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楚辞之“楚”与屈子之“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23-03-08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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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其时专指楚地歌辞。而作为诗歌集子的正式定名,楚辞乃起始于西汉时代的刘向,系刘向整理编定的一部诗集,始为16卷,包括屈原、宋玉、景差等楚人的诗歌作品,以及西汉部分文人的模拟作品,后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又加上王逸本人作品,增为17卷,俾使楚辞集子正式传世,这便有了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浪漫风格诗歌作品的总集,是继《诗经》四言诗之后,中国诗坛上一部专属楚风格的骚体类诗歌总集。所谓骚体,乃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带“兮”字的杂言(或多言)体诗歌,它突破了《诗经》四言格式,在中国诗歌史上,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家诗歌体式。自此,楚辞之名正式确立。


楚辞为何姓“楚”,南宋黄伯思的一句话,堪称权威——“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校定楚辞序》)这话说明,楚辞几乎通体贯穿了“楚”的因素。


楚地的历史,决定了楚辞的诞生和铸成其姓“楚”的重要可能性。楚国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荆蛮时期、楚霸时期、楚衰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对楚辞的形成,分别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影响和内在制约。荆蛮时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诗经》末篇 《商颂·殷武》)。身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人,由于穷困落后,只能遭北方欺凌,但它们并不气馁,在贤明首领带领下,“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楚庄王时,“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资治通鉴·周纪》)。可惜,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虽有起色,却因悼王死后贵族势力的反扑,变法失败,楚国政治开始陷入低潮。楚怀王时,君主昏庸,听从谗言,不采纳联齐抗秦主张,绝齐而败于秦,从此国运不济,到楚顷襄王时代,国势更为颓落,君主“不恤其政,群臣相妒,良臣遭疏,百姓心离”(《战国策·中山策》)。楚国从此走向衰亡。楚国三个历史阶段的起伏变化,铸就了楚人的奋发图强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而由于楚君昏庸所导致的楚国衰败,又激起了楚人强烈振兴楚政的抱负和理想,这一切,集中得以体现其精神特质的,乃是楚人的杰出代表——屈原,是屈原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书写的众多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楚人的精神抱负和理想追求,让楚辞深深刻上了“楚”的印记。


屈原出生于楚国三大望族(屈、昭、景)之一,早年“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极受君王信任,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在朝期间,受命为怀王制定宪令,试图通过改革楚政,一变楚国之貌,俾使楚国强大,联合六国,抗击秦国,进而一统天下。然而不幸的是,屈原的改革新政,遭到了朝廷内以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为代表的一帮奸臣小人的极力阻挠,他们在怀王面前谗言诽谤,致使怀王疏远了屈原,他遭到了离疏,不得不离开朝廷,被流放汉北。到顷襄王时,又再度被流放,只能行吟汨罗江畔,最终以身殉道。由此,屈原毕生从政所受之“屈”,可谓尽显。


“屈”而生怨。由于受到如此不公遭遇,屈原自然萌生了强烈怨情,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显而易见,忠君的屈原,居然遭到如此的诽谤打击,甚而落到被君主疏离地步,能无怨乎?而这种怨,直至他被流放期间,依然不改初衷,“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史记·屈原列传》)。


正因为遭到如此之不公,促使屈原发愤写下充满激情的悲愤诗篇,《惜诵》开首第一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即发抒了他的这种创作心态,也表明了他之所以会写下以《离骚》为代表、包括《惜诵》《橘颂》《怀沙》等诗歌的根本缘由。如果怀王没有听信奸臣们的妖言蛊惑,那么屈原完全有可能完成改革楚政的宪令,并使其付诸实践,从而使得楚国政治清明、国运大盛,自此走上富国强兵大道。可见,屈原的发愤抒情,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愤情也绝非出自他的本意初心。藉此,我们可以推理知晓,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愤怒出诗人”——唯有愤怒,才会激发出诗人心中的奔腾激情,唯有愤怒,才会诞生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佳作。


由《离骚》诗,我们读到了屈子对道德节操的完美追求,对国家美政的不懈奋斗,对楚国家园的深情眷恋,对人生哲学的上下求索,对宇宙真理的终极追问,对生命价值的殉道实践。“《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所言极其准确,这忧,来自“屈”,屈而吐“骚”,这才是屈原创作包括《离骚》诗在内一系列楚辞作品的根本心旨。


《离骚》《九歌》《九章》等楚辞篇章中展示的一幅幅楚地山川地理的风貌景致,以及作品中描述的丰富物产如《招魂》《大招》等,无不显示了楚地的楚物和楚貌,刘勰一语中的:“若乃山林皋埌,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而《山海经》一书所载的神人鬼怪,更反映了楚地的巫风盛行和巫术浓烈,“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篇》),“汉中风俗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太平寰宇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这些风俗都彰显着浓烈的楚文化色彩。


从楚辞本身诗句的成型看,楚地民歌——楚歌,无疑是楚辞的先导,或谓乃其影响之产物——“今夕何夕兮,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越人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孺子歌》)楚歌的这些句式,显然被屈原等诗人予以消化吸收,融化成了其作品的新句式——骚体诗,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骚诗模式。而楚辞作品中比比可见的诸多楚语和楚词,以及记录下的楚地神话传说故事,更是典型体现了浓郁的楚风、楚味,在在显示了楚声楚色,这是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学作品所难以见到的,可谓唯楚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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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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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1月18日 15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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