事实的某种逻辑关系,有意义的反驳应该是论证该逻辑有问题、不成立,而不是从其他方面来论说“考虑不全面”“没有考虑到何种因素”等。而你探讨的都市和农村,还涉及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肯定更难了。


吴景超:反对观点,一定要提出证据来,说明发展都市,于救济于农村无益处,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才可推翻我的主张。


发展都市的事业,我以为至少三点是要做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第二种是发展交通,再者是扩充金融机关。对此三种,都有反对的观点,如认为“新兴工业虽可抵制舶来品的倾销”“挽救巨额的入超”,但担心把工业全设在都市,“谁敢担保便减少了中国的无业者?恐怕适得其反,都市无立足之地者更多,农村破产益烈呢”。(见李炳寰《评吴景超之〈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众志》第2卷1期)既说新兴工业可抵制舶来品的倾销,也说可挽救巨额的入超,而其结果乃使农村破产加重,未免前后矛盾。再如认为扩充金融机关此种事业,有先生认为银行家是断然不肯放款于农村,但又说有银行假借义赈会参加农赈放款。我并没有说银行家放款于农村是抱着慈善事业的目标而来的,这种动机的讨论,不在本题范围之内,可以不谈。我只愿意指出这种行为的结果,不管他的动机怎样,对于农民是有益的,也便是可以救济农民的。我只要比较农民向银行借款所负的利息,与向地主、店户、绅士、高利贷者借款时所负的利息,其轻重为何,便可了然。


但是,我愿意谢谢反对的几位先生。我们的看法虽然不同,但是对中国大众生活的关心,大家都是一样的。我的看法还是,救济农村的事业有不同的方法。发展都市是一种。关于此点,我相信至今还没有人能推翻,这个主张还是可以成立的。


问:你还写过一篇文章《家庭职务与妇女解放》(1934年4月1日《独立评论》)谈论女性工作问题。在文末你有一个推测,当女性加入社会生产,男性的时间将减少,如此,两种性别的劳动时间都将少一半,“不是每天只做四五点钟的工作就够了么”。这个结尾让人有点吃惊。


吴景超:社会学视角讲,结论要建于材料证据之上,有何种材料就有何种结论。劳动时间减少此种结论,我没有依靠材料,算不得是论证,只是一种猜测。我并非认为一个男子或女子自此只须每天工作四五点钟,而是原本八点钟的工,因为有了女子加入后,于彼此都会缩短一半。想来,此猜测被证明显然是错的,未考虑到分工的复杂面,也不知未来社会的加速。


当初以此作结尾,是为了说明对女子经济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使得其他男子支持或至少得赞同这项事业。我同时也指出了存在困难,所以要讨论征服此种困难的方法。所谓困难,便是妇女的家庭职务。所谓征服困难的方法,便是家庭职务的社会化。家庭职务社会化之后,妇女便可一样地与男子同谋独立的职业,同为社会生产。


学界此后大概也会有更多研究,如认为我们当年的讨论大概都没有承认家庭事务、家庭劳动它自身的经济价值。遗憾,我没有等到这些讨论。


(本文系虚拟对话,除首尾两个问答,吴景超其他部分的回答参考自《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等文章。本文出自2023年1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吴景超先生,久违了》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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